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落後的原因與歷史發展的“節奏”有關_風聞

看到有文章在討論近代中國落後的原因，這與“李約瑟之問”有異曲同工之處。作者認為主要原因是：

1、文言文不通俗，不利於發展自然科學。 

2、我國古人做學問主要是研究人際關係，而非自然科學。

3、食古不化，崇拜祖先經典，缺乏創新意識，讓思想權威、政治權威的壓迫性太強，封建勢力太盛。 

我覺得這三個理由有一定道理，但是似乎沒有説到根源上，還可以再深入一些，深刻一些。 

**我認為，中國在近代時期逐漸落後與歷史發展的“節奏”有很大關係。**它大概是這樣一個邏輯。 

歷史發展有治、亂兩個階段，互相循環，形成“發展節奏”。不同國家、地區或文明在歷史發展的節奏上是不同步的。 

在中國歷史上，時間較近的一個“治亂週期”是從“東漢末年”開始的。 

然後，三國、兩晉、南北朝，一直到隋朝的短暫統一都比較亂，分裂加動亂。唐朝統一後比較穩定，但是到唐末和五代十國又亂了。分裂和衝突再次席捲全國，血腥的屠殺司空見慣，可謂民不聊生。

於是，宋朝實現基本統一後開始反思治國之道，力主從思想上改造國人。他們將目光投向歷史，認為從漢末一直到宋朝都比較興盛的“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沒有發揮治國安邦的積極作用，反倒是被擠走的“儒家文化”曾經依靠對中央王權的鞏固幫助兩漢締造了強大、統一和穩定。 

因此從宋朝開始，先秦兩漢的儒家思想被再次提出來加以推崇，同時批判佛道思想，最後形成了“新儒家思想”。即理學化、道學化的宋代儒家思想。其目標是“治亂”，防止國家再次陷入分裂動亂。所以，其訴求必然是尊王，維護綱常，強調社會上的階級階層各安其位，誰都不可越界，不可破壞等級秩序。這就加強了封建統治力。 

只可惜宋代開始的改革約束住了歷史上作亂較多的“武將勢力”，卻沒有約束好“文官勢力”。文官依託文教和科舉獲得政治權力，逐漸壯大。而文教需要資財來支撐，因此與地方上的商業勢力、資本勢力關係密切。國家依靠這樣的“文官集團”來管理就容易管不好“資本勢力”。最後，文官集團與資本力量勾結起來禍亂朝政，與皇帝作對，以致動搖税政和財政，就造成了經濟崩潰和政治動亂。南宋的失敗就與此有關。

元朝是外族入侵的政權。野蠻的遊牧習俗更不可能有穩定政權的先進文化，所以元朝一閃而過，迅速被驅逐。 

明朝則是“南方人”北伐建立的政權。先天就依靠南方的大資本勢力。這股勢力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時期越國的大夫“范蠡”。他被稱為“商聖”。後來在西晉“永嘉南渡”時，南方逐漸繁華起來，經濟快速發展，成了能夠左右朝政，影響整個中國歷史的勢力。 

此時，明朝北伐勝利，建都南京，皇權本身是非常擔憂這些地方勢力的威脅的。所以，朱元璋殺功臣，以嚴酷的手段“治吏”，就是維穩的一種表現。而朱棣遷都北京也可以被看做是躲避南方資本勢力威脅的一種自保。

因此，明朝自然而然地接過了宋朝未盡的事業。它適當放鬆了對武將的管束，但是加強了對文官集團的管理，也就是對南方，對資本勢力的管理，並不惜動用閹黨和特務機構，如“三廠一衞”來直接執行皇帝的旨意。典型案例就是宦官魏忠賢與東林黨的鬥爭。 

但是整個明代，皇帝最終沒有鬥過文官集團。他們不但能影響太子的廢立，成為“帝師”，還操縱整個經濟運行。最後税政垮塌，財政崩潰。

崇禎皇帝想要平叛都沒有錢，國庫空虛，不得不向官員“乞討”。然而，乞討也討不到錢。連崇禎皇帝的岳父，國丈周奎都不願拿出錢來拯救朝廷。他在女兒，也就是皇后的催促下勉強交出一萬兩白銀。結果，明朝一亡，李自成進京以暴力方式要錢，官員們紛紛交出了鉅款。光是從周奎家就得到了七十萬兩現銀，以及價值數十萬兩白銀的其它財寶。周奎的祖籍就是今天的蘇州。 

所以，清朝建立後和明朝一樣，要治理資本勢力，尤其南方的資本勢力。他們“有私心無國家”。明朝能一狠心把“鄭和下西洋”的事業給斷了，還派出戚繼光等軍事力量打擊東南地區裏裏外外的禍亂勢力，清朝則更加用力地治理東南資本勢力。剿滅吳三桂，收復台灣，最後不惜進行海禁，搞所謂的“閉關鎖國”。其目標之中不乏打壓東南資本勢力，維護皇權統一的考慮。最後，滿清還是被南方人領導的革命推翻的。

至此我們不難看出，中國歷史的治亂節奏，從東漢末年到唐末的五代十國都是“亂的”。標誌就是皇權的軟弱，中國的長期分裂。 

封建歷史的轉折是宋朝的建立。標誌就是“新儒家思想”的建立。它作為民間渴望萬世太平的一種表現，與皇權的需要取得了某種一致性，因此被皇權重新放到了主流意識形態的位置。到了明朝，朝廷更是“八股取士”，強化儒家思想。而清朝則進一步發展出了“文字獄”。

也就是説，漢末之後的皇權軟弱現象到宋代才開始從思想層面上加以改變，到明朝形成明確的趨勢，到清朝獲得實際成效。所以，漢唐之後我國疆土的衰減到清朝才恢復。

封建勢力的恢復不僅僅是皇權的需要，也是地方豪強、藩鎮勢力禍亂天下之後，百姓們的需要。試問，“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哪個老百姓不害怕呢？哪個老百姓不希望有強大的統一力量來遏制分裂，結束動亂，懲罰自私自利，危害國家的一幫大資本所有者及其文官集團呢？ 

所以，封建勢力的加強在宋元明清時期是有羣眾基礎的。而與封建皇權對立的所謂“民意”和“民權”，則是大資本所有者從社會上抽離架空的一個藉口，用以反對皇權，維護地方資本利益。 

百姓確實有民意與民權的要求，但是他們在封建時代沒有自己的真正代表。皇帝和文官勢力（資本勢力）都不是民意的“全權代表”。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民意民權只是封建皇權勢力與反皇權的資本勢力都想操弄和藉助的“輿論武器”。 

中央與地方，統一與分裂，兩股對立勢力爭奪的經濟焦點在税政和財政上。政治焦點則是在軍隊和司法權力上。皇帝需要錢，向富人收税，得不到就動用司法機構去執行。司法機關被文官掌握，皇帝就動用特務機構，甚至閹黨集團，在正規的行政序列之外去打壓文官勢力。 

資本勢力支持的文官集團則通過輿論，通過史官，欺騙和挾持民意，把税負轉嫁給百姓，再把百姓的不滿指向皇權。自己則攜民意去壓皇權。

資本有叫板皇權的實力與我國古代較先進的科技和生產力有關。正是較好的生產力使地方勢力可以做大做強，去統一廣大的土地。又因為皇權理政的失誤，使地方勢力有分裂國家的能力。 

只是，我國文化的統一屬性開始的太早。黃帝傳説中就有統一的內容。“夏商周”和“秦漢”更是鞏固了統一的思想意識。因此，從秦亡漢立開始，統一思想就在中國人的思維中紮根了，成為一種“文化習性”。這與後來幅員遼闊的俄羅斯、加拿大、美國、巴西、澳大利亞等都不同。他們是靠武力控制空曠的土地，或者是靠經濟的聯合來聯邦。而我國是靠“集中力量可以辦大事”，而且更安全和穩定的“文化習性”選擇中央統一之路的。這條路是在長期的歷史變化和歷史實踐中選擇的，是在統一與分裂的比較中選擇的。這種習性在全人類的各種文明中是獨樹一幟的，是選擇統一、合作、互助，乃至“命運共同體”這條路的人類羣體中的核心與代表。它與私有、分裂、獨立、競爭、你死我活那條路線上的人羣明顯不同，思想和習性都是不一樣的。 

由此，在東漢末年之後，中華大地上的任何一個割據政權，如果沒有統一的理想，基本都活不長久。從割據開始的地方政權，幾乎沒有敢於偏安一隅的。聯邦制或者“春秋霸王”那樣的體制，在秦漢之後就沒有市場了。割據政權始終處於“統一”和“被統一”的內心焦灼中，因為華夏人多向往統一與安定。夏商周和秦漢已經把這種習性植入人們的文化基因。它阻止了人們對於分裂、獨立的嚮往。“自由”這個概念在古代的中國人看來，是令人警惕和五味雜陳的。畢竟有春秋戰國的大崩壞，以及從“三國”開始的，數百年的大動亂，大屠殺的歷史教訓擺在面前。

所以，當西晉的“永嘉南渡”把國家的經濟重心南移，到宋代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之後，皇權與分裂勢力的政治鬥爭就逐漸轉向“經濟鬥爭”。軍事和司法鬥爭雖然依舊很重要，但是經濟鬥爭的內容顯著加強了。而經濟的重心在南方，資本的重心在東南，所以“南北斗爭”就成為政治鬥爭的一個現象。海與陸的分歧，開放與保守的分歧，也紛紛產生。 

這些紛爭都會反映在統一與分裂，公利與私利等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上。總體來説，中國文化中的“統一與公利”這一派，是不反對人們追求財富，追求進步和開放的。他們反對的是在追求開放、進步和財富的過程中，因為自私把國家推向分裂和動亂。 

當崇禎皇帝哀嘆“諸臣誤我”時，不知道有沒有想起魏忠賢與東林黨的惡鬥。十幾年後，文官集團治理下的大明朝，財政就崩了，國破家亡。哪怕在“南明”時期，這幫人也沒給漢族政權留下最後一口氣，導致不斷有漢族武裝降清。這很能説明問題。

正是對這種資本與權力結合的文官集團感到擔憂，人們才會在動亂歷史之後，疏遠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選擇儒家思想來維護統一，鞏固皇權，實現國家與個人，公利與私利的平衡。 

不過説實話，這種平衡是不可能在“封建皇權代表公利”中得到很好實現的。畢竟，“家天下”還是個“私”字。“公利”終究還是需要“人民政權”。

總之，從宋代開始，私人的、分裂的、資本的、南方的……勢力開始被歷史性地壓制。這是歷史發展節奏由亂向治轉變的需要。封建皇權的再度崛起就是這麼形成的。

下面再看西方的情況。 

歐洲的治亂節奏正好與我國相反。他們的“中世紀”受教廷管理，整體態勢比較穩定。時間大概是在我國的東晉末年到明朝中期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歐洲相對穩定，而我國則主要處在混亂期。三國兩晉南北朝和隋朝，唐末和五代十國，元朝，都是大亂的時期。所以，東西方的歷史運行“節奏”正好相反。 

由此，當歐洲因為“十字軍東征失敗”導致宗教勢力開始衰微後，他們步入了亂世，走進了戰國。而我國則走向統一和封建。 

歐洲的宗教統治受宗教戰爭失敗的打擊，開始一點點瓦解。皇權開始崛起，希望擺脱宗教的桎梏，去拓展皇家的利益。“十字軍東征”期間，“蒙古西征”也恰在此時發生。許多東方的寶貝，先進的文化知識，通過戰爭通道傳入西方，令西方魂牽夢繞，格外牽掛。 

所以，在“十字軍東征”失敗，東西方的陸路貿易被西亞和中東勢力阻斷後，歐洲開啓了大航海時代，想繞道海路與東方展開貿易和交流。此時，中國的羅盤、天文地理知識，以及數學知識也已經傳到歐洲。所以，大航海時代得以開啓，並且與“鄭和下西洋”正好重合。 

“鄭和下西洋”的規模與成就，其所代表的生產力以及知識水平，顯然高於那時的歐洲航海者。所以東方的海洋文明也高於西方。這就使得東西方的海洋交流以西方熱衷到東方來為主。而我國那時正要打擊和遏制東南地界的資本勢力，所以要限制海洋開拓。由此，我國的海洋拓殖就被打斷，限制在了東南亞地區。“鄭和下西洋”的資料也神秘消失，不知所終。而西方的海外探索則越來越興旺。 

歐洲的外海拓殖不僅給西方帶來了珍寶、科技，更重要的是在宗教思想之外送來的東方的“社會科學知識”。它們是以儒家思想為主的百家思想。這百家思想打開了歐洲人的心靈，讓他們有了從宗教思想到開明君主思想，再到“民本理念”的重大轉變。經過“民本思想”的啓蒙後，皇權想擺脱教權束縛的鬥爭被資產階級利用。資產階級開始利用教權和皇權的矛盾，兩邊投機，做大自己，同時喚醒百姓，開展文藝復興，啓蒙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這些運動的結果就是，教權和皇權都被資產階級擊敗，逐漸失去政權。而海洋殖民過程中的戰亂和爭霸也把西方的“戰國時代”變成了對科技的大飢渴，大盜竊，大輸入，大消化，大創造的時代。

大航海時代恰在明朝時期。而宋朝是我國科技發展的一個高峯。經過蒙古西征，把一部分科學知識傳到了西方，為西方開啓大航海時代提供了支撐。西方再借助資產階級冒險家和西方傳教士等人不斷從明朝或公開或秘密的拿走東方的知識成果。最後，當古代的自然科學經過幾萬年的積累和實踐，終於可以開啓近現代歷史後，西方正是宗教和封建滑落的動亂時期。整個歐洲像板結的土地被犁頭翻了一遍似得，破碎不堪，到處是零星的小國，為私利而互相爭鬥。而我國恰是由亂到治，封建復興，皇權統一的時期。國土恢復幅員遼闊的疆界，達到了農業文明可以穩定控制的最大範圍。

於是，我國曾經捧着的科技金飯碗掉落了。而西方則在資產階級的貪婪私鬥中，通過我國發明的火藥以及先進的冶煉技術，逐步推動了戰爭的規模，以及工業和商貿的規模，進而一步步把經濟推入近現代階段，也把古代科技推入近現代階段。與之伴隨的，就是古代的社會科學，經濟理論和社會制度，也被推進到了近現代階段，好去為資產階級的統治服務。這種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一定是要錘爆宗教和封建皇權，然後美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所謂美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以民權和民意為裝飾，以自由為幌子，實際是搞資產階級的專制統治。為了把民權和民意裝扮下去，以便繼續穿戴“自由”這塊資產階級專政的遮羞布，西方就搞了“內外有別”的平衡策略。即，對外大搞殖民主義的血腥屠殺和侵略霸權，獲得財富後，以優越的生活條件在國內收買本國民眾，使其只進行資產階級需要的民主，而不進行其他階級，比如勞動階級或無產階級需要的民主。西方民眾在殖民經濟中收穫頗豐，他們也容易接受資產階級的領導，放棄激烈的無產階級革命。最後，反倒是在西方的邊緣，或者殖民地範圍內，被欺負，被壓迫的人民首先反抗，建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

總之，“十字軍東征”和“蒙古西征”的重合，“鄭和下西洋”和“大航海時代”的重合，開啓了一個文明交流的新時代。在這期間，東西方的知識水平被逐漸“拉平”，但是東西方的歷史發展節奏卻是相反的。 

這種相反的節奏正好趕上了古代科學近代化的關鍵節點。於是，東西方的歷史發展和社會轉型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西方，是教權和皇權都拉攏資產階級，結果雙雙失去權力，被資產階級取而代之。 

在東方，則是皇權藉助民意，藉助新儒家思想，重建了封建的央地關係。特別是滿清入關後，由於封建皇權是外來的，外族的，所以與關內各地的資本勢力牽連較少。這使得滿清的政治運作較少被漢族地方的資本勢力侵蝕、腐化和掣肘，皇家事務也免於被他們過多介入，進而反倒更好地實現了中央的團結，中央的集權，去完成自宋代開始的重建統一，重建封建皇權的工作。 

至此，回頭再看文章開頭，別人説的那三條導致中國近代落後的原因，就無法完全認同了。 

首先，説中國文言文不適合自然科學發展，完全是胡説。中國有文、白兩套語言體系。文言文不影響中國古代研發出領先的科技。而白話在“明清時期”已經流行為書面語。明清白話小説就是證據。所以，不存在中國語言不適合自然科學發展的情況。 

其次，説中國古代不愛研究自然科學，而是鍾情於研究人際關係，即社會科學，好去搞封建壓迫，一來這不是事實，二來也沒有考慮與歷史發展節奏的關係。

自然科學在我國一直是較快發展的，是領先世界的。否則，我國也支撐不了這麼多的人口和這麼廣大的疆域。 

我國至少在明代還具有領先的科技水平。落後主要是在清代的這幾百年間。清朝為了鞏固統治，借用漢族幾千年的文明積累發展自己，應該是在自然科學上採取了“官民隔離”的措施。大量先進科學知識被雪藏，只在少數專業人士手中傳遞，沒有流入社會，借廣大的民間智慧發揚光大。這是清朝逐漸落後，沒有率先近代化、現代化的重要原因。而西方則在乾隆朝中期發生“第一次工業革命”。不到百年後，就有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反推回去，大概就是“明後期”到“清中期”的這二百年時間裏，把中國積累了幾千年的成就給葬送了。

然而論説這個責任時，把它推給中國語言，説中國古人或古代文明偏執又愚蠢，只愛好研究人際關係，推行封建統治，偏偏不愛研究自然科學，我認為是不對的，甚至可以説是嚴重錯誤的。

中國從宋代走向復興封建的道路，恰恰與資本力量胡作非為有巨大的關係。資本力量的崛起恰恰就是生產力發展，科技發展的結果。而他們的自私自利、分裂國家，禍國殃民，誘發戰爭和動亂的行為，遇到了人類歷史上最早也最強大的“統一文化”。 

這種統一文化源於“炎黃”，成於“夏商”，鞏固於“秦漢”。數千年的先秦歷史，已經在分分合合的反覆選擇中，把“統一”寫進了華夏子民的文化基因。所以秦漢之後，在中華大地上，分裂割據，自私自利，就是與中國人的“文化基因”相背離了。 

“統一”的理念在農業社會，在古代，最好的代表就是封建皇權。但是，統一理念的根脈，深深地紮在農業生產協作共贏的“勞動意識形態”中。所以，統一理念的深處其實是“民本思想”。“統一理念”本身就帶有社會主義的屬性。 

只不過在私有制社會的早期和中期，它表現為領袖或皇權的“門户私計”。於是就有以皇權為標誌，以“封建”為方法，代表子民進行“替天行道”的治理，意圖在“社會利益統一”的理念下，去協調私人和私利。但“私有制”畢竟與“民本思想”，與社會性統一的思想是不協調的。所以，私有制歷史中的民本思想，就被扭曲成了封建皇權的形態，搞成了皇家的“門户私計”。

於是，一旦大私與小私矛盾，皇權與地方資本矛盾，鬥爭態勢就會在中華大地上偏向封建皇權取勝，這是文化基因決定的。但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外傳，在西方這塊破碎的，沒有統一文化基因的地界裏，就呈現出資產階級勝利，取得政權的結果，並由此產生了人民自由（實為資產階級自由）的理念。

然後，資產階級的狼羣逐漸壯大，攜帶“自由理念”開始外出狩獵，將中國古代的封建統一皇權擊敗，這就把“民本思想”在新時代裏重新提煉和釋放出來了。此時，又恰逢共產主義思想出現，於是西方的殖民侵略沒有把中國引向分裂再邦聯的軍閥共治形態，而是走向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持續統一形態。 

與此相伴隨，“民本思想”對統一的需求，在古代的農業社會必定拋棄宗教思想，出世文化，走向維護綱常，維護統一的儒家世俗文化。而在現代，它一定會經由“偽民本思想”，即資產階級自由思想，走向真正的民本思想，社會主義文化思想。

參考文章：

《人類歷史並未現代化》

《百年變局的經濟、歷史和哲學內涵》 

2024.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