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利性執法，對民營經濟的傷害，是比較大的_風聞

趨利性執法，對民營經濟的傷害，是比較大的。

而且，不是隻傷害被執法的一家民營企業，而是傷害一大片。因為不同的民營企業老闆和業務人員之間，是有圈子的。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講，有一句話叫做，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負面、焦慮的信息或情緒傳播，比正面的要快很多。人類在數百萬年的進化過程中，在早期由於生存環境非常惡劣，稍不注意便可能被其他動物襲擊或吃掉，所以對潛在的危險、負面、憂患等信息感受，敏感度非常高。凡是對這些信息敏感度較低的人類祖先，已經在優勝劣汰中被自然淘汰。所以古人講，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對生存環境所產生的憂患意識、焦慮意識、負面信息以及由此引發的焦慮感受等，是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刻在基因中的東西。這是幫助人類個體在千變萬化的環境中，能夠時刻保持生存警惕的底層因素。所謂資本的敏感性，本質上也是這種底層基因所引發的反應。

在各種趨利性執法活動中，對民營企業傷害最大的是，異地公安部門的趨利性執法。因為公安部門的權力很大，有權凍結企業財產，限制企業人員的人身自由。公安階段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最長時間是，37天。雖然法律只給了37天的時間，但是在實踐中，37天對普通人而言，是一個不算短的時間。

我不討論案件本身是否有罪還是無罪，因為不同案件有不同情況，且在不同情況下，涉及到很多技術性細節的討論，沒法做統一討論。我只是從人性的角度出發，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講，如果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場景的話，當你被一個異地公安跨省帶到另外一個陌生的地方，並被關了起來，內心基本便崩潰了。或者説，哪怕本人暫時沒崩潰，家屬基本便崩潰了。

哪怕到了37天截止日，檢察院沒有批捕，原先做的整個業務線，基本也可能就散了。很少有人會有非常堅強的內心，繼續做原先相同的業務。而且，在檢察院不批捕的理由中，比較常見的一類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相對來講，檢察院很少會直接認定案件無罪，予以駁回，而更可能會説因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所以不予批捕。

但在這種情況下，公安可能會繼續偵查，即把案件持續掛着，不會撤案。如果疊加這種情況的話，被執法對象也不可能繼續做原先相同的業務，只能散了。如果一家企業散了，假設是小微企業的話，背後對應的可能是幾十或上百人的就業，假設是中型企業的話，背後對應的可能是幾百或上千人的就業。同時，背後還對應了屬地地方政府的税收，被執法企業所在的地方政府，税源更少了。

另外，這幾十或上百人失業後，會到處説，如何遭遇了不公。我不討論到底是否遭遇了不公，因為這涉及到很多技術細節，沒法做統一定論，我只是説從傳播學角度來講，這種帶有較強負面色彩的信息，會很快在各自朋友圈內傳播，最後形成一個相當大範圍的受眾羣體。

在這種情況下，哪怕上層一直在説要保護民營企業，這些受眾羣體對上層的這些信息，會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任脱節。

對於稍有資產的有錢人來講，在這種負面信息和生存危機意識的刺激下，會忍不住去辦理境外身份，或者至少搞一個港澳身份，把自己的資產轉移一部分到境外，分散財富，雞蛋放到不同籃子裏，以做到最大程度的安全。而且，他們的這種憂患意識，主要是來源於地方政府的異地執法。因為中國有數千個縣級區域和機關單位，從理論上來講，這些縣級機關都有全國範圍內的執法權。在以前賣地收入比較好的時候，這些情況相對不算多。但現在賣地收入減少，有些窮地方縣級區域的財政收入可能有些捉襟見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手裏有全國範圍內的執法權，你會馬上面臨人性和利益的考驗。

這也是中國大一統體制的一個難點。​

在大一統體制下，決定整個中國法治水平高低的關鍵因素，不是最高的那塊板，而是最低的那塊板。不是説，由於北上廣這些大城市的法治水平，相對高一些，所以整個中國的法治水平便高，投資環境也相對安全，而是説，由於某個犄角旮旯小破縣的法治水平相對較低，整個中國的法治水平，大概便被拉低到那個維度，整體的投資環境安全性，大概也只是在那個維度左右徘徊。

稍有資產的有錢人，我理解不是對北上廣的法治水平，普遍失去信心，也不是對中央政府普遍失去信心。他們的憂患意識，主要是來源於這些小破縣。但由於中國有數千個縣級單位，數量非常多，分佈非常廣泛，對受眾來講具有相當的不可預測性，對投資者會造成一定程度的信任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