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居民收入開始被重視，但還需要時間_風聞

很多人一直對政策促進收入增長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總覺得只要“一紙令下”，自己的收入立刻就能翻着翻得往上漲，往往認為只需要調節一二三次分配就行。

比如要求：第一次分配多分給居民收入而不是投資；第二次分配政府對高收入人羣加大徵税，比如把遺產税、棄籍税、離境税、房產税還有做生意賺大錢的嚴格徵收個人所得税，把多收的税用在社保、轉移支付或者直接發錢；第三次分配就更簡單了，直接強制要求企業必須參與，加大慈善捐贈，最好直接定點捐給自己。

這種想法很樸素，也是因為現實壓力所迫，但問題是有這麼簡單嗎？

太過古老的例子不多講了，《大明王朝1566》這種畢竟也是電視劇，那就講講中國人都知道的事情：為什麼一定要和平解放北京，為什麼當年不選擇網上傳聞的梁思成另地建成、保護古城的方案？相信大家在網絡上應該看到過很多“北京欠梁思成一個道歉”之類的説法。

但實際上，梁思成提出的北京建城方案有好幾個，保護古城、另地建城的方案在一開始就被梁思成直接放棄了，因為壓根就沒有任何可能性，甚至保留古城牆不拆也絕無可能。

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嚴重缺乏建築材料。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生產力還遠遠不如印度，甚至還不如清晚期，什麼都缺，別小瞧磚塊，現在的非洲燒磚仍然是很好的生意，而就算在新中國成立十幾年後，普通人家建房還是要用土磚，燒磚關燃料就很難解決，那時候的中國只要人口聚集的地方，周圍都是光禿禿的。

就算幾年之後可以搞十大建築的時候，也完全不具備在平地裏修建一座幾十萬人口新城的能力。當初之所以要選擇在北京建都，而且非常重視和平解放，傅作義後來也被委以重任，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一個國家起碼需要幾十萬人，北方只有北京有足夠多的房子，雖然很破，需要修繕。

等到需要恢復建設的時候，不去拆掉老建築、老城牆的磚瓦，怎麼修補破損的房子？總得先考慮當時老百姓怎麼活下去的問題，再説老建築保護。更何況，真正導致大規模拆除老城牆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出於戰備安全的需要。

居民增收也是一樣的，實際上一二三次分配，越往後分配的力度越弱、覆蓋的面越低，尤其第三次分配只能作為輔助。關鍵的大頭還是第一次分配，也就是把更多新增財富分配給居民收入，其次在税收分配調整上也能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

一個根本道理就是財富是有限的，分配給居民收入的多了，投資就少了；資本、老闆、高收入人羣交税多了，積極性就下降了，更想着跑出去了，在實操中，想要對資產豐厚的人徵收個人所得税難度很大，有太多辦法去分散資產。

所以實操中給了一定的選擇權，比如一個大主播，覺得45%的個人所得税太高，那可以成立公司，交25%的企業所得税，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開支等列入企業支出，但是如果有大主播還不知足非要蹭小規模納税人的3%扣税，那就是找死了，這麼做的原因跟北京建成方案類似，徵税資源有限。

至於資產離境税、棄籍税，不是沒考慮過，但是很難落實，核心原因就一個，這兩個税只有世界第一霸主以及霸主欽點的少數國家有資格徵收。而且就算是美國，跟逃税者的鬥爭也非常激烈，真正有錢的人羣，其實並不太喜歡美國國籍，因為税太高了，也就是美國太強，所以相對更容易徵繳。

那第一次分配能不能多分點呢？

未來可以持續增加，但是短期內不可能有大的變化，甚至還要繼續加大投資，千萬不要把國家加大投資跟居民收入對立起來。

有兩方面原因：

**一是從企業競爭角度。**歸根到底企業要先活下去，只有解決了生存問題才能改善初次分配，那麼人工成本大幅上升，又如何保證競爭優勢？除非這家企業自身有了無可取代的核心競爭優勢，比如人脈、牌照亦或者某種技術，但畢竟是少數。

也不可能強制一個行業所有企業都提高分配，這必然會導致本就處於競爭中底層、掙扎求存的企業完蛋。

以上都還沒談國家之間的競爭問題。

二是中國的投資也是普通人的福利。

投資一個重點是國家用於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投資建設，典型的就是各類基建和新基建。對此小鎮在《就算身無分文，仍然很有“錢”》已經談了，一個人的總財富不僅僅是自己掌控的，還要算上自己獲得的公共財富部分。

**中美之間在個人財富構成上有着巨大的差異。**中國是先從社會總財富中拿出一部分用於公共服務建設，包括治安、交通、水電煤氣網等等各個方面，任何一箇中國人，都能以自己掌握的財富作為翹板，撬動不同數額的公共財富，但就算最最基礎的換算成市場價值也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而美國是先分給私人，然後再由私人出資去進行公共財富建設，比如最初美國很多城鎮，是先有人聚集，然後出資聘請警察。現在美國的社區差異巨大，也是因為社區的公共服務質量取決於社區住户能夠出多少錢。

很多人要求把國家的投資直接分了，那不妨想想，美國1894年就已經成為GDP世界第一，二戰後逐漸成為世界霸主，已經積累了多麼豐厚的財富，而中國當前每年GDP仍然比不上美國，而GDP屬於財富增量，這就意味着在財富存量上，中美差距更大。

那麼憑什麼中國能夠以更少的財富存量，提供了水平明顯高於美國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規模效應是關鍵之一。

當然這種模式也有問題，比如貪腐、低效等，但是這種問題是技術性的，甚至是人性根本無法根治的，不要以為美國沒有曝光鉅貪就不存在貪腐，如果不存在貪腐，為什麼美國幾十年的霸權、幾倍於中國的軍費，但是軍事建設速度明顯慢於中國？至於“國會山股神”這種人盡皆知的更不必説了。

**事實上，越是收入低的普通人，從公共財富中分得的份額相對自己的個人財富，比例越高，反而是越有錢的人，越不在意公共服務提供的公共財富，因為用錢就可以買到。**只不過一般人並不瞭解國外的真實情況，真以為自己在中國已經習慣的東西不過是稀鬆平常，對此，強烈推薦B站“食貧道”拍攝的付費紀錄片，睜眼看看國外到底是怎麼樣的，尤其是最新一集，看看菲律賓貧民窟是如何靠吃垃圾維生？看的時候要明白，這種生活在全世界已經算還可以的了。

下圖的肉就是被吃剩扔掉的垃圾，有專人回收後賣給窮人，簡單清洗過油就吃，這是菲律賓貧民窟幾乎唯一的蛋白質來源。然而這已經是一種“福利”，如果來源被曝光，以後這個貧民窟就再也無法獲得了。

説這麼多，絕不是説就不能增加居民收入，當然要增加，而且居民收入低導致消費弱，已經越來越成為中國內循環的堵點，有錢誰不會消費啊。

但是急不得。

最近確實釋放了更多增加居民收入的信號，尤其在疫情衝擊後，就業和收入已經成為居民最關切、最緊迫的問題，而過去政策關注度確實太低了。小鎮去年就撰文，建議未來國家政策重點，要從傳統投資物質的基建，向投資人轉變。

比如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國家發改委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的報告，其中提到“加快制定擴大中等收入羣體、促進城鄉居民增收的政策舉措，指導地方合理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實施農民增收促進行動”。

本週新出台的就業促進意見，也提到“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也是小鎮前面説的，提高收入最根本的還是初次分配，二三次的作用迅速衰弱。

而從更長時間看，202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説“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然後今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7月三中決定都在提這件事，到了8月國務院全體會議就更加具體了，顯然高層一直在推動居民增收。

但是能認為國家政策要驟變，要迅速加強居民增收嗎？

這就像昨天談就業一樣，重視度越來越高了，但是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而且仍然要服務於其他政策。就像就業政策要服務於高質量發展，居民增收也要捆綁在其他政策之下。

比如各個文件談到居民增收或者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要麼放在收入分配改革下面，要麼放在促進消費方面，也就是説居民增收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政策，而是要服務於收入改革、促進消費，考慮下收入改革、促進消費在所有政策的優先級，那麼居民增收的政策優先度還要更低。

這就是現實條件所限，中國的財富積累還是太少了，目前中國人實際生活水平已經遠遠高於換算成美元的數值，這已經是舉世罕見，中國一線城市市民的生活水平已經不亞於中等發達國家，而二三線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不亞於一般發達國家，而中國絕大多數人已經明顯超過發展中國家正常水平。

這就像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不得不拆除北京老城一樣，缺建材、缺安全就顧不上文化保護。

正因此，目前的對居民增收的重視度不可高估，不要看到幾份文件就覺得要大改了，當前一切的重心還是着眼未來、做大蛋糕的科技和產業升級，是應對國內外風險挑戰，對民生的重視在提升，但能夠分過去的資源很有限。

公文表述本身就代表一種信號。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的報告，説的是“加快制定……政策措施”，而不是直接説要出台某某文件，那麼到底怎麼落實還是未知的。

而且，就算真的出了一個非常強力的文件，也會因為現實資源和能力的限制很難落實。

更何況，人的幸福感來自於對比，並不僅僅是自己有用什麼的絕對值。總不會有人妄想，國家定向給他一個人發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