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創造科學奇蹟的拼圖上，中國還缺點什麼？_風聞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發現並熱愛真理，不自由的人是沒有能力發現真理的。

撰文 | 李俠（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現在，2024年度的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已經全部公佈。雖然在獎項揭曉前，依舊如往年一樣，我們的媒體上不時可見一些對哪些中國人或華人有機會上榜的猜測，但最終獲獎的七名科學家中沒有期待的中國面孔，人們對這樣的結果其實也並不感到意外。毋庸諱言，我們與世界科技頂尖水平是有一段距離的，對於這種差距，我們想知道在創造科學奇蹟的拼圖上，中國到底缺點啥？

儘管有少數諾貝爾獎所頒發的科學工作有爭議，但整體上仍舊可以肯定地説，大家公認，諾貝爾獎成果代表了科學上的重大突破。把這些重大突破看做是科學奇蹟應該沒有多少疑義，那麼這些奇蹟是如何產生的呢？對此我們不妨對支撐科學產出的常規模式的構成要件逐一做分析，看看我們在科研產出的拼圖上到底缺什麼？這種簡單分解還原的方法有助於我們從對比中找到影響科研產出的真正問題。重大突破級成果只佔眾多科研產出中的極少部分，它的出現對於支撐條件的要求相當苛刻。

已有的研究已經充分證明，科學產出對支撐條件是高度敏感的，當基礎支撐條件不具備的時候是很難有好的科學表現，更遑論有科學奇蹟的產生。縱觀人類歷史上的重大科學發現都是在條件相對豐裕的地方做出來的，幾乎沒有例外。與其臨淵慕魚，不如退而結網。基於對科技發展史的考察，我們可以把支撐科研產出模式的要件分解為五大模塊，即資源（人、財、物）、積累、傳統、文化與自由度。以往我們對科技產出的分析大多集中在對可見的資源要素的投入-產出分析上，如有多少R&D研究人員、有多少科研投入，有多少先進儀器設備等，這些也是科技管理部門與政策制定者們最樂意踐行的量化指標，這點當然非常重要，但僅有資源投入對於科學奇蹟的產生來説還是遠遠不夠的，否則那些富裕的中東石油國家早就是世界科學中心了，在筆者看來，支撐科研奇蹟發生背後的那些隱而不顯的要件才是當下中國最需要重視與解決的，而且，這五種模塊的不同排列組合，也塑造了當今世界上主要科技大國的不同科技發展模式與路徑。

知識積累程度決定了科技產出的最低基準線。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知識積累量越豐富，越容易得到歷史積累的饋贈，那麼這個地方的人們的認知水準就會比較高，其創造力也就會更強。筆者經常用古希臘文化的豐富性來解釋近代科學在歐洲興起的原因，比如牛頓在提出萬有引力定律時遇到的超距作用難題時，為了解決萬有引力在空間中是如何傳遞的，他借用了亞里士多德的以太學説，認為宇宙空間充滿了無色透明的以太，萬有引力就是通過這個以太傳遞的。雖然後來科學家們證明以太並不存在，但是這個本體論假設就如同幾何學中為了解決問題所畫的虛線一樣，雖然不存在但很好地幫助牛頓解決了那個劃時代難題。

由此可知，知識積累越豐富，越有利於知識產出，反之亦然。人們常常聊到日本的諾獎計劃：未來50年產生30個諾獎，時間剛過半而任務則完成了三分之二，之所以有這個奇蹟，是因為日本的知識積累比我們豐富，日本經過明治維新（1868年）以後，全盤接受西方模式，晚清在洋務運動中則採用中體西用的限制型知識積累模式，導致在知識積累速度與質量方面都比日本表現差，而且這種模式一直延續到現在，所以日本的科技表現比我們的要好很多。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中國極大地加快了知識的積累速度，然而歷史欠賬太多，非一朝一夕就能徹底完成知識積累的華麗轉身，總體而言，中國在科學知識的積累上還有待進一步提高，這種隱性差距在我們參與國際競爭中就逐漸顯露出來。如今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與化學獎的獲獎工作，都與人工智能有關，而標誌人工智能領域最高成就的圖靈獎，截至2023年底共有77名獲獎者，其中美國有55名科學家獲得圖靈獎，佔比高達七成多，再加上幾乎所有重要的人工智能大公司都在美國，美國在這個領域領先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由此可見，知識積累對於創新具有重要作用。

作為默認的倫理框架，傳統具有對人的行為有強規範與引導作用。擁有科學傳統的地區，能夠很容易達成對於科研議題的共識，一切只需按部就班運行就可以，不會被瞎指揮等荒腔走板行為所誤導，傳統的力量就在於它是過往經驗的總結，一旦形成就具有穩定性與抵抗社會因素干擾的功能。久而久之，科研傳統明確與清晰的地區，學習成本比較低，成熟的規範也能極大地降低科研行為中的不確定性，這些規範優勢最終促成該地成為科研產出的富饒之地。遺憾的是，我們的科學傳統歷史並不久遠，很多東西還需要學習與沉澱，導致我們比發達國家在這方面要付出更多的試錯成本，進而總體上影響了我們的科研產出數量與質量，如科研不端行為時有發生就是這種情況的極端表現。

文化構成了科研生態環境的底層邏輯。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曾指出，十七世紀英國的清教主義所傳遞的精神氣質與倫理規範直接促成了英國科學革命的爆發，科學奇蹟頻繁湧現。而且後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大凡信奉清教/新教的國家的總體科研表現要比信奉天主教的國家要好。這是文化促進科學發展的經典案例，相反，如果一國的傳統文化中缺少與科學相適應的精神氣質與倫理規範，直接把生活層面的庸俗實用主義精神氣質套用到科技領域，其內在的缺陷自然就會帶到科技領域，導致對科學中的無用研究（遠離生活的研究）被無情忽視，這也是當前國內學者們積極推進科學文化建設的原因所在。

自由是所有創新行為的靈魂。自由度高的地區創新能力就比較強，反之亦然，縱覽世界科技發展史，概莫能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自由與科學探索的核心旨趣高度一致，眾所周知，科學探索是追求真理的過程，而真理與人的存在狀態息息相關，這也是20世紀哲學的一個偉大發現：真理標誌着存在者的自由。換言之，只有自由的人才能發現並熱愛真理，而不自由的人是沒有能力發現真理的。自由從哪裏來？自由是制度安排的產物，這就要求制度捍衞它的美德，營造一種自由寬鬆的環境，為創新掃清障礙。物理學獎無疑是諾獎中最硬核的一類，歷史上曾有六位華人科學家獲得該獎，無一例外，他們做出重要學術成果時都處在一種寬鬆自由的環境下。

短期來看，儘快給科研人員鬆綁，讓科研人員迴歸主業，從各種繁雜的文山會海中解放出來，畢竟知識生產是時間的函數。有研究顯示中國科研人員的有效時間被雜事佔用比例遠高於國外科學家，這就無形中導致中國科學家必須用額外的時間來把這個虧空補上，這不僅造成中國科學家比國外科學家更辛苦，而且還造成整個社會精力的浪費。繁雜的文山會海不但佔用有效時間，還會導致個人自由的損失。

綜上，在中國知識生產的拼圖上，我們的最大優勢在於資源投入，其次，由於中國科技體量與規模超級龐大，只要靜下心來，在知識積累方面我們具有別的國家所不具有的優勢，這塊短板很快就會趕上。新世紀以來，我們的科研傳統也在快速構建與迭代，文化模塊也在持續更新中，相對而言自由度缺少的短板應該下大力氣去儘快補齊，釋放制度紅利。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科技只要把這幾塊偏弱的拼圖進一步完善，假以時日，科學奇蹟在我們這裏頻繁湧現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畢竟今年物理學和生理學的諾獎成果都是上個世紀80、90年代做出來的，滯後30餘年，如果我們能儘快把科技拼圖拼好，也用三十年時間作為標尺，那麼從新世紀初到2035年將是我們檢驗拼圖結果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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