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座人類學博物館奠基人林惠祥教授_風聞

成長

林惠祥(1901-1958)，我國著名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考古學家、民俗學家。1901年6月1日，林惠祥出生於福建晉江縣一個小商之家，其曾祖父曾在台灣經商，但到其父林毓鑑時已家道中落。林惠祥自幼隨父在台灣生活，宜統元年(1909年)回到故鄉石獅蚶江讀私塾。他自幼聰穎好學，1911年考入福州東高學堂，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畢業後，因家況日差,無法支撐他繼續求學，他只能在家自學。1919年,他陸父回到台灣，後轉往菲律實，在一家米廠任書記員。因對商業不感興趣，他在工作之餘，仍自學詩文不輟。

1921年，陳嘉慶創辦廈門大學，林惠祥以同等學歷考取文學院歷史社會學系。在廈大學習期問，他成績優良，連獲甲等獎學金2次，並在廈門中華中學推任史地和社會科牧員。1926年，他從廈門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是廈門大學第一屆唯一的文科畢業生。1927年秋，林惠祥考入菲律賓大學研究院人類學系，跟隨美籍教授拜耶(H・O・BEYER)學習人類學，僅一年時間就順利畢業，獲人類學碩士學位。

1931年，林惠祥回廈大任教，在頂澳仔的私宅裏設立了一處文物展覽室，展出私人收藏的考古、民族文物標本三四百件。1934年，林惠祥將文物展覽室擴充為“廈門市人類博物館籌備處”後正式命名為“廈門人類學陳列所”主要目的是“供給廈大歷史社會學系應用，並供附近中小學參觀”可惜後來因為戰亂，籌備工作一度中斷。

1933年，廈門大學文學院文化陳列所成立，從1934年到1936年，在陳列所主任鄭徳坤的主持下，文化陳列所陸續收集了部分福建地區的文物，其中以泉州唐墓出土的隨葬品為主。這部分藏品後來也盡數移交給了人類博物館。

1937年，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日本侵略軍炮擊廈門島，廈門大學的文物、圖書受損嚴重。廈門淪陷後,台灣“總督府”聯繫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要求派人前往廈門大學察看。次年，這些文物標本被運到“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教研室”(白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博物館前身)。1945年台灣光復後，廈門大學商請台灣大學協助追回文物標本“19小箱”。其餘文物除少量仍收藏在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博物館外，下落不明。

1956年10月，此時的林惠祥已經發現自己患有高血壓病症，但他仍未停歌，帶病繼續工作，白天到人類博物館上班，晚上堅持撰寫書稿論文。1958年2月13日晚，林惠祥在伏案工作中突發腦溢血，潔然長逝，享年57歲，他的骨灰安葬於廈大思源谷旁。

林惠祥是我國著名的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博物館學家和考古學家，也是廈大培養的傑出人才代表，是我校人類學、民族學和考古學學科的奠基人和早期學術領袖。他的一生雖然短暫，但卻將畢生都奉獻給了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不僅留下了大量的專著和論文，而且還培養了眾多的人才。他仰慕陳嘉庚先生傾資辦學的精神，傾資辦館，將個人含辛茹苦採集、收藏的大量珍貴文物、標本和圖書字畫全部無償捐獻給國家，為創建新中國第一家專科性博物館一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林惠祥留給我們的不僅是高山仰止的學術成就，還有他熠熠生輝的高尚人格。他為廈門大學人類學、考古學學科的建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真正做到了大公無私、以校為家的人。時至今日，我們仍會時常緬懷他，希望能更好地繼承他的學術遺產，在他開創的基業上不斷開拓創新。

工作

1928年，林惠祥回到祖國。5月，被時任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聘任為著作委員會特約著作員。後又轉入“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為社會科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並參與該院民族學組研究工作。1930年9月，林惠祥受聘回到廈門大學任教，直至抗日戰爭爆發前，先後擔任文學院歷史社會學系副教授、教授及系主任。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林惠祥攜家人連同多年考古蒐集的文物、圖書，避居南洋。在新加坡,他受聘為南洋女中教員和《星外》半月刊編輯。1939年冬，擔任馬來西亞檳榔嶼鍾靈中學校長。1942年，日本侵佔南洋，林惠祥攜家人避居後港務農。從1945年秋至 1947年夏，林惠祥主要在新加坡參加由陳嘉庚主持的有關南洋華僑籌賬會活動資料的編輯整理工作，並參與《南仟回憶錄》一書的編輯出版工作。

抗戰勝利後，林惠祥於1947年夏重返祖國，回到廈門大學繼續任教,擔任歷史系教授。1951年，他將畢生蒐集的上千件珍貴文物圖書捐獻給廈門大學。在他多年的呼籲奔走下，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成功設立，並由他親任館長。直至離世前，林惠祥先後擔任廈門大學歷史系主任、人類博物館館長、南洋研究所副所長等職務後又被選舉為廈門市人民代表廈門市僑聯副主席、福建省政協委員。1957年9月，林惠祥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成就

林感祥的一生雖然短暫，但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卻是輝煌的一是他着生命危險，深入台灣裂地。成為我國系統調查研究台灣高山族第一人也是他，多方考古探查，發現了福建省內多處史前遺跡，更是他，確立了我國人類學體系，莫定了我國人類學學科的基礎。

他畢生致力於中國東南地區以及東南亞的考古發掘和民族調查研究,曾在1929年、1935年兩次隻身冒險深入日本侵佔下的台灣，對台灣高山族進行調查研究，並蒐集了一批圓山遺址史的石器和高山族文物標本帶回大陸。在抗日戰爭時期，林惠祥雖避居新加坡，生活困苦，但仍堅持調查研究。1941年，他發現了馬來亞吉打史前洞穴遺址，挖據出一批珍貴的舊石器時期遺物。在廈大任教期間，他也經常到福建各地進行考古調查、先後參與調查和發現了武平、龍巖、長江、國侯等地的新石器時期遺址。

他對民族文化和中國民族的來源及劃分系統等問題，朗多創見。他的《文化人類學》一書確立了中國人類學體系，對於中國原始社會組織、婚姻制度等問題也有獨到見解，受到當時學術界的普遍重視與歡迎。同期，他又撰著〈中國民族史》(上、下兩冊)，對中華民族的來源、歷史發展分類系統等問題見解獨到，是當時中國民族學專著中最完整詳盡的一部。此外，他還先後出版〈民俗學)、《世界人種志)、《神話論》等專著，奠定了中國人類學有關分科的基礎。在南洋研究方面,林惠祥先後撰寫了(南洋人種總論)、《南洋民族與華南古民族的關係》等論文，還編譯〈菲律賓民族誌)、〈婆羅洲民族誌》等專著，成為中國研究南洋問題尤其是南洋考古的開拓者和倡導者之一。他一生留下專著18種，論文和譯文70-80篇，實為一位十分博學高產的學者。

魅力

林惠祥不僅在學術上成就豐，在人格魅力上也令人敬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他帶着一家老小到南洋躲避戰亂，雖是生死存亡的時刻，他仍不忘保護多年蒐集的珍貴文物，帶着它們一起遠渡重洋。因為不想為日本侵略者服務，他只好放棄了所有教職工作，避居鄉下務農。在生活極其艱苦，幾乎食不果腹的境況下，林惠祥仍千方百計地保護着這些珍貴的文物資料。在南洋期間，林惠祥積極提倡、參與捐資籌賑活動,支援祖國的抗日戰爭。也是在這一時期，他和陳嘉庚、徐悲鴻等愛國進步人士成為了志同道合的好友。回國任教後，因積極支持進步學生運動,反對內戰，1949年初，廈門國民黨當局在潰敗撇退前夕，將林惠祥拘捕入獄。幸運的是，不久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廈門，林惠祥方倖免於難。

林惠祥雖出身小康之家，但他生活非常儉樸，為了建成人類博物館，他將多年辛苦蒐集，陪他輾轉多地的上千件文物標本全部無償捐獻給了廈門大學。在博物館成立後，他還經常將家中物品拿到館中供數學使用。此後，他還把自己僅剩的，位於頂澳仔的1幢樓房捐贈給了廈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