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不確定性：中國、特朗普與四方安全對話的暗淡前景_風聞

作者：理查德·加瓦德·海德林（Richard Javad Heydarian）

菲律賓理工大學地緣政治學教席主持

美國總統拜登最近接見了四方安全對話的領導人，慶祝他們之間的合作，同時對日益緊張的對華關係表示擔憂。印度採取了旨在對抗中國影響力的舉措，但其日益強硬的態度可能導致該國與四方安全對話保持距離。在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形勢下，這可能給聯盟的未來帶來不確定性。

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拜登在家鄉特拉華州威爾明頓市最後一次接待了四方安全對話的領導人，而這有可能是他離任前的倒數第二次外交行動。這是一次苦樂參半的會議，因為美國總統一方面慶祝了戰略合作的深度和勢頭，另一方面敲響了對迫在眉睫的未來挑戰的警鐘。

拜登現在不再關心連任，所以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的看法，甚至忘記關閉麥克風公開批評中國。但是，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在聯合聲明中表現得更加謹慎，他們強調共同利益和合作，而不是將自己作為反華聯盟。

▲9月21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在美國特拉華州召開。

然而，此次峯會宣佈的主要舉措顯然是針對競爭對手，尤其是中國。值得一提的是，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四國領導人宣佈擴大在尖端技術和關鍵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並啓動聯合海上演習，以應對中國在鄰近海域不斷擴大的海軍影響力。

事實上，四國集團甚至暗中批評中國，強調它們對南海及附近海域日益惡化的海上爭端“深感擔憂”。不出所料，中國對此作出回應，指責四國集團正在建立冷戰式聯盟，通過製造地緣政治分歧和緊張局勢“煽動對立和對抗，遏制其他國家的發展”。

近年來，拜登政府致力於將四方安全對話制度化，並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未來的道路仍然充滿不確定性。特朗普明年如果成為總統，可能嚴重削弱與關鍵盟友的關係，加劇與包括中國在內的競爭對手的緊張關係。此外，印度過去數十年來一直處於全球戰略邊緣地區，目前正享受着自己的“大國時刻”。因此，對於限制其戰略自主性和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能力的組織，這個南亞大國很可能越來越多地採取迴避態度。

中國因素

從一開始，四方安全對話就將矛頭對準中國。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是這個強大組織的背後締造者，他積極倡導由部分視中國為威脅的亞洲大國組成“鑽石包圍圈”。這位保守的日本民族主義領導人幾乎憑一己之力，在其長期執政期間將“印太”這一地緣政治概念和學説推向主流：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十年後達到頂峯。

▲9月23日，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回應拜登在QUAD峯會上的涉華言論時稱：“‘四邊機制’在美方的印太戰略中被定位為地區的首要領導機制，是美國圍堵中國、維護美霸權的一個工具。”

起初，印度和澳大利亞都極不願意加入任何帶有反華聯盟色彩的組織。本世紀前十年執政期間，較為開明的印度國大黨致力於與中國保持穩定（即使不是温熱）的關係。至關重要的是，即便當時能夠流利説中文的陸克文執政的澳大利亞政府，也致力於和中國建立並保持充滿活力的商業關係和富有成果的外交關係。

經歷了艱難的離任過程，安倍在本世紀第二個十年重返政壇，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領導人的崛起，包括印度的納倫德拉·莫迪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為四方安全對話合作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勢頭。此時，澳中關係開始惡化，因為越來越多的指控認為中國試圖影響澳大利亞的行動。

特朗普政府特別支持安倍倡導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政策，而該政策毫不含糊地將中國稱作自由國際秩序的主要“威脅”。但是，華盛頓對本國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政策視而不見。最明顯的案例是特朗普單方面徵收關税和取消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這顯然破壞了整個印太地區的基本自由。

拜登政府上台後，迅速調整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強調多邊合作、經濟合作，同時在國際外交領域側重磋商，尤其是和亞洲盟友的外交往來。重要的是，拜登政府迅速採取行動，希望使四方安全對話制度化，措施包括召開首次四方安全對話峯會，並強調四方安全對話的“共同民主價值觀”，為該強國集團賦予更多的意識形態色彩。

第四屆四方安全對話峯會在拜登的家鄉舉行，一開始就頗有看點。拜登大舉發動外交攻勢，他對來自其他成員國的到訪者表示：“中國繼續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態度，在整個地區考驗着我們。在南海、東海、南亞和台灣海峽都是如此。”他還説：“至少我們認為，中國政府希望專注應對國內經濟挑戰，儘量減少中國外交關係的動盪。中國政府還希望爭取一些外交空間，在我看來，目的是為了積極追求中國的利益。”這一點凸顯出中國因素繼續主導着美國的四方安全對話戰略。 

並非那麼簡單

拜登與其他三國領導人急於確保四方安全對話的長期可持續性，為此推出了一系列合作舉措，重點關注關鍵基礎設施建設、半導體和人工智能等下一代技術、網絡安全甚至海上安全。他們承諾，將擴大基於2022年印太海域感知夥伴關係的戰略合作，明年舉行首次海岸警衞隊聯合演習。

對此，中國的高級專家批評四方安全對話以犧牲地區安全為代價，宣揚“集團對抗”思維。此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指責該強國集團“拼湊封閉排他的‘小圈子’，損害地區國家的互信與合作，與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圖繁榮的亞太大勢背道而馳，註定走不遠，更走不通。”

中國有理由感到擔憂。畢竟，過去三年，四方安全對話取得了重大進展，尤其是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加強了與正在崛起的印度的全面戰略合作。然而，四方安全對話仍面臨多重挑戰，而且這些挑戰可能破壞四方安全對話的長期生存能力和內部凝聚力。

麻煩的跡象很早就出現了。2022 年，印度外長蘇傑生在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了相當具有説服力的講話。當我問他如何看待四方安全對話正成為“亞洲北約”的説法時，他堅稱印度最終會走自己的路，不受任何聯盟結構的約束。接下來的兩年裏，這個南亞大國公開反抗華盛頓，不僅拒絕西方對莫斯科的制裁，甚至擴大與俄羅斯的貿易關係，並堅持從俄羅斯購買主要武器系統。

隨着崛起的印度擁抱其大國地位，並在日益多極化的世界中成為“全球南方”領導者，它很可能與任何由華盛頓主導的集團保持距離。而拜登政府預計它與新德里的關係可能更加緊張，所以與韓國、菲律賓、日本、澳大利亞甚至英國等主要條約盟友制定了三邊和微邊安全安排。無論明年誰接替拜登，這種趨勢都可能繼續下去。

但是，特朗普如果再次當選總統，可能給四方安全對話的未來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如果他堅持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這三大惡習，情況則會更加糟糕。總的來説，特朗普的第二屆政府可能會加速大國競爭，疏遠印度等新興大國，並且無意間迎來一個更加多極化的後美國全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