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與躁動：真理與事實的內在關係_風聞

       要理性認識“發達與落後”。中國當然如同何祚庥院士所言：“我們比過去是進步多了，但是在高端技術前沿，中國比美國落後幾十年。”這是實話，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目前中國對發達西方國家來説，技術應用的規模效應對美國構成的競爭優勢對歐美國家而言確實是一種“威脅”——拜登和耶倫沒有看走眼：AI技術應用的規模遠超過美國——中國的AI技術應用開發人員規模超過美國的三倍還多（儘管中國高端AI技術水平差距還比較大，但是在一般應用領域，比如無人駕駛等領域中國的實體經濟產業鏈規模世界第一）。      

       拜登的憂慮就在於美國長期忽視實體經濟的發展規模，過分依賴“知識產權”許可的“長臂管轄”遏制他國的發展。這也是拜登強迫台積電回美國投資建廠的根本原因。         中國人有一個優勢：就是面向應用，而不是片面強調應用技術的水平有多高。比如中國的碼頭裝卸的無人化模式中長些車輛的定向無人操作技術採用的“地面磁釘導向”技術實際上是國內早已普遍使用的“無軌伸縮門”技術+程序控制定位。成本其實很低，也很可靠。也就是説，每個集裝箱從裝卸到位置確定都是在事先在數據庫裏有了確定的位置，程序照此執行就可以了。     

       就是中國人熟知的：“不選最貴的，只用最合適的”做事邏輯。這種思維意識源自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中醫不是有個“辨證施治”觀點嗎？這種思維方式也是源自自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所以復旦大學的王德峯教授一再強調：“中國古代哲學與西方哲學是兩個不同的體系，如果把中國古代哲學否定了，中醫也就沒有了。”      

       但是也要看到，中國自古以來的自然科學領域沒有形成理論的體系，只有閃光點（比如圓周率和勾股定理），而西方誕生的牛頓定律、電磁場論以及近代的量子理論等等中國沒有貢獻。為什麼會這樣？陳嘉映先生在其《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異》（中國問題  北京大學國家研究院 北京大學出版社）中有詳盡的解析。陳嘉映認為：歷史上中國人缺乏對純知性的偏好和追求。這實際上與農耕文化思想和皇權至上的訴求有關。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線是“士大夫政治文化”，士人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首先要做官——“科舉中的”。       這也就是：“民治訴求，清官上書，聖上下詔，民謝龍恩”的歷史輪迴。       

       陳嘉映認為：“西方從古希臘開始就有一種非常獨特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純粹智性的追求，對無關利害的真理的追求。有很多例子。比如有一個關於阿基米德的傳説，講羅馬人攻佔敍拉古，阿基米德正在沙盤上畫一個圓，羅馬士兵打進來的時候，他護住沙盤，説“不要動我的圓！”這個故事不管是不是真的，都只有在希臘傳統中才會有，在西方傳統中才會有。 ”             

    《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異》中有這樣的概括表述：“中國比較早的時候的文化比較一般是用“夷夏之辨”這樣的説法來進行的。什麼是華夏文化，什麼是蠻夷？某種意義上蠻夷就是沒文化，華夏就是有文化，文化就是用華夏去化蠻夷。一般説來在鴉片戰爭之前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基本上中國人都認為中華文明、華夏文化是文化，是最高的文化，最好的文化。西方不完全是這樣。比如希臘人也跟中國的古人一樣，把自己看作是文明人，把周邊的民族看作是barbarians。但是比如希羅多德（西方第一部歷史著作的作者），他在《歷史》，也叫《希波戰爭史》這本書裏頭，也説到希臘的文明、文化是最好的，但是他這個最好很大程度是在跟別的文化比較了之後得出的。這跟中國有點不一樣，中國人不是在比較了之後覺得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而根本就是把中國文化是最好的當做不言自明的，當然這種心態和看法，最近一個半世紀以來強烈地改變了。”      

       總而言之，林毅夫在其《新結構經濟學》裏反覆強調的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所應具有的“資源稟賦和內生動力”是推動發展的基本要素。“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越接近發達國家，遇到的阻力就會越大”。這至少是中國當下遇到的問題之一，所以發展中國家要求清醒的認識。

        陳經的這篇文章（西方破落户_風聞  https://user.guancha.cn/main/child-comments?id=53423135）似有很多偏頗，至少是沒有對中西方的科學發展史進行過必要的理性解讀。有差距並不可怕，怕的是我們有沒有清醒的認知——這是中國人當下需要有的覺醒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