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多圖表詳解：為了遏華，如今印美技術合作有哪些進展值得注意？_風聞

編者按

**出於不斷增大的遏華戰略利益共識，美印兩國逐步放下歷史包袱，雙邊關係不斷深化拓展。**近年來，兩國在推動技術合作方面進展尤為明顯，對我國威脅日益顯現，值得高度關注。本文細緻梳理評估特朗普（2017-2021）和拜登（2021-至今）兩任美國總統在推動印美技術夥伴關係方面的各自表現。文章指出，在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印兩國完成四項基礎性軍事合作協議簽署，開創美國對印武器出口指定先例，併為後續美印兩國深化國防技術合作打下基礎。而在拜登政府領導下，美印技術合作範圍進一步擴大，**合作重點進一步向關鍵領域、新興技術轉移，而美國對印技術開放轉讓力度也大幅加強。**儘管文章指出兩國在技術合作實操上仍存在一定挑戰，但iCET等制度性機制存在，將為雙方提供溝通平台，進而最大程度協調雙方。南亞研究通訊編譯此文，供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網絡

一、引言

印美雙邊合作涵蓋多個領域，以安全、反恐、農業、衞生和太空等領域為標誌。印美全面全球戰略伙伴關係（包括多邊和區域性平台上的合作），以“形式和功能”的穩定性為基礎。**雖然兩國關係的穩定性主要依賴其“功能”——雙方在印太地區的利益迅速趨同，不斷加強防務關係，深化貿易投資聯繫，但“形式”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因此，雙方加倍重視制度框架，以維護夥伴關係功能，避免受到短期或未解決的分歧（如市場準入問題）的影響。

**當前，國家間衝突和競爭不斷加劇，對於制度框架的重視還體現在諸如印美“2+2”部長級對話等協商平台的成果中。**近年來，雙方還重啓了一系列平台，包括印美貿易政策論壇（TPF）、印美商業對話和印美CEO論壇。這些平台作為專門的合作渠道，確保一個領域的分歧不會妨礙另一個領域的進展；他們還擴大了夥伴關係的範疇（即“功能”）。

**其中一個領域就是技術夥伴關係。**2022年，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和美國總統喬·拜登宣佈了《印美關鍵新興技術倡議》（iCET）。

儘管印美空間技術合作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而且印美科技（S&T）協議於2005年達成，**但可以説，雙方技術合作仍未得到充分發展，一大原因在於缺乏實現印美技術合作潛力的總體路線圖。**技術合作是一個有望互惠互利的領域，且美國可以從印度的規模化發展中汲取諸多經驗，包括以下幾點：

·印度通過**數字公共基礎設施（DPI）**成功實現了透明、安全的電子政務及普惠金融。

·印度太空領域自主探索獲得成功，且性價比較高。

印度擁有快速增長的、充滿活力的科技創業生態系統，這得益於 ·JAM 三位一體，即銀行賬户（Jan Dhan）、唯一身份識別（Aadhaar）和擁有可負擔、高質量、能上網的移動設備（mobile ownership with access to affordable and high-quality data）。

·印度在培養高技能人才方面的長期優勢。

**對印度而言，美國有望成為其主要的技術轉讓和創新合作伙伴。**美國的科技生態系統在全球影響力巨大，全球排名前一百的科技公司中有58家總部位於美國。

此外，儘管中國正在逐步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頂級科技製造國（主要是計算機和智能手機制造方面），但美國在科技領域的優勢依然顯著。美國科技公司在MSCI世界指數中佔據多數（187家中有112家），並佔全球科技生態系統市值的85%。

儘管美國對印美科技合作的關注有些滯後，但卻受到美國兩黨支持。美國前總統特朗普（2017-2021）和現任總統拜登（2021-至今）都在任期內推進印美技術夥伴關係。

二、特朗普任期內：開創新先例

**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印美兩國雙邊關係在特朗普總統呼籲“公平和互惠”的貿易之下面臨挑戰，**這些挑戰包括美對印鋼鐵和鋁製品徵收關税（2018年3月啓動）；對印度對特定美國出口產品（例如哈雷戴維森摩托車）關税的隨意評論；以及暫停印度在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簡稱GSP）下的優惠待遇，這導致印度對28種美國產品徵收報復性關税。

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儘管美印雙邊關係在貿易領域面臨挑戰，但同時也通過基於共識的制度化進一步加深兩國之間的戰略聯繫，這使得戰略關係得以避免受到貿易分歧的影響（例如，美印2+2部長級對話和美印戰略能源夥伴關係）。特朗普政府還推動美國印太地區構想與印度對西北印度洋地區的重視對接。**在防務關係方面，**特朗普政府監督完成了在其前任巴拉克·奧巴馬任內敲定的防務協議（如2015年AH-64E阿帕奇直升機的銷售），並最終確定了額外的部隊互操作性協議（即COMCASA和BECA）。

**在科技合作方面，特朗普政府的重點主要集中在軍事技術領域，允許印度有資格獲得敏感國防技術。**例如，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奧巴馬時期對印度獲取美製無人系統的限制，使印度成為第一個獲得MTCR-1類無人航空系統（海衞士UAS）的非條約夥伴。

此後，印度海軍於2020年租賃了兩架通用原子公司製造的海衞士MQ-9B捕食者無人機，這是印度首次根據《2020年國防採購程序》租賃國防系統。

此外，**在建議“預先批准”對印度的許可證——即美國政府在印度提出建議書請求（RFP）之前預先批准採購許可證——的情況下，特朗普政府專注於通過直接商業銷售（DCS）途徑進行武器銷售。**在2015年至2021年期間，美國通過DCS途徑授權向印度出售了超過30億美元的防禦性武器，其中包括關鍵組件，如軍事電子設備、火力控制、激光、成像和制導設備。

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除了國會對武器出口的監管外，**美國政府還利用其行政權力，通過聯邦通知將印度指定為戰略貿易授權-1（STA-1）狀態，使印度成為繼日本和韓國之後第三個獲得STA-1地位的亞洲國家，為民用空間和國防領域的技術轉移鋪平了道路。**此外，STA-1地位也表明了美國對印度遵守全球出口管制制度記錄的信心。

**特朗普政府給予印度STA-1地位，意在加強雙邊技術合作。該舉措認為這是“兩國共同商定的步驟，以擴大在民用航天、國防和其他高技術領域的合作”。**歷史上，美國只授予那些參與全部四個出口管制制度的國家STA-1地位，這四項出口管控機制是導彈技術控制制度（MTCR）、瓦賽納爾協定、澳大利亞集團和核供應國集團（NSG）。特朗普政府指出，印度是四個出口管制制度中的三個成員國（不包括NSG）。

表1：特朗普時期印美戰略關係的關鍵發展

印度與美國技術夥伴關係的進一步深化包括簽署《工業安全附件》（ISA）。該協議於2019年在印美2+2部長級對話中籤署，旨在促進兩國防務工業之間的敏感信息交流。

奧巴馬時代的國防技術和貿易倡議（DTTI）也在特朗普政府期間出現新進展。在第9屆DTTI小組會議上，雙方簽署了一份意向聲明（SoI），以在特定項目上追求“詳細規劃”和“可衡量的進展”，如輕武器技術（LSAT）和空射小型無人機系統（UAS）。在第10屆DTTI小組會議上，雙方最終確定了一個DTTI標準操作程序（SoP）來識別和發展項目。雙方還建立了DTTI行業合作論壇（DICF）併發布了“DTTI行業初步指導方針”，該指導方針已在印度和美國行業協會中分發。

儘管這些雙邊努力對於增強兩國在敏感技術領域的互信至關重要，**但遺憾的是，雙邊技術合作並未超出國防範疇。**2020年2月，雙方將雙邊關係提升為全面全球戰略伙伴關係時，也凸顯了這一問題。這次會議雖將戰略伙伴關係升級，但 “充滿願景與保持原則”的聲明中並未覆蓋太多內容，仍然主要集中於美國推動印度採用美國核反應堆技術以及ISRO和NASA在航天技術上的合作。

三、拜登任期內：更深入的制度化

**在拜登執政期間，印美雙邊關係在國防技術領域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進展。**2023年6月，印度總理莫迪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拜登政府重申美國支持印度購買美製MQ-9B無人機。此外，在特朗普推動加強雙邊對敏感技術信任的基礎上，拜登總統與莫迪總理讚揚了在聯合生產和技術轉讓方面的里程碑式進展。訪問期間，通用電器航空航天（GE航空）和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HAL）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MoU），以便在印度生產99台F-414噴氣發動機，用於HAL的輕型戰鬥機（LCA）Mk2。該協議可能會促成80%的技術轉讓；HAL官員指出，十年前談判開始時，美國只同意轉讓58%的技術。

**拜登政府還延續了在特朗普政府期間敲定的《工業安全協議》（ISA）。**2021年末，印美在新德里舉行了ISA峯會，旨在“制定兩國國防工業間交換機密信息的協議”。峯會期間，雙方原則上同意成立印美工業安全聯合工作組，以便“加速協調政策和程序，允許國防工業在尖端技術上展開合作”。同樣，在2021年舉行的第11屆國防技術與貿易倡議（DTTI）會議上，雙方修訂了《意向聲明》，並宣佈了DTTI空中系統聯合工作組下的第一個項目協議，即空射無人機項目。

**拜登執政期間，雙邊協商平台也有所增加，這些平台要麼涵蓋，要麼專門致力於印美技術合作的新領域。**例如，鑑於清潔能源轉型的必要性，印美將雙邊能源合作重新聚焦於印美戰略清潔能源夥伴關係（SCEP）。SCEP與美印《2030年氣候與清潔能源議程》及《氣候行動與金融動員對話》並行，開闢了一個新的技術合作領域。印度和美國定義了SCEP的框架，涵蓋了流程和終端用途的電氣化與脱碳，加速推廣新興清潔能源技術，併為難以脱碳的行業尋找解決方案。

2023年中期，美國能源部與印度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部（MNRE）啓動了印美可再生能源技術行動平台（RETAP），這是一個旨在共同關注關鍵的清潔技術領域的雙邊平台，涉及綠色/清潔氫能、風能、儲能、地熱能及海洋/潮汐能等方面。

除了探索清潔能源技術等未開發領域外，看待印美技術合作範圍的擴大還必須放在宏觀環境變化的背景下。

在拜登任期內，**美中技術競爭愈演愈烈，拜登還沿用了特朗普的政策，限制中國獲取關鍵技術。**特朗普政府通過出口管制限制了對中國5G計劃至關重要的敏感技術轉移，拜登則將其擴大到半導體等其他敏感技術。到2024年4月，拜登時期添加到美國商務部“實體清單”的中國公司數量（拜登任內319家）超過了特朗普任內的數量（306家）。

圖1：拜登任期列入“實體清單”的中國公司數量。圖源：彭博社

拜登的行動遠超特朗普。在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小院高牆”的對華科技競爭政策下，拜登政府不僅專注於關鍵技術領域，還採用了多種手段來限制中國的科技進步：

**針對中國產能過剩：**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時期對中國徵收的關税（約3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此外，在2024年初，拜登宣佈了額外關税，又被稱作“精準針對戰略性行業”關税，涉及約18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主要針對中國在清潔技術領域的“產能過剩”，拜登政府將中國電動車（EV）關税從25%提高到100%；將鋰離子電動車電池關税從7.5%提高到25%；並將太陽能電池（無論是否組裝成組件）的關税從25%提高到50%。

**監控美國資本流動：**除了限制關鍵技術組件的流通，拜登政府還通過行政命令限制美國投資。該命令要求美國的海外投資者向美國財政部通報，以調控美國對華資本流動，尤其是在半導體、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組件等關鍵領域。

**團結國際合作夥伴：**拜登政府也積極尋求美國合作伙伴的支持，限制中國的科技進步。主要聯合日本和荷蘭從事芯片製造設備生產的公司（例如荷蘭的ASML控股公司和日本的東京電子公司），抵制中國，限制中國製造高端芯片，因為這些芯片對人工智能應用至關重要。

美中在科技領域緊張局勢加劇，提升了美印等志同道合的夥伴開展科技合作的必要性。

**拜登政府期間，印美科技合作升級的一個早期跡象是2022年4月於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印美2+2部長級對話。**磋商中，雙方重點討論了供應鏈的韌性問題。聯合聲明指出“安全、韌性、可靠且多元化的關鍵和新興技術（CET）供應鏈至關重要，必須促進區域和全球的創新。”雙方還宣佈，印美將“建立合作框架，推動先進通信技術、人工智能、量子科學、STEM、半導體和生物技術等CET領域的合作。”

隨後，在****2022年5月莫迪總理與拜登總統的雙邊會議上，雙方啓動了美印iCET（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旨在“擴大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的夥伴關係”，該計劃由印度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NSCS）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監督。

表2：2023年和2024年美印iCET（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的重要進展。來源：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研究

自iCET啓動以來，印美iCET已召開了兩次會議（分別於2023年1月和2024年6月），由印度國家安全顧問阿吉特·多瓦爾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共同主持。

為明確擴大印美技術合作範圍，首屆iCET會議基於兩國各自優勢，確定了共同利益的具體領域，包括：

·加強印美創新生態系統的聯繫

·發展創新國防與技術合作

·構建有韌性的半導體供應鏈

·加強在太空領域的合作

·促進STEM人才的合作伙伴關係

·探索下一代電信合作

第二次iCET會議新增了三個關鍵領域：

·結合生物技術和生物製造能力

·建立清潔能源和關鍵礦產夥伴關係

·推進量子技術、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計算的合作

雙方明確新興優先領域及強化制度化，源於推動雙邊技術合作超越國防領域的全新動力。

（一）

前進之路：克服“歷史的猶豫”

2016年，莫迪總理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表示，印度和美國正在克服“歷史的猶豫”，並提出了加強印美經濟和國防關係的願景。這一願景也適用於印美技術合作夥伴關係。近年來，雙邊技術合作在形式和功能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在特朗普政府開創先例的基礎上，在拜登政府時期得到更大的制度化。印美兩國必須保持這一勢頭，繼續推進有助於雙方超越過去失誤的進展。

（二）

過去的失誤

印美國防技術與貿易倡議（DTTI）是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構想的，旨在推進印美防務關係向共同開發和聯合生產方向邁進。**然而，由於連接兩國國防生態系統的聯合框架遲遲未能確定，進展緩慢。**此外，DTTI的四個聯合工作組（涉及陸地系統、海軍系統、空軍系統和航母技術合作）也進展不大，兩國逐步敲定基礎協議，並在技術共享上建立信任（這一點最終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得以體現）。在此之前，DTTI下的項目僅限於低技術和輔助設備領域。

（三）

糾正方向

**iCET提供了一個全面的技術合作框架，也為在雙邊協同的廣泛背景下指引國防技術合作提供了方向。**例如，隨着2023年6月印美防務加速生態系統（INDUS-X）的啓動，印美嘗試連接兩國國防生態系統，即印度的“國防卓越創新”（iDEX）與美國的“國防創新部”（DIU）。然而，這一次，印美更專注於將國防初創企業與雙方的主要製造商聯繫起來。

**這種“學徒-導師”模式可能有助於擺脱僅限於同級融合的做法。**該模式強調逐步邁向共同開發和聯合生產，為初創企業設立加速器項目，與大學建立創新合作伙伴關係，並讓防務行業巨頭探索與初創企業的供應鏈合作。這一模式在INDUS-X聯合挑戰賽首輪中得以體現（該挑戰賽在2023年6月INDUS-X啓動後不久舉行），參賽公司競相尋找應對戰鬥人員挑戰的商業技術解決方案。

**這一模式也帶來了工業合作。**在2024年INDUS-X會議上，美國公司Skydio和印度無人機系統製造商Aeroarc宣佈合作，開發防務能力中的AI應用。通用原子公司還宣佈與Bharat Forge合作，在印度為全球MQ-9B飛機制造無人機系統組件。

**除了國防領域，考慮到印度空間研究組織（ISRO）據稱正在與波音等多家美國私營企業討論探索衞星發射合作，太空也具有巨大潛力。**在此背景下，印度私有化NewSpace India Limited（NSIL）LVM3（第三級運載火箭）生產，可以幫助印美合作降低成本，從而共同提升發射載具的全球市場競爭力。

此外，知識合作伙伴和商業委員會也被納入INDUS-X高級顧問小組，不僅負責召開後續會議，還幫助識別實施中的障礙。此類實體的加入也有助於從最新的思想領導力和行業最佳實踐中汲取建議。

（四）

加強磋商

**為了克服DTTI時代的失誤，印度-美國iCET必須加強重視早期創新聯繫，**並在INDUS-XGurukul教育系列、行業研討會和投資者戰略會議之外開展更多磋商。其中包括專注於那些擁有自己基礎設施和渠道（如孵化器、加速器或市場準入合作伙伴）的私營企業，以支持初創企業——特別是那些專注於具有行業和國防領域雙重用途技術、並具有潛在需求的初創企業。

找出這些傑出的初創企有助於建立一個跨領域的社區，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社區將成為聯合開發的沃土，而這在DTTI的“探路者”重點下難以實現。

這項工作可以由印美聯合創新基金承擔，該基金已承擔起在INDUS-X框架下與私營企業合作的任務。

四、預測障礙

藉助iCET，印美科技合作現在理所當然地超越了國防領域。然而，儘管美國兩黨大力支持深化印度與美國的關係，但**挑戰依然存在。**美國遏制中國技術進步可能會帶來可以預見的障礙，並且日益影響美國的盟友和夥伴。

2024年7月，彭博社報道拜登政府正在尋求日本和荷蘭的合作，通過懲罰性措施等，限制芯片製造技術流向中國，美國可能會通過《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DPR）控制日本和荷蘭的公司——主要是東京電子有限公司和阿斯麥控股公司（ASML Holding NV），FDPR允許美國管制使用美國技術的外國製造產品。

2024年4月，微軟宣佈向阿聯酋的關鍵AI公司G42投資15億美元。據公開消息報道，這項投資通過與美國政府進行“幕後談判”實現，要求G42與中國脱鈎，包括終止與華為等供應商的聯繫。

2023年12月，拜登政府強迫阿美公司（Aramco Ventures）的Prosperity7基金出售其在硅谷AI芯片初創公司Rain AI的股份。此前，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進行審查，加強審查中東主權財富基金與中國關係。

印美iCET不僅概述了新興合作領域，還在多個方面取得進展，包括簽署早期創新的新研究夥伴關係、確定聯合資金機會、宣佈勞動力發展項目以及完成聯合準備評估。除了機構層面的早期研究合作之外，這些措施還可以幫助在印度和美國的技術生態系統之間建立起一座技能人才動員的橋樑。

隨着兩國國家安全顧問擔任iCET的主要設計師，該平台現在可以承擔故障排除任務。

一些部門可以直接控制這一職能。例如，美國商務部的工業和安全局（BIS）負責監督實體清單。然而，與美國就技術轉讓進行合作通常是一項繁瑣的工作，因為還有多達11個由其他實體（如美國財政部）運行的單獨的出口審查清單。

同樣的，印度的管制清單，即特殊化學品、有機體、材料、設備和技術清單（SCOMET清單），由對外貿易總局（DGFT）監督，而投資則由工業和內部貿易促進部（DPIIT）以及內閣投資與增長委員會監督。

然而，iCET可以借鑑 “印度快速反應小組”（IRRC）的經驗，該小組成立於2015年，旨在“提升DTTI的行動效率”。在iCET框架下增加這樣的重點，可以包括開發一種超前的篩選機制，用以標記新出現的分歧和阻礙，幫助擴大印美技術夥伴關係的範圍。

五、結論

**印度和美國在技術合作方面無論是在形式還是功能上都取得了提升。**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印美逐步敲定了包括部隊互操作協議在內的基礎性協議，為兩國處理敏感技術奠定了必要框架。特朗普政府還見證了美國對印武器出口指定方面的重要先例。

拜登政府延續了特朗普時代的這些先例，並引入了新的合作領域，超越了傳統的雙邊防務技術合作。最重要的是，拜登時期更加註重合作的機制化建設，尤其是以iCET作為印美技術夥伴關係的總體框架。

除了在清潔能源技術等新興領域深化印美協同合作外，更大程度的制度化，也在中美技術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得以推動，這使得美國與印度等合作伙伴的技術合作變得更加緊迫。

新平台如iCET和INDUS-X的重點是發展兩國技術生態系統之間早期和跨領域的聯繫，這些平台更加註重磋商和包容性。

展望未來，這些特點可以通過與專注于軍民兩用技術的私營企業孵化器加深聯繫而得到充分利用，這些技術與工業和防務領域密切相關。

同樣，隨着美國進一步遏制中國技術進步，這一趨勢也會日益影響到美國的盟友和合作夥伴，iCET等平台可以發揮其故障排除作用，有助於梳理協調出口管制清單，並確保雙方遵守規定。在兩國國家安全顧問的領導下，iCET處於良好位置，可以開發超前的篩選機制，及時標記印美技術合作中的障礙。

**作者簡介：**卡希什·帕爾皮亞尼（Kashish Parpiani）是信實工業有限公司（RIL）董事長辦公室的高級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