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權觀察和國際特赫組織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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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背景及摘要
上篇文章《曝光54個正蠢蠢欲動的境外“反華”組織》發出後,因知乎文章鏈接失效,因此文章臨時開通評論,在評論區公佈了發佈在其他平台鏈接。沒想到炸出來一批“1625”(代指美國撥款16.25億美元)微信號(這類帳號90%都是新註冊的微信號,評論開通精選,沒有放出這類烏煙瘴氣的內容)。
指出內容來源毫無根據的;此名單是10月1號由“反華”組織STP發佈在其官網上(涉藏的一個“反華”組織,可自行查閲)
關於名單中這些組織對華的態度和立場,可自行查閲相關新聞,不少組織都被相關新聞報道並點評過。
其中在禍港的事件中,美國NGO名單包括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IRI)、人權觀察和自由之家。這些組織在香港修例風波中表現惡劣,因此被中國外交部點名制裁。
在2024年10月2日,國際特赦組織官方網站發文,承認亂港分子黎智英為**“良心犯”**。

關於亂港分子黎智英的醜惡行為,早有不少報道,感興趣的,可以閲讀“網易新聞客户端”發佈的文章《亂港分子黎智英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三罪表面證供成立》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定義,“良心犯”指的是那些沒有做出國際人權組織所認定的犯罪行為,卻因為種族、宗教、膚色、語言、性取向或信仰等問題而被拘禁的人。
早在2000年,中國外交部強烈譴責“人權觀察”發表的所謂“人權報告”,其中涉華部分以捏造和歪曲事實的手段對中國的人權狀況進行蓄意污衊和惡毒攻擊。另一家總部位於美國的人權組織“自由之家”也隨即發佈報告,指責中國利用多種手段擴大在全球的媒體影響力。關於人權觀察組織發佈各種報告污衊中國,不一一列舉。如果還覺得它是真正的“人權”組織,可去搜索其官方發佈的各種報告。

2021年3月,為回應歐盟針對新疆的制裁,中國宣佈對歐盟部分人員和組織實施制裁,民主聯盟基金會(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就在被制裁的名單當中。因此該基金會的創始人及其成員被禁止進入中國,該基金會也被禁止在中國活動。
而該基金會創始人是北約前秘書長、丹麥前首相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他於2017年創辦該基金會。在今年年1月4日竄訪中國台灣,同賴清德會面時宣稱,‘全球的“民主陣營”國家,加起來佔世界經濟的六成,這足以讓北京“忌憚”。
非營利性工業綜合體
所謂的這些美西方境外人權行業經常將自己描繪成獨立於美國政府的機構,但實際上,這個非營利性工業綜合體與華盛頓密切相關。
甚至使用“非政府組織”(NGO)一詞也具有誤導性,因為許多所謂的非政府組織不僅與西方政府合作,而且往往直接得到西方政府的資助。
伊拉克戰爭設計師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將人權非政府組織稱為美軍的“力量倍增器” ,並稱它們是“我們戰鬥團隊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喬治·布什政府的國務卿,鮑威爾於2001年10月在美國國務院召集了高級人權組織的領導人,並告訴他們,他們的工作對於即將到來的反恐戰爭至關重要。
鮑威爾表示,他已聯繫美國大使並“指示他們盡一切努力與非政府組織合作”。他對人權行業的重量級人物説:“正是你們的獨立性,而不是政府的一個分支,才讓你們變得如此有價值”。

鮑威爾高度讚揚非政府組織"揭示人權。他指出,它們是美國軍事努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華盛頓戰爭中的"力量倍增器",也是我們作戰團隊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鮑威爾消除了美國非政府組織為了"人權"等模糊概念在世界各地開展工作的任何藉口。鮑威爾幸災樂禍地説,這些非政府組織服務於美國的帝國利益,事實上,他們表面上的"獨立"於美國政府的幻想正是"使[他們]如此有價值"的原因"。
以下是鮑威爾(文字加粗為後加)的完整引述,直接取自於美國國務院網站 :
如果我們國務院、政府其他部門和政府其他部門真正認真對待外聯和合作,那麼外聯和合作以及與你們的合作必須每天都在我們所有局的每一個層面以及我們國務院的所有部分進行, 以及我們的海外大使館。
我想讓你們知道,我已經向在座的工作人員和我們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大使明確表示,我非常重視確保我們與非政府組織建立最佳關係,他們對我們來説是如此的力量倍增器,是我們戰鬥團隊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還向在世界各地為美國利益工作的外交界成員明確表示,如果他們不瞭解非政府組織在他們所認可的國家在其責任範圍內開展工作和理念,他們就不會為美國人民工作。我特別指示我們所有的大使,特別是第一次上任的新大使,**我指示他們盡一切努力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特別是土著非政府組織合作,並將非政府組織所做的貢獻納入他們的規劃和計劃。
毋庸置疑,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合作並不等同於拉攏你。我們必須始終尊重您的獨立性。畢竟,**正是因為你是獨立的,而不是政府的一個部門,才使你如此有價值,**使你能夠做你的基本工作,這給了你做這件事所需的靈活性。
鮑威爾講話內容會議紀要鏈接:
https://2001-2009.state.gov/secretary/former/powell/remarks/2001/5762.htm
20年後,美國政府繼續採用同樣的策略。
在2022年3月16日,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蘭肯(Antony Blinken)在Twitter上表示,他剛剛會見了人權觀察組織(HRW)和國際特赦組織的負責人,討論“人權挑戰,包括烏克蘭、俄羅斯、中國和中東的挑戰”。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HRW)和國際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是西方人權產業的領頭羊。他們都聲稱堅持要保持獨立,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它們與美國和其他西方政府有着廣泛的聯繫。
布林肯發佈的推文中,直接提供了鏈接,鏈接文件是美國國務院2021年11月題為“美國對人權捍衞者的支持”的報告。該文件詳細介紹了華盛頓如何支持所謂的“民間社會”組織以推進其外交政策利益。

報告鏈接:
https://www.state.gov/u-s-support-for-human-rights-defenders/
在這份報告中,美國國務院在報告中公開寫道,“美國政府通過緊急技術和財政援助向世界各地的人權捍衞者提供快速幫助”。
該文件顯示了國務院如何利用所謂的“人權捍衞者”(實際上只是親美活動人士)作為第五縱隊來破壞華盛頓政權更迭目標國家的穩定。
但華盛頓利用南半球的“民間社會”組織來推動其議程。人權觀察和國際特赦組織等西方主流組織也願意成為同謀。
前人權觀察組織執行主任(1993-2022年)肯尼思·羅斯(Kenneth Roth;)還轉發了布林肯的帖子以表示認可。
羅斯幾乎總是乖乖地附和美國外交政策的正統觀念,他的職業生涯始於美國政府律師。
人權觀察本身起源於赫爾辛基觀察(Helsinki Watch),這是一個反蘇遊説團體,在美國冷戰架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它的存在僅僅是為了妖魔化社會主義國家和推進華盛頓的政治目標。
在羅斯的領導下, 即使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美國主要的所謂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一直積極遊説華盛頓對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府實施令人窒息的制裁。該組織甚至讚揚唐納德·特朗普政府加大了激進的破壞穩定的政權更迭措施。人權觀察的工作人員遍佈全球,將特朗普政府對尼加拉瓜民選左翼政府實施的新制裁歸功於自己。
其中人權觀察澳大利亞發展和外展經理斯蒂芬妮·麥克倫南(Stephanie McLennan)是對經濟戰升級歡呼的人之一,她稱讚新一輪制裁是“好消息!”

國際特赫組織現任秘書長阿格尼絲·卡拉馬克(Agnes Callamard),曾任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任命的法外處決、即審處決或任意處決問題特別報告員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全球言論自由項目”主任,也曾擔任Article 19執行董事十年,Article 19(第19條)是一個自稱致力於“捍衞言論和信息自由”,但實際上卻是西方外國勢力政策利益的工具。

阿格尼絲·卡拉馬克
Article 19由西方政權更迭前線組織名人錄和中央情報局分支機構資助,包括美國國務院、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美國國際開發署、自由之家、英國外交部、加拿大政府、歐盟委員會、福特基金會和開放社會基金會。具體名單如下:

名單中英對比,來與Article 19官網
而人權觀察和國際特赦組織則表示,他們不接受任何政府的資助。但他們不需要直接從美國政府拿錢來服務其利益。
人權觀察因僱傭許多前美國政府官員、中央情報局特工和北約戰犯而臭名昭著,該組織長期以來因其與華盛頓的旋轉門而受到批評。
哈維爾·索拉納(Javier Solana)目前是人權觀察的董事會成員,曾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1999年對南斯拉夫的軍事行動中擔任該組織的秘書長。北約當時使用集束彈藥和轟炸南斯拉夫的平民目標,導致人權觀察自己得出結論,認為該組織“違反了國際人道主義法”。

哈維爾·索拉納
湯姆·馬林諾夫斯基(Tom Malinowski),美國外交政策專家,2001年至2013年擔任人權觀察駐華盛頓主任,負責該組織與美國政府的整體倡導工作。他經常作為廣播、電視和美國人權政策的專欄評論員出現。在加入人權觀察之前,馬林諾夫斯基是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的特別助理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外交政策演講稿撰寫高級主任。
在進入白宮工作之前,他是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和奧爾布賴特的演講稿撰稿人,也是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人員的成員。
前美國駐喀麥隆、哥倫比亞大使邁爾斯·弗雷謝特(Myles Frechette;2017前去世),是人權觀察美洲諮詢委員會的成員,該組織多年來也依賴前中央情報局分析師米格爾·迪亞茲 (Miguel Diaz) 的專業知識,他目前是國務院情報界助理。
人權觀察的最大捐助者是與中央情報局有聯繫的金融巨鱷喬治·索羅斯,他向該組織提供了 1億美元的贈款,這位寡頭及其開放社會基金會(OSF)與華盛頓密切合作,針對東歐社會主義政府實施政權更迭行動。
《華盛頓郵報》於1991年就披露過,索羅斯是美國政府支持的反共“公開特工間諜”團體的一員,他們“一直在公開場合做中央情報局過去在私下做的事情——為民主派提供金錢和道義支持”團體,訓練抵抗人員,致力於顛覆共產主義”。
國際特赦組織及其子公司還得到了與中央情報局有聯繫的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開放社會基金會的資助,歷史學家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將這些基金會描述為“美國秘密外交政策的有意識的工具,其董事和官員與美國的關係密切”,甚至是美國情報部門的成員”,構成“美國冷戰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
事實上,正如艾倫·麥克勞德 (Alan Macleod)報道的那樣,國際特赦組織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彼得·貝南森 (Peter Benenson) “是一個與英國外交和殖民地辦事處有着密切聯繫的公開反共產主義者,他應英國政府的要求支持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
國際特赦組織的另一位聯合創始人路易斯·庫特納(Luis Kutner)“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名人員,參與了政府刺殺黑豹黨領導人弗雷德·漢普頓(Fred Hampton)的行動。庫特納後來成立了一個名為“聯邦調查局之友(Friends of the FBI)”的組織,致力於反擊和打擊對該局的批評”。
麥克勞德曾詳細報道,詳細介紹了人權觀察執行主任肯·羅斯如何支持2019年玻利維亞美國支持的極右政變,隨後粉飾了對土著民主活動人士的屠殺。
這些例子只是許多例子中的一個,它表明了當人權產業為了華盛頓的利益而放棄基本人權的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