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AI假裝是人類，中美怎麼辦_風聞

近代以來的國際秩序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國際關係。

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即有什麼樣的經濟形態就會有什麼樣的政治秩序。從國際層面來看也是如此，每一個歷史階段佔據主導地位的經濟形態決定了國際秩序形態。

農業社會在國際層面出現的是帝國，土地和人口是帝國生存的要素，所以帝國形成了以陸地為核心的地緣政治秩序。進入商業時代，貿易尤其是通過海洋進行的遠程貿易成為最重要的經濟基礎，交通要道便構成了國際秩序的經濟基礎。在工業化時代，海洋貿易、工業製造品和能源成為國際秩序的基礎。

進入信息時代以來，信息成為國際秩序的要素，人類開始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儘管其內涵和外延被不斷定義，但我覺得人工智能註定要成為這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毫無疑問，基於人工智能之上的經濟基礎正在重塑國際秩序。不難理解，當前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核心就是人工智能，主要是中美兩國的競爭。可以肯定，這一競爭關乎世界的未來。

（一）

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兩國關係是世界秩序的兩根支柱，一根也不能少。中美之間在人工智能領域是衝突還是合作，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未來的世界秩序。秩序既可以來自衝突，也可以來自合作，而要回答的問題是，如果是衝突，這種秩序是怎樣的？如果是合作，這種秩序又是怎樣的？

可以想象，如果是衝突，未來的世界秩序有可能會向美蘇冷戰式的核武器之下的威脅演進，中美兩國用各自的人工智能能力，對對方構成毀滅性威懾。如果是合作，則可以利用人工智能造福人類，同時中美兩國可以合作管控風險，這就會出現一個比較安全的國際秩序。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認為，今天和未來，中美之間圍繞着人工智能的談判就像冷戰期間美蘇圍繞着核武器的談判那樣重要。基辛格看到了人工智能對國家間關係以及國際關係的重要性，認為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人工智能強國，如果不合作，那麼對兩國乃至整個世界都可能是毀滅性的。

比較而言，人工智能遠較核武器複雜，核武器就是一個武器，放在那兒用來威懾其他國家而已。大國之間一直在討論核武器數量問題，即使各個國家對此保密，很難完全透明，但基本情況是知道的，並且不少擁核國家已經表明使用核武器的態度，中國就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國際社會也已經設立了一套監管機制。

但是，人工智能的情況完全不同。一是與放在倉庫裏的核武器不同，人工智能已經深度嵌入人類生活，人們日常所見、所聽、所感、所知、所行、所食，幾乎沒有不受人工智能影響的。人工智能已成為我們的生存環境，不過應當強調的是，人工智能不是人類命令的被動生存環境，而是主動塑造人類的生存環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更傾向於把人工智能比喻為“人造上帝”。

現在確切地知道，人工智能正在擁有對人類越來越巨大的塑造能力。儘管今天的人工智能是先人工後智能，但有充分理由相信，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人工智能終究會超越人類的智慧，或者説至少是超越大多數人的智慧。

如果以“牧羊社會”（由牧羊人、牧羊犬、羊羣構成）為喻，今天，人工智能的發展水平已經有能力扮演或者已經在扮演着牧羊犬的角色。

美國技術大亨馬斯克在推文上説，“星鏈”計劃現在構成所有地球軌道衞星的約2/3。作為一傢俬人公司，“星鏈”不具有政府所具有的公共性，馬斯克對他所掌控的星鏈擁有絕對的權力。這樣擁有絕對權力的個人，如果是好人沒有問題，反之會發生什麼？這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紐約時報》近期發表的一篇題為“對人工智能的痴迷可能導致民主的終結”的文章認為，隨着技術發展，信息傳播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注意力成為一種稀缺資源，隨之而來的注意力爭奪戰導致有害信息氾濫，但戰線正在從“注意力”轉向“親密度”。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僅能生成文本、圖像和視頻，還能與我們直接交談，假裝是人類。

我認為，人工智能賦能的社交媒體早已導致美國傳統形式的民主的死亡，不僅僅是學習制度，所有其他制度都在經受着考驗。沒有這些傳統制度的保護，人類無異處於極度個體化的原子常態，我們表面上好像互聯互通了，但實際上卻越來越原子化。

現在的問題是，人工智能是否會最終超越牧羊犬的角色，而成為牧羊人？或者説牧羊人最終反而被牧羊犬所主宰？

儘管人工智能已經顯現出巨大的影響力，但人類對人工智能領域有太多的“不知道”，也許永遠沒有辦法知道那些“不知道”。或許哪一天，人工智能已然成為“人造上帝”，但人類卻渾然不知。儘管學術界、政策界、研究界甚至企業界都在呼籲對人工智能進行監管，但這種呼籲並沒有表現在行動上，我們對人工智能還沒有形成有效的監管機制。

（二）

放眼世界，各國對人工智能主要有兩種態度。

一是不監管，即有意識的不監管，或者不知道如何監管。二是不發展，出於恐懼而不發展，不過不發展並不是不監管。一國之內的監管問題都沒有解決，更不用説國際層面的監管機制了。各國都在努力發展人工智能，主要國家都想在人工智能領域佔據優勢，表現在中美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情況是，幾乎只有競爭沒有合作。

儘管中美兩國就人工智能監管達成了一些共識，但迄今還沒有具體的行動方案，雙方之間的對策還都是防禦性的。作為資深外交家，基辛格敏感地感覺到中美人工智能談判對構成新世界秩序的重要性。

中美之間的確有很多事情可以談。今日世界，如果中美不合作，許多事情都做不成。但問題出在哪裏？在地緣政治佔據主導地位的今天，中美兩國很難就這些問題真正坐下來談，即使可以談，也導向不了新世界秩序的出現。真正能夠促成兩國談判的，現在或許就是人工智能。

這就對中美兩國又提出了一個更具挑戰性的問題，“人工智能+核武器”威懾下的“冷和平”秩序是不是中美兩國想要的？

XQ-58A無人機與美國F-22、F-35戰鬥機進行編隊測試的資料畫面

從目前的情況看，這種秩序對美國的冷戰派來説，不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其所追求的。美國已經把中國界定為唯一一個有意志和能力在全球範圍內與美國競爭的國家，對中國的政策是遏制和圍堵。美國用這種政策，通過長達半個世紀的努力拖垮了蘇聯，今天依然想用同樣的方法拖垮中國。顯然，這個秩序不是中國想要的，中國也絕對不能接受。

因此不難發現，美蘇談判的主題從一開始就是核武器互相對峙，而中美人工智能談判在最低限度就是為了避免產生這種局面，在更高層次上是追求兩國在該領域的合作。

（三）

中國如何能夠與美國在避免衝突的同時實現合作？簡單地説，是否避免衝突或者是否合作不僅取決於主觀意志，更取決於實際能力。

人工智能儘管較核武器複雜，但道理是一樣的。中美認真談判的前提就是雙方擁有旗鼓相當的能力，沒有能力不會有人和你談。一方過強，另一方過弱的情況下，雙方很難認真談判，更不會促成合作。

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發展一直是國際學術界和政策研究界所關切的。在世界範圍內，儘管歐洲和其他國家也在人工智能的部分領域具備一定技術和產能，但一般認為中美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處於領跑水平。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説，中美人工智能的競爭和合作，至少涉及兩國在人工智能的差異和差距兩個問題上。競爭指的是兩個國家在同一個賽道上的競爭，如果兩個國家不在同一賽道上，就很難説是競爭。

同時，差異導向合作，合作就像經濟領域的交易，要通過合作雙方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從而都能有所得。如果沒有差異性，大家都生產同樣的東西，那麼就很難有合作的動機。中美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既有差距也有差異，這使得兩國既競爭也有合作空間。

美國人工智能發展技術，包括芯片、算力、算法等都領先世界，促使美國側重民生專業用途的人工智能發展，主要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建立基礎模型，其目標是商用。不過，美國對人工智能的監管存在很大的問題。基於人工智能之上的社交媒體使得美國民粹主義氾濫，衝擊着包括民主制度在內的所有現成制度體系。

中國在人臉識別、可視化監控、無人港口、個人信息系統等領域的人工智能走在世界前列。也就是説，中美兩國的人工智能發展是非常互補的，中國需要學習美國在人工智能技術領域的發展，而美國則可以借鑑中國的監管技術和模式。

儘管美國從意識形態出發，把中國的人工智能描述為“監管權威主義”，但總有一天，美國需要補上監管的短板，因為人工智能已經衝擊到美國現有制度體系的方方面面。現在，中美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競爭過度而缺少合作，特別是缺少實質性合作，這不是因為缺乏技術或經濟基礎，而主要是因為雙方缺失戰略信任。

在人工智能領域，中美競爭日益白熱化，現實地説這一趨勢不可避免。對中國來説，道阻且長，行則將至。儘管任務艱鉅，但只要努力，就有可能實現趕超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