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一個10萬億經濟刺激計劃, 是否符合中國當下的需求？_風聞

 劉世錦

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

​滕泰

清華大學

李稻葵

清華大學

【導讀】二季度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承壓。近日發佈的一系列經濟數據顯示，工業生產、居民消費、投資等多項指標低於市場預期，越來越多的聲音對經濟遇冷的“體感”發表看法。但如何理解這一現狀，又應當以怎樣的方式來解決？近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CMF季度論壇上提出，中國應當效仿2008年的應對策略，推出一個總量約在GDP10%-15%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較保守的數字為10萬億。清華大學兩位經濟學家就此觀點發表了不同評價，形成了一場討論，為我們理解當前經濟情況和經濟政策提供了一些參考。

**劉世錦認為，中國經濟還有增長空間待釋放，當前問題主要是基尼係數過高，**9億低收入羣體未得到教育、醫療、養老保障，缺乏消費意願。因此，國內不應盲目學習外國的量化寬鬆政策，而是應將10萬億針對性投向公共服務和福利領域，尤其是要投向人力資源建設，加強國內社會保障能力，提升低收入羣體福利，增強社會流動性，以釋放增長動能。

**清華大學教授滕泰同意10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但認為計劃資金不應流向投資端，而是應當流向消費端。**原因在於增加投資會導致資金流向部分區域、行業、人羣，無法實現全民普惠，而消費補貼的方式更能有效地加強消費需求。‍‍‍‍‍‍‍‍‍‍‍‍‍‍‍‍‍‍‍‍‍‍‍‍‍‍‍‍‍‍‍‍‍‍‍‍‍‍‍‍‍‍‍‍‍‍‍‍‍‍‍‍‍‍‍‍‍‍‍‍‍‍‍‍‍‍‍‍‍‍‍‍‍‍‍‍‍‍‍‍‍‍‍‍‍‍‍‍‍‍‍‍‍‍‍‍‍‍‍‍‍‍‍‍‍‍‍‍‍‍‍‍‍‍‍‍‍‍‍‍‍‍‍‍‍‍‍‍‍‍‍‍‍‍‍‍

**與兩人觀點相反，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認為：**國內經濟當前遇冷，是大基建週期疊加房地產週期結束，實體經濟需求下降，債務仍然存在，冷熱對比之下產生的週期性感受，經濟運轉問題在於有堵點，而非有根本性問題。同時，社會服務和福利的提升，應當細緻、循序漸進，而不應驟然大規模提升，否則後續投入跟不上，會留下社會隱患。為了打通經濟堵點，國家發行長期債，幫助地方緩解週期性債務問題，是最好的金融手段。

三位專家關注重點有所不同，也看到了不同的問題，支持不同的解決方案。隨着美元降息，國內央行貨幣政策、規則調整，新一輪經濟刺激已經啓動，中國經濟將以怎樣的方式恢復，恢復過程中又需要怎樣的策略？值得拭目以待。‍‍‍‍‍‍‍‍‍‍‍‍‍‍‍‍‍‍‍‍‍‍‍‍‍‍‍‍‍‍‍‍‍‍‍‍‍‍‍‍‍‍‍‍‍‍‍‍‍‍‍‍‍‍‍‍‍‍‍‍‍‍‍‍‍‍‍‍‍‍‍‍‍‍‍‍‍‍‍‍‍‍‍‍‍‍‍‍‍‍‍‍‍‍‍‍‍‍‍‍‍‍‍‍‍‍‍‍‍‍‍‍‍‍‍‍‍‍‍‍‍‍‍‍

本文轉自“正和島”，原題為《經濟學家激辯“10萬億大刺激”******》，******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中國需要在一到兩年時間內，

推出10萬億經濟刺激計劃

劉世錦

**▍**宏觀刺激政策要刺激什麼

近兩年來，中國經濟疫後復甦進程儘管有曲折，總體呈現回升向好態勢。去年全年增速達到5.2%，今年上半年也達到5%，在全球各大經濟體中是居前的。

另一方面，宏觀經濟面臨日益增大的總需求水平下降壓力，GDP平減指數已經連續7個季度處於負增長。8月份的數據表明，消費、就業、財政等重要指標都出現明顯放緩乃至收縮的跡象。

宏觀經濟總需求不足是一個基本事實，這一點幾乎沒有爭議。在總需求明顯不足的情況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個常識。但要把總需求不足帶來的問題與總需求不足的起因區別開來，尤其是要理清楚什麼因素導致了總需求不足。

否則，即便採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難以見效，甚至不是解決而是加劇問題，更要緊的是會貽誤有利時機。

在這個問題上目前大體上有這麼幾種觀點。

**一種觀點是增加投資。**認為中國經濟以往的高增長主要靠高投資，目前可以投資的領域還不少，空間還很大，仍然可以通過加大投資力度維持甚至提高宏觀增速。但真實的問題是，與現階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資比重已經過高，能夠產生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有效投資空間已經相當有限。

**另一種更具主流性的觀點是擴大消費。**認為總需求不足是投資過多消費不足，在具體做法上，一種流行的主張是仿效發達國家進行“直升機撒錢”。用消費券等方法促銷無可厚非，但普遍發錢的辦法，億萬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錢發到低收入人羣，但這部分人羣吃飯穿衣等温飽問題基本解決了，拿到錢多買幾個麪包並不能解決他們面臨的真實難題。

就城市以農民工為主的低收入階層來説，他們面對的是住房、上學、醫療、社保、養老等難題。在這些難題面前，通過撒錢拿到的那點收入無疑杯水車薪。

擴大內需靠投資還是靠消費的問題本身就具有誤導性。不存在有投資無消費和有消費無投資的經濟。

真實的問題是，在我國現階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內需不足的重點何在，原因是什麼，如何才能實質性地擴大內需，這樣我們才能在深一個層次上理解和解決擴大內需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由供給約束到需求約束的兩個重要概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長。東亞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如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都經歷過類似增長。

這種增長快速吸收了人類工業化階段的技術成果，把先行者幾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長濃縮到二三十年時間內，也稱為擠壓式增長。但這類增長是有終點的。

2010年1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在達到一個高點後開始減速，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速。這種變化可以表述為增長階段轉變。一個可比較的對象是日本經濟。日本有上億人口，屬於大型經濟體，與中國有較強的可比性。

日本在上世紀50和60年代曾經歷了9%左右的高速增長。70年代初進入中速增長，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減速為低速增長，2%左右，還出現了零增長和負增長。

如果與日本比較，中國目前處在中速增長的後期，應該還有5-10年的中速增長，增速應在4-5%之間。

在這種過程中，有兩個概念非常重要。

**一個是歷史需求峯值。**也就是在工業化城市化幾十年上百年的進程中，需求增長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個點或區間。到了這個點或區間，經濟增長就開始減速。

**另一個是需求結構。**需求結構背後是收入結構，簡單地説，是中高收入羣體與低收入羣體的分佈結構。

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結構；另一種中等收入羣體比重高，低收入羣體比重低的結構，也就是通常説的“橄欖型”結構。

歷史需求峯值決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轉折點，而需求結構決定了轉折點後中速增長的持續時間。

在轉折點以前，經濟增長的主要約束是供給不足，在市場供求關係上容易出現通脹，這一時期主要是供給能力形成階段。轉折點之後，主要約束成為需求不足，事實上，需求相對下降正是增長減速的原因。通脹壓力轉為通縮壓力，或價格上升壓力轉為價格低迷壓力。

從國際經驗看，中速增長保持較長時間的經濟體，一般基尼係數比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對較小，有一個規模較大的中等收入羣體。

這樣的中等收入羣體可以釋放較大規模、較長時間的需求，從而支撐較長時間的中速增長。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較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較小，當這個羣體需求潛力大體釋放後，容易出現增長的明顯減速，導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滯後退的困境。

這個時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的關鍵節點。二戰以後，幾十個經濟體開始工業化進程，由低收入階段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但由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的經濟體甚少，大型經濟體只有日本和韓國。

一萬美元左右是一個特殊的不穩定節點，更多的國家在這個節點上出現反覆或後退，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現階段我國的基本情況是，中等收入羣體大體佔三分之一，4億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億多低收入羣體，佔三分之二。基尼係數多年來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認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

當前面臨的需求不足，與這種需求結構直接有關。

**▍**如何增加有效消費需求

增加有效消費需求首先要區分生存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包括低收入階層在內，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費為主的生存型消費趨於穩定，或者説，已經基本解決了温飽問題。消費總量擴大體現為結構升級。消費增長更多由教育、醫療衞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體育娛樂、金融服務、交通通訊等發展型消費拉動。

消費實現方式的差異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費以個體消費方式為主。發展型消費較多采取集體消費或公共服務方式，如醫保社保採取互助共濟方式，學校教育是集體學習方式，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直接相關。

擴大發展型消費僅靠個人努力是不夠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資金，是政府消費支出與居民消費支出的組合。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滯後，直接拖累發展型消費的增長。現階段，城市居民抱怨或憂慮較多的是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的壓力。

近三億農民工、近兩億外出進城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欠賬更為突出。四億中高收入羣體與九億低收入羣體之間的收入差距，相當大部分源於基本公共服務分享水平的差距。

所以擴大消費要找準痛點：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務為依託的發展型消費，二是以農民工為重點的中低收入階層。

基本公共服務短板與城市化水平直接相關。城市集聚效應降低公共服務供給成本。在傳統農村地區，現代基礎設施、基本公共服務成本過高，很難觸達。

與發達經濟體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時相比，中國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為66%，户籍城市化率為48.3%，而發達經濟體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過80%。

以往我們重視生產的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忽視了消費特別是服務消費的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而這一條應該是我們現階段擴大消費需要高度重視的一個底層邏輯。

沒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社保、養老、文化娛樂等領域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務難以實現。

從制度層面看，存在着不利於提高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約因素，集中體現在城鄉之間的三個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體現的身份和居住遷徙權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務分享權利不平等；三是財產（不動產）權利不平等。

**▍**不能簡單仿效發達國家的量化寬鬆政策

中國經歷的長達30多年的高速增長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長，都顯著高於同期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

增長動能主要來源於中國作為後起國家的追趕潛能，或者説人類社會自工業革命以來技術進步所形成的結構性潛能，也是發達經濟體已經做過的、我們還沒有做但有條件有可能做的事情。

到2035年，從目前的人均1.4萬美元到3.5-4萬美元，至少還有2萬美元的追趕潛能，主要是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的服務業發展，製造業和農業的穩固與升級等。我們經常講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事實上，這種追趕潛能是確定性較強的。

與此同時，我們還有數字技術和綠色轉型等新技術革命帶來的增長機會，也可以看成是一種新的結構性潛能。這方面我們與先行者的差距並不大，有些領域並駕齊驅或局部領先。

追趕潛能與數字綠色潛能並不是兩條賽道，而是融為一體的。傳統追趕潛能加新興數字技術和綠色技術，仍可支持中國經濟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長。

在這一時期，宏觀政策重要性在於保持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穩定與平衡。

作一個不大準確的比喻，現階段如果潛在增速為5%，宏觀政策大概影響的是1%，其餘4%取決於結構性潛能，而結構性潛能在多大程度上釋放，則取決於是否有適宜體制政策環境。改革就是為了創造這樣的環境條件。

需要説清楚現階段我國與發達經濟體在宏觀政策作用上的區別。發達經濟體也是成熟經濟體，處在低速增長期，是一種維持性折舊性的增長，新增長潛能很少，宏觀政策的變動往往能夠決定經濟增長整體走向。如果中國經濟增長真的主要依賴於宏觀政策，應該已經到了低速增長期了。

隨着中國經濟由供給約束轉向需求約束，釋放結構性潛能的改革相應轉到需求側。在繼續推動必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重心將會轉向需求側結構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認為是慢變量，遠水不解近渴。事實上，在改革工具箱內，能夠找到不少增長導向、有立竿見影之效的改革舉措，產生“今晚公佈，明早漲停”的短期效應。

即使那些中長期見效的改革，如能儘早啓動和推進，也能形成積極預期，對短期穩增長髮揮正面作用。

還有觀點認為，改革不能解決短期的貨幣信用問題。這就涉及到對貨幣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

改革就是開放權利。這些年來，中央關於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詞語是“允許”、“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許、不可以做的事情放開了，居民的權利就相應增加了。

允許、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權利增加了，就可以發現新的交易機會，而正常的市場交易要“一致同意”，對雙方都有好處，就會有一個經濟上的增量或“增加值”。

交易增加相應擴大貨幣需求，擴大信用，進而實質性地擴大需求和供給，特別是需求側改革能夠更多地擴大消費需求。

簡而言之，改革擴大權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進而實質性擴大需求。如果不通過改革把被不合理體制政策束縛的交易機會解放出來，即使增加貨幣，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會增加貨幣空轉。

**▍**建議推出一攬子刺激加改革的經濟振興方案

應推出一攬子刺激加改革的經濟振興方案，帶動經濟迴歸擴張性增長軌道。

落實二十屆三中全會關於城鄉融合發展的改革舉措，以財政政策為主，與需求側結構性改革緊密配合，產生擴消費、穩增長、防風險的綜合效應。具體包括10萬億刺激規模、兩大突破口和一個重要目標。

經濟刺激計劃規模。以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為主籌措資金，在一到兩年時間內，形成不低於10萬億的經濟刺激規模。

2008年搞了四萬億刺激計劃，當時的經濟總量是30多萬億，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等投資。去年GDP總量達126萬億，可以考慮按GDP總量10%的比重，確定刺激計劃的規模。

與2008年不同的是，這次重點是補上基本公共服務的短板。以往重點是物質資本投資，這次是人力資本投資。

這一刺激計劃在微觀層面重點帶動消費，同時也在一定幅度上帶動房地產、基建、服務業等領域投資，實質性地擴大內需。在宏觀上則可提升總需求水平，縮小與總供給的缺口，帶動GDP平減指數轉為正增長。

兩大突破口，或者説兩個重點領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進城農民工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社保、養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短期重點是由政府收購滯銷的住房，轉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實三中全會關於“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權利” 的精神。

農民由進城打工轉為在城市家庭團聚、安居樂業。增加保障房供應可以擴大房地產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帶動裝修、傢俱、家電等消費，家庭團聚可以帶動教育醫療養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後顧之憂，降低預防性儲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範圍內中小城鎮建設，帶動中國的第二輪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鄉融合發展為基礎的高質量可持續現代化城市體系。

我國城市核心區建設已達到較高水平，還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擁堵。從國際經驗看，城市羣、都市圈範圍內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

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鎮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可容納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農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時也適合製造業和中低端服務業的集聚。在這個範圍內，房地產、基建等還有一定的發展空間。

落實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允許農户合法擁有的住房通過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有序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等精神。

重點推動城鄉之間人員、土地、資金等要素雙向自主流動，以市場化為基礎優化配置利用各類資源，農民可以進城，城市居民可以下鄉，給城鄉居民雙向創業就業置業以更大空間。

進一步解放思想，積極探索，把農村宅基地流轉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相配套，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實現土地利用效率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增長、社保能力增強、城鄉居民居住條件改善、產業穩定增長和結構升級，一舉數得。

一個重要目標。就是以這次經濟振興方案實施為契機，力爭用十年左右時間，實現中等收入羣體倍增的目標，由現階段中等收入羣體4億人口增長到8-9億。

提出並推進實現這一目標，對儘可能延長中速增長期，打破需求約束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有基礎性意義。

提出並實施上述經濟振興方案，短期內有助於較快在邊際上補上總需求不足缺口，帶動經濟增長進入擴張性循環軌道，同時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錢建新制度，也將為中長期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10萬億元刺激計劃，能否換來持續繁榮？

滕泰

近期劉世錦主任提出了10萬億元的刺激加改革的擴大內需方案，我認為這個融合了消費刺激、投資刺激和改革的一攬子方案，既是當前經濟背景下擴大內需的必然要求，也比較符合當前的決策體制和決策觀念，是一個相當有政治智慧、有很強的可接受性的政策建議。

但是，從結構上，我建議10萬億擴大內需計劃還是應集中在擴大居民消費方面，否則，如果在體制慣性下被各地方瓜分後大部分用於繼續擴大投資支出，結果不但宏觀乘數較低，而且還會形成新的供給過剩，不利於確保取得持續的經濟繁榮效果。

**▍**10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首先，當前經濟的形勢恐怕比2008年、2009年更嚴峻。面對2007年開始的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帶來的嚴峻挑戰，時任國務院總理温家寶曾説，“2008年是經濟最困難的一年”“2009年是新世紀以來經濟最困難的一年”。

但是，由於彼時整個中國經濟還處於快速工業化和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國內投資和消費都有巨大的增長潛力，因而伴隨着四萬億投資計劃的出台和積極貨幣政策的持續擴張，2009年二季度中國經濟就開始逐步企穩回升。

相對於2008年、2009年而言，我們這次面臨的經濟挑戰不是外部衝擊，而是結構性的內需不足——一方面因為工業化和城鎮化高峯已過，投資已經嚴重過剩；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長慢，居民消費不足。

這種結構性內需不足的影響表現主要包括，經濟增速逐年下滑，物價低迷並有通貨緊縮風險，房價持續下跌、房地產投資負增長，股市長期下跌，年輕人的失業率較高，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加重、財政支出缺口擴大，這些情況帶來的挑戰比2008年或2009年的外部衝擊更嚴峻。

受結構性內需不足的影響，當前的有些指標如房價、股市指數、物價指數、失業率、地方財政赤字等有的還不及2020年。對於這些情況，決策部門越是認識深刻，企業家和投資者反而會越有信心，因為客觀判斷是科學決策的基礎。

因此，為了讓年輕人有更好的就業和發展前景；為了提振消費、讓經濟能夠暢通循環，讓企業的產品能夠更好地銷售；為了化解房地產風險、提振股市信心，讓家庭有更多財產性收入；為了避免通貨緊縮風險，扭轉企業盈利下滑甚至虧損的狀況；為了改變企業和家庭資產負債表衰退趨勢，為了儘快改善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缺口，我們都應儘快推出大規模的擴大內需計劃。

從以上角度，我認為世錦主任提出的10萬億經濟刺激加改革方案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當前中國經濟迫切需要的。

值得重視的是，我們之前已經出台了一些擴大內需的政策，包括一些重大項目的開工、設備更新改造、城市更新和家電以舊換新等，正在對內需發揮潛移默化的積極作用。

但是如果能夠充分重視、系統規劃，儘快出台一個10萬億規模的一攬子擴大內需計劃，對於提振企業信心、繁榮消費、暢通內循環的效果，可能比擠牙膏式的擴大內需行動更好。

**▍**10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夠不夠？

**2008年的4萬億投資計劃，相當於當時GDP的10%到15%。**根據我們現在將近130萬億元的GDP的規模。考慮到這次經濟挑戰比2008年更嚴峻，如果刺激計劃達到GDP的10-15%左右，總規模應該達到15萬億元左右。

從2020年各國疫情衝擊下各國擴大需求的規模來看，大部分刺激計劃也達到GDP的15%。以美國為例，疫情前後美國GDP大約21萬億美元，累計向美國居民和中小企業發放現金接近3萬億美元，除此之外，更重要的還有大幅降息和史無前例的量化寬鬆政策。

從實施效果看，雖然承受了兩年通貨膨脹，但這些政策的確帶來了消費和投資的旺盛需求，推動了股市、房地產等資產市場的持續繁榮，實現了美國曆史上較高的就業水平。如果參照美國刺激需求的15%左右比例，我們的刺激計劃規模也應該在15萬億人民幣以上。

總之按照以上兩個方面的參照，10萬億刺激計劃略顯保守。當然，10萬億擴大內需計劃夠不夠，關鍵不僅僅是總規模，還要看用在什麼方向，有沒有貨幣政策配合，以及產生多大的宏觀乘數效應。

以貨幣政策配合為例，不論是美國，還是日本、歐洲，在2020年疫情衝擊下都大幅降低利率，並實施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鬆政策，很多國家都降息到零利率甚至負利率。如果經濟史上有哪一次經濟衰退期間還伴隨着嚴重的貨幣緊縮，那就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期間。

雖然當時美聯儲實際上有能力改變貨幣緊縮的局面，但是它並沒有這樣做，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來是市場對此並未察覺和重視，二來是那時還沒有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那個時代的宏觀管理者對逆週期調控毫無經驗。

在1936年凱恩斯發表《通論》之後，一旦遭遇經濟衰退，降息和寬鬆就成為各國宏觀政策的標配，類似於大蕭條時期經濟衰退與貨幣緊縮同時出現的情況，就再沒有在市場經濟國家上演過。

我們如果推出10萬億刺激計劃，有沒有降息、增加貨幣供應量等貨幣政策配合？這也是十分關鍵的。

世錦主任説，“不能簡單效仿發達國家的量化寬鬆政策”，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也沒必要簡單排斥量化寬鬆政策，只要對中國經濟繁榮有好處，任何國家的經驗都可以學，當然具體還要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

如果有足夠規模的一攬子擴大內需計劃，並且有寬鬆貨幣政策的配合，那麼我們就應該對中國經濟企穩回升抱有足夠的信心。

因為相對於幾十年前沒有技術、沒有人才、沒有製造業能力，以及芯片、工業軟件等從無到有的經濟困難而言，現在的困難只不過是在之前沒有的生產能力現在都有了之後，需要提振需求、暢通經濟循環而已。

一個14億的人口大國，只要開啓邁向需求繁榮的正向循環，將來必然是全球最大、最繁榮的消費市場。

**▍**10萬億應以消費補貼為主而非擴大投資

考慮到擴大內需的迫切性，以及結構性內需不足的實際情況，10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不應該再擴大投資，而是應該主要以各種方式向居民發放消費補貼。

首先，向居民發現金補貼或消費券，其效果並非像某些學者講的那樣是一次性的或不可持續的，恰恰相反，在消費不足、經濟循環不暢的情況下，發現金補貼或消費券不但帶來3倍以上的宏觀需求乘數，而且是繁榮市場、促進企業消費的最重要切入點，一旦經濟循環暢通了，其繁榮經濟的效果是長期持續的。

其次，消費既是生產、流通的目的和終點，也是經濟循環的新起點，是人類一切經濟活動的終極目的。

十九大提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怎麼實現？就是通過居民消費來實現。所以，消費不是浪費，發消費補貼或消費券不是“打水漂”，而是真正消化過剩產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過程。

當然，任何經濟發展繼續要投資也需要消費，就如同世錦主任所説，“不存在有投資無消費和有消費無投資的經濟”。

然而，畢竟不同發展階段，投資和消費還是要有個合適的比例，比如中國長期每年五、六十萬億元固定資產投資、高達43%左右的投資率，每年比全球其他國家高20個百分點，連續這麼多年是不是太高了？

當然，任何階段都需要基礎設施、新基建、廠房設備和房地產投資，那按照各國正常水平比如25%的投資率，中國每年三、四十萬億元投資是不是就夠了？每年多出了的十幾萬億低效投、無效投資，如果能夠轉化為居民收入、擴大消費，是不是更好？

如果10萬億元刺激計劃的資金來源不是通過壓縮低效、無效投資節省出來，而是通過髮長期國債的方式所籌集的擴大內需的資金，那這些錢是主要花在擴大基建投資上，還是花在增加居民收入、補貼居民消費上，效果會有天壤之別。

當然，企業自擔風險的投資，該投的還是可以投，地方政府如果能找到深中通道這樣兼具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項目，也可以自籌資金投資，但是如果中央安排10萬億擴大內需資金，那就必須確保把鋼用到刀刃上，確保擴大內需的效果，確保能夠提振信心、暢通經濟循環、形成持續的經濟繁榮局面。

從經濟發展史上來講，任何一個國家在工業化前後都要經歷從短缺經濟，到供需兩旺，再到需求不足的轉型——與這個轉型相匹配的，就是財政政策從建設財政到民生財政的轉型，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角色轉換。

在短缺經濟階段政府，用財政資金搞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拉動的作用是最大的；在供需兩旺的階段，擴大基建投資對經濟城鎮化和工業化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的；而在後工業化、後城鎮化、後基建時代，尤其是消費需求不足的階段，如果繼續搞不必要的基礎設施投資，就會造成極大的社會資源浪費，反而加劇總需求不足。

以美國為例，在二戰前的羅斯福新政時期，政府擴大內需的主要方式是搞基礎設施投資；但是二戰以後的五、六十年代，也有幾次經濟衰退，彼時擴大財政支出的方向就更多在社保、醫療等民生領域；1990年代以後，當基礎設施相對完善，連社會保障支出也相對比較穩定之後，再遇到經濟危機就只能是貨幣政策唱主角了。

在2000年、2008年、2020年等經濟衰退年份，衝在前面的都是格林斯潘、伯南克、鮑威爾們，美國財政部雖然也發揮積極作用，比如發錢，但是其救濟和發放現金的主要資金來源也是美聯儲認購國債，本質上也可以視為寬鬆貨幣政策的一部分。

結合經濟史和各國擴大內需的歷史，為什麼説我們繼續擴大基建投資可能飲鴆止渴呢？

回顧下2020年我們面對疫情所採取的重生產、擴大投資政策效果，當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90%，而消費貢獻為負，雖然短期看投資拉動了內需，但過一兩年後這些投資就形成新增供給，形成了更嚴重的供給過剩。

雖然在2021年、2022年，這些過剩供給恰好被旺盛的歐美需求所吸收，矛盾被掩蓋，但是2023年下半年以後問題就逐步暴露出來——這樣的循環，還要再重複一輪嗎？

從擴大內需的總體效果來看，擴大投資是少數項目、少數地區，少部分相關人受益；而發消費補貼或消費券則更直接，更公平，更快捷，受益範圍更廣，擴大內需、暢通經濟循環的效果更佳。

至於有人説大家都發錢就相當於不發錢，擔心會產生通貨膨脹的觀點，其觀念顯然還停留在幾十年前的短缺經濟年代，而且對中國供給過剩、居民需求不足的情況理解不夠深刻。短缺經濟防通脹，過剩經濟防通縮，因為通貨緊縮比通貨膨脹更可怕，更難戰勝，傷害更大。

假設以向商業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發行長期國債或循環發短期國債的方式籌集到10萬億擴大內需的資金，如果從收入端入手，給居民發放消費補貼，宏觀乘數效應是3倍以上，長期可以衍生出30萬億元以上的總需求，自然可以暢通經濟循環、換來中國經濟的長期繁榮。

反之，如果用這些資金繼續以各種理由擴大投資，宏觀乘數效應大約為1左右，不但不能暢通經濟循環、換來中國經濟繁榮，而且這些投資長期還會變成新的供給過剩，未來進一步加劇中國經濟總需求不足的矛盾。

10萬元億刺激計劃，是按照體制慣性、決策習慣，順應相關利益部門的訴求繼續搞基建投資，陷入“過度投資陷阱”？還是徹底轉變觀念、排除利益部門干擾、惠民生、真正化解中國居民消費不足之痛？

這才是10萬億元計劃能否確保換來中國經濟持續繁榮的最關鍵、最困難的抉擇。

中國經濟不需要強刺激

李稻葵

**▍**基建週期疊加房地產週期導致經濟偏冷

中國經濟下一步會怎麼樣？會有什麼調整？這是一個重大問題，我跟大家儘量用簡單的語言來討論一下。

我首先告訴大家，中國經濟目前是兩個大週期的因素疊加在一塊，相互影響、互相交織所產生的一個經濟過冷的一個結果，一叫基建週期。過去十幾年將近二十年以來，我們在大規模的搞基建，這些基建是非常好的，非常必要的修橋修路、機場高速，它拉火了經濟。

但是問題來了，這個基建一完成，各種需求就會下降，所以一下子出現了經濟過冷。

更重要的是在基建火爆的時候，大家熱情很高，大家都很樂觀，實體經濟投資者也願意去找銀行借錢，但是他借的錢大部分是不超過10年的短期資金。

現在搞了十幾年將近二十年的基建，很多短期的資金到期了，實體經濟下滑，但是到期的短債還期的壓力是上升，這兩個東西一碰到一塊，現在就碰到了資金的困難了，然而銀行裏面堆了一大堆的現金貸不出去，於是形成了一個冰火兩重天的趨勢大週期。

這個大週期在美國、在英國等等國家都發生過，比如説在美國1837年之前搞了一大輪的基建，修運河，修各種各樣的道路，但是到了1837年，美國出現了它歷史上第一次重大的長達5年的經濟衰退，就跟咱們這個情況非常像，GDP下降了30%，比咱們厲害多了。

第二個大週期是什麼？是地產週期，就是説過去這二十多年以來老百姓買房，城鎮化在推進，很多人從農村搬到城裏，或者從小城市搬大城市，拉動了房地產建設的高漲，但是現在基本上告一段落，現在的房地產的建築量，還有銷售量下降了40%以上。

但是，我想強調的是房地產週期也好，基建週期也好，都是長週期，都會回來的。

**▍**需要發行長期國債置換地方債對沖週期影響，打通堵點

中國的城鎮化進程遠遠沒有結束，我們只有50%的老百姓是真正融入了城市的生活，在城裏面買房子安家了，還有50%或者沒進城，或者在城裏面沒有安家。

講清了這個問題之後，咱們就來談該怎麼應對，既然是一個大週期，唯一能把這個問題解決的、對沖的是誰？

地方政府做不了，他沒這個能力，他沒這個號召力，企業更沒有號召力，百姓更不用説了。國家要發行長期債，不是銀行裏的錢很多嗎？沒人投資嗎？國家發債、銀行拿錢買國家的長期債，20年30年的長期債之後，替地方政府先把一部分債給還了，地方政府才能恢復他應有的經濟活力。

而且國家發行的長期國債，在資本市場上極受歡迎的，這種長期的、低風險的、很容易流動的資產現在是嚴重短缺，我們現在存量的國債也就佔GDP的25%左右，經濟發達國家、成熟的資本市場國家都是在70、80、100%以上，日本是220%以上。

所以，現在的解決之道是，必須國家站出來，來應對、來對沖這兩個長期的週期。這個道理我們學者包括我在內已經講了很久，總體上講我還是有信心的，絕對不像很多人那麼悲觀，

**▍**中國經濟不需要強刺激、也經受不住強刺激

那麼現在給中國經濟一些強刺激是否可取呢？恐怕未必。中國經濟不需要強刺激也經受不了強刺激，這就好比一個虛弱的病人身體很虛的時候吃很多補藥，反而發揮不了作用，反而容易引起新的問題。

具體説來，中國經濟基建方面已經搞得相當完善了，繼續搞基建肯定不是出路，會帶來更大的問題。

同時，地方政府的社會服務水平當然需要提高，但這是一個細活，如果突然一下子花大量的錢去搞社會福利和社會公共服務的話，會形成一個不一定可持續的預期，後續的財力就跟不上了，會埋下長期隱患！所以，中國經濟現在是不需要也不能進行強刺激的。

中國經濟當下的問題是流轉不通、堵點不通，類似人體的經絡不通，就是一邊是實體經濟現金流極其短缺，另一方面則是銀行資金大量囤積。

發行長期國債由這些金融機構來購買長期國債，既安全流動性又強。中央政府拿的長期國債去通過某種方式去置換地方債，這是打通冰火兩重天的這個困境的辦法，本質上是打通循環。

有朋友們講，為什麼不能由央行發行鈔票直接購買地方債呢？我認為這個辦法不是不行，救火可以，比什麼都不幹要好的多！但央行直接買地方債遠遠不如發行長期國債好，因為作為中央銀行，它手裏持有的資產必須是流動性很強的，隨時可以變現的。

這樣在未來，貨幣政策需要收縮的時候，它可以把這些標準化的金融產品給賣掉。

國債恰恰是這麼一個金融產品，如果央行印了鈔票，買了大量的地方債，如果未來中國出現了比較高的通貨膨脹，那麼中央銀行要通過賣資產收回貨幣，到那時，這些地方債是很難及時出售的，更不用説地方債放在央行的手裏，央行完全沒有能力去管理這些地方債。

因此，發行長期國債才是當前問題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