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中國紡織工業代表——申新紡織印染公司_風聞

上海申新紡織印染公司是無錫民族資本企業家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創辦的近代中國最大的紡織企業集團。

榮氏家族的申新紡織廠從1915年開始起步，到1932年9家紡織廠全部建成，年產棉紗30萬件，棉布280萬匹，是民族資本中最大、發展最快的紡織企業集團。

到1936年，申新9家紡織廠共擁有紗錠57萬枚，布機5300餘台，分別佔全國民族資本紡織業的20.8%及20.7%，佔全國紡織業(包括外資)的11.2%及9.1%。

在舊中國，榮氏家族企業包括茂新、福新、申新三大系統21個工廠，是揚名中外的“三新財團”，在紡織、麪粉等行業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國家副主席、中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傑出代表榮毅仁同志就是榮德生的第四子。

榮氏家族企業的經歷是中國近代民族資本工商業發展的縮影，從申新的興衰榮辱中就可以窺見為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民族資本企業始終無法發展壯大起來，為何中國工業化的夢想只能在新中國實現。

申新公司的發展歷程

申新一廠是榮氏兄弟在上海創辦的第一家紡織廠，1915年10月投產。

申新一廠創辦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德國等西方列強深陷歐洲戰場無暇東顧，特別是素有棉紡工業霸王之稱的英國紡織品生產大為減少，因此對中國傾銷的紡織品顯著減少。國內紗布市場走俏，中國民族紡織企業獲得了極佳的發展機會，此時被稱為棉紡織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

榮氏兄弟創辦的申新紡織企業正是在這種有利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

榮氏兄弟辦事果斷，決定進入紡織產業後很快就在上海選定了廠址，同時向安利洋行訂購英國愛沙里斯(Asalees)廠製造的紡機 36台，共計1.296萬錠。

1915年8月份訂購的設備運到立即安裝，10月初就有部分設備投入生產。從發起到建成投產前後僅五個多月，辦事十分高效。

申新一廠的原始資本30萬元，榮氏兄弟佔50%。由於當時國內紗布市場緊俏，申新一廠投產後盈利能力十分顯著。

申新一廠開辦的第一年只開工三個月，而且僅有一部分紡機投產，但當年即盈利2萬元；第二年盈餘11萬餘元，第三年盈餘40萬餘元，第四年餘80萬餘元，投資回報率達到267%。

第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仍能增利至100萬元，投資回報率高達333%，直至抗戰前夕幾乎年年賺錢。

申新一廠在開辦後短短7年內的盈利總額就超過了最初投資總額的13倍半，這樣的鉅額利潤是榮氏兄弟自經營企業以來從未有過。

可是榮氏兄弟並不以此為滿足,還是精心經營，力求繼續擴大生產。從1915年開辦至1937年抗戰前為止，申新紡織廠從一家增加至九家，紡織設備同樣顯著擴大：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中日兩國的衝突日益加劇。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抵制外貨聲浪高漲，民族棉紡織工業再度獲發展契機，榮氏兄弟的申新紡織廠不斷增加。

上海申新一廠，自建企業，1915 年開業，榮宗敬任總經理。

上海申新二廠，收購企業，1917年收購日商恆昌源紗廠，有紗錠3.4萬枚。

無錫申新三廠，自建企業，1921投產時有紗錠5萬枚，布機500台，軋花機80台，是當時全國民族資本中最大、最新的紡織廠之一。

武漢申新四廠，自建企業，1922年投產，有紗錠1.47萬枚。

上海申新五廠，收購企業，1925年收購上海德大紗廠建立，有紗錠2.61萬枚。

上海申新六廠，收購企業，1925年租辦常州紗廠，6年後租辦期滿退回原主。1931 年收買上海厚生紗廠補缺。

上海申新七廠，收購企業，1929年收購上海英商東方紗廠，有紗錠5.38萬枚，布機455台。

上海申新八廠，自建企業，1929年利用申新一廠廠旁空地新建。

上海申新九廠，收購企業，1931年購買李鴻章創辦的中國第一家近代紡織廠上海三新紗廠整頓改組。

通過新建和收購，從1915年到1931年榮氏兄弟創辦了9家申新紡織廠。

到1932年，申新系統9個廠共有紗錠52.15多萬枚，線錠4萬枚多一點，布機5300多台，固定資產4180多萬元，職工16 3.17多萬人，年產棉紗佔全國民族資本棉紡織廠總產量的18%多，棉布產量佔29%多，申新系統經營業績驕人，不能不令人歎服，因而榮氏兄弟又成為棉紗鉅子，榮獲“棉紗大王”的稱號，成為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棉紡織集團。

申新發展遭遇的困境

從1915年到1936年，榮氏家族的申新紡織企業擴張速度極快，但並非一帆風順。

申新的擴張之所以能夠如此之外，除了榮氏兄弟的經營才能之外，外部有利的環境至關重要！但這種有利的外部環境並非申新獨享，甚至都不是中國企業能夠獨享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進口紗布鋭減，國內市場紗布市價猛漲，所有棉紡織廠都獲得了豐厚的利潤。

在1914年以後的9年裏，民族資本新辦紡織廠達54家。其中僅1920~1922年就新辦了39家，3年新增企業數量就超過戰前20餘年的全國紡織廠總數。1916年開始的民族資本棉紡織工業持續擴張的趨勢到1921年下半年才消退。

但是在歐美對華紡織品傾銷減少的同時，日本紡織企業卻趁機取代了英美企業的角色，在中國市場大肆擴張。

日本紡織企業不僅將紡織產品大量出口至中國，而且在中國大量開設紡織企業，日本紡織企業新增的資本規模甚至超過中國民族資本。

據日本紡紗聯合會資料，1916~1925年的10年內，日本出口的棉紗有63%傾銷到中國。

在此期間，日本紡織企業也從上海擴至青島、天津、漢口與東北諸地，對民族資本紡織企業造成巨大壓力。

1918年以後，由於紡織產品進口再度增加，且國內企業捐税苛重，民族資本紡織企業經營日益困難，到1922年棉紡廠已無利可圖。

中國紡織業在內外夾攻下，發生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體限產。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民族紡織企業的經營更加困難。由於東北三省被日本侵佔，紡織業失去了一大片國內市場和原料產地；此外，日本在華紡織廠採用跌價傾銷方針，妄圖擠垮我國紡織工業。

在日本紡織企業的低價傾銷衝擊下，中國民族資本紡織業營業衰落。1934年中國92家棉紡廠虧損達2500萬元，債務規模日益增長，而且停工時間紛紛延長，如申新系統9家紡織廠中有4家被迫停產。

此時中國民族棉紡業面臨空前的不利環節，申新紡織企業由盛極一時的顛峯跌落下來，債台高築，資金拮据，不得已而一次次地將機器廠房抵押出去。

申新三廠全部資產抵押給中國銀行；申新九廠向英商麥加利銀行押借了鉅款；申新一廠、八廠也抵押借了540萬元；申新四廠因失火重建而借款210萬元，可謂多災多難。

到1934年6月底，申新公司的總資產為近6900萬元，而總負債是近6400萬元，負債已接近資產數額。債權人則多得很，有中國銀行、上海銀行、滙豐銀行、麥加利銀行、集益銀團、通和洋行以及四、五十家錢莊，6月底到期的應付款，達500萬元之巨。

此時申新非但沒有得到國民政府的資助渡過難關，反而想趁機低價收購榮氏兄弟的申新企業，只是最後由於吃相實在太難看引起公憤才作罷。

英國資本的滙豐銀行在此時也擅自將申新七廠抵押的房產低估並委託洋行進行拍賣。申新七廠資產共值500萬元以上，所欠滙豐借款不及工廠資產的一半，居然被日商以225萬低價買去，滙豐銀行倒行逆施，橫行霸道，令人憤慨!

上海工商業各界義憤填膺，紛起聲討，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和各方的據理力爭，滙豐銀行被迫同意解除拍賣，抵押借款延期歸還。

1936年國內棉花大豐收，連續幾年的棉花貴而紗線廉價的局面出現變化，申新各廠生產形勢大為好轉，申新才真正渡過了債務難關。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的全面侵華對申新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申新在抗戰時期的損失

申新紡織企業遭到最嚴重的毀滅是在抗戰時期，企業被日本侵略者侵佔，廠房和設備在戰火中被焚燬。

從淞滬抗戰開始，地處滬東、閘北的申新、福新各廠首當其衝。

在抵禦日本侵略者時，榮氏兄弟同意國民黨軍隊進駐申新五廠，後五廠被日軍佔據。在戰火中申新五廠的廠房、機器、棧房等全部被毀，幾乎夷為平地。

申新六廠中彈起火，公事房、揀花間等全被燒燬，紗錠被毀萬枚以上。

申新七廠布廠屋頂被毀，紗錠損失也在萬枚以上。

申新一廠、八廠慘遭日機轟炸，損失最為嚴重。日本轟炸機對準申新八廠投擲了多枚重磅炸彈，將八廠的多座建築炸塌，此外日寇又以機槍低空掃射，導致幾百名工人慘遭非命。八廠當時是榮氏紗廠中設備最新最好的廠子，產品足以與日資企業競爭。申新八廠濫遭轟炸後，日商豐田紗廠竟派人到八廠將還沒有完全炸壞的精紡機126台，用重磅榔頭一台一台地砸爛，真是野蠻到了極點!

由於日本的轟炸和破壞，申新一廠和八廠合計損失約合美金233萬元。

無錫、濟南兩地的茂新、申新各廠，最終也都沒能逃脱日寇的魔掌。

1937年12月8日，日軍強佔無錫茂新一廠，搶走了4萬多袋麪粉並放火燒廠，全廠變成一片廢墟。

無錫申新三廠由於曾為抗日將士製造軍布軍服，日軍恨之人骨放火燒燬了近4萬枚紗錠、1400多台布機和大批棉花、棉紗、棉布。

山河破碎，血雨腥風，幾十年心血又痛遭浩劫，榮氏兄弟仰天長嘆，悲憤之極!

八年抗戰，榮氏企業損失慘重。榮毅仁1951年3月4日在上海新民報晚刊撰文，題為“抑止不了心底的憤怒”，列舉了榮氏企業所受的浩劫:

單就我們申新系統上海各廠來講，直接受到損失的，計紗錠14萬多枚，布機1200多台，原棉12萬多擔，棉紗6000多件，棉布6萬多匹，其餘機物料不勝枚舉。其中尤以申八、申一兩廠損失最巨，計廠房4063方，紗錠81728枚，布機750台，馬達339只，原棉24，138 擔，棉紗683件，棉布9240疋，麪粉袋202500只，物料全部，損失總值約合美金233萬。

上述申新各廠的損失不過是上海棉紡織工業中一個例子而已，如果把全國各紗廠及各行業在抗戰期間的損失統計起來，真是罄紙難書，擢髮難數。

據統計，包括無錫申新三廠和武漢申新四廠未及內遷的設備在內，申新各廠共損失紗錠20萬多枚，佔戰前紗錠總數57萬枚的36%；損失布機3200多台，佔戰前5300台的60%；茂新、福新粉磨損失64台，佔戰前347台的18%，尚有機件設備、原料、成品、在製品等許多損失未計在內。

在抗戰時期，榮氏家族拒絕與日本侵略者合作，並利用其企業無限責任公司的條款抵制了日本企業的收購。

抗戰結束後，國民黨政府沒收了所有日本企業，榮家一度寄希望於代營日偽紗廠和收購日偽紗廠，但均被官僚資本以“國營”名義囊括而去。

榮家轉而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恢復部分企業的生產，由於當時有利的市場環境一度獲得了豐厚的盈利，但是卻發生了榮德生被綁架這一震驚全國的事件，使得這位著名的民族企業家對國民黨政府失望至極，最終選擇留在中國等待解放。

解放戰爭時期由於市場條件再度發生轉變，申新企業的生產一年不如一年，企業從未恢復到1936年的規模，在解放前已經危機四伏。

為什麼在舊中國民族紡織企業無法發展壯大？

舊中國紡織企業和新中國紡織企業的發展有何區別？

從申新紡織廠的發展過程來看，在舊中國民族資本企業的發展面臨諸多挑戰，不僅僅是產業發展的技術和人才不如西方列強，發展的外部環境也不如明顯不如外資企業。

首先，舊中國連最基本的國防安全問題都沒得到解決，產業發展沒有安全基礎。

縱觀榮氏家族企業和申新幾十年的發展過程，受到衝擊最大的時期就是日本侵略中國時期。申新大量的生產設備在日本侵略過程中被侵佔和破壞，直接打斷了申新的正常發展。

所以國防安全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國防安全就沒有產業的持續和穩定發展。

其次，舊中國沒有關税主權，國內企業的發展得不到政府的保護。

半殖民地是舊中國的重要特徵，舊中國沒有完整的主權，政府沒有能力保護本國企業。

中國民族資本紡織企業雖然在一戰後獲得了難得的發展時期，但同期日資紡織企業也在國內迅猛發展，甚至日資紡織企業的税務負擔還低於本國的民族資本企業。到1936年，日資紡織企業的數量雖然不如中資企業，但是資本規模超過了中資企業。

二戰前自由貿易不是世界各國的共識，貿易保護和關税壁壘才是主流，西方列強都採用各種手段保護本國市場。但舊中國關税主權都控制在外國手中，完全無法控制本國市場，這導致的原本就十分脆弱的本國工業更容易受到外國企業的衝擊。

舊中國積貧積弱，這是重要原因之一。

申新紡織企業的設備基本上都是進口的，紡織原料來源十分不穩定，對外部依賴嚴重。此外，申新經營過程中無法得到穩定的金融支持，甚至還會遇到銀行趁火打劫。

這一系列的不利條件，都是舊中國民族資本企業無法發展起來的原因。

新中國成立後，產業發展的不利條件才全部得到改變。

新中國解決了國防安全問題，收回了關税主權，消滅了各地的土匪，解決了產業發展的基本秩序問題。

在紡織工業領域，新中國從50年代開始就能設計製造成套的棉紡織設備，而且通過棉花生產和化纖生產解決了原料來源問題。

中國紡織工業的規模之所以能做大全球第一，根源在於解決了的技術設備、原料供應等全產業鏈問題。

在當今的紡織工業中，同樣誕生了恆逸、恆力、魏橋紡織等多個知名的民營紡織企業，廣泛分佈在紡織原料、紡織、成衣製造等多個環節。

從以申新為代表的民族資本紡織企業的發展歷程中，我們可以充分體會到什麼是“換了人間”。

參考資料：

1、《中國近代紡織史》

2、《榮毅仁》

3、《上海文史資料-工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