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華勝：最緊迫的任務是解決那些正在發生的衝突_風聞

　　Club提要：復旦大學教授、北京對話特約專家趙華勝強調，和平並非自然產生的，而是需要我們積極追求和維護的寶貴狀態。傳統的安全機制往往無法觸及戰爭的根源，而且世界上也並不存在一勞永逸、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安全機制。面對當前的國際局勢，我們最緊迫的任務是解決那些正在發生的衝突。為了推動政治進程，我們必須首先確保當事國和相關大國之間能夠達成最基本的共識，這是啓動和平對話和有效解決衝突的關鍵第一步。

　　趙華勝在”中俄合作：推動多極世界“莫斯科對話會上發言（圖源：北京對話）

　　國際安全體系是世界秩序中最關鍵的部分，不解決國際安全問題，建立國際秩序就是空談。

　　今天，安全問題是國際社會的特別關切，戰爭的陰影甚至是大規模戰爭的陰影更加濃厚。核擴散問題將更加嚴峻，烏克蘭危機將刺激一些準核國家更不會放棄核武器，也會刺激另一些國家發展核武器。使用核武器的門檻可能會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風險增加。

　　1945年8月，美國投放原子彈後的廣島。2020年8月，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廣島原子彈爆炸75週年紀念活動上發表視頻致辭，“今天，實現一個無核化世界的希望似乎正在漸行漸遠……雖然每一個國家都扮演着積極角色，但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肩負着特殊的責任。”（圖源：聯合國網站）

　　對於當今的國際社會來説，尋找通向和平之路是最嚴峻的挑戰。熄滅已燃起的戰火，防止發生更大的戰爭，不管對世界和平來説，還是對正在進行的戰爭國家來説，這都是至關重要的任務。

　　令人不安的是，戰爭與和平正在重新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焦點，世界不僅在經受着自冷戰結束以來多場大規模局部戰爭，從涉及的國家、人口、面積來説，它實際上已經影響到半個世界，而且整個世界都站在可能發生的大戰的邊緣，誰也不能保證不會發生更壞的情況，這是在幾年前還難以想象的情景。

　　從1795年伊曼努爾·康德 (Immanuel Kant) 發表了著名的論著《永久和平論》（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Sketch），在此後至今的2個多世紀裏，國際社會進行了多次嘗試，試圖找到一種整體性的框架，或説建立一種全覆蓋的國際秩序，實現長久的和平。

　　拿破崙戰爭之後，歐洲列強建立了被稱為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的安全體系，它的核心思想是形成均勢，使大國間保持力量均勢，防止出現任何霸權國家，不使任何大國擁有絕對優勢，因而它不敢發動戰爭，在發生利益衝突時召開會議，進行協調。大國協調發揮了重要作用，總體上説19世紀歐洲較前一世紀重大戰爭明顯減少，但1853-1856年發生了俄羅斯與英國法國和土耳其之間的克里米亞戰爭，歐洲協調機制的基礎動搖，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則完全解體。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形成了凡爾賽體系，它以對戰敗國德國實施嚴厲的軍備限制和鉅額賠款為手段，防止德國重整軍備和恢復發動戰爭的能力。同時，在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提議和堅持下，成立了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1920年1月10日—1946年4月18日），先後有63個國家加入，這是以建立世界政府來維護世界和平的方式，也可以説是一種全球治理的雛形。但凡爾賽體系不僅未能阻止德國重新武裝，反而刺激了德國的復仇心理。國聯是一種理想和理想主義的方式，但在德日意的對外侵略行為面前，它既缺乏意志，也完全無能為力，最終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了雅爾塔體系，出現了四個對國際安全產生了深刻影響的因素。其一是歐洲實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和平聯合和一體化，消除了歐洲綿延不息的戰爭根源，考慮到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從歐洲肇始，這一點尤為重要。其二是形成了美蘇兩極結構，達成了一種國際戰略平衡；其三是核武器的出現，它改變了戰爭的概念；其四是建立了聯合國。這是有史以來最有世界代表性也是最接近於世界政府的國際機構。它幾乎包括了世界上所有國家，它有自己的憲法—聯合國憲章，它有自己的預算——成員國的會費；它有領導機構——安理會，它有自己的代表大會；它還有自己的職能機構。儘管聯合國有種種不足，也沒有強有力的執行能力，但應該説它對維護世界和平和解決地區衝突上發揮了重大作用。在以上三個因素的作用下，在二戰結束後70多年裏沒有發生新的大戰。

　　當地時間9月22日，聯合國未來峯會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開幕。第79屆聯大主席菲勒蒙·揚主持會議（圖源：中新網）

　　冷戰結束後，華約和蘇聯消失，國際力量結構出現嚴重失衡，西方沒有了強大對手的制約，傲驕之心膨脹，欲將其制度和價值觀推向全世界，試圖一統天下。這時，在某些方面，聯合國和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體系使西方感到了不方便，甚至成了它的障礙，西方開始設置新規則，以繞過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對頂，出現了一些新概念，為制定新規則提供理論支持，諸如歷史終結論，單極穩定論，人權大於主權論，民主和平論等，現在西方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也許可以將其概括。聯合國的權威性受到嚴重挑戰，國際規則不斷被突破，一些西方國家對聯合國的藐視越來越明顯和公開，它們對其他國家主權的干預越來越頻繁。在這個背景下，地區混亂四處蔓延，歐洲的地緣政治對抗步步加劇，並最終出現了目前這世界動盪不安和戰火燃燒的局面。

　　簡單説，在過去的幾百年裏，或者説自人類有史以來，雖然有過種種努力，嘗試了種種方式，但戰爭與和平問題至今沒有真正解決。

　　由此，可以得出幾點結論：‍

　　可能需要同意康德的觀點，即和平不是自然狀態。和平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保持的，和平是創造出來的，並且需要精心的維護，國際社會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帶來和平。

　　從以往的安全機制的歷史看，不管是通過什麼途徑，它的作用都是以外在的方式制約戰爭的發生，這種安全機制很難解決戰爭發生的根源，而且，有的機制雖為制止戰爭發生而設立，但它本身反而成為刺激戰爭發生的因素，如軍事結盟、建立軍事優勢等，它使他國感到不安全，因而刺激它國擴充軍備，結成聯盟，導致軍備競爭乃至衝突。

　　不能期望建立永久和平的機制，也不應幻想建立萬能的安全機制，從以往的歷史看，一種安全機制在形成後的初期階段較為有效，而在幾十年後就會發生新的戰爭，這説明安全機制的效能有逐漸遞減的傾向，其原因是相關國家或國際形勢發生變化，導致穩定狀態的被打破。因此，一種安全機制的建立不是一勞永逸的，它也有時效性，需要不斷根據形勢的變化發展和調整。

　　轉向當前，國際形勢的現狀令人不安。

　　世界正處於毀壞的時期，原有的國際機制癱瘓、半癱瘓、失效，原有的規則被屢屢打破，約束力減低，沒有共同遵守的權威規則，沒有共同的價值體系，更沒有新的機制；世界在向着大分裂的方向疾馳，包括在政治上，外交上，安全上，經濟上，金融系統上，產業鏈構成上，技術體系上，乃至意識形態上，社會文化上，等等。

　　世界從裁軍的進程轉向軍備競賽的進程，戰爭越來越經常被用於國際政治，替代外交成為解決問題的手段。俄美和歐洲幾乎所有軍控條約和機制都被拋棄，戰爭已經是人們習以為常的話題，甚至包括核戰爭。

　　國家關係被“武器化”，國家關係的一切要素都可能成為制裁的工具或對象。僅僅幾年前，將經濟關係政治化還是禁忌，而現在已是理所當然。國家關係的所有領域都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甚至包括文化、體育、旅遊。國家關係的意識形態化，價值觀外交在西方國家又佔據上風，以價值體系來劃分國家關係，將其分為兩大陣營。

　　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委員保羅·加索爾（左）8月2日在巴黎奧運會的一場新聞發佈會上對中國游泳運動員頻繁接受興奮劑檢查一事表示“遺憾”，並呼籲各方尊重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的權威和檢測體系。自今年4月開始，美國反興奮劑中心和部分外國媒體針對23名中國游泳運動員在2021年的食品污染事件發表了多篇出於政治意圖的不實報道，並試圖挑戰WADA的檢測體系。《紐約時報》8月又以偏概全地炒作了2022年中國選手美雄酮陽性事件，意圖再次煽動對中國運動員的不滿情緒（圖源：新華社）

　　當然，這不否認世界上還存在着強大的和平力量。在輿論上，反對戰爭仍是公認的價值觀。

　　總體而言，現在世界不是越來越安全，而是越來越不安全。**現在是自二戰結束以來最危險的時刻，**其危險程度甚至超過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機，戰爭就在人們眼前加劇和升級，難以控制，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大災難的深淵。

　　那麼，應該如何使世界從這種危險狀態走出來、使世界更安全呢？通常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形成共同的安全體系，這也是中國的目標，中國稱之為“人類安全共同體”。

　　建立共同的安全體系雖然是最理想的，但這不意味着很快會實現，摧毀一個安全體系很容易，但要建設它卻很難。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安全體系。國際社會正在經歷着大分裂，不同國家對建立國際安全持有尖鋭對立的理念和立場，對應建立什麼樣的國際安全體系有完全不同的想象，甚至對應否建設共同安全體系也有不同看法，例如有觀點認為國際安全體系既不可靠也沒有用處，因而也不需要，國家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保證自己的安全，這等於重返“叢林規則”的世界。當前也不具備建立共同安全體系的條件，現在世界大國能坐在一起討論問題都已經是奢侈，更何況説為建設國際安全制度而共同努力。

　　形成共同的安全體系是長期的目標，而現在首先應解決的是正在發生的衝突。在這些重大沖突解決之前，在美歐與俄關係未達到一個穩定狀態之前、特別是在俄烏衝突結束之前，談建設統一的歐洲安全體系還為時尚早。不能期望在不穩定的基礎上建設一個穩定的安全大廈，那它隨時有倒塌之虞，而且遠水不解近渴，不能解決現在面臨的迫切問題。

　　提出對未來理想的設計並不很難，但如何解決現實的安全問題卻困難重重，國際社會深感無力，儘管許多國家做了大量努力，但依然不能改變局勢的危險性下滑。現實形勢令人悲觀，找不到靈丹妙藥，也不會出現奇蹟。可以走的只能是最簡單、最直接、也是最原始的途徑。

　　首先是努力熄滅正在燃燒的戰火，從歐亞、中東、緬甸、一直到薩赫勒地區（Sahel），只有結束戰爭，才可能防止它們擴大蔓延和升級，也只有結束戰爭，才可能談安全機制的建設。

　　法國總統與薩赫勒五國領導人召開新聞發佈會（圖源：路透社）

　　俄烏衝突仍是最大的危險。要熄滅戰火，現在最重要的是邁出第一步，也就是相關方進入政治進程。這也是最困難的一步。要啓動政治進程，首先需要當事國和相關大國取得最基本的共識。大國仍是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關鍵因素，不解決大國對抗的問題，危機就難以平息，和平就無法實現，大戰的危險就不能消除。

　　在美歐與俄羅斯之間缺乏最基本安全保障機制的條件下，需恢復或建立危機管理機制，這不是哪一方的妥協，而是為防止最壞的結果出現，對雙方的安全都有好處。

　　地區大國和地區組織也是重要政治力量，它們幫助解決衝突和推動政治進程中能起到重大作用，甚至是大國所起不到的特別作用。因此應鼓勵地區大國和地區組織更積極主動地參與解決危機的努力。

　　趙華勝、唐曉陽和韓樺訪問瓦爾代俱樂部（圖源：北京對話）‍

　　（本文為趙華勝在9月11日舉行的“中俄合作：推動多極世界”莫斯科對話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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