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翼 | 高質量發展與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政策_風聞

張翼｜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9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張翼

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在改革的關鍵時期，必須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完善就業和收入分配製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增強基本公共服務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切實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唯有將改善民生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政策相結合，與時俱進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能以高質量的社會政策配置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

**在社會政策配置的排序中，就業、分配、消費與人民的生活最為密切，它們相互聯繫，構成了三位一體的制度安排。**其中，就業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收入分配的基礎。只有較為科學地解決就業問題，才能協調推進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改革，為以高質量發展提振消費奠定經濟社會基礎。換言之，充分就業決定了收入的穩定性，收入的穩定性決定了消費的可持續性，消費的可持續性又直接推動了消費升級的整個進程。就此而言，建構高質量社會政策體系的基礎，就在於改革和完善就業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消費激勵政策。

以就業為基礎保障和改善民生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完善就業優先政策”“健全高質量充分就業促進機制”。就業是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以中國式現代化保障和提升民生品質，就必須在新的改革進程中，進一步釋放制度紅利，為全體人民創造以就業實現夢想的機會。**為實現這一夢想，必須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決破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拓展新賽道，以新業態的發展催生新就業崗位，以新就業崗位的創造暢通社會流動渠道，在高質量發展中激發社會活力與動力。

認識到就業是民生之本，我們才能更加重視就業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着力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全心全意推進這一惠民生、暖民心、順民意的重大工程，紮實推進高質量充分就業，並在促進就業中提升人民的收入水平。在制度配置與改革目標上，唯有完善重點羣體就業支持政策，加強對困難羣體就業的兜底幫扶，在城鄉融合發展中堅決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自由流動的體制和政策壁壘，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歧視，才能確保就業人員通過自己的辛勤工作，保障和提升個人及家庭的生活品質。

**落實落細就業優先政策的關鍵，在於緊緊抓住當前社會轉型的核心問題綜合施策。**一方面，加快國有經濟佈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更多民營企業有了發展動力，開闢了新業態，產生了新預期，就能以勞動力需求結構的變化引導市場供給，大力提升全社會的就業率。當前，民營企業已成為新增就業崗位的主要創造者。只有維護好民營企業的平等競爭環境，保護好各類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有效激勵大中小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增強市場競爭力，才能創造出更多更高質量的就業崗位。

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改革開放之初，每年新增的勞動力主要是農民工（以小學和初中畢業生為主）。但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中，每年新增的勞動力主要是大學畢業生。伴隨人工智能的發展，以及就業觀念的變化與後工業社會企業組織的小型化趨勢，工業化初期和中期所形成的就業供需關係已被打破，結構性就業矛盾日益凸顯。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迫切需要以新的社會政策來支持新的勞動力供需關係。當前的重中之重，是解決好青年特別是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問題。2024年高校畢業生數量攀升至1179萬人，預計在未來幾年內仍將持續保持高位。因此，在我國從人口大國轉變為人力資源強國的過程中，必須創造更高質量的就業崗位以滿足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需求。

**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同時，還應促進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穩定農民工的就業崗位。**當前，農民工的年齡結構與人力資本結構已發生顯著變化。2023年國家統計局調研數據顯示，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97億人，其中50歲及以上農民工佔比高達30.6%，而21~30歲青壯年農民工佔比則下降到15.4%。未接受過教育的農民工佔比降至0.8%，小學文化程度者佔比13.8%，初中文化程度者佔比52.1%，高中文化程度者佔比上升至17.5%，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佔比上升至15.8%。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儘快出台一系列更加務實的農民工就業扶持政策，尤其要加強對50歲及以上大齡農民工的勞動保護。在用工渠道上，要有針對性地降低勞務派遣比例。在初次分配中，要構建更多鼓勵勞動致富的體制機制。在社會保險上，應鼓勵將農民工納入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中。在就業制度上，要保障靈活就業人員和新業態就業人員的基本權益。只有有效解決大學生和農民工的就業問題，才能在更大程度上穩定全社會的基本生活水平。

**在穩定就業市場的同時，還要通過產學研的深度融合，儘快彌合勞動力市場需求和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之間的矛盾，縮小科技創新帶來的社會鉅變與教育體制相對穩定之間的鴻溝。**智能革命的發展速度越快，智能社會所塑造的勞動力市場供給與需求之間的摩擦就愈加劇烈。在由弱人工智能時代進入強人工智能時代的過程中，“人”+“人工智能”所形成的“合成社會”的重要特徵，就是“智能體”既會對常規性、重複性的藍領工作崗位形成替代，也會對知識性、複雜性的白領工作崗位形成替代。這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新變化。我們必須在新業態對舊業態的顛覆性創新中強化學習型社會建設，以社會政策的投入來降低社會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轉型成本。為適應就業環境的變化，需要加大就業人員的轉業轉崗培訓力度。與此同時，要進一步改革教育體制，以勞動力市場的變化為依據及時調整專業設置，明確人才培養方向，優先發展急需專業，以滿足中國式現代化新實踐的需要，特別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需要。

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

就業決定收入，收入決定消費。**社會政策既要關注就業端，也要重視分配端。**分配端改革的重點，是堅持在做大“蛋糕”過程中分配好“蛋糕”的原則。這是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發展與民生之間關係的關鍵所在。改革開放以來，隨着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針對不同時期面臨的不同挑戰，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地完善和調整收入分配製度。

黨的十三大提出，要在提升效率的前提下體現公平；黨的十四大提出，要兼顧效率與公平；黨的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黨的十七大提出，要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妥善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在再分配中更加註重公平；黨的十八大提出，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穩步邁向共同富裕；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黨的二十大提出，分配製度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在充分肯定“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同時，強調要“完善勞動者工資決定、合理增長、支付保障機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完善税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再分配調節機制”，更加重視收入分配的體制機制建構。只有以制度建設為主線，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形成勞動者工資增長的合理決定機制，才能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要求我們有效增加低收入羣體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合理調節過高收入。**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歷史方位，也決定着民生品質的改善過程與提升標準。在初次分配中，既要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又要堅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的原則。而在二次分配，尤其是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建構上，應將改革重心轉向強化社會保險機制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解決代際和代內分配中的公平正義問題，理順地區和城鄉分配之間的公平正義關係。在完成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險與城鎮企業職工社會保險並軌後，接下來的改革應聚焦於縮小城鄉居民社會保險、靈活就業人員社會保險和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之間的繳費差距與待遇差距。如果不能有效提高居民社會保險的質量，就很難提振消費端的信心。只有補足社會保險的短板，才能通過高質量就業解決“有錢消費”的問題，進而通過高質量社會保險打消“不敢消費”的顧慮。

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要錨定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目標持續發力。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正如小康社會建設歷經温飽型小康、總體性小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多個階段，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目標的達成，也需要在攻堅克難中漸次推進。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應避免將未來目標提前化或將當前目標後置化，根據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逐步推進。把“百姓盼的”與“政府幹的”結合起來，以“人民有所呼”引導“改革有所應”，有針對性地分階段、分步驟逐步縮小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不同羣體、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人工智能的發展與頭部企業市場份額的擴大，可能進一步加劇收入差距，更需要通過適當的社會政策來有效調節。

尤其要強調的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必須依靠全體人民的共同建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要高度警惕民粹主義和平均主義，力戒躺平心態，更不能小富即安，而應持之以恆、艱苦努力、團結奮鬥。應認識到，共同富裕不是同時富裕、同等富裕與同步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區達到同一富裕水平，而是一個動態向前的發展過程。在此過程中，不同人羣的富裕程度有高有低，時間有先有後，不可強求一致。我們需要以時代背景與發展基礎為前提進行頂層設計，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幫後富，提高低收入羣體收入，逐步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在初次分配中堅持按勞分配並體現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在二次分配中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在三次分配中更好地發揮社會作用，既分好“蛋糕”，又激發經濟社會活力，推動全體人民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續取得新進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必須建立在經濟和財力的可持續發展基礎上，需要正確引導民眾預期，妥善處理好近期與遠期、局部與整體、積累與消費、效率與公平、發展與安全等關係，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社會新形態的建設過程，構建為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的良性循環過程。發展是硬道理，發展的過程就是做大“蛋糕”的過程，只有做大“蛋糕”，才能更好地分好“蛋糕”。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分好“蛋糕”是做大“蛋糕”的必要條件，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在供給側改革中促進消費升級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完善擴大消費長效機制”。消費與民生緊密相連，消費水平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增進了民生福祉，改善了民生品質。2023年，我國GDP增速達到5.2%，GDP總量達到126萬億元，人均GDP達到89358元，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9218元。當前，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已延長至78.2歲，位居世界發展中國家前列，接近部分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達到41平方米，農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達到53.5平方米。我國已建成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實現了制度性全覆蓋。與此同時，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全面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環境。在保障義務教育的同時，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也已超過60%，建成了世界規模最大、結構齊全的教育體系。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為完善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必須從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出發，通過社會政策的配置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高質量的商品、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衞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生活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這要求我們一方面關注不同羣體的不同需要，另一方面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正義，努力補齊民生短板，尤其要重視消費模式的變化，在從生存性消費向發展性消費轉型的過程中，以高質量發展滿足發展性需求。

比如，新質生產力的湧現，正推動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組織方式發生重大變化。大數據技術正在前所未有地創造個性化服務，互聯網和移動支付的普及，催生了電商、在線教育、共享經濟等新消費模式。智能手機和物聯網技術的發展，使智能家居、智能穿戴設備等成為消費熱點。環保意識的提高，增加了綠色消費和可持續發展產品的新需求。ChatGPT的出現與Sora智能視頻的生成，以及人形智能機器人的生產，迅速激發了市場的消費慾望。元宇宙、虛擬現實、網絡虛擬人的廣泛應用，都為消費者帶來了全新的消費場景和消費體驗。

又如，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因為存在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問題，這就需要我們以高質量的社會政策來提振全社會的消費意願，一方面強化農村和邊疆地區的交通、物流、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嚴厲打擊假冒偽劣和欺詐行為，營造健康安全的消費環境。如對高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設計差異化刺激政策，在小轎車和家電下鄉等活動中因地制宜地引入階梯式補貼政策，提振消費者以舊換新意願，既滿足不同層次消費者的需求，又降低政策的投入成本。與此同時，要更加努力地解決孤寡老人、孤殘兒童、生活困難殘疾人和重度殘疾人、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等特殊羣體的生活問題，確保他們能夠與時俱進地分享到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成果。民生問題的妥善解決、中等收入羣體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健全，將會形成更為穩定的消費預期，增強我國這個超大規模市場的消費能力。

總之，治國有常，利民為本。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社會政策的高質量發展與民生品質的改善密切結合，才能持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時以強勁消費為經濟發展注入充沛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