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城市裏至今還保留着“知青辦公室”？_風聞

從1969年到1975年共有2.9萬北京知青到延安市各個區（也就是延安地區的各個縣）插隊，他們大多數都回到了北京，只有差不多250人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永遠留在了延安，所以現在的延安市仍然保留着“知青辦”這個編制，負責處理這250多名知青的現實問題和各種困難。那麼他們是怎麼留在延安的呢？我只講一個將軍的孩子的故事。以下是作家、攝影家黑明的述説：

楊澤芳是個小矮個兒，看上去顯得很老。我問他多大，哪個學校畢業的。他説：“1952年的，44了，老了。我生在北京，長在北京，上學也在北京。我是北京九十六中六八屆初中畢業生。畢業都快30年了。”

我問他出生在一個什麼家庭，北京家裏還有什麼人。

他説：“軍人家庭。家裏沒人了。我父親曾經是空軍部隊的一名中將，母親當年是總政歌舞團的作曲家。我小學是在八一學校上的，小時候享受的是一級保育，父母很寵愛我，我是父母唯一的獨苗。我從小在部隊大院長大，生活上也沒受過什麼苦，要説家庭條件的話，可以説非常優越。”

我説那麼好的家庭背景，為什麼插隊，為什麼不早點回去。他説：“插隊開始後，按照規定，我作為獨生子應該是’免下”的範圍。但當時和我從小一起長大，而且又是同學的曉紅因為她父親被打成了黑五類，所以她必須下鄉接受再教育。曉紅的父親也是一位高級軍官，和我父親是最好的老戰友，他們一起當兵，一起打仗，包括我母親和曉紅的母親也是解放前就在一個部隊工作的戰友，關係就像親姊妹一樣。

所以，曉紅要去插隊了，她的父母還不知讓造反派關押在什麼地方，我父親對我説，“曉紅的父母都在難中，曉紅這次插隊走得這麼遠，我和你媽商量想讓你陪她一起去延安，好有個照應。其實我當時不想來，因為很多同學都不來，都想等着上大學或者是去當兵，我們當兵很方便，説走就走。但是父母已經商量過了，我只好按照父母的意願陪同曉紅來了延安。

好像是1969年1月初來的延安，具體是哪一天，我就不記得了。

到延安後，我倆才知道沒分在一起，而且相隔將近300里路。當時把我分到延安縣貫屯公社魯家屯大隊插隊了，把她分到富縣直羅公社的一個村子了。

時間不長，我就主動要求調到曉紅插隊的村裏。從此曉紅像親姐姐一樣關心我，我的衣服都是她洗，我也像親弟弟一樣幫助她，什麼重活都不讓她幹。

“第二年初，曉紅被抽到知青彙報團回北京給周總理和中央彙報演出，彙報完回到延安之後，她被留到延安歌舞團當了專職演員。她離開村裏後，我感到很孤獨，也很寂寞。雖然我們那時候還沒有談戀愛，但她走了之後，我總覺得很失落。為了能離曉紅近一點，我就通過我父親的秘書，1971年10月把我安排到了當時的延安民航站工作，那時民航站歸空軍管，我父親的秘書説了就算。

“到民航站工作的第二年，我就被送往西北軍事電業學院學習了兩年。畢業後為了曉紅，我又回到了延安民航站工作。那時民航站離歌舞團很近，我們幾乎每天都能見面，我經常去她那裏吃飯，她也總來民航站找我。

“1973年初，我們互相之間都表露了另外一種感情，從此我們的感情越來越深，知道了什麼是愛情。那年我21歲，曉紅22歲，她長得很漂亮。

“1974年4月21日上午，曉紅突然來找我，她很少在上班的時候來找我，一般都是下了班才來。那天她來很激動，給了我一張晚會票説，晚上7點延安大禮堂演晚會，有她的新節目演出，讓我一定去看，説完她就走了。沒想到晚上我正要出門，結果來了附近工廠的一名女知青讓我給她指導一下拉小提琴，大家都是北京來的知青，也不好意思推辭，為了情面，晚上我就沒有去看曉紅的演出，一直在給那個女知青教琴。估計曉紅給了我票，她知道我的位置，所以她發現我沒去。等她演出結束後，就跑到我的宿舍找我，也看到了那位女知青在我宿舍，儘管我跟那個女知青並不是很熟悉，也沒有任何別的事情，但曉紅還是有些懷疑我。當時她雖然沒有説什麼，但是很不高興。我本來想給她解釋一下，當着那個女的我又沒好意思，心想過兩天再給她解釋也不晚，反正自己沒做虧心事。

“沒想到連着兩天她都沒來找我。第三天一早，來了兩名公安局的幹警來找我，問我是不是叫楊澤芳，我説是。結果他們説找我調查曉紅的死因，我這才知道曉紅寫下兩封遺書和一封絕命書，喝了一瓶’樂果’自殺了。

“當我得知曉紅自殺的消息之後，自己也想自殺，當時真的是不想活了。很多人勸我，都説你又沒做什麼虧心事，千萬不要想不開。也都覺得曉紅太可惜，認為她太輕率。這事發生之後，我實在不想在延安待了，感覺在延安很痛苦，一個月後，又通過我父親的秘書把我調到了天津民航站工作。雖然離延安遠了，但每天還是想着延安，想着曉紅，每當想起那件事情就不由得流淚。那段時間整夜睡不着覺，吃不下飯，瘦了很多。

“沒想到去天津工作還不到兩個月，也就是6月18日下午，在我上班的地方突然出現了幾名公安幹警，有延安的公安，還有天津的公安配合，他們當時就拿出了逮捕證，給我戴上手銬讓我跟他們走。第二天，就把我押回了延安。一個月之後，以傷害罪的名義給我判4年刑，送到了延安最大的勞改農場姚家坡。

“判我的刑我沒有埋怨什麼，一心想着就是為曉紅贖罪，畢竟她是因為我死的。在監獄裏，我沒有和任何人爭吵過，每天一句話都不想説，可以説那4年把我的性格徹底改變了，直到現在我也不想説話。其實過去我不是這樣，就是那次對我的打擊太大了。

“1978年6月17日，我的4年刑滿，按説應該離開姚家坡，但監獄管委會把我又留在了勞改農場的新生磚瓦廠工作。當時我很不甘心，第二天就跑到銅川坐火車回北京想去找父母，沒想到回到北京家中之後，只有從小帶我長大的保姆田大媽在家。我問爸爸媽媽去哪兒了，田大媽哭了，她説你和曉紅的事，還有你進監獄的事你爸爸媽媽都知道，他們都很難過，而且都去世了。還説我父母不讓她走，讓她等着我。聽到田大媽的這些話，我當時就癱軟了。沒幾天我就告別了田大媽，回到了勞改農場的磚瓦廠，從此哪兒也不想去了。至今我父母住過的房子國家還沒有收走，我準備退休後回去住。

“刑滿的第二年，通過我當年插隊的大隊書記介紹，認識了一個農村姑娘餘秀芳，後來我們結了婚。

1980年初磚瓦廠停產，我被調整到陝西勞改局的新川水泥廠，新川水泥廠也是勞改釋放人員組成的，還不如磚瓦廠，嗆得要死，很辛苦。

“1982年7月的一天，新川水泥廠的管教突然把我叫到辦公室宣佈，説我無罪，並且説已經把我從前科犯改為正式職工了。得到這個消息後，我怎麼也不想在監獄的水泥廠幹了，畢竟那裏都是些犯人。平反後，我離開水泥廠回到了當年插隊的貫屯公社魯家屯大隊，想證明自己是清白的，讓村裏人知道我沒有犯罪，我不是壞人。好在村裏人都理解我，也同情我。就這樣，我又在村裏當了將近5年農民，為一家人的吃喝，每天都要上山勞動。”

我問他什麼時候參加的工作。他説：“1986年底，我抱着試一試的想法來到延長油礦管理局找到高鵬飛局長，我把我的不幸遭遇給他説了之後，他很爽快地答應給我幫忙。時間不長他就把我安排到了青化砭油田井下作業隊當了工人，從此高局長把我從農民轉成石油工人，在野外修井已經整整10年。包括我老婆也是高局長給安排到油田工作的。其實我特別感激高局長，要不然我肯定現在還是個農民。我常想去看看高局長，但聽説他調到西安去了，我找了好幾次都沒找到他。”

楊澤芳最後説：“在我身上所發生的一切，我認為誰也不怨，只能怨那個年代。曉紅離開人世二十多年了，我還是忘不了她，忘不了我們在一起的時光，如果她還在的話，我們肯定早都回北京了。她走了22年了，每年清明節我都要去給她上墳。”説到這裏，楊澤芳又一次流出了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