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既慫又硬的背後:揭秘伊朗兩黨30年權力鬥爭史(上)_風聞
两抖云-自由撰稿人-10-15 16:45
高層的爭吵
2024年7月31日,在參加完伊朗新總統的就職典禮之後,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在睡夢中被以色列特工炸死,消息傳出後舉世譁然。
哈尼亞的死,在伊朗高層內部引發了激烈爭吵。
根據《每日電訊報》在伊朗高層的線人披露,革命衞隊的指揮官們是羣情激憤,尤其是聖城旅的負責人伊斯梅爾·卡尼,他要求立刻報復以色列,用導彈雨攻擊特拉維夫,徹底把臉撕破。

伊斯梅爾·卡尼
但新總統佩澤希齊揚強烈反對,他極力勸説將領們保持克制,並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如果你們非要動手,可以打擊以色列在海外的軍事目標,比如摩薩德在伊拉克的軍事據點,這樣可以避免和以色列全面開戰,出出氣得了。

佩澤希齊揚
指揮官們對新總統嗤之以鼻,説人家是因為參加你的就職典禮才被炸死的,你説這話不喪良心嗎?於是堅持要和真主黨一起,對特拉維夫發起攻擊。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支持新總統,希望能保持克制,防止局勢進一步惡化。
這不是伊朗總統和革命衞隊第一次發生矛盾了。事實上,從1997年開始,伊朗總統和革命衞隊之間就經常幹仗。如果往深了挖,這兩方分別代表伊朗內部的兩股力量,以革命衞隊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温和總統為代表的改革派。
但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對抗,只是伊朗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象,而要理解伊朗的操作,必須抓住這個主要矛盾:
即保持主權的獨立性,與發展經濟之間的衝突**。**
也就是説,保守派的任務是維護國家、民族和意識形態的獨立,而改革派則致力於國家現代化以發展經濟。
為了實現這兩個目標,伊朗設立了兩套並行的權力架構,政治一套,宗教一套。而正是這兩套權力架構,讓伊朗擁有了兩副面孔,經常使人迷惑不解。
如果抓不住伊朗的主要矛盾,也就搞不懂伊朗到底在忍什麼,又為何在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被殺之後,就算頂着全面開戰的風險,伊朗也要報復以色列。
階段一:教權壓政權
1979年2月,伊斯蘭革命取得了最終勝利,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成立,霍梅尼成了最高領袖。
可前國王巴列維已經搞了小20年的全盤西化,所以當時的伊朗是狗長犄角,洋裏洋氣的。這怎麼行?於是掌權的教士集團,從軍事、行政、立法、司法四個方面,對伊朗進行了徹底的伊斯蘭化改造。方法也簡單,在原來的權力機構之上,疊加一個權力更大的宗教機構,來監督原來的權力部門。
於是伊朗就有了兩套權力班子。
比如在軍事上,伊朗原本有國防軍,但霍梅尼成立伊斯蘭化的武裝力量,也就是伊斯蘭革命衞隊。在最高層的支持之下,它陸續組建了陸海空三軍和聖城旅,成了一支正規軍,總人數高達12.5萬,也拿走了大部分軍費,而且只聽命於最高領袖一人。

聖城旅前指揮官蘇萊曼尼(陣亡)
再説立法,立法是議會的事,比如美國的參眾兩院。
伊朗也有議會,而且議員是民選的。但教士們怕議員們瞎搞,又成立了一個機構,叫憲法監護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權力極大,12名成員全部是宗教人士,由這個委員會監督議會的工作,不符合教義的法令一律取締。
這個委員會還有一個職能,就是篩選總統競選人,所以宗教領袖們看不上的人,連露臉的機會都沒有。
行政也是這樣,總統雖然是行政首腦,但上面還有一個最高領袖,內政外交上的大事,最終決定權還是在最高領袖手中。
而革命衞隊不僅代表軍權,也可以在議會、政府和司法部門安插自己的人,所以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中,革命衞隊都有一定話語權,從而幫助最高領袖掌控權力。
所以革命衞隊已經超出了軍隊的範疇,是一個代表教士集團的權力機構。
但在新政權建立初期,宗教體系的能量遠在世俗政治體系之上,但宗教體系的運作,從一開始就讓伊朗陷入了重重孤立之中。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輸出革命。
對於掌權的教士集團來説,新政權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傳播什葉派教義。教士們想建立一個“世界伊斯蘭政府”,於是成立了一個部門,叫“全球革命部”,以領導各地的伊斯蘭革命,後來負責輸出革命的,是革命衞隊下屬的聖城旅。
但先向誰輸出革命呢?巧了,家門口就有一個現成的,那就是伊拉克。
伊拉克掌權的是遜尼派,但只佔總人口的三到四成,可超過半數的人屬於什葉派,和伊朗是一家的。什葉派雖然人多,但一直被政府強力壓制,所以早就憋着一肚子邪火。於是霍梅尼在拿到政權幾個月之後,就號召伊拉克的什葉派起來造反。
那時候薩達姆剛剛上台,老薩何許人也?中東太歲神、西亞活閻王,一看這架勢,心想與其等你來搞我,還不如先把你掐死在搖籃裏,以絕考研的後患,於是在1980年向伊朗發起了全面進攻,兩伊戰爭爆發。
戰爭打了8年,重創了兩國經濟,但對伊朗的衝擊更大,因為大多數中東國家也是遜尼派掌權,比如沙特、阿聯酋,所以都擔心伊朗會策反國內或鄰國的什葉派,於是都普遍敵視伊朗。
這種敵視隨着抵抗之弧的興起,變得越發嚴重,比如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組織、黎巴嫩的真主黨,也門的胡塞武裝,最終爆發了沙特聯軍和胡塞武裝的代理人戰爭,沙特甚至一度和以色列一起,敦促美國趕緊對伊朗下手。
這還沒完,除了輸出革命,在意識形態上,伊朗的態度也非常強硬。
伊朗認為,西方腐化墮落的文化是伊斯蘭世界的大敵,於是霍梅尼把美國稱為“大撒旦”,也就是大魔頭的意思,而美國的老鐵以色列,就毫無懸念地成了“小撒旦”,所以在意識形態上,雙方沒有任何緩和空間。
同時,霍梅尼認為蘇聯也有瑕疵,因為消滅私有制並不符合伊斯蘭教義,是妥妥的異端,於是提出了“不要西方,不要東方”的外交策略。
這一套下來,伊朗不僅和美蘇撕破了臉,和阿拉伯世界也鬧掰了,幾乎被全球主流社會孤立,所以在經濟上越發困難。當1989年戰爭結束時,國內早已是千瘡百孔,以2010年美元計價,人均GDP從革命前的7622美元,一路下降到3000美元,老百姓的生活質量也大幅下滑,於是恢復經濟就成了伊朗的頭等大事。
這時候伊朗人意識到,必須糾正宗教體系的偏激路線。再加上霍梅尼在1989年病逝,於是進入90年代之後,伊朗開啓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強政治體系的實力,比如擴大總統權力,削弱宗教團體職能等等。
但因為改革力度不大,經濟上並沒有太大起色,伊朗的老百姓實在等不了了,於是準備上點強度。
第二階段:改革派上台
在1997年的總統大選中,伊朗選民集體出動,投票率高達80%,而且7成的民眾都把票投給了穆罕默德·哈塔米,一個改革派候選人。
穆
罕默德·哈塔米
哈塔米本來是打醬油的,屬於氣氛組,真正的候選人是保守派的議會會長阿里,各大國家電視台重點宣傳的也是他,留給哈塔米的鏡頭非常少。
萬萬沒想到,哈塔米當選了,可見伊朗民眾對改革的渴望。哈塔米的上台,意味着伊朗的改革派正式走上前台,和宗教保守派打起了擂台,這一打就是20多年。
哈塔米上台後動作非常大,比如開放新聞輿論、發展私營經濟,並接連訪問了法國、德國、奧地利等歐洲國家,試圖恢復和西歐的關係,甚至對美國也伸出了橄欖枝。
1998年1月,哈塔米在接受美國CNN採訪時,不僅希望能和美國政府直接對話,消除誤會,還説出了一段讓國內震驚的話。哈塔米表示:我個人對1979年伊朗扣押美國52名外交官這事感到遺憾,今後伊朗會變得更加理智負責。
哈塔米的話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歡迎,把克林頓也哄開心了,隨即發表對了伊朗人民的講話,幾個月後,美國部分解除了對伊朗的經濟制裁。
但以革命衞隊為代表的宗教保守派就不幹了,因為伊朗人質危機是反美的標誌性事件,哈塔米此舉無異於向大魔王投降,革命衞隊總司令薩法維更是大聲疾呼,哈塔米這是要顛覆伊斯蘭政權。

前革命衞隊總司令 薩法維
但哈塔米的務實態度得到了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支持,在他的調解之下,雙方達成了和解。隨後,伊朗不僅和英法德陸續建交,GDP增長率也翻了一倍,失業率和通脹率也下來了,國家慢慢進入正軌。
但美好的日子總是短暫的,911事件的爆發,讓美伊關係急轉直下,伊朗必須再次依賴保守派了。
第三階段:保守派的反擊
隨着世貿中心雙子塔的轟然倒塌,美國的政治精英們猛然想起一個預言,而做出這個預言的人,是哈弗大學的著名教授——亨廷頓。
亨廷頓在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衝突》一書,他在書中指出:**隨着蘇聯的垮台,原本國家之間的對抗,會被文明之間的對抗所取代,尤其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會對基督教文明發起直接衝擊。**但因為雙方的實力差距太大,前者只能依靠恐怖襲擊,而且很可能在未來幾年內動手。
亨廷頓寫這個書的本意,是為了提醒克林頓政府,不要因為搞垮了蘇聯就飄了,以後咱們還有大麻煩。可當時的美國人都沉浸在贏得冷戰的喜悦中,不僅不信亨廷頓的話,反而到處黑他,説這人壞得很,挑撥我們和伊斯蘭世界的關係。不管亨廷頓多着急上火,就是聽不進去,怎麼,不聽你的,美利堅就要亡國咯?
萬萬沒想到,打臉來得這麼快。當看到滿屏的“黑子説話”時,美國的政治精英們悔恨不已,並開始刻苦研讀亨廷頓的著作,最後憋出來一個大招,也就是小布什在2004年6月提出的“大中東計劃”。
在該計劃中,美國準備利用西方的民主體制和生活方式,徹底改造伊斯蘭國家的意識形態,從而讓他們遠離原教旨主義,在實現了自由和民主之後,伊斯蘭文明就能和基督教文明和平共處了。
於是2010年之後,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等國陸續被反對派顛覆,敍利亞到現在還打着內戰,而巴林、阿曼、約旦、阿爾及利亞等國也陸續受到波及。與此同時,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在敍利亞和伊拉克地區迅速崛起,整個大中東陷入了空前的混亂,而西方國家給這場動亂起了個好聽的名字,阿拉伯之春。
説到底,無非是洗腦而已。
但在這之前,打擊恐怖主義就成了美國的頭等大事,而那些支持恐怖主義,尤其是手裏可能握有大殺器的國家,就成了美國的重點打擊對象。
於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政權被推翻,而伊朗,不僅是神權治國,還一直在從事鈾濃縮活動。過去美國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911之後,心態血崩的美國人,不可能再容忍伊朗擁有核武器了。
類似的還有朝鮮,所以我們看到,自2002年之後,伊朗、朝鮮核問題相繼爆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動用了一切手段,來監督伊朗的核活動。
一開始伊朗還願意配合,但美國的要求越來越離譜,態度也越來越蠻橫,最後甚至要求伊朗完全終止核實驗。
因為祖上雅利安人滅國無數,波斯帝國也比較豪橫,導致伊朗人非常驕傲。面對美國的咄咄逼人,伊朗高層認為不能再退讓了,於是掉頭開始支持保守派。
2005年,前革命衞隊軍官,艾哈邁迪·內賈德贏得了大選。
內賈德屬於保守派中的強硬派。他當選後,可把革命衞隊的總司令薩法維樂壞了,説這把人民羣眾的眼睛終於雪亮了,和伊斯蘭政權是心連心。
隨後大批革命衞隊出身的人進入政府任職。本來政府和總統屬於改革派的,這下好,全成保守派了,軍政兩家親如兄弟,政治改革派被死死壓制。
內賈德的思路是,伊朗和誰都能和解,唯獨美國和以色列這倆魔頭不能,除非你倆徹底放棄對我的敵視,否則一切免談。
所以內賈德對核問題非常強硬,不僅加快了鈾濃縮進度,還炫耀自己的新離心機。小布什一看,也別廢話了,抓緊制裁吧。
於是從2007年開始,伊朗的經濟發展出現停滯,而隨着制裁力度的加大,伊朗人的日子也越來越難過,尤其是2012年,伊朗的主要銀行被踢出了SWIFT之後,伊朗的進出口貿易受到重創,國內經濟危機爆發,民怨沸騰。
重壓之下,伊朗終於認識到,讓宗教保守派獨掌大權是不行的,必須要在宗教和世俗政治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第四階段:改革派的野望
2013年,改革派魯哈尼贏得了大選。魯哈尼總統一上台,立刻跑到美國訪問去了,希望能緩和與西方的關係,並重啓核談判。
魯哈尼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2015年,“伊核問題全面協議”成功簽署,這場持續了13年之久的爭端終於畫上了句號,各方逐漸解除了對伊朗的制裁,伊朗的經濟隨即好轉。
伊核協議能簽署,有一個大背景,那就是時任總統奧巴馬提出了重返亞太戰略,因為東大的快速崛起讓美國心急如焚,於是奧巴馬想迅速從中東抽身,以集中力量對抗中國,所以不想再和伊朗過度糾纏,阿富汗那邊也準備撤退。
立了大功之後,魯哈尼的膽氣就壯了,想趁熱打鐵深化改革,於是準備拿保守派開刀。
2017年4月,魯哈尼在會見伊朗的經濟學家時,首次向革命衞隊開炮,他説“《憲法》將發展經濟的事交給了人民和政府,讓政府放手發展經濟,可我們做了什麼?‘無槍的政府’手中的一部分經濟活動給了‘帶槍的政府’,這個帶槍的政府擁有槍支、媒體和所有一切,誰還敢跟它競爭?”
這個帶槍的政府,指的就是革命衞隊。當年為了籌辦軍費,從80年代開始,伊朗就把基建、房地產、石油、金融等行業的大批業務,都交給了革命衞隊打理。
尤其是內賈德上台之後,革命衞隊連獲大單,動輒幾十億美元,導致其經濟實力大漲。比如伊朗最大的石化公司,波斯灣石化工業公司,就是革命衞隊的產業。根據外界保守估計,革命衞隊手裏的資產,大約佔伊朗經濟總量的2到3成。
魯哈尼做夢都想肢解這個商業帝國,從而拿回經濟主導權。
但魯哈尼的言論,引發了革命衞隊高層的強烈不滿,説這是政府對革命衞隊的抹黑。正巧當年年底,伊朗各地都爆發抗議集會,史稱“十月抗議”,於是革命衞隊立刻指責魯哈尼,説這都是政府無能導致的。
魯哈尼並沒有退讓,反而在2018年2月再次開炮,公開要求革命衞隊放棄經商。
正在雙方血壓飆升之時,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又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他也意識到革命衞隊的生意有點過了。為了支持魯哈尼的經濟改革,哈梅內伊下令,限制革命衞隊的經濟擴張,並關閉了其下屬的5家銀行。
革命衞隊聽從了哈梅內伊的指示,雙方又一次達成了諒解。
此時的伊朗,制裁解除了,內鬥緩和了,改革上路了,形勢一片大好。
説到這,有的朋友可能覺得我支持的是改革派,其實不然,如果伊朗只依靠改革派,那可能死得更快。因為特朗普上台之後,伊朗的外部環境急劇惡化,命運的鐵錘再一次敲碎了伊朗人的強國夢。
而美俄的翻臉,尤其是中國的崛起,為困境中的伊朗,乃至整個中東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伊朗的戰略發生了重大調整,主打一個拖字訣,宗教保守派和改革派出現了戰略合作。
而瞅着美國國力逐漸衰微,以色列只能拼死一搏,通過激怒伊朗徹底點燃中東,從而把美國死死拖住,並一勞永逸地解決巴以問題。
上集結束,下集為大家繼續講解伊朗政局在2017年之後的風起雲湧。
(感謝大家支持,都看到着了,點個小贊不過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