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周”開啓前，深圳開了這樣一場會_風聞

培養“戰略科學家”

“中國如何能誕生更多諾獎得主？”這個問題幾乎是每年諾獎季都會被提及的“保留”問題。

今年，深圳站上了提問場。就在諾獎名單公佈前夕，2024“青年科學家50²論壇”在深圳舉行。有科學家在會上提出，有人希望中國研究員能拿諾獎，但中國最缺的是原創性工作，拿諾獎未必最好。與此同時，在場科學家也反覆提到“戰略科學家”的培養。

這一討論在深圳顯得格外應景。早在10餘年前，深圳就曾早早瞄準“戰略科學家”。今年5月，《深圳市傑出科技創新人才選拔培養實施辦法》印發，更提出“每2年遴選不超過10名具有成為大師和戰略科學家潛力的培養對象進行重點培養”。2個月後，“培養造就戰略科學家”也被寫進《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

眼下，因人才而興的深圳，對於高精尖人才的需求愈加迫切。自數年前深圳企業踏入國際科技競爭中起，以基礎科研破解“卡脖子”難題的渴求愈演愈烈，時任主政者更直言，深圳“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渴求人才”。而隨着“高校夢”不斷成為現實，深圳也到了進一步提升軟實力、豐富科研人才儲備的時候。

又一輪“搶人競逐”即將拉開，深圳吹響“衝鋒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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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

有人認為，這場聲勢浩大的城市“搶人競逐”，開端非深圳莫屬，早在2016年便大幅降低户籍門檻、發放補貼和人才公寓，成為後來者“搶人三件套”的雛形。如今，全國城市“搶人”格局漸成，伴隨國際環境和產業結構的變化，深圳亦率先對現有搶人政策展開調整。

明顯的轉折出現在2021年。當時，新一份《深圳市户籍遷入若干規定（徵求意見稿）》出台，提高純學歷人才户籍遷入准入門檻，將最低要求從“普通高等教育專科以上學歷”調整為“國內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學理並具有學士學位”。此舉引發外界不少質疑，但也透露出，深圳有意改善人才結構、提升高層次人才水平。

一個原因是，高層次科技人才愈加成為限制深圳產業發展的短板。2021年深圳市兩會後，市長覃偉中在記者會上直言，深圳創新發展存在短板和不足，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能力和國內先進城市、國外領先城市相比還有差距。而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深圳在產業鏈、供應鏈方面存在“卡脖子”風險。為此，深圳將重點提升創新生態鏈，人才正是關鍵環節。

整體上抬高引才門檻可能產生難以估量的廣泛連鎖影響，那麼，能否縮小範圍，面向特定人才設置針對性的“門檻”？在此領域，“戰略科學家”正是深圳的代表性探索。

根據南山科技事務所此前撰文，早在2010年，深圳就提出培養戰略科學家等高層次人才，並通過給予科研資助、住房補貼，鼓勵其在深開展創新活動。2019年，深圳進一步將培養戰略科學家的最高補貼額度定在2000萬元，標定了城市攬才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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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科學家無疑代表了科研人才的最高“門檻”。在青年科學家50²論壇上，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啓德總結，戰略科學家應該“視野開闊，能夠深刻領會科學的精神，對科技發展具有全局性的把握，能夠為國家科技戰略佈局提出前瞻性的戰略意見。”

如此優中選優，深圳的用意不難理解。如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孫鋭曾對媒體表示，頂尖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一流人才’量級決定着創新能力和水平的上限。”

目前，深圳產業創新正邁入“深水區”“無人區”，頂尖人才愈加不可或缺。去年，深圳提出實施頂尖人才匯聚項目，聚焦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一事一議”引進全球頂尖人才。

越是頂尖人才，也越能帶來一種“滾雪球效應”。被問到“目前為止你做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什麼”，顏寧曾回答“人才引進”，“我用了十年的微博，最後全用來給深圳做廣告了。學術界還是挺多人知道顏寧這個人，所以我在招聘人才上有一點得天獨厚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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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將攬才的目標進一步對準頂尖人才，深圳還有一個更關鍵的籌碼：經過此前數年“瘋狂”建大學，深圳已然累積了打出“頂尖人才牌”的底牌。

今年初，國際知名學術期刊分析機構Elsevier發佈2023年度“中國被高引學者”榜單，這也是學界衡量“頂尖人才”較有權威性的一種參照。其中，深圳共有22家高校、企業及科研機構、醫院的151位學者上榜。該數字在城市中居於第十位，而就在2020年，其排名僅居於16位，4年拉昇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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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本地媒體發現，如果以實際在深圳工作的上榜學者來統計，深圳實際應有207人上榜。而這56人差異，正暗含了深圳在招攬頂尖人才的密碼。

比如，以深圳醫學科學院創始院長的身份來到深圳的顏寧，同時也是清華大學講席教授，在榜單中就職機構就顯示為清華大學；再如中山大學深圳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深圳理工大學等合作辦學的學校和研究機構，部分在深圳全職工作的專家同樣被計入合作學校當中。

其中，較為特別的是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它此前曾更多因比本校更高的招生分數線、更好的生源被反覆提及，但較少被關注的是，它也帶來了大量優秀專家學者，並推動深圳形成培育頂尖人才的蓄水池。另一個同樣由Elsevier與斯坦福大學聯合發佈的“年度科學影響力”學者榜單，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今年上榜學者達到63名。

從某種意義上説，深圳近年來加碼建設的高校和科研機構恰好扮演了“築巢引鳳”的角色。

載體數量上，深圳高等教育高校從2010年的9所，增加至如今全日制高校共16所規模；引才水平上，據本地媒體報道，這些高校不僅頻頻推出面向全球的引才計劃，還能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水平和科研環境，均能為深圳招引頂尖人才提供堅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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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組關於院士的數據更能體現二者的關係。數據顯示，去年底，深圳全市高校全職院士達到112名，而這個數據在兩年前僅為50餘名。更具有反差的是，作為一個伴隨改革開放成長的年輕城市，深圳籍院士更不及10名。

而隨着高校不斷形成頂級人才“聚寶盆”，頂級人才的“加盟”又能進一步帶動更多高能級高校和科研機構的落地，形成了一種人才與機構的良性循環。

美國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沈向洋曾評價，在“築巢引鳳”之外，深圳還實現了“引鳳築巢”，“徐揚生來了有了港中文（深圳），高文來了有了鵬城實驗室，李澤湘來了有了深圳科創學院。從這個角度看，深圳非常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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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頂

一個共識是，隨着深圳經濟和產業不斷躋身全球城市前列，更需要在全球範圍內“搶人”、引育更具國際水平的人才。

事實上，在剛發佈的《深圳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當中，深圳被賦予“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重要承載地”的功能定位，在目前已公佈的各城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中，這也是少有“衝擊”全球的定位之一。

但在不少人眼中，深圳對“頂尖人才”的配置和發力方式尚不能與之匹配。比如，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鄭永年就曾提到，儘管深圳“科學人口”數量在國內領先，然而與新加坡、首爾、硅谷等人才高度密集地區相比，深圳仍有發力空間。其轉變的關鍵在於，“一定要改變人才的定義，向全球吸引‘科學人口’”。

據他分析，硅谷的人才是全世界的，美國人是絕對的少數，硅谷2/3以上的獨角獸企業是來自全世界的一代二代移民。有數據顯示，2019年，深圳常住外籍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低，持工作類證件的外國專家僅佔全市常住人口的0.2%，遠低於硅谷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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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楊宇對此也有深入分析。他比較全球頂級城市羣發現，“來中國大陸工作的專家數量遠低於全球五大城市羣”，換句話説，我國城市羣與人口功能的協調水平還有提升空間。對於珠三角，未來應該以科技+人才為核心，加強國際頂級和高端人才的吸引，限制國際一般勞工輸入，建立全球智腦的匯聚機制。

而當眼光放諸全球，與國際頂尖人才相匹配的培育環境也需要進一步跟上。

在“青年科學家50²論壇”上，有關戰略科學家“生還是育”的問題引發熱烈討論。中科大常務副校長潘建偉院士提出，選拔後備人才作為“諾獎候選人”培養是不管用的，關鍵是要營造一種學術氛圍和土壤，要“為青年人才成長提供比較好的環境，讓他安心、專注地研究，而不要老是想着搞越來越多的項目”，“一定要按自己的興趣來做”。

對此，綜合開發研究院公共經濟研究所執行所長汪雲興和主任研究員何淵源在20201年曾撰文分析深圳科創環境。在其看來，深圳基礎研究在財政投入、項目組織、項目評估等方面還存在一些體制機制障礙。

比如，在基礎研究組織方面存在思維慣性，按照行政思維來管理科研項目，沒有完全尊重科學本身的規律。對基礎研究存在財政資助不穩定、絕大部分需要通過競爭性經費方式獲得的問題，造成科研人員難坐“冷板凳”。各類“人才帽子”與後續支持和投入資源掛鈎過於緊密，人才激勵機制不完善。

擁有“三區疊加”優勢的深圳，無疑是為創新“鬆綁”的有利探索者。而若新一輪科創體制機制創新能夠落地，也有望真正帶動城市的新一輪“搶人競逐”。

文字 | 楊棄非

來源 | 城市進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