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的“烏克蘭大饑荒”_風聞

説起蘇聯時期的烏克蘭，立馬令人聯想到三十年代的“烏克蘭大饑荒”。

之所以給“烏克蘭大饑荒”加引號，是因為這個名字本身並不準確。

正本溯源：烏克蘭大饑荒，更準確的稱呼，應該是蘇聯大饑荒或是蘇聯農村大饑荒。

但人類有史以來，但凡出現大饑荒，農村總是重災區，餓死的人中，也總是農民最多。

這是歷史的終極嘲諷，直到現在依然沒有改變：一旦出現戰亂，最為弱勢的農民，總是最先成為犧牲品，他們手中的糧食，要不被無良政府打着冠冕堂皇的旗號徵收，要不被軍閥流寇強行劫掠。

尤其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饑荒，城市基本沒事，饑荒只出現在農村，並且越是糧食產量高的地區，饑荒越是嚴重。

烏克蘭乃是世界聞名的大糧倉，因此，在這場遍及全蘇的大饑荒中，烏克蘭最為嚴重。

由於蘇聯的遮掩，大饑荒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定論。

比較保守的估計，全蘇餓死人數在300萬至800萬，烏克蘭約佔三分之一，也即100萬至300。

當時烏克蘭的總人口，大概是3000萬左右。按30%的城市化率計算，烏克蘭農村有2000萬人。

2000萬人餓死100萬是5%，300萬則是15%。

如果你生活在當時的烏克蘭農村，那麼，你的家人、你的鄰居、你的兒時玩伴，很可能就死在這場饑荒中。

至於為什麼不算城市，原因很簡單，因為城市得到了重點保障。

再重複一遍，農民永遠是最弱勢的，對於他們，我們應該更多一份悲憫、更多一份保障！

原因分析：這場大饑荒的出現，套用一句俗話，叫做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三分天災，是自二十年代末以來，蘇聯尤其是烏克蘭天災不斷，糧食連年減產。

七分人禍，一是蘇聯大量出口糧食，致使國內庫存不足，無法應對饑荒；二是急於推進集體農莊建設，導致農民不肯好好種地，人為造成糧食減產；三是災情發生後，斯大林聽不進反對意見，始終不肯降低徵糧標準，甚至在災情最為嚴重的1932年，還提高了徵糧標準。

而這七分人禍，都指向同一個原因：儘量加快工業化進程。

第一，大量出口糧食，是為了換取工業化亟需的機器與技術。

千萬別笑話蘇聯，因為我們當年也是這麼幹的，印度到現在還在這麼幹。這是落後國家、農業國家共同的無奈，既然不能像海盜國家那樣靠全球殖民、全球搶劫完成工業化必須的原始積累，就只能靠農民做貢獻。

第二，急於推進集體農莊建設，是為了提高糧食產量。

當時的蘇聯農村，面臨兩個嚴重問題。

一是蘇聯的革命發跡於大城市，對農村的控制力極為薄弱。農村絕大部分土地，依然控制在大地主、富農手中，這些人往往支持白軍。

二是當時的蘇聯，依然處於小農經濟狀態，農業生產效率並不高。

因此，斯大林急於推進集體農莊建設，其實就是要完成蘇聯版的“土改”，只不過我們是打土豪、分田地，蘇聯是打土豪、收田地。

通過集體農莊建設，蘇聯可以名正言順地將地主、富農的生產資料收歸公用，同時通過機械化提高農業生產水平。

集體農莊確實能夠解決機械化生產問題，但帶來的效率低下痼疾很難根除

不過在推進的過程中急於求成，方法簡單粗暴，不單地主、富農抵制，普通農民也消極怠工，初期反而大幅降低了糧食產量。

最後説重點，在災情最為嚴重的1932年，斯大林為什麼還要提高徵糧標準？

難道斯大林就這麼閉塞，一點不瞭解農村的真實情況嗎？

如果你真的這麼認為，只能説，你太善良了。

以斯大林對情報機構的操控水平，蘇聯上上下下的一舉一動，無不在斯大林的掌控之中，他怎麼可能不清楚農村的情況？

如果他的消息如此閉塞，早就不知被政敵弄死多少回了！

在鐵血政治家心目中，人和人並不等價，這就是斯大林的帝王心術！

任何一個鐵血政治家，站在斯大林所處的位置，都只能做出相同的選擇：犧牲農村保城市、犧牲農業保工業。

災荒已經持續數年，連農民手中都沒餘糧了，城市更沒有。

農民沒糧食，還可以去啃樹皮、吃草根；工人沒糧食，難道去啃機器？

農民沒糧食，也鬧不出什麼大事來；工人沒糧食，沒準就會起義？工人階級的力量，又豈是一盤散沙的農民能比的？

農業受到打擊，只要來年風調雨順，糧食自然就有了；工業受到打擊，沒準幾年、十幾年都恢復不過來。

更誅心的是，一邊是處於自己絕對控制之下、同時也是支撐蘇維埃政權的主力工人階級，一邊是處於地主富農控制之下、與蘇維埃政權離心離德的農民，你説慈父會怎麼選？

回報是什麼呢？

1931年，蘇聯購買了機械設備出口世界份額的三分之一，1932年上漲到二分之一。

第三，蘇聯為什麼不顧一切地提高工業化水平。

因為新生的蘇聯，始終沒有擺脱生存壓力！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當時唯二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還有一個是蒙古），斯大林深知：資本主義國家亡我之心不死！儘管歷史上對斯大林的爭議頗多，但毋庸置疑，他是一位深謀遠慮、手腕高超的政治家。

如果沒有斯大林時期勒緊褲腰帶的工業化進程，二戰期間，德國就把蘇聯給滅了，整個斯拉夫民族也消失了。

當然，斯大林時期，過分強調工業、過分增加糧食出口，致使國內糧食儲備嚴重不足，一旦爆發自然災害，就只能通過極限壓榨農民以維持城市穩定、工業穩定，這絕對是施政上的謬誤。

此外，面對天災，還強行推動集體農莊，甚至將大量不配合的普通農民視為階級敵人，發配到西伯利亞勞改，更是大錯特錯。

只是話説回來，吃一塹才能長一智。新生的蘇聯，也有自己的歷史侷限性，面對那麼多新問題，掉坑裏也不奇怪。

顯然，在這方面，我們汲取了蘇聯和自己當年的慘痛教訓。

不管工業如何發展，我們對農業的定位始終不變，我們始終死守十八億畝耕地紅線、始終死守糧食安全底線。中國人的飯碗，永遠要端在中國人手中！至於某些公知説耕地紅線無關緊要，缺糧可以從國外買，甚至否認糧食危機發生的可能。只能説，袁爺爺讓你吃得太飽了，讓你有精力跑出來賣弄自己的愚蠢與惡毒！

估計老天也不喜歡這樣的禍害，所以只讓袁爺爺去天堂，卻把禍害遺留在人間！

結論：所謂的烏克蘭大饑荒，並非虛構，但誇大、誇張、以點代面。

這裏沒有替斯大林洗白的意思，更不是刻意忽視烏克蘭人民曾經遭受的痛苦。

只是，分析歷史必須要客觀，感受歷史才需要感情。從感性的人性出發，才能體悟到歷史的温度，用客觀的邏輯思維，才能解構出世界運行的真相。

由於長期的高壓統治，加上蘇共晚期的腐敗與僵化，蘇聯解體後，引發輿論反彈非常正常。

否定自己的歷史，就是否定自己的根基，蘇聯意識形態混亂的根子，赫魯曉夫時期就埋下了。

烏克蘭內部，尤其是西烏，本來就存在分離主義傾向，為了凸顯獨立的政治正確、為了凸顯親美的道德優勢，自覺不自覺，都會誇大蘇聯對自身的欺壓與迫害。

而在國際輿論上，蘇聯也是破鼓萬人捶。在西方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原本遍及全蘇農村的大饑荒，就被偷偷轉化為烏克蘭大饑荒，甚至認為這是刻意針對烏克蘭的種族清洗。

這種概念偷換，且不説對蘇聯公平不公平，至少對其他餓死的蘇聯農民不公平！大饑荒客觀存在，但承受饑荒的，是全蘇聯的普通民眾，尤其是農民。烏克蘭的饑荒之所以格外嚴重，是因為它是蘇聯最主要的產糧區，徵糧標準定得很高。饑荒發生時，在蘇聯僵化的官僚體制下，徵糧標準很難及時做出調整。

那些因抵制集體農莊而被流放的普通農民，屬於階級鬥爭擴大化，並非只針對烏克蘭人，因此也不能説是種族清洗。

蘇聯時期，尤其是在斯大林時期，類似這種極限徵糧、動則流放的高壓統治普遍存在，但並非針對烏克蘭人，而是針對所有敢於質疑、敢於反抗的人，包括俄羅斯人、包括其他少數民族、包括政府高官、包括軍隊高層。

實際上，波蘭統治烏克蘭時，為了實現民族同化，同樣採取了無數高壓政策。只是時日久遠，且不符合反蘇仇俄的政治正確，根本沒人提及罷了！

俄烏關係走向破裂，在輿論戰場上，就是由諸多“烏克蘭大饑荒”這樣的話題推動的。

西方媒體忽然集中炒作某些敏感的歷史話題，往往包藏禍心，關於這一點，我們同樣要高度警惕！

關於“烏克蘭大饑荒”話題，在俄羅斯召開的會議和在美國召開的會議，結論完全不一樣，原因顯而易見。

在蘇聯解體尤其是“橙色革命”後，烏克蘭領導人堅持這一説法是為了盡力擺脱俄羅斯的影響，加快融入西方，與俄羅斯徹底切割。這表明，烏克蘭一些學者和政治家如此定性完全是出於現實利益和政治需要。

我看同時期的丘吉爾做的就很好：

在英國的統治期間，印度遭受了無數次嚴重的大饑荒，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是孟加拉大饑荒是1770年。隨後發生了發生嚴重饑荒的年份在1783年、1866年、1873年、1892年、1897年，最後一次饑荒是1943-1944年。當時有三百萬人死亡，倖存者以食草甚至食人肉為生，當時丘吉爾的意見是：

“我討厭印度人。他們是殘忍的民族，有着野蠻的宗教。饑荒是他們自己的錯，他們繁殖起來象兔子。”

-- 温斯頓·丘吉爾

德里政府發出了一封電報描繪了當時災難的可怕情景和巨大的死亡人數。丘吉爾的唯一反應是：“為什麼甘地還沒有死呢？”

所以，英國政府有沒有道歉呢？西方媒體有沒有像譴責烏克蘭大饑荒一樣譴責英國政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