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情直播間裏的“兒女們”，讓節儉老人也消費失控，你支持家裏老人在直播間購物嗎？_風聞

轉自中國青年報：

按慣例，“阿杜”在每天晚上7點開播。多數時候，開播20分鐘內，直播間的同時在線人數就會超過10萬。這個中年男人喜歡用力揮動手臂，情緒飽滿。

10月7日晚，阿杜直播間。直播截圖

頁面左上角，一個小小的白色驚歎號後，是4個白色小字——“虛構劇情”。

據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直播間觀察和兩位粉絲介紹：劇情中，阿杜40歲，他的親生母親是迪拜公主伊莎貝拉，已經失蹤多年。他的父親爵爺，有莊園，有17位夫人。前不久，阿杜失散多年的親生女兒回來，而他養育了14年的養女則背叛他，轉移了40個億的資產……整個系列中，至少有10個角色上演，有的也在自己的賬號開播，劇情在各個直播間聯動。

無論劇情如何發展，阿杜總是其中“正能量”的一方。他稱呼直播間粉絲為“爹媽”，把觀眾晚上7點看直播叫“回家”。

但幾乎每天晚上的直播都會賣貨。9月8日晚的直播中，一個叫“洛辰之戀”的女子和阿杜連線，稱要和阿杜發展戀情。為表誠意，“洛辰之戀”願意出錢給直播間的“老爹老媽”補貼，承擔產品的差價。於是，9.99元一大盒的月餅，59.9元10盒的益生菌凍乾粉，相繼掛在直播間下方，當晚，多個產品累計在直播間的頁面上刷出超1萬單的成績。

截至10月8日，“阿杜鄉親們”僅某個平台賬號有就約1912萬名粉絲，14個超粉羣。

“阿杜鄉親們”賬號上，十幾個粉絲羣之一。頁面截圖

一位老人生活在江西上饒一個縣城，看阿杜直播兩年了。她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花錢加入粉絲團的好處是“保護直播間”。她説，有時候“壞人”一方不讓主播開播，需要加粉絲團，“免得直播間被他們關掉”。

她和另一位粉絲都對記者説，直播間講的事情是真實的，包括阿杜的母親是迪拜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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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通過自己60歲的母親，王金明很難知道，在短視頻平台上，還存在這樣一個世界。

大約3年前，他發現母親迷上在短視頻平台看直播。母親沒上過學，不怎麼識字。他記憶中，母親講過的最離譜的劇情是，一個富二代從小被關在鐵籠子裏，主播帶着人把他解救出來了。“聽他兩三句，你就火大得很，假得不能再假了。”

劇情總會引向某個產品。有時演着演着，主播稱發現了一個倉庫，要把裏面的貨低價賣給直播間的“家人們”。

後來，母親手機裏的世界又走向玄幻，出現道士、神仙。一段劇情是，一幫“壞人”在抓長白山裏的神鹿，主播奮力拯救神鹿，最後，神鹿給主播留下了一些神秘物品。王金明説，母親在“普雲”直播間買過3個單價999元的神秘石頭。據母親的説法，買回家3年內，這個東西不能打開，3年後，主播會派人來回收，300萬元一個。

這類直播的套路相似。10月4日晚，“阿杜鄉親們”的直播中，有人給阿杜的頸椎部位貼上一片黑色膏藥。阿杜提到，這是他母親“託夢”給他，讓他買的，很管用。他母親“伊莎貝拉公主”是一個有神秘力量的“天選之人”，善良，心繫百姓，走遍世界尋找造福百姓的方法。

10月3日，阿杜直播間，開播12分鐘，在線人數已達10萬。直播截圖

第二天直播中，一款膏藥的鏈接出現了。他還號召直播間觀眾點擊“左上角那個黃心”，説不需要花錢，能點開，説明“得到了我母親的福報”。這個按鈕確實無須消費可以點開，是“加入購物團”。

在帶貨環節，反派角色也不缺席。他們常用誇張的語氣説，直播間裏是一些賤民，不配用好貨。“冬天快到了，去大街上隨便找個樹枝子，往那去烤火！”“他們配用艾灸嗎？”一次售賣加熱艾灸貼的過程中，“阿杜的養女”瞪大眼睛説。

正面角色們則會相應説，“直播間的老爹老媽們最配”“他們辛苦一輩子”。劇情充滿糾紛。

暑假，在陝西生活的劉敏發現母親每天都在看阿杜團隊的直播，從早到晚，都有不同賬號開播。“我感覺阿杜這些人就是她的兒子女兒。”

一位90後社會學博士生進入阿杜直播間，馬上感嘆“爵爺”“那個聲音太假了”。那是一個有濃濃機器味道的聲音，字正腔圓，咳嗽聲像電腦程序的系統提示音。

一位生活在山西的小學教師曾進入父親常看的直播間，看到彈幕裏都在給主播出主意，她説：“人家這都是假的，你們別在這瞎着急了，這都是騙人的。”她的評論很快被淹沒在快速滾動的彈幕中。父親常看“四川可樂”系列，這一系列中，粉絲被稱為“樂家人”。

王金明曾進入母親常看的直播間，在彈幕罵主播，很快被踢出，或被禁言。王金明母親常看的一個主播叫“京京小丫頭”，他經常登錄母親的平台賬號，看到記錄裏出現這個人的號就拉黑，3年來，王金明拉黑過40多個相關的“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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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明嘗試過多種方法拽母親走出這個直播的世界。他多次強調，這是劇情，是假的，而母親常會反駁：“我親眼見到的。”

一次，她説，親眼看到主播聯繫某人幫他賣一個東西，500萬賣掉的，還有截圖為證。王金明説，這圖一看就是假的，“我現在就給你P一個，我微信裏有500萬”。但是，“給她P出來，她又不信”。

2023年，央視“3·15”晚會上，一批直播間的“兒子們”被曝光，指出了相似套路。王金明發給母親看，母親不願意看，並説他發的東西是假的。

還有一位老人説：“要是假的，人家為啥不被警察抓走？”晚輩曾對她提過，上面標註了“劇情虛構”，她帶着幾分神秘説，“直播間就得這麼掛”。

令王金明接受不了的，不是母親花錢，而是主播賣什麼，母親就買什麼。

他甚至覺得，因為母親不識字，有時她根本不知道所購商品的含義，“人家説快搶，她可能就怕搶不到”。在這類直播間，劉敏的母親買過所謂治療腦梗的藥物，但她未患腦梗。

這些老人大多生活節儉。以前，王金明的母親覺得理髮二三十元太貴，要找5元一次的理髮店。李紅的父親在村中開了個小賣部，總守店守到深夜，多等兩小時，多賺不到5元。買菜，為了一斤菜1毛錢的差價，他也要走很遠的路去買。

在直播間的消費卻很快失控了。兩年前，王金明曾經在一個支付平台給母親開通親情號，第一天就花出幾千元。後來他只給母親現金，不轉賬，又發現母親找人幫忙，把現金兑換到微信裏。再後來，他又發現母親開始找親戚借錢，一借幾千元，在直播間購物。劉敏剛剛發現母親沉迷直播間時，滑動訂單頁面錄屏，視頻錄了快半個小時才錄完。

後來，李紅登錄父親的平台賬號，偷偷把他買的東西退掉。她看到，少的時候，父親一天買一兩單，多的十幾單。後來父親打來電話説：“我現在連自己買東西的自由都沒有了嗎？”父親情緒激動，説“再退貨他就不活了”。鬧得最兇的時候，父親説要和她斷絕父女關係。

有時候，父親直播間買的東西到了快遞點，她或母親會拒收。有兩次，父親去快遞站大鬧，説這是救命藥，讓快遞員找回來。

讓王金明憂心的是，看直播已經成了母親“生活的重心”，幾乎從早到晚，洗衣服、做飯、睡覺，都要開着直播。李紅説，只要不出門，父親從早上6點多睜眼開始就在看直播，有時凌晨1點多還在直播間下單。

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喻國明對記者解釋，這些劇情背後是心理學的專業測試和規律，主播知道用什麼情景、形式、話術去刺激觀眾的時候，能引起“心流體驗”，讓人沉醉其中。現象背後更深的現實是，在社會和技術鉅變背景下，年輕人對技術、社會現實的掌握要比老年人強大得多，如今的老年人在現實中，“傳統的知識，傳統的經驗，傳統模式被擊碎”，“老年人其實心裏是不服的”。這時，“如果有一個場景，讓他的經驗被激活，他就會特別地堅持”。

喻國明説，國人素有媒介崇拜心理，認為媒介上説的事情“就是真的”。如今的老年人是在傳統媒體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因此他覺得白紙黑字的東西，媒體上説的東西，哪怕是新鮮的，是自媒體，他也覺得，這是人家在網上都這麼説的”，“肯定沒問題”。“媒介上的人”説的話，比左鄰右舍、親戚朋友、自己的孩子更權威，更有可信度。老人的經驗、聯想、常識被這樣的“可信”渠道激發起來，“形成他的一個價值閉環，一個觀念閉環”，這種堅定性，子女、朋友、鄰居是很難去破解的。

在李紅、王金明的家中，這樣的對話已經持續了兩三年，常常以爭吵、哭泣，或者老人一句“你不懂”結束。一次，李紅的父親説，“不要退我的貨，這貨裏面還有幾萬塊錢現金呢”。她聽説，這位主播承諾這批貨裏放有現金。“好像沒有現金的話，人家也會説一個（原因）是吧？可能有人家的話術安撫他，哪怕他收到的東西里邊沒錢，好像他也接受這件事。”李紅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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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紅曾經嘗試過放任。“就放開讓他上當。”她想，無非多花點錢，也許父親自己就醒悟過來了。但事實是，“每天上一當，噹噹不一樣”。

她向各種渠道尋求幫助。她曾撥打12315消費者投訴熱線，打本地的電話，答覆不受理，説要打產品經營者所在地，但買的產品太多了。她打過一個當地的，電話裏回覆説讓她提供一個註冊地址，但有些她也不知道。她在直播平台上查到了一家店鋪的營業證書，寫有地址，但得到12315回覆，查了發現沒有這個公司。

在短視頻平台，她針對“四川可樂”系列賬號進行過投訴，但這個系列直播還天天都在。

華東政法大學副研究員徐則林分析，劇情直播帶貨行為是否違法，需要分情況討論。第一種情況，商家利用特別有噱頭的劇情吸引消費者進入直播，但客觀上如實展示了商品的品類、功能、產地、分量等信息，消費者因被劇情渲染而購買了商品，並在符合法定退換貨條件的情況下能順利享受售後權益。這種情況下，不能當然認定這一行為違法。

第二種情況，商家通過極端個性化推送、創造不存在的稀缺性、界面操縱等技術誘導用户成癮，例如故意利用暴力、打鬥、欺凌、事故、犯罪等極端或邊緣內容來吸引用户關注，對用户設置不同的界面元素及組合（按鈕位置、顏色搭配、字體字號、菜單欄、佈局等），針對弱勢羣體例如老年人見縫插針地放置觸發釣鈎，誘導個體產生消費行為，或者迫使消費者違背其真實意願消費。

他指出，這類情況的隱匿性很高，消費者很難意識到自己處於被誘導消費的境地，監管部門也常常很難判斷這種行為是否違法。

“但事實上，此時消費者的知悉真情權、自主選擇權等基本權益其實已經受到了侵害。”徐則林提到，域外有很多關於此類情況的法律規定，例如，法國就曾規定，在線平台的供應商不得通過欺騙或操縱服務接受者的方式設計、組織或運行其在線界面，以顛覆或損害他們的自主權、決策或選擇。我國尚無直接針對這類行為的法律規定。

第三種情況，商家演繹的劇情是直接圍繞產品展開的，而且劇情編造是虛假的、引人誤解的。在這種情況下，劇情直播帶貨本質上就是一種廣告銷售行為，無論營銷被包裹了什麼樣的形式，都應該直接受到反不正當競爭法、廣告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電子商務法的規制。

廣東的律師馮江告訴記者，儘管反不正當競爭法是個行為法，不可能窮盡所有不正當競爭行為，在執法中往往不能“對號入座”。但是，不論直播是否標註“劇情虛構”，都不能違反“不得實施虛假宣傳或誤導宣傳行為”的規定。

今年9月24日，浙江省市監部門發佈《浙江省網絡直播營銷行為規範指引》。這是我國第一次在規範性文件中出現針對這類行為的條款。其中提到：不得通過扮演醫療、教育、金融等領域“假專家”以及虛構專業、履歷、閲歷、人物關係、情感人設等“假人設”，或者通過杜撰幫扶社會弱勢羣體、製造虛假輿論熱點等“假事件”，以騙取受眾信任或消費公眾善良心理等方式推銷關聯產品或服務。

山東濟南的律師王新亮在2016年創辦了老年人防詐騙維權中心，見識過各種針對老人的騙局。他認為這類主播可能已經涉嫌詐騙。他説，工商部門針對虛假宣傳的處罰，多是罰款，對這類主播來説，違法成本較低。五六年前，一些在各地針對老年人的保健品騙局層出不窮，後來警方介入，用刑事手段，才有效打擊。

王新亮認為，從結果來看，老人只是非理性消費了一批本身沒有法律問題的商品，但他認為，把直播中的情節考慮在內，就涉嫌詐騙。

“直播電商的主播是個新職業，還在發展變化過程中，目前，缺少直播電商和主播被按照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例。估計今後會有直播電商和主播被按照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案例，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刑法的相關銜接立法也會完善。”律師馮江分析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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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李紅的無奈是，即使去報警，也要父親作為當事人配合，但父親不會配合。

他們之間的“戰爭”歸於平靜。她還是每天查看父親的賬號後台，給父親取消訂單。該試的方法都試過了，現在對她唯一的安慰是，父親的智能手機沒有插卡，只能在家上網，出門就帶着一個老年機。

有人提出，能不能建立像青少年模式一樣的老年人模式？喻國明不贊成。他説，法與非法之間，可以採取強制性的手段。法律底線之上，只能依靠人們的自覺和選擇。

他把這種狀態稱為“技術休克”：在技術鉅變的情況下，他們有一種相對來説的尷尬和不適應，“這個是他們的問題，但也是社會的問題”。

“我們都應該對他們的這種境遇負有責任”，喻國明説，“社會發展到今天，老年人已經付出了巨大的艱辛，在今天他不適應的時候，我們要有很多相應的善意方式來提醒幫助他們，而不是嘲笑他們的尷尬。”他認為，比起限制自由，應該給老年人提供更多技術方面的自由、知識、資源。

今年，南京大學社會學專業博士辛曄做了一項針對“銀髮衝浪族”數字融入的研究，她訪談了32位江浙滬地區的老年短視頻使用者。訪談時，她看到一位訪談對象在和伴侶討論一條做包子的視頻，在她看來，這是明顯的酵母廣告，但訪談對象卻認為是科普。

當面訪談時，她會使用老人的手機，在短視頻頁面下滑20-50個短視頻，作簡單記錄，她發現內容個性化推薦程度較高，較為集中和同質。一位老人對她提到，他其實想看一些關於醫保政策的內容，但自己卻刷不到。這位老人不知道短視頻平台有搜索功能。

喻國明提到，對推薦算法而言，要關注的不是算法本身的控制，而是算法多樣性。他説，算法推薦適合分類管理。例如，現在一些平台有20%的內容隨機投放，80%的內容根據行為數據推薦。他建議，對數字素養較低的老年羣體，可以提高隨機推送的比重，降低集中程度。這樣可以一定程度上破解“信息繭房”，讓老人看到更廣的世界。

除此之外，還可以要求平台對一些觀點性、商業性內容，進行對比性推送、相關性推送。這在國外已有實踐。例如，當用户接觸到某類產品信息時，同時推送其他平台上的相似產品，便於受眾準確把握其價格、產品情況。“其實平台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如果你有要求的話，他就必須要做，或者説哪怕就作為一種倡導。”喻國明説。

10月7日晚上9點多，“阿杜鄉親們”的直播間裏，“伊莎貝拉公主”的侍女“阿蘭”在連線中對“爵爺”説：為什麼你身體這麼好？睡眠像嬰兒一樣？因為你霸佔了“伊莎貝拉公主”千辛萬苦弄來的仙草。“能讓你跟年輕人的身體一樣。”

她説，這是善良的“伊莎貝拉公主”不畏艱難，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懸崖峭壁上發現的仙草。她囑咐阿杜：“一定要完成你母親的心願，做到取之於民，回饋於民，把仙草傳承出去。”

“所有的杜家人想得到吉時平安嗎？”在阿杜的一系列鋪墊後，靈芝粉的鏈接上線了。臣樂仕牌破壁靈芝孢子粉，售價69.9元，很快，直播間頁面上，銷量衝破4000單。

（文中王金明、李紅、劉敏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