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商界領袖：華盛頓對華“劇本”必須改變_風聞

作者：陸岑

今年3月，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CUSCR）董事會副主席、美國安達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埃文·格林伯格（Evan G. Greenberg）與NCUSCR主席斯蒂芬·A·奧林斯（Stephen A. Orlins）、黑石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蘇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為代表的美國工商界領袖以及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艾利森（Graham Allison）為代表的戰略學術界人士訪華，同習主席和王毅主任舉行會面，就中美關係、經貿合作等重要議題展開了深入交流。他們認為，美中經濟關係的緊密依存需要雙方和平共處，才能實現各自的繁榮發展。9月24日，格林伯格在《外交政策》網站發表題為《華盛頓對華“劇本”必須改變》（Washington’s Playbook for China Must Change）的文章，呼籲美國調整亞太地區對華競爭的敍事邏輯與策略，注重威懾的同時繼續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否則美國將損害其盟邦體系和地區領導力。以下為文章的主要內容。

過去四十年，我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地創業和管理企業。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我經常與歷屆領導人會面，包括今年3月與習主席的會面。在此期間，我目睹了歷屆美國政府對該地區態度的不斷變化。有的美國總統強調區域戰略，有的美國總統則專注於中國。許多美國總統把促進貿易交往放在首位。過去十年，華盛頓兩黨日趨一致的優先事項是保護美國工人免受全球競爭的影響。在此過程中，美國戰略界痴迷於將中美競爭視為一場新冷戰。

▲2024年3月26日，王毅會見埃文·格林伯格。

這種新出現的政策正統觀念是錯誤的，會適得其反。面對中國日益增長的挑戰，美國若想建立更有利的力量平衡，就必須調整策略。美國下一任總統應該調整亞洲政策，在加強威懾的同時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如果沒有這樣的轉變，美國將面臨損害自身領導力和利益的風險。

中美都是大國，兩國對國際體系的未來有着截然不同的認知。然而，與冷戰時期不同，中美被困在一個單一的國際體系中，各自都在爭奪同一體系中相對更大的領導權和影響力。

冷戰期間，蘇聯是一個孤立、四面楚歌、資源豐富的經濟體，其工業和經濟實力從未能與美國相提並論。相比之下，中國已經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國經濟規模佔全球經濟比重的近20% ，遠超巔峯時期的蘇聯。中國是12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製造業產值佔全球總產值的35%以上。儘管兩國近年來在推動減少對彼此的依賴，但雙方的經濟相互依存度依然很高。兩國的龍頭企業仍然通過密集的全球價值鏈保持着緊密聯繫。供應鏈如今已覆蓋全球企業網絡。中美都在理性地限制對彼此關鍵產品的過度依賴。**儘管中美在高科技和關鍵國家安全領域正在進行“選擇性脱鈎”，但試圖完全切斷兩國之間密集的價值鏈是不明智的。**這種努力不僅幾乎不可能，而且還會損害美國經濟，包括那些依賴中國中間品和生產能力的企業。

這種深度的相互依存關係並沒有限制華盛頓捍衞關鍵利益的需求。甚至恰好相反，它反而提升了這種需求。正是美國對中國經濟的深度依存程度要求華盛頓必須使用一切可用工具來保護知識產權，防範通過各種手段獲取美國軍事或經濟優勢的行為，並堅持公平對待美國企業及其員工。否則，任由一個國家，尤其是經濟規模龐大的國家，通過不同的經濟行為，給美國企業造成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在戰略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也是行不通的。

與冷戰初期不同，如今兩個陣營之間沒有固定的地理分界線。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對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感到不滿的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他們都在加大力度抵禦美西方的影響力和經濟施壓。它們的抵禦越成功，它們對“非自由主義”行為體的吸引力就越大。但和俄羅斯、伊朗和朝鮮不同，中國仍是現有國際秩序的領導者。在該國際體系之外的國家從混亂中獲益，中國則不同。中國越是認同該體系，就越容易受到地緣政治風險的影響。比如，中國就不會輕易放棄發展同歐美國家的富有成效的雙邊關係。好消息是，中國將其同美西方的關係視為其歷史性崛起的關鍵所在。

▲9月19日至20日，美國副財長尚博率團來華參加中美經濟工作組第五次會議。

1992年，我剛開始在中國做生意時，上海街道的燈光昏暗，汽車稀少。人們騎自行車出行，步行推煤車供家庭取暖。如今，上海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現代化天際線。數億中國人在一代人的時間裏擺脱了極度貧困。個人購買人壽保險，企業購買財產和意外傷害險來保護他們的資產。這些進步只有通過與西方的接觸才能實現。無論是普通百姓，還是我所認識的高層領導和商界人士，都不會忽視這一事實。

**世界各國都在採取行動，最大限度地實現自身利益，而不是選邊站。**原因很簡單。第一，美國政治目前難以預測，任何國家都無法指望華盛頓會採取一項持久的長期戰略來改變中國；第二，國際社會並不希望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崩潰；第三，美國在冷戰後將其治理理念強加給其他國家（比如委內瑞拉、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的做法均以失敗告終；第四，美國遏制戰略掩蓋了美國影響力和實力的侷限性，這種危險的“盲點”在其他國家那裏沒有；第五，疏遠中國對美國盟友來説成本大和風險高。在定位與中國競爭的界限時，美國最好聽取盟友的意見。當今世界並不處於意識形態之爭。美國盟友們不希望孤立和傷害中國。

亞洲是中美競爭的中心，該地區普遍渴望經濟繁榮，注重法治和大國權力平衡。未來幾十年，亞洲將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引擎。然而，美國和中國對該地區的未來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國不希望中國“獨霸”亞太地區，希望維持自由合法的市場準入，並決意保持在該地區的經濟、軍事和技術主導地位；中國則希望恢復其作為該地區核心力量的歷史地位，希望周邊國家更加尊重其核心利益，包括領土主張。中國尋求在該地區擁有更大的行動自由，包括削弱或打破美國的同盟網絡。

如果美國想要超越中國並保持其領導地位，它就需要接受幾個難以接受的事實。例如，美國需要淡化其價值觀的吸引力。美國誇大了人權和民主原則在亞太地區的吸引力。根據我的經驗，我發現美國在這一地區宣傳其政治價值觀的努力在口頭上毫無説服力。在亞洲，個人權利的概念與對集體權利的支持是相平衡的，而且大部分國家的人口都很年輕，對未來樂觀，渴望改善治理水平、擴大機遇。在這方面，美國在推進財產保護和法治等方面的經驗比任何關於價值觀的説教更有吸引力。

該地區的國家不是圍繞意識形態建立的，而是圍繞國家認同的概念建立的。他們的國家認同為國家支持什麼、反對什麼提供了強有力的敍事。該地區領導人的一個關鍵衡量標準是，與過去相比，和同行相比，他們是否正在改善本國公民的生活。

**換言之，國家發展和安全平衡是在亞太地區大國爭奪影響力的重點。**美國的經濟模式、企業和蓬勃發展的市場是支撐其地區領導力的強有力起點。但美國目前沒有充分考慮其合作伙伴的要求，包括該地區希望擴大對美國市場準入的需求。

美國要想推進自己的利益，就要接受那些在政界已經“失寵”的觀點，比如強化經濟融合、促進以市場為導向、規則為基礎的公平貿易、以及達成貿易協議。這有助於強化美國在世界舞台上存在感和持久力。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就是通過貿易實現區域一體化的範例，我們應該考慮將其推廣。

▲當地時間9月21日，美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日本領導人在美國舉行“四方安全對話”（QUAD）峯會。

**除了促進經濟一體化，美國還需要提升其在該地區的防禦態勢。**美國盟友希望美國能夠保持持續、穩定的軍事存在。安全和軍事專家認為，為實現這一目標，美國及其合作伙伴必須引入新的概念和能力，挫敗任何國家在亞洲以武力重新劃定邊界的企圖。美國的聯盟和安全夥伴關係是其保持亞太威懾態勢的基礎。然而，美國的武器生產規模和速度無法滿足自身、盟邦和合作夥伴的安全需求。所以，從長遠計，美國有必要壯大其國防裝備生產能力，使其達到應對戰略挑戰所需的規模，包括在奧庫斯（AUKUS）、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日韓三邊協議以及一系列雙邊安排的現有合作基礎上，簽署更多合作與安全協議。

中國具有諸多優勢，包括毗鄰亞洲其他國家、幅員遼闊和規模龐大、文化底藴深厚以及知識結構豐富。然而，近年來，中國周邊環境和國內經濟形勢面臨新的挑戰，美國必須抓住時機。

美國的全球聯盟網絡是其與中國長期競爭的不對稱優勢。任何貶低美國同盟的行動都會削弱美國的競爭能力。具體而言，如果美國圍繞與中國的無休止對抗制定外交政策，它將很難找到追隨者。維護這一聯盟網絡需要持續的關注力，並注重共同利益。在這裏，美國領導人的言論至關重要。關於新冷戰、改變中國或和中國完全脱鈎的説法，只會拉大美國同合作伙伴之間的距離，也會讓中國人民更加團結，認定美國一心想阻止中國人民的進步。

需要明確的是，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中國對美國或亞太地區的態度會在短期內有所緩和。如果中國的行為損害了其自身利益，中國也會出於維護自身利益，調整其做法，但這不是為了討好美國。美國領導人無法確定中國調整其行為的時機。即便如此，美國領導人越是表現出願意歡迎一個更加繁榮的中國，中國政府面臨的國內的壓力就會越大，從而促使他們改變過於激進和冒險的路線。

我們是在爭奪相對權力，而不是絕對權力，這與共存理念是一致的。通過外交手段與中國直接對話是探索共存條件的途徑。對華接觸也不是示弱或投降，而是承認現實。美國在堅定捍衞自身利益和原則的同時，也有能力保持戰略耐心。

美國在總體國力上仍遙遙領先於中國，近年來，隨着美國經濟加速而中國經濟放緩，這一領先優勢進一步擴大。美國決策者應該帶着這些優勢自信行事，而不是拿糟糕的歷史類比來為那些在國內造成自我傷害、在國外與盟友產生隔閡的政策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