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大變局中的人生抉擇：協和為什麼沒能留住這位醫學大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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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福慶是第一位獲得耶魯醫學博士的中國人，在中國現代醫學史前頁的關鍵節點上，他身影頻現。關於他是否曾出任協和醫學院副院長，有一些不同説法。儘管支持材料較多，但官方文件協和年報中，卻找不到顏福慶這一重量級人物的痕跡，實屬蹊蹺。本文通過一封協和“深喉”寫給顏福慶的密函，試圖還原那段可能被協和有意遺漏的往事，並分析這位中國現代醫學的奠基人在國家大變局時期是如何做出人生重要抉擇的。
撰文 | 方益昉
上海是中國近代史上，學術大師輩出的城市。為此，如今的上海，致力於為大師們舉辦回顧展，弘揚歷史，鼓勵後學。在去年4月推出的“惟君建樹忙”——顏福慶（Yen F.C.）誕辰140週年紀念展上，一封標註為1927年3月26日的北平協和醫學院的未署名私人密函，深深吸引了我。
過去近百年，這封深喉密件，未見學術解讀。可能的原因，乃醫學史長期以來屬於冷門，在醫學界與史學界都處邊緣地位。雖事涉中國現代醫學先驅顏福慶的關鍵人生時刻，但照樣無人關注。如今，人類遭遇了遍及世界的疫情折磨，方有機緣把醫學先驅們默默奉獻的動人往事，批量挖掘面世，讓有心問學的研究人員，得以據此分享和窺視被時空淹沒的歷史背景。
本文探討的私密信件，是一封看似不起眼的簡短“敦促函”，卻在字裏行間，意外顯露出當年活躍在我國醫學界各路精英的鮮活面貌。如將關鍵人物置於20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大轉折背景下去還原與觀察，則此函無疑可作為全新視角下，俯瞰醫界驛動的難得史料。
由於該展品布陳中，不少字符模糊，不便全文英譯漢，但不難還原來龍去脈。從抬頭上識別，此函出自北平協和醫學院衞生與公共健康系，執筆人熟悉協和上層人事，特意委託時任協和醫務總監的劉瑞恆（J. Heng Liu）持函，赴上海面呈顏福慶。劉瑞恆抵滬時間預定於1927年4月1日。
此信並非協和官方文書，寫信人特別強調，以個人名義提供顏福慶建議。在此之前，他已經傳遞過許多內部消息，希望顏福慶接受協和助理院長（assistant director）職位。他在信中挑明，切不可對外人泄露信中內容。顯然，他明白自己的深喉角色，兩人關係非同一般。唯恐顏福慶不能及時閲讀此函，他同時將複寫件寄往漢口顏福慶通訊處，以求雙保險。
這樣用心處置信函，顯見書寫者對信中所述非常看重。他敦促顏福慶，不要再猶豫，立即來協和任職，先佔了崗位，再討論後續工作細節。寫信人暗示，協和管理層對空缺崗位由誰填補，以及如何填補，尚有不同看法。眼下已確定有其他應聘者正在路上，而且對顏福慶最不利的因素是，他缺乏公共衞生碩士學位，存在明顯的競爭軟肋，此為崗位前提條件。
當時，幾位校級領導各有盤算。時任院長鬍恆德（Henry S. Houghton）只想找一位臨時替補，休假期間有人頂替一年事務即可。劉瑞恆則側重考慮是否能擔綱臨牀診治方面的職責。寫信人只對執行院長顧臨（Roger S. Greene）的態度，尚有比較肯定的把握，相信顧臨應該會滿足顏福慶方面的要求。
從信中語氣看來，顏福慶已經不是第一次，與協和相關人士討論有關細節了，截止收到此信為止，顏福慶尚未做出馬上去協和任職的決定。因為，顏福慶至少還有四項工作需同時兼顧：其一，全國健康衞生事業的思考與領導；其二，上海方面有不少事業機會有待敲定；其三，長沙湘雅醫院與學校的收尾爛事有待了結；其四，中華醫學會的重組事宜。
鑑於上述分析，“深喉”者最可能為協和公共衞生專業的蘭安生（John B Grant）教授。他與顏福慶興趣相投，又有湖南共事舊誼。此番急切期待顏福慶加盟，似可共創新事業。
從宏觀上説，1927年的中國醫學界，本土專業醫學人才短缺，各大機構都在爭奪具備高級管理能力的醫學專門人才。其重要背景是，北伐統一剛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氣候與民族主義氣氛尚濃。新一屆國民政府萬事更新，行政院教育主管部門要求各大學重新登記，新政出台了重要的調整和規定，外籍人士不得就任大學主要負責人。
作為呼應，1927-1929年間，協和董事會與管理層人員頻繁變更。董事會主席施肇基即將在1929年4月離任，由曾經擔任清華校長的周詒春繼任董事長。施肇基、顧臨、劉瑞恆、胡適等成員，繼續保留在董事會組成人員中。
胡恆德於1927年下半年，卸任醫學院院長，繼任者為劉瑞恆。不過，在新、舊兩任院長之下，顧臨繼續留作協和醫學院第二號實權管理人，即執行院長。協和醫院方面，醫療總監崗位序列不變，仍然由劉瑞恆擔任院長，副院長為王錫熾。
作為上海聖約翰醫學院1903年畢業生、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1909年的醫學博士，顏福慶通過在長沙十多年的崗位歷練，擔任湘雅醫院與醫學專門學校主政者，業已成為中國現代醫學精英中，各方認可的專業管理俊才。以致於哪怕過去了近百年，當下繼續流傳顏福慶獲聘國立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院長同時，還擔任着協和醫學院副院長的説法，也被媒體與學者採信。
筆者研究認為，顏福慶出任協和副院長一説，重在印證了外國資本與國立機構爭奪醫學人才的史實。該説辭主要出自三個來源：一是1956年顏福慶自擬履歷；二是1959年劍橋大學出版的《伍連德自傳》；三是2007年復旦大學出版的《顏福慶傳》。復旦的版本還出示證據強調，1927年9月14日，協和執行院長顧臨，曾簽發內部通知，顏福慶擔任副院長確有其事。
這張顧臨簽發的便條顯示出，顏福慶由其直接領導。顏福慶須直接向顧臨負責並報告（重要事務須執行院長直接過問），而顧臨本質上只是時任院長鬍恆德的下屬。因此，將便條上的VICE DIRECTOR崗位，直譯為副院長，恐怕有水分。總之，無論將顏福慶所任職務，稱之為助理院長還是副院長，他的直接上司，起碼有院長和執行院長二級，他們時刻可以指導其工作。
鑑於茲事體大，筆者不敢馬虎，遂核實於1927—1928年協和官方年報。協和醫學院與協和醫院實行教學與行醫協同辦公，其年報記載了過去一年發生的重大事件與基本信息。出人意料的是，在其董事會和管理層名冊中，並未記錄顏福慶的名字。哪怕在普通員工崗位上，也未見顏福慶。
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北平協和醫（學）院，為跟上民國新政，在年報中都及時披露主要領導崗位名單，白紙黑字公佈於眾。名單所列甚至詳盡到臨牀護士以及住院醫生，比如1929屆畢業生林巧稚（Lin Chiao-chin）與榮獨山（Jung Tu-shan），都以住院醫身份上榜，以後分別成為我國婦產科與放射醫學科的泰斗級人物。但1928年協和年報，偏偏遺漏比他倆資深許多的、且確在協和工作過的前輩顏福慶。這種將重量級員工排除在外的做法，確屬蹊蹺。
顏福慶自1909年獲得耶魯大學醫學博士學成回國，到1926年離開湖南長沙，十幾年間攜手國內外醫學同行，為中國醫學的現代化進程，紮紮實實起到推動作用。1915年，他與國內同仁發起創建中華醫學會，與當年主要由外籍醫生構成的老牌醫學社團——博醫會分庭抗衡，標誌着中國醫學界獨立意識的集體覺醒，民族主義思潮融合在了醫學管理事務中。
顏福慶努力推動“為人羣服務”的醫學理念，積極將工作重心朝着預防醫學與公共衞生領域傾斜，甚至自己也再次赴美，入學哈佛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深造。毫無疑問，顏福慶對現代醫學知識的掌握，已經達到國內領先程度。國內同行對其醫學水準的認可，以及醫學管理能力的青睞，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彼時，協和醫院領導層與顏福慶的社會關係也不容忽視。其堂兄顏惠慶，不僅擔任協和董事會成員，也與董事長施肇基長期同事（兩者均先後出任過北洋政府外交總長、國務總理等要職），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恆（曾出任第六屆中華醫學會會長），與顏福慶提議創建的醫學社團關係密切。據此，提名顏福慶為協和醫（學）院高級管理人員，無論從哪個方面講，專業資質都十分匹配。
我們研究有關史料，不能因為在協和官方年報中難以發現相關記載，便輕易推論顏福慶記憶有誤，或者認為有關資料出現了編造痕跡。但學界確有必要期待更多史料面世。
按邏輯分析，出現顏福慶履歷敍事與協和公文難以互相印證的可能原因，在於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幾乎同時力邀顏福慶，期望他赴上海籌建醫學院，而且待遇更為優厚。作為國立大學醫學院院長，顏福慶將可比肩自然科學院院長鬍剛復、哲學院院長湯用彤、工學院院長周仁等學界翹楚，在地位、薪酬等方面毫無差別。從事業的長遠考慮，顯然比任職協和更有發展空間。
因此，手持兩份聘書的顏福慶，在繼續就職外資機構，還是投身國立大學的選擇中，做出了在甲方看來屬於模稜二可的方案。他決定自己北上協和醫學院赴任，同時邀請其在湘雅的學生與同事樂文照、應元嶽、朱恆璧等人，於1927年代其先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就職，在上海吳淞開始醫學院籌建。但顏氏的折衷方案，對滿足協和方面的完美期待，距離尚遠。
協和作為當時中國最好的醫學機構之一，自然對顏福慶沒有斷然拒絕其他單位的邀請，心存芥蒂。最終對其短暫的履職之行，評估後不予書面認可，並在工作年報上有意疏漏其名分，以期最大程度挽回協和一片誠意反遭受聘者冷遇的可能名譽損害，符合常理。
最終促使顏福慶下定決心，返滬服務於國立大學，應該還有來自更深層面的社會因素。彼時，中國時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顏福慶從海外歸國後，長期工作在湖南長沙湘雅醫院與湘雅醫學專門學校，二者均源自耶魯大學傳教團體雅禮會。顏福慶出身中國最早的基督徒家庭，留學耶魯期間獲得雅禮會幫助，學成之後與雅禮會合作，一直致力於湘雅系的醫學事業。但雅禮會的異國異教背景，1926年成為長沙社會矛盾聚焦中心，醫學事業難以為繼。
比較20世紀前後的現代醫學先驅，他們與顏福慶一樣，通過教會贊助求學從醫。進入20世紀後，許多人逐步與教會關係異化，開始思考中國醫學的未來出路。一批比顏福慶更資深的醫學先賢，在舉國上下萌發強烈的共和與民族意識之際，開始接受科學與民主思潮，包括世界流行的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人文醫學理念，迅速影響到行醫執業過程。
率先向教會要求，提出改良訴求的，竟是中國醫學女性。1890年代，當大部分晚清男性還在博取科舉功名的時候，少數知識女性卻已撐起引進現代醫學的重任，其代表人物包括金韻梅（Kin Yamei）、許金訇（Hü King-eng）、康成（Ida Kahn）和石美玉（Mary Stone）等。
1896年，康成和石美玉同時從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畢業，正式獲得美國婦女海外佈道會傳教士的任命，立即回到九江醫學傳教。1898年，她倆建起規模化的但福德（Danforth）醫院。我們不妨以她倆行醫路徑的變化，來比較和理解後起之秀顏福慶對協和聘任的最終抉擇。
隨着行醫經歷的積累，以及對社會真實生態的深入接觸，從小接受西學的康成和石美玉，越來越多地與教會方面發生摩擦。她倆要求教會正視患者主要訴求，醫學除了有助募集信眾的工具性用途，更重要的職責，是解決民間疾苦，這是民族性與人性化於良醫的本能反應。
為了追求患者利益最大化的執業目的，康成率先離開但福德，赴南昌另設醫院，積極與政府官方合作。隨後石美玉也索性帶領核心人馬，1920年代移師上海，自立伯特利（Bethel）教會及其附屬醫院和護士學校，按照自身對宗教與醫學關係的理解，走自己的行醫執業道路。
回顧1830年代開始的西醫規模化東漸歷程，醫學傳教與西醫入華同步。隨着時間的推進，以及醫學技術與行醫理念的進化，中外傳教醫生開始在不同層面逐漸反思，突破戒律。1887年，由外國傳教醫生組成的博醫會面世，時任上海同仁醫院院長的文恆理（Henry William Boone）博士，在《博醫會報》（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創刊號上，刊出與原教旨主義傳教醫生稍有區別的宣言：
本醫會創設之故有四：其一，務欲諸醫各將平日所閲華人病情，暨一切施治之法普告醫會，俾後偶遇對同之症用藥有所折證，以期立起沉痾。其二，務欲將西國醫學之精微療治之神妙，盡情推闡揭示華人，俾華人多所歆動，以冀醫道遍行於通都大邑，下至僻壤遐陬。其三，欲用醫道以廣傳道，去其身病，即以發其信道之心，自能尊奉福音，漸祛心病。其四，欲將中國所有奇難雜症為西人所無者，悉告之現居西國諸醫，俾互相參究，得以精益求精，登峯造極。
也就是説，19世紀初葉的早期傳教士，通過僱傭醫學作為上帝侍女，將其鍛造為吸引信眾的傳教工具。到了新舊世紀交替前後，即使在傳教醫生圈內，這樣的傳統理念也開始鬆動。《博醫會報》出版宣言暗示，傳播上帝福音，已經不再成為職業醫生的從業首選。博醫會旨在逐漸去宗教化，在臨牀實踐中融進醫學人文與科學精神，此般努力在未來半個世紀中，表現愈加明顯。這是世界醫學發展潮流，也是中國社會逐步開明，邁入人類進化通道的標識。
1907年5月，博醫會直接將《博醫會報》英文名稱中的傳教標記missionary刪去，以突出醫學立場。而且博醫會也開始突破陳規舊律，吸收華人精英醫生成為會員。國門逐步開啓，各種先進學術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的變化也隨之舶來。從醫學層面出發，能夠反饋社會的良性效應，主要體現在對疾患的人性化處置上，為民眾身心健康帶來新機遇。
再過十年，博醫會與新組建的中華醫學會合並活動，直至慢慢退出中國醫學界。上述醫學去宗教化的過程，歷時約四分之一世紀，同時凸顯中國醫學精英憑藉本身能力，發奮自強的強盛模樣。值得強調的是，中國醫學聯盟最終壓制住了外國在華醫學勢力的擴張，一定程度上依託了全社會多領域的開放進步力量，最後在科學立國的宏偉願景中成為現實。
在這樣的社會變局與醫學進步中，石美玉將自己的從醫經歷和獨立思考，轉換成伯特利護校課程特色，主張助產士培訓重點應該落實無菌操作技能，具備公共衞生服務理念，強調進入農村幫助窮苦人民。她在護校畢業生留言中，更是直接把基督教和服務國家關聯，“為人民服務並通過為人民服務去為上帝服務”[1]，寫下“解放”、“男女平等”等完全有別教義的新概念。
從時間上而言，雖然顏福慶從醫起點，比石美玉等足足晚了一個代際。等到他有能力和實力，脱離教會的控制，時間上也相對較晚。對石美玉和顏福慶這批從小接受教會訓練的專業醫生而言，這種轉變與告別是痛苦與艱難的。但新老醫學先驅們，在民族主義和反帝反封建的大趨勢下，執意從教會的束縛中，先後自立起來，箇中邏輯不難解釋。
在國家進步大局下，現代醫生不再自我封閉於象牙塔。長沙劇烈的社會衝突，一方面中止了湘雅的醫學活動，另一方面也促使顏福慶反思早年人生，重構自身思想與心理框架，最終促使其脱離了外資醫學系統。所以，顏福慶放棄協和，投身國立大學，是時代大變局中的理性抉擇。
參考文獻
[1] 施康妮（Connie A.Shemo）.《康成與石美玉在中國的行醫生涯：論性別、種族與民族的跨文化邊界》.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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