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居民收入開始被重視,但還需要時間_風聞
今天敲钟人不来-50分钟前

很多人一直對政策促進收入增長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總覺得只要“一紙令下”,自己的收入立刻就能翻着翻得往上漲,往往認為只需要調節一二三次分配就行。
比如要求:第一次分配多分給居民收入而不是投資;第二次分配政府對高收入人羣加大徵税,比如把遺產税、棄籍税、離境税、房產税還有做生意賺大錢的嚴格徵收個人所得税,把多收的税用在社保、轉移支付或者直接發錢;第三次分配就更簡單了,直接強制要求企業必須參與,加大慈善捐贈,最好直接定點捐給自己。
這種想法很樸素,也是因為現實壓力所迫,但問題是有這麼簡單嗎?
太過古老的例子不多講了,《大明王朝1566》這種畢竟也是電視劇,那就講講中國人都知道的事情:為什麼一定要和平解放北京,為什麼當年不選擇網上傳聞的梁思成另地建成、保護古城的方案?相信大家在網絡上應該看到過很多“北京欠梁思成一個道歉”之類的説法。

但實際上,梁思成提出的北京建城方案有好幾個,保護古城、另地建城的方案在一開始就被梁思成直接放棄了,因為壓根就沒有任何可能性,甚至保留古城牆不拆也絕無可能。
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嚴重缺乏建築材料。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生產力還遠遠不如印度,甚至還不如清晚期,什麼都缺,別小瞧磚塊,現在的非洲燒磚仍然是很好的生意,而就算在新中國成立十幾年後,普通人家建房還是要用土磚,燒磚關燃料就很難解決,那時候的中國只要人口聚集的地方,周圍都是光禿禿的。

就算幾年之後可以搞十大建築的時候,也完全不具備在平地裏修建一座幾十萬人口新城的能力。當初之所以要選擇在北京建都,而且非常重視和平解放,傅作義後來也被委以重任,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一個國家起碼需要幾十萬人,北方只有北京有足夠多的房子,雖然很破,需要修繕。
等到需要恢復建設的時候,不去拆掉老建築、老城牆的磚瓦,怎麼修補破損的房子?總得先考慮當時老百姓怎麼活下去的問題,再説老建築保護。更何況,真正導致大規模拆除老城牆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出於戰備安全的需要。
居民增收也是一樣的,實際上一二三次分配,越往後分配的力度越弱、覆蓋的面越低,尤其第三次分配只能作為輔助。關鍵的大頭還是第一次分配,也就是把更多新增財富分配給居民收入,其次在税收分配調整上也能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
一個根本道理就是財富是有限的,分配給居民收入的多了,投資就少了;資本、老闆、高收入人羣交税多了,積極性就下降了,更想着跑出去了,在實操中,想要對資產豐厚的人徵收個人所得税難度很大,有太多辦法去分散資產。
所以實操中給了一定的選擇權,比如一個大主播,覺得45%的個人所得税太高,那可以成立公司,交25%的企業所得税,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開支等列入企業支出,但是如果有大主播還不知足非要蹭小規模納税人的3%扣税,那就是找死了,這麼做的原因跟北京建成方案類似,徵税資源有限。
至於資產離境税、棄籍税,不是沒考慮過,但是很難落實,核心原因就一個,這兩個税只有世界第一霸主以及霸主欽點的少數國家有資格徵收。而且就算是美國,跟逃税者的鬥爭也非常激烈,真正有錢的人羣,其實並不太喜歡美國國籍,因為税太高了,也就是美國太強,所以相對更容易徵繳。
那第一次分配能不能多分點呢?
未來可以持續增加,但是短期內不可能有大的變化,甚至還要繼續加大投資,千萬不要把國家加大投資跟居民收入對立起來。
有兩方面原因:
**一是從企業競爭角度。**歸根到底企業要先活下去,只有解決了生存問題才能改善初次分配,那麼人工成本大幅上升,又如何保證競爭優勢?除非這家企業自身有了無可取代的核心競爭優勢,比如人脈、牌照亦或者某種技術,但畢竟是少數。
也不可能強制一個行業所有企業都提高分配,這必然會導致本就處於競爭中底層、掙扎求存的企業完蛋。
以上都還沒談國家之間的競爭問題。
二是中國的投資也是普通人的福利。
投資一個重點是國家用於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投資建設,典型的就是各類基建和新基建。對此小鎮在《就算身無分文,仍然很有“錢”》已經談了,一個人的總財富不僅僅是自己掌控的,還要算上自己獲得的公共財富部分。
**中美之間在個人財富構成上有着巨大的差異。**中國是先從社會總財富中拿出一部分用於公共服務建設,包括治安、交通、水電煤氣網等等各個方面,任何一箇中國人,都能以自己掌握的財富作為翹板,撬動不同數額的公共財富,但就算最最基礎的換算成市場價值也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而美國是先分給私人,然後再由私人出資去進行公共財富建設,比如最初美國很多城鎮,是先有人聚集,然後出資聘請警察。現在美國的社區差異巨大,也是因為社區的公共服務質量取決於社區住户能夠出多少錢。
很多人要求把國家的投資直接分了,那不妨想想,美國1894年就已經成為GDP世界第一,二戰後逐漸成為世界霸主,已經積累了多麼豐厚的財富,而中國當前每年GDP仍然比不上美國,而GDP屬於財富增量,這就意味着在財富存量上,中美差距更大。
那麼憑什麼中國能夠以更少的財富存量,提供了水平明顯高於美國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規模效應是關鍵之一。
當然這種模式也有問題,比如貪腐、低效等,但是這種問題是技術性的,甚至是人性根本無法根治的,不要以為美國沒有曝光鉅貪就不存在貪腐,如果不存在貪腐,為什麼美國幾十年的霸權、幾倍於中國的軍費,但是軍事建設速度明顯慢於中國?至於“國會山股神”這種人盡皆知的更不必説了。

**事實上,越是收入低的普通人,從公共財富中分得的份額相對自己的個人財富,比例越高,反而是越有錢的人,越不在意公共服務提供的公共財富,因為用錢就可以買到。**只不過一般人並不瞭解國外的真實情況,真以為自己在中國已經習慣的東西不過是稀鬆平常,對此,強烈推薦B站“食貧道”拍攝的付費紀錄片,睜眼看看國外到底是怎麼樣的,尤其是最新一集,看看菲律賓貧民窟是如何靠吃垃圾維生?看的時候要明白,這種生活在全世界已經算還可以的了。
下圖的肉就是被吃剩扔掉的垃圾,有專人回收後賣給窮人,簡單清洗過油就吃,這是菲律賓貧民窟幾乎唯一的蛋白質來源。然而這已經是一種“福利”,如果來源被曝光,以後這個貧民窟就再也無法獲得了。

説這麼多,絕不是説就不能增加居民收入,當然要增加,而且居民收入低導致消費弱,已經越來越成為中國內循環的堵點,有錢誰不會消費啊。
但是急不得。
最近確實釋放了更多增加居民收入的信號,尤其在疫情衝擊後,就業和收入已經成為居民最關切、最緊迫的問題,而過去政策關注度確實太低了。小鎮去年就撰文,建議未來國家政策重點,要從傳統投資物質的基建,向投資人轉變。
比如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國家發改委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的報告,其中提到“加快制定擴大中等收入羣體、促進城鄉居民增收的政策舉措,指導地方合理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實施農民增收促進行動”。
本週新出台的就業促進意見,也提到“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也是小鎮前面説的,提高收入最根本的還是初次分配,二三次的作用迅速衰弱。
而從更長時間看,202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説“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然後今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7月三中決定都在提這件事,到了8月國務院全體會議就更加具體了,顯然高層一直在推動居民增收。
但是能認為國家政策要驟變,要迅速加強居民增收嗎?
這就像昨天談就業一樣,重視度越來越高了,但是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而且仍然要服務於其他政策。就像就業政策要服務於高質量發展,居民增收也要捆綁在其他政策之下。
比如各個文件談到居民增收或者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要麼放在收入分配改革下面,要麼放在促進消費方面,也就是説居民增收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政策,而是要服務於收入改革、促進消費,考慮下收入改革、促進消費在所有政策的優先級,那麼居民增收的政策優先度還要更低。
這就是現實條件所限,中國的財富積累還是太少了,目前中國人實際生活水平已經遠遠高於換算成美元的數值,這已經是舉世罕見,中國一線城市市民的生活水平已經不亞於中等發達國家,而二三線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不亞於一般發達國家,而中國絕大多數人已經明顯超過發展中國家正常水平。
這就像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不得不拆除北京老城一樣,缺建材、缺安全就顧不上文化保護。
正因此,目前的對居民增收的重視度不可高估,不要看到幾份文件就覺得要大改了,當前一切的重心還是着眼未來、做大蛋糕的科技和產業升級,是應對國內外風險挑戰,對民生的重視在提升,但能夠分過去的資源很有限。
公文表述本身就代表一種信號。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的報告,説的是“加快制定……政策措施”,而不是直接説要出台某某文件,那麼到底怎麼落實還是未知的。
而且,就算真的出了一個非常強力的文件,也會因為現實資源和能力的限制很難落實。
更何況,人的幸福感來自於對比,並不僅僅是自己有用什麼的絕對值。總不會有人妄想,國家定向給他一個人發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