我所知道的“公知”們之三_風聞

“公知”們激烈的批判態度可以説是“公知”們最鮮明的特徵了，大家從網絡上可以輕鬆地發現這個問題，我對這個問題可是有切身體會的，和大家不一樣的是，我是從寢室裏、賓館房間裏、飯桌上、私密的微信羣和QQ羣、學術會議的討論中體會這個問題的。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也很疑惑，平時聊天説話的時候很温文爾雅的人，怎麼一談起自由、民主等“公知”的常見話題的時候，就和打了雞血一樣亢奮，而且是批判性的亢奮？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十幾年的時間，直到近些年我有了一個重大發現之後，疑惑才逐漸解決。

我的發現就是：“公知”們隱瞞了一個重大的歷史事實，那就是西方近現代的歷史上，發生了一件事，西方國家的政權本來是掌握在貴族階層和教士階層手中，經過資產階級革命之後，政權被商人階層奪走，並牢牢掌握在商人階層的手中。舉具體例子，貴族階層的例子舉不勝舉就不用舉了，教士階層比如法國著名的權相黎塞留，也就是《三個火槍手》中的大反派，就是紅衣主教，有興趣的大神可以到網上查一查黎塞留的畫像，可以一睹紅衣主教兼法蘭西首席宰相的風采。大家都知道自我革命是很難的，尤其是國家政權人事上的自我革命，西方國家的貴族階層和教士階層怎麼可能把自己手裏已經掌握的政權乖乖讓渡給商人階層呢？即使是對西方歷史只瞭解一點皮毛的人也知道，西方國家搞的是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也就是沒有采取常見的用大規模戰爭的手段去推翻舊的統治者，這説明了什麼呢？答案只有一個，西方國家的商人階層通過意識形態鬥爭，把貴族階層和教士階層搞得灰頭土臉一直到走投無路，貴族階層和教士階層最後束手無策，只好把手中的政權乖乖讓渡給商人階層，當然這個意識形態鬥爭也是有經濟基礎的。

“公知”們為什麼隱瞞了這個重大的歷史事實呢？因為，一個人只要有基本的學術常識，知道了這個重大歷史事實之後，都會推導出一個結論：在這個重大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發展出來的西方的現代學術理論，是為商人階層奪取和掌握政權服務的。

大家可能會問了，這和“公知”們的激烈批判態度有什麼關係呢？説起來問題挺複雜的，不過大家只要知道一個點，也就清楚了，這個點就是“仇官”情緒。一方面，資產階級革命之前，商人階層屬於“民”的範疇，大家都知道，社會動員的一個常識是，要動員人的情緒而不要試圖講道理，所以，商人階層主導的意識形態鬥爭一定會動員民眾的“仇官”情緒；另一方面，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商人階層的主業畢竟是經商，同時考慮到成功之前動員“仇官”情緒的歷史慣性，自己直接出面當官就會成為“仇官”的對象，如果再有人動員民眾的“仇富”情緒，局面很有可能會發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所以，一般情況下只能由代理人出面表面上執掌政權，大資本家自己在背後説了算。代理人不聽話怎麼辦？畢竟執掌最終權力所謂誘惑是不可抗拒的！只能繼續動員“仇官”情緒，削弱這些代理人的羣眾基礎，讓這些代理人乖乖聽話。所以，西方現代的學術充滿着對“仇官”情緒的利用。説到這裏問題就很清楚了，由於“公知”們學的主要是現代西方學術理論，他們自己的“仇官”情緒就在學習過程中被動員了出來，他們再把這一套用到動員年輕人讓自己出名上，發現這一招非常好使，於是乎就用起來沒完沒了了，怒氣衝衝的“公知”們於是就出現了。

我是怎麼知道的？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就被這些“公知”們把我的憤怒情緒調動了起來，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告訴大家，這是一個情感泥沼，呆在其中苦不堪言，我用了十幾年才爬叉出來，轉頭一看，像我這樣能夠憑自己的力量爬出來的，少之又少，很多人的一輩子因此都荒廢了。這幫“公知”們難道就不怕戕人慧命的報應嗎？（此處省略罵人的話五千字）

我還算是好的，我學了這些“公知”們搗鼓的這些東西，知道在現實的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用，最多也就是在背後發發牢騷罷了。我知道實際的例子，有些腦子直的夥計，學了這些東西，很實誠地就拿到工作中去用，最後是個什麼結果？大夥可以結合我前面的推導猜一猜。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