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既慫又硬的背後：揭秘伊朗兩黨30年權力鬥爭史（上）_風聞

高層的爭吵

2024年7月31日，在參加完伊朗新總統的就職典禮之後，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在睡夢中被以色列特工炸死，消息傳出後舉世譁然。

哈尼亞的死，在伊朗高層內部引發了激烈爭吵。

根據《每日電訊報》在伊朗高層的線人披露，革命衞隊的指揮官們是羣情激憤，尤其是聖城旅的負責人伊斯梅爾·卡尼，他要求立刻報復以色列，用導彈雨攻擊特拉維夫，徹底把臉撕破。

伊斯梅爾·卡尼

但新總統佩澤希齊揚強烈反對，他極力勸説將領們保持克制，並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如果你們非要動手，可以打擊以色列在海外的軍事目標，比如摩薩德在伊拉克的軍事據點，這樣可以避免和以色列全面開戰，出出氣得了。

佩澤希齊揚

指揮官們對新總統嗤之以鼻，説人家是因為參加你的就職典禮才被炸死的，你説這話不喪良心嗎？於是堅持要和真主黨一起，對特拉維夫發起攻擊。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支持新總統，希望能保持克制，防止局勢進一步惡化。

這不是伊朗總統和革命衞隊第一次發生矛盾了。事實上，從1997年開始，伊朗總統和革命衞隊之間就經常幹仗。如果往深了挖，這兩方分別代表伊朗內部的兩股力量，以革命衞隊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温和總統為代表的改革派。

但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對抗，只是伊朗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象，而要理解伊朗的操作，必須抓住這個主要矛盾：

即保持主權的獨立性，與發展經濟之間的衝突**。**

也就是説，保守派的任務是維護國家、民族和意識形態的獨立，而改革派則致力於國家現代化以發展經濟。

為了實現這兩個目標，伊朗設立了兩套並行的權力架構，政治一套，宗教一套。而正是這兩套權力架構，讓伊朗擁有了兩副面孔，經常使人迷惑不解。

如果抓不住伊朗的主要矛盾，也就搞不懂伊朗到底在忍什麼，又為何在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被殺之後，就算頂着全面開戰的風險，伊朗也要報復以色列。

階段一：教權壓政權

1979年2月，伊斯蘭革命取得了最終勝利，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成立，霍梅尼成了最高領袖。

可前國王巴列維已經搞了小20年的全盤西化，所以當時的伊朗是狗長犄角，洋裏洋氣的。這怎麼行？於是掌權的教士集團，從軍事、行政、立法、司法四個方面，對伊朗進行了徹底的伊斯蘭化改造。方法也簡單，在原來的權力機構之上，疊加一個權力更大的宗教機構，來監督原來的權力部門。

於是伊朗就有了兩套權力班子。

比如在軍事上，伊朗原本有國防軍，但霍梅尼成立伊斯蘭化的武裝力量，也就是伊斯蘭革命衞隊。在最高層的支持之下，它陸續組建了陸海空三軍和聖城旅，成了一支正規軍，總人數高達12.5萬，也拿走了大部分軍費，而且只聽命於最高領袖一人。

聖城旅前指揮官蘇萊曼尼（陣亡）

再説立法，立法是議會的事，比如美國的參眾兩院。

伊朗也有議會，而且議員是民選的。但教士們怕議員們瞎搞，又成立了一個機構，叫憲法監護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權力極大，12名成員全部是宗教人士，由這個委員會監督議會的工作，不符合教義的法令一律取締。

這個委員會還有一個職能，就是篩選總統競選人，所以宗教領袖們看不上的人，連露臉的機會都沒有。

行政也是這樣，總統雖然是行政首腦，但上面還有一個最高領袖，內政外交上的大事，最終決定權還是在最高領袖手中。

而革命衞隊不僅代表軍權，也可以在議會、政府和司法部門安插自己的人，所以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中，革命衞隊都有一定話語權，從而幫助最高領袖掌控權力。

所以革命衞隊已經超出了軍隊的範疇，是一個代表教士集團的權力機構。

但在新政權建立初期，宗教體系的能量遠在世俗政治體系之上，但宗教體系的運作，從一開始就讓伊朗陷入了重重孤立之中。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輸出革命。

對於掌權的教士集團來説，新政權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傳播什葉派教義。教士們想建立一個“世界伊斯蘭政府”，於是成立了一個部門，叫“全球革命部”，以領導各地的伊斯蘭革命，後來負責輸出革命的，是革命衞隊下屬的聖城旅。

但先向誰輸出革命呢？巧了，家門口就有一個現成的，那就是伊拉克。

伊拉克掌權的是遜尼派，但只佔總人口的三到四成，可超過半數的人屬於什葉派，和伊朗是一家的。什葉派雖然人多，但一直被政府強力壓制，所以早就憋着一肚子邪火。於是霍梅尼在拿到政權幾個月之後，就號召伊拉克的什葉派起來造反。

那時候薩達姆剛剛上台，老薩何許人也？中東太歲神、西亞活閻王，一看這架勢，心想與其等你來搞我，還不如先把你掐死在搖籃裏，以絕考研的後患，於是在1980年向伊朗發起了全面進攻，兩伊戰爭爆發。

戰爭打了8年，重創了兩國經濟，但對伊朗的衝擊更大，因為大多數中東國家也是遜尼派掌權，比如沙特、阿聯酋，所以都擔心伊朗會策反國內或鄰國的什葉派，於是都普遍敵視伊朗。

這種敵視隨着抵抗之弧的興起，變得越發嚴重，比如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組織、黎巴嫩的真主黨，也門的胡塞武裝，最終爆發了沙特聯軍和胡塞武裝的代理人戰爭，沙特甚至一度和以色列一起，敦促美國趕緊對伊朗下手。

這還沒完，除了輸出革命，在意識形態上，伊朗的態度也非常強硬。

伊朗認為，西方腐化墮落的文化是伊斯蘭世界的大敵，於是霍梅尼把美國稱為“大撒旦”，也就是大魔頭的意思，而美國的老鐵以色列，就毫無懸念地成了“小撒旦”，所以在意識形態上，雙方沒有任何緩和空間。

同時，霍梅尼認為蘇聯也有瑕疵，因為消滅私有制並不符合伊斯蘭教義，是妥妥的異端，於是提出了“不要西方，不要東方”的外交策略。

這一套下來，伊朗不僅和美蘇撕破了臉，和阿拉伯世界也鬧掰了，幾乎被全球主流社會孤立，所以在經濟上越發困難。當1989年戰爭結束時，國內早已是千瘡百孔，以2010年美元計價，人均GDP從革命前的7622美元，一路下降到3000美元，老百姓的生活質量也大幅下滑，於是恢復經濟就成了伊朗的頭等大事。

這時候伊朗人意識到，必須糾正宗教體系的偏激路線。再加上霍梅尼在1989年病逝，於是進入90年代之後，伊朗開啓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強政治體系的實力，比如擴大總統權力，削弱宗教團體職能等等。

但因為改革力度不大，經濟上並沒有太大起色，伊朗的老百姓實在等不了了，於是準備上點強度。

第二階段：改革派上台

在1997年的總統大選中，伊朗選民集體出動，投票率高達80%，而且7成的民眾都把票投給了穆罕默德·哈塔米，一個改革派候選人。

穆

罕默德·哈塔米

哈塔米本來是打醬油的，屬於氣氛組，真正的候選人是保守派的議會會長阿里，各大國家電視台重點宣傳的也是他，留給哈塔米的鏡頭非常少。

萬萬沒想到，哈塔米當選了，可見伊朗民眾對改革的渴望。哈塔米的上台，意味着伊朗的改革派正式走上前台，和宗教保守派打起了擂台，這一打就是20多年。

哈塔米上台後動作非常大，比如開放新聞輿論、發展私營經濟，並接連訪問了法國、德國、奧地利等歐洲國家，試圖恢復和西歐的關係，甚至對美國也伸出了橄欖枝。

1998年1月，哈塔米在接受美國CNN採訪時，不僅希望能和美國政府直接對話，消除誤會，還説出了一段讓國內震驚的話。哈塔米表示：我個人對1979年伊朗扣押美國52名外交官這事感到遺憾，今後伊朗會變得更加理智負責。

哈塔米的話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歡迎，把克林頓也哄開心了，隨即發表對了伊朗人民的講話，幾個月後，美國部分解除了對伊朗的經濟制裁。

但以革命衞隊為代表的宗教保守派就不幹了，因為伊朗人質危機是反美的標誌性事件，哈塔米此舉無異於向大魔王投降，革命衞隊總司令薩法維更是大聲疾呼，哈塔米這是要顛覆伊斯蘭政權。

前革命衞隊總司令 薩法維

但哈塔米的務實態度得到了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支持，在他的調解之下，雙方達成了和解。隨後，伊朗不僅和英法德陸續建交，GDP增長率也翻了一倍，失業率和通脹率也下來了，國家慢慢進入正軌。

但美好的日子總是短暫的，911事件的爆發，讓美伊關係急轉直下，伊朗必須再次依賴保守派了。

第三階段：保守派的反擊

隨着世貿中心雙子塔的轟然倒塌，美國的政治精英們猛然想起一個預言，而做出這個預言的人，是哈弗大學的著名教授——亨廷頓。

亨廷頓在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衝突》一書，他在書中指出：**隨着蘇聯的垮台，原本國家之間的對抗，會被文明之間的對抗所取代，尤其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會對基督教文明發起直接衝擊。**但因為雙方的實力差距太大，前者只能依靠恐怖襲擊，而且很可能在未來幾年內動手。

亨廷頓寫這個書的本意，是為了提醒克林頓政府，不要因為搞垮了蘇聯就飄了，以後咱們還有大麻煩。可當時的美國人都沉浸在贏得冷戰的喜悦中，不僅不信亨廷頓的話，反而到處黑他，説這人壞得很，挑撥我們和伊斯蘭世界的關係。不管亨廷頓多着急上火，就是聽不進去，怎麼，不聽你的，美利堅就要亡國咯？

萬萬沒想到，打臉來得這麼快。當看到滿屏的“黑子説話”時，美國的政治精英們悔恨不已，並開始刻苦研讀亨廷頓的著作，最後憋出來一個大招，也就是小布什在2004年6月提出的“大中東計劃”。

在該計劃中，美國準備利用西方的民主體制和生活方式，徹底改造伊斯蘭國家的意識形態，從而讓他們遠離原教旨主義，在實現了自由和民主之後，伊斯蘭文明就能和基督教文明和平共處了。

於是2010年之後，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等國陸續被反對派顛覆，敍利亞到現在還打着內戰，而巴林、阿曼、約旦、阿爾及利亞等國也陸續受到波及。與此同時，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在敍利亞和伊拉克地區迅速崛起，整個大中東陷入了空前的混亂，而西方國家給這場動亂起了個好聽的名字，阿拉伯之春。

説到底，無非是洗腦而已。

但在這之前，打擊恐怖主義就成了美國的頭等大事，而那些支持恐怖主義，尤其是手裏可能握有大殺器的國家，就成了美國的重點打擊對象。

於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政權被推翻，而伊朗，不僅是神權治國，還一直在從事鈾濃縮活動。過去美國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911之後，心態血崩的美國人，不可能再容忍伊朗擁有核武器了。

類似的還有朝鮮，所以我們看到，自2002年之後，伊朗、朝鮮核問題相繼爆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動用了一切手段，來監督伊朗的核活動。

一開始伊朗還願意配合，但美國的要求越來越離譜，態度也越來越蠻橫，最後甚至要求伊朗完全終止核實驗。

因為祖上雅利安人滅國無數，波斯帝國也比較豪橫，導致伊朗人非常驕傲。面對美國的咄咄逼人，伊朗高層認為不能再退讓了，於是掉頭開始支持保守派。

2005年，前革命衞隊軍官，艾哈邁迪·內賈德贏得了大選。

內賈德屬於保守派中的強硬派。他當選後，可把革命衞隊的總司令薩法維樂壞了，説這把人民羣眾的眼睛終於雪亮了，和伊斯蘭政權是心連心。

隨後大批革命衞隊出身的人進入政府任職。本來政府和總統屬於改革派的，這下好，全成保守派了，軍政兩家親如兄弟，政治改革派被死死壓制。

內賈德的思路是，伊朗和誰都能和解，唯獨美國和以色列這倆魔頭不能，除非你倆徹底放棄對我的敵視，否則一切免談。

所以內賈德對核問題非常強硬，不僅加快了鈾濃縮進度，還炫耀自己的新離心機。小布什一看，也別廢話了，抓緊制裁吧。

於是從2007年開始，伊朗的經濟發展出現停滯，而隨着制裁力度的加大，伊朗人的日子也越來越難過，尤其是2012年，伊朗的主要銀行被踢出了SWIFT之後，伊朗的進出口貿易受到重創，國內經濟危機爆發，民怨沸騰。

重壓之下，伊朗終於認識到，讓宗教保守派獨掌大權是不行的，必須要在宗教和世俗政治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第四階段：改革派的野望

2013年，改革派魯哈尼贏得了大選。魯哈尼總統一上台，立刻跑到美國訪問去了，希望能緩和與西方的關係，並重啓核談判。

魯哈尼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2015年，“伊核問題全面協議”成功簽署，這場持續了13年之久的爭端終於畫上了句號，各方逐漸解除了對伊朗的制裁，伊朗的經濟隨即好轉。

伊核協議能簽署，有一個大背景，那就是時任總統奧巴馬提出了重返亞太戰略，因為東大的快速崛起讓美國心急如焚，於是奧巴馬想迅速從中東抽身，以集中力量對抗中國，所以不想再和伊朗過度糾纏，阿富汗那邊也準備撤退。

立了大功之後，魯哈尼的膽氣就壯了，想趁熱打鐵深化改革，於是準備拿保守派開刀。

2017年4月，魯哈尼在會見伊朗的經濟學家時，首次向革命衞隊開炮，他説“《憲法》將發展經濟的事交給了人民和政府，讓政府放手發展經濟，可我們做了什麼？‘無槍的政府’手中的一部分經濟活動給了‘帶槍的政府’，這個帶槍的政府擁有槍支、媒體和所有一切，誰還敢跟它競爭？”

這個帶槍的政府，指的就是革命衞隊。當年為了籌辦軍費，從80年代開始，伊朗就把基建、房地產、石油、金融等行業的大批業務，都交給了革命衞隊打理。

尤其是內賈德上台之後，革命衞隊連獲大單，動輒幾十億美元，導致其經濟實力大漲。比如伊朗最大的石化公司，波斯灣石化工業公司，就是革命衞隊的產業。根據外界保守估計，革命衞隊手裏的資產，大約佔伊朗經濟總量的2到3成。

魯哈尼做夢都想肢解這個商業帝國，從而拿回經濟主導權。

但魯哈尼的言論，引發了革命衞隊高層的強烈不滿，説這是政府對革命衞隊的抹黑。正巧當年年底，伊朗各地都爆發抗議集會，史稱“十月抗議”，於是革命衞隊立刻指責魯哈尼，説這都是政府無能導致的。

魯哈尼並沒有退讓，反而在2018年2月再次開炮，公開要求革命衞隊放棄經商。

正在雙方血壓飆升之時，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又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他也意識到革命衞隊的生意有點過了。為了支持魯哈尼的經濟改革，哈梅內伊下令，限制革命衞隊的經濟擴張，並關閉了其下屬的5家銀行。

革命衞隊聽從了哈梅內伊的指示，雙方又一次達成了諒解。

此時的伊朗，制裁解除了，內鬥緩和了，改革上路了，形勢一片大好。

説到這，有的朋友可能覺得我支持的是改革派，其實不然，如果伊朗只依靠改革派，那可能死得更快。因為特朗普上台之後，伊朗的外部環境急劇惡化，命運的鐵錘再一次敲碎了伊朗人的強國夢。

而美俄的翻臉，尤其是中國的崛起，為困境中的伊朗，乃至整個中東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伊朗的戰略發生了重大調整，主打一個拖字訣，宗教保守派和改革派出現了戰略合作。

而瞅着美國國力逐漸衰微，以色列只能拼死一搏，通過激怒伊朗徹底點燃中東，從而把美國死死拖住，並一勞永逸地解決巴以問題。

上集結束，下集為大家繼續講解伊朗政局在2017年之後的風起雲湧。

（感謝大家支持，都看到着了，點個小贊不過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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