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川需要做到的是“自洽”，他現在無法接受藝術或商業中任何一端的自己_風聞

陸川需要做到的其實是“自洽”，他現在無法接受藝術或商業中任何一端的自己，於前者而言存在天賦瓶頸，於後者則是“放不下架子”。這種“衝我來”的説法，恰恰説明了他對於影片被批評的不接受，同時又要擺出“接受”的表面姿態。

這讓人想到了他之前對《抓娃娃》的批評。作為電影人的角度出發，陸川對《抓娃娃》的態度並非全無“合情”之處。於廣大受眾而言，它的成功當然是“合理”的，因為它輸出了足夠簡單、直接、快捷、高頻的笑點，同時在故事的有趣度上也不錯，這就已經足夠了。而站在陸川的電影導演角度上看，這就不足夠了，因為它的運轉模式、最側重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是“非電影”的。它的大爆，在陸川眼中不夠“合情”，或者説“難以接受”。

對《抓娃娃》的態度偏差，更多是源於大眾和陸川的視角差異。當然，“被盜號”是確切無疑的不聰明應對，甚至不如“手滑點贊”來得“相對不那麼蠢”。同時，它也説明了陸川作為創作者的一種“不純粹”。無論如何，他的創作者心態終究是需要“小號”的。

這也讓人想到了甯浩在《紅毯先生》中的自我投射，他試圖強調自己是作為純粹創作者的“甯浩”，而其形式則是對影片中“導演林浩”的嘲諷，做出“我不是林浩，而是甯浩”的宣言。但是，他終究只停留在了“林浩”的階段，依然向片方收取了昂貴的導演費，並不能真的為了絕對的藝術而做出物質利益的讓步，上述的自我宣言也只能停留在影片的語境之中。這讓他在“林浩”身上的諷刺似乎在客觀上擁有了更豐富的寓意，讓自己成為了“林浩”，並做出自嘲。

林浩實際上就是導演版本的“劉偉馳”，他為後者講述農村選材動機，卻不是出於作品本身，而是“國際影展比較容易好評”，同樣是刻意追求的“藝術本真之心”，“接地氣”不過是其實現"獲獎”目標的途徑，而“獲獎”本身其實也是對明星生涯的加成，是明星當下之中的平衡成功。

在影片的後半部中，林浩在段落的頭尾用翻譯器學着法語，先説“獲獎”，最後則是“暴發户”，後者是對植入廣告的憤怒，而前者卻“開宗明義”地奠定了其作為創作者的功利性本質，事實上學法語也不過是為了拿金棕櫚時的致辭而已，由此削弱了導演作為創作者的狀態，將他此刻與品牌方的溝通賦予了具體意義：他與對方分別站在被隔斷的佈景中，對應着此刻創作者與投資人的溝通阻塞，但前者的抱怨不過是口頭而已，實際上還是在拍攝植入廣告。這種不純粹的功利性引出了隨後的“導演毆打投資人”段落，也削弱了此刻導演學法語的“跨障礙溝通”。他似乎達成了溝通，卻不過是功利性的展示，事實上停留在了“自己與自己溝通”（語音只是翻譯他自己的話）的虛假程度，而真正與其他人交流的時候，他卻連母語中文的溝通都無法保持順暢。語種只是虛假的形式，本質在於內心對自我認知與訴求的純粹與否、自我與外界的錯位與否。這升級了前半部裏基於語種（中文與外語，普通話與粵語、方言）的溝通受阻之表達形式，也延續到了“毆打投資人”的段落中。投資人與導演同樣都説普通話，對台詞的溝通卻是失敗的，甚至連台詞本身都念的刻意無比，“一人念一句”顯然是最尷尬生硬的表演。

在《紅毯先生》的結尾，劉偉馳站在傢俱搬空、一片破敗的辦公室之中，這意味着他作為明星而在“平衡”中的事業全毀，似乎可以帶來從零開始的重建，但他依然只是登上了平衡車。此前，平衡車一直由經紀人使用，結合其科技屬性，成為了“高端明星”的象徵。而在這裏，劉偉馳似乎處在了歸零的環境中，其封閉帶來了強烈的主觀性，不再是此前與外人接觸的客觀世界，但窗外的天空提示了此房間的“高樓層”，也讓他依然無意識地登上了平衡車，以經紀人的“明星”為基礎，繼續試圖達成“平衡”，是“高端、明星、刻意表演”與“普通、人、真誠溝通”的平衡。這是他最極致的下意識之本能，讓其無法脱離明星的窠臼，主觀意味與此前的客觀世界完成了最終的交互，互相作用、影響、定義，前者導致了後者的產生，後者又推動了前者的發展，讓這種狀態愈發不可脱離。

影片最後的長鏡頭遠景中，高層房間裏的劉偉馳騎着平衡車，搖搖晃晃地練習着，始終沒有像經紀人作為“純粹明星象徵”一樣地自如掌控。因為他並非放鬆，放鬆才能學會騎車或平衡車，象徵着他無法完全傾向於某一邊的內心選擇。非放鬆的強行拿捏平衡是不會騎車的表現，也必然在其“刻意”中再一次地失敗。這讓他處在了一種“不自知”的破滅生活之中，依然保持着對“平衡可掌控”的錯誤自知，對應着長鏡頭所強化的極簡主義、收斂情緒、穩定控制之“表面”，以及由搖晃的平衡、空蕩的“世界”所表露的失敗與毀滅之“內裏”。

劉偉馳想要“表演”藝術家，實際上卻在當下的人生階段中只能去“表演”明星，而他事實上試圖做到的則是對二者之平衡的“表演”。但這一切都只是在“表演”而已，就像從開頭到結尾都始終存在的不同維度“攝影機”，從片中的照相機、攝像機、監控攝像頭，到《紅毯先生》的攝像機，劉偉馳與他背後的劉德華本人，都始終處在“攝影機”之下的不同“表演”狀態中，“攝影機”即是個人所處世界對他的認知定位與思想賦予，讓他在“表演”中契合相應的標準與狀態，又因個人主觀與外部客觀的錯位交互而產生了內外與內心不同側面的衝突和矛盾，進行不同層面的“表演”而又彼此摩擦對立，由此帶來了最後的“空蕩房間”之毀滅。

劉偉馳如此，與其具有同樣表意效果的林浩如此，林浩角色個體與《紅毯先生》影片內外所表現的甯浩也是如此。同時，與甯浩處在類似身份、職業、心境上的陸川，或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對陸川來説，平台上的小號、“盜號”與“手滑”，應該就是他的“林浩和《紅毯先生》”。

僅僅只是在這裏，他們可以“純粹”，同時似乎又無需“捱罵”。這讓陸川踩上了劉偉馳的平衡車，但切錯號也好、平台澄清並未盜號也罷，便是始終存在、而又必然暴露的“房間空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