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非同小可_風聞

（一）

請原諒我這麼説，這應該是當下，中國科學界最重大的問題，沒有之一。

怎麼培養真正的戰略科學家？怎麼讓更多青年科學家脱穎而出？怎麼破除科學家的“35歲焦慮”？

畢竟，21世紀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沒有人才，不管多麼宏偉的目標，都無從談起。

9月28日，在南方科技大學、騰訊可持續社會價值事業部（SSV）及新基石科學基金會共同主辦的第四屆“青年科學家50²論壇”上，我們聽到了很多科學家的真知灼見、大聲疾呼。

論壇開幕式上，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協名譽主席韓啓德發表了《關於促進青年科學家成長的幾點想法》，聽來尤其發人深省。

老先生説，科學家分為三種，優秀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戰略科學家，當下的中國，特別需要真正的戰略科學家。

老先生也沒有迴避問題，説當前我國的科研生態環境，仍隱含着一些不利於青年科學家成長的問題。

比如，“35歲焦慮”、粥少僧多、雜事太多、收入差距過大，等等。

就以“35歲焦慮”問題為例，這固然是人才成長過程中的必經錘鍊，但同時也暴露出，當前的評價體制、成果歸屬機制、資源分配體制仍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

我們不能眼睜睜看着問題，最關鍵的，是怎麼辦？

老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對策。比如，準確定位有組織研究，完善科技戰略佈局；規定重大科研項目骨幹成員中，青年科學家所佔的比例；創造更多讓青年科學家展示才華的機會。

還有，切實減輕青年家非科研負擔，保證他們參與非學術事務性活動，每週不超過1天；還有，拍一部反映“35歲焦慮”的好電影等。

“這個影響會很大。”對於拍電影，老先生有自己的看法，“我去年看過一部《無所畏懼》的電影，是反映青年律師的。前不久拍了一部《前途無量》，是反映青年金融界人士問題的，還有反映普通白領生活的劇，為什麼不反映一下年輕科學家現在面臨的困境呢？應該拍一部這樣的好電影。”

當然，更重要的，在我看來，還是要繼續改善科技評價機制。

也就是説，要把真正優秀的、有能力的人才，遴選出來，培養好，成就好。

這也不是韓啓德先生一個人關注的問題，在這次論壇上，就什麼是當前阻礙青年科學家成長的最主要因素？韓啓德也把這個問題拋給了竇賢康、潘建偉、施一公等科學大家。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思考。

在潘建偉看來，這個因素，有二。

第一，拿到經費的年輕人“思路散了”，“着急發展更多方向”。

第二，居上位的年長科學家，不能放心讓賢於表現優異的後輩，“奧本海默領導曼哈頓工程的時候38歲。”

施一公則指出，“青年科學家最大的糾結，是科研經費的獲取、科技評價體系以及自己學術方向的確立這三者之間的矛盾。”

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説，當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早期，雖然自己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始終在經費和發文章之間尋求平衡，在既定的評價體系裏“成功”的同時，“我是留有很大的遺憾的。”

因此在成為高校管理者後，他對年輕科學家時常鼓勵：“做你最想做的研究”。

“我還想説，對中國學生來講，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不是前期的脱穎而出，而是中後期的堅持。”施一公説，“因為大家會經常攀比，會看自己有多少物質回報，這時候堅持就變得尤其困難，我覺得這是將來很大的問題。”

這中間，要靠自身的信念和努力，也離不開大環境的氛圍和鼓勵。

竇賢康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也在盡最大努力，“大幅度提高優秀青年基金的額度和數量。我們要在更大範圍內給年輕人充分的機會。”

“關鍵是要營造一種學術氛圍和土壤。比如松茸，要在雲南的森林裏長。”潘建偉補充道，“青年人才成長也一定要給他比較好的環境，讓他安心、專注地進行研究。”

在這方面，科學探索獎和新基石研究員項目，可以説樹立了一個不錯的樣板。

**“為什麼我們探索獎和新基石能夠評得好？就是因為我們找到了高水平、負責任的評審者，並且給予充分的信任，這個經驗是值得推廣和學習的。”**韓啓德説。

（二）

提到科學探索獎，確實讓人刮目相看。

這個獎項，於2018年設立，由楊振寧、饒毅、施一公、潘建偉、謝曉亮等14位知名科學家，與騰訊公司創始人馬化騰共同發起。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説，這個獎勵，不管是對內地科學家還是港澳科學家，都是他們人生歷程中無法忘卻的紀念。

我甚至還覺得，這一事件對中國的歷史意義，或許過10年、20年後，我們會看得更加清楚。

科學探索獎，也是當下最具特色和活力的中國科學大獎。5年內，獲獎者每人將獲得300萬元人民幣的資助

從物質到精神，簡單而言。

1，獲獎科學家還年輕，還沒有功成名就，多少還有些生活的壓力，但這筆不菲的獎金，可以讓他們擺脱經濟的壓力。

2，他們就可以心無旁騖，將更多精力投入到科研，以我們國家的機會和他們的才智，不排除在未來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3，這更是一種激勵，畢竟，這是中國科學界的一個大獎，將激勵更多的青年人投身科研、開拓創新，甚至改變青年科研的生態。

我們必須看到，創新，就是挑戰不可能。

我們還要看到，創新，尤其需要一個寬鬆的環境。

2019年獲獎人、北京大學教授周歡萍就坦言：“得到資助，讓我有底氣把目光從短平快的項目上移開，轉向一些不確定性更高但是意義更為重大的課題。”

2020年獲獎人、香港理工大學教授王鑽開也表示：“科學探索獎最大的意義是讓科研工作者回歸科研本身，秉承純粹的探索精神，追求科研的真善美，更有定力去嘗試、去鑽研、去攻克。”

在韓啓德先生看來，科學探索獎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評審真正以選才為己任，尊重青年人的興趣。

在談到同行審議時，施一公就舉了一個例子，説他在普林斯頓做了7年NIH的評委，“有一年一個項目共3個評委，我是主審，沒想到我很看好的一個項目，副審反對，第三個評委也反對，這個項目基本就沒戲了。”

但他覺得這個項目非常好，就據理力爭，結果沒想到在現場有一個美國科學院院士，他實際上是那個項目申請人的競爭對手，他也站出來支持他，施一公當時非常感動。最後的結果是所有人一起投票，支持申請者拿到了項目。

“我想説的是，我覺得大同行的討論是必須的，但是一定是基於科學精神的討論。如果是基於其他的一些非科學的原因，危害可能會很大。”施一公説。

潘建偉先生指出，在沒有特殊問題的情況下，也要給被評審人一個申辯的機會。

“好多年前我發現，平庸一點的被投票的都排在第一，但是做得比較好的，基本上都不會排在前面。因為做得好的支持的人很多，反對的人也一樣很多。”他説，大同行、小同行的意見都很重要，但“要讓他有一個申訴的機會，有人説你不是原創的，他能來解釋清楚就可以。”

科學家研究的是科學，但評價科學家的體系也要科學，要有一顆公心。

潘建偉先生就説，科學探索獎和新基石研究員項目就樹立了一個不錯的榜樣，這兩個項目，“在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也非常細緻”。

（三）

最後，我個人的幾點小小看法。

第一，公正公開，讓更多青年科學家脱穎而出。

我前面説了，這個問題，非同小可，關係到青年科學家的選拔培養，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畢竟，我們這個社會，不患寡而患不均，公正公開更是一篇大文章。

科學探索獎，還有新基石研究員項目，在這方面，可以説交出了一份不錯的答卷。

不僅僅選出了優秀的科學家，而且，用一些院士的話説，在學術界收穫了“風清氣正”的評價。

難得，非常難得，尤其在我們這個講究人情的國度，非常不容易。

這需要嚴格的制度和流程，需要科學家們的自律和他律，需要徹底杜絕打招呼的行為，當然，還要有制度的創新和監督，聽取正反兩方面的意見。

當然，一年很好，並不等於年年都好。

這個獎項還在繼續，考驗也在繼續，這還需要經歷時間和歷史的真正檢驗。

第二，長期主義，千萬不要半途而廢。

這也是我很感慨的一個地方，我們很多事情，做着做着就悄無聲息了，或者，有時虎頭蛇尾，讓人嘆氣。

這也是我特別認同科學探索獎的原因，就是要公開公正，就要有一套好的選拔制度；而且，認準的事情，持續做下去。

我覺得，就衝這一點，必須向騰訊向馬化騰致敬。

騰訊是一家偉大的企業，但更偉大的，是科技向善的理念，是重視基礎研究的情懷，並願意大手筆慷慨付出，為改變未來打下基礎。

讓人刮目相看的，騰訊不僅僅推出了科學探索獎，還推出了新基石研究員項目，確定了由科學家主導人才遴選的評價科學體系。

過50年，過100年，我們回過來看，科學探索獎，或許就是一個傳奇，一個獎項的傳奇，一個企業的傳奇，一個國家的傳奇。

第三，科學需要重獎，但這還遠不是全部。

科學探索獎，獎金不菲，每年不超過50人，每人300萬；新基石研究員項目，資助還要更豐厚一些。

但我總覺得，科學重獎，多多益善。

尤其在當下的國際大環境下，科技必須自立自強，否則一切無從談起；沒有人才，沒有源源不斷的優秀人才，我們就不可能有未來。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需要更多的馬化騰，更多的騰訊；需要更多有實力的企業和企業家加入進來，讓我們的科學基金更加豐厚，獎勵更多優秀的科學家。

但重獎，也遠不是全部。

潘建偉就指出，光給錢也是不行的，關鍵是為科學家們營造一種學術氛圍和土壤。

“青年人才成長也一定要給他比較好的環境，讓他能比較安心、專注地進行研究，不要老是想着搞越來越多的項目，一定要按照他的興趣來做，這種氛圍非常重要。”他説，“這一點我的感觸非常深，文化的氛圍和土壤的營造是非常重要的，但肯定不是選拔出來的。”

我們這個社會，肯定還是有天才的，但要讓一大批人才成為天才，那就需要土壤，需要氛圍，需要制度，包括糾錯的制度。

人才濟濟，科學昌明，開放包容，這樣的中國，又何懼東西南北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