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教授關於工業化的特殊性經驗總結存在侷限性_風聞

這篇文章專門針對文一教授的《細思中國崛起和工業革命，就明白為什麼要批判“新制度經濟學”？》（https://www.guancha.cn/wenyi1/2024_10_16_751939_s.shtml）,本來是想寫回復，後來發現寫不下，只能獨立發主貼。

　　文一教授之前的書《科學革命的密碼》，我認為就是因為無視中西認識發展歷史的巨大差異的事實而把基本結論徹底搞錯了。而這篇文章，談論了很多工業革命的具體問題，限於知識所限，這樣的具體和特殊性不是我有資格多説的，也不是我的興趣所在，並且我也不認為文一教授在具體和特殊問題上可能犯大錯，所以我不會在這裏他的基本觀點上提出異議。只是，同樣的不重視一般性認識的問題在這裏依舊存在，這和《科學革命的密碼》是一樣的，這可能產生問題，所以針對這個説些兩點看法。

　　１、工業革命能在西方發生而不能在其他地方發生，這是數千年曆史中的必然性——能夠重視和堅持發展一般性認識的文明能引發，而不重視的則沒這種可能。但這文章中文一教授相當多的篇幅談的是為什麼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這是幾百年內的短期歷史問題，而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都屬於重視和堅持發展一般性認識的國家或地區，所以他們之中誰先引發工業革命不適合只用同樣的歷史必然性解釋，而必須像文一教授文中所做的那樣研究很多具體細節問題。我不認為這裏文一教授的相關結論有問題，但這和能否引發工業革命的背後最根本原因沒關係，也就是説，這裏文一教授的正確性完全對《科學革命的密碼》的錯誤沒有任何幫助。

　　２、文一教授總結的“胚胎髮育”工業化步驟，是在一些特定條件下的正確經驗總結，這我是認同的。但因為缺乏一般性研究視角，沒有總結出與具體客觀條件無關的背後真正的客觀規律，所以這種經驗總結，我認為其適用性是有待進一步檢驗的，並且很可能在今後其他後發國家的可能工業化進程中出現不適用情況。

　　就算是我們自己和西方之間，工業化的客觀條件和過程就有很多重大區別：西方歷史上是吸血發展，我們卻是被吸血的發展，西方人有整個世界的資源可以低成本掠奪，但我們卻只能在西方瓜分過的世界中輾轉騰挪，但我們的工業化比西方人更成功，發展更快，儘管期間還曾走過不小彎路。這樣的重大區別，文一教授的經驗總結中沒有很好地説明道理，而這是我認為必須説清楚的。

　　而今後其他國家的可能工業化，和西方與我們都將有重大區別——外部環境完全變了。因為自動化生產、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的普及，中國工業化走過的道路很可能任何國家都將永遠不能再獨立走通——他們的廉價勞動力對外部世界不再有價值，他們能生產的產品對已經工業化國家的市場而言可能毫無吸引力。這樣的條件下，具體經驗能繼續大體適用的可能，至少會大幅度降低。這是文一教授的文章本應該考慮的事。

　　而有些國家，工業化的障礙明顯還不是步驟和措施是否妥當的事。阿富汗、埃及、印度等各有各的直接問題，對他們而言，這絕不單純是一個發展經濟和產業升級的問題。

　　不管是哪種可能的未來不適用性，其實都本可以有解決之道：用一般性認識而不是特殊性認識的視角研究問題。這種視角，我是見不到有學者在做研究的，只能談下自己的基本觀點——首先是兩個哲學觀點：

　　１、文明的本質在於它能承載有序性進化，順應這種要求的文明可能持續發展並有最終前途和出路，反之則相反。有序性進化，是個新的社會模型，相比於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舊的“生產力－生產關係”二元對立統一模型而言更復雜，也更適合看待當今的客觀世界。

　　２、物質運動的高低層次之間，作為基礎和前提的下層限定上層，在限定範圍內上層可以更有決定性。當然，我認為馬克思時代的辯證唯物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了。

　　在這兩個基本觀點下，社會的發展，必須堅持一種反自然方向：社會的發展，絕不可以止於任何既有物質運動層次之上，而必須永恆地不斷創建新的更高、更復雜物質運動層次，發現其新的獨立客觀規律並加以利用，儘量獲取對自身發展的最大決定性。

　　市場及其運轉機制和規律，都是之前已經被創造出來的既有物質運動層次及規律，所以，該怎麼看待我們在搞的經濟模式就很清楚了：我們從未搞過市場經濟，而一直在事實上創建一種新經濟形態，只是最初階段藉助市場更重一些，而我們的創新能力更弱一些，但未來的強弱和輕重必然是顛覆性的。我就是這麼看待我們現在的經濟的，很可惜，我們即使實踐成功了，認識卻遠沒跟上。

　　至於西方，無論是哪種經濟理論，都是主張在既有物質運動層次上止步不前（“構建好制度一切都會自動變好”，“充分讓市場發揮作用一切都會自動變好”……），這都是對文明發展的倒行逆施認識，所以他們不可能可持續發展，出大問題是必然的。文一教授的學識能讓他運用很多具體數據來反駁西方謬論，但只有這種特殊性研究視角的話，不但反駁本身很累，我們自己認識的深度也會有侷限性。

　　對未來其他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在有序性進化的觀點看，重要的不是文一教授的那些具體“胚胎髮育”步驟，在不同的條件下，有序性進化會有不同的可行步驟和措施。不同國家的共同利益構建及互相需要和幫助，可以不侷限於我們歷史上曾有的方式。中國現在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就是在實在踐行這樣的新方式，既讓自己獲益，也幫助後發國家工業化，對他們而言，這樣的可能工業化方式和進程和西方、日本、東亞四小龍、我們都是明顯不一樣的，當然也不會完全與文一教授的經驗總結相一致。

　　而過於固守自己落後文化傳統的那些國家，首先還談不上和外部合作共贏發展，自己的認識落後問題必須首先解決，這個代價和成本絕不能由外部代付，否則不僅代價和成本不但會翻倍，同時也會把內部矛盾擴大和外引——美國從未想幫助阿富汗發展，但它的作為就是很好的負面例證。

　　工業化，絕不是佈置好資源點燃導火索就自動引爆，而是需要對文明這個系統做精心設計和構建的。西方人是最早靠認識發展的積累首先具備了可以做這種設計／構建摸索的門檻的，他們付出的代價，以及他們讓整個人類付出的代價都極其巨大，而且他們自己成功之後也沒搞明白其中的道理。中國人的工業化，雖然也走過彎路，但中共的主動性、創造性和行為的一致性讓這種設計和構建都遠比西方的胡亂折騰要有效率，這是我們即使被西方吸血發展反而能更好發展的原因所在。我們的問題，是認識的滯後性，在西方犯遠遠更嚴重錯誤的橫向對比之下，這暫時還是無關大雅的，但我們不該永遠在認識上，尤其是一般性認識上滯後，這不可以用我們肯定能戰勝西方對手的結局來文過飾非。

　　文一教授的具體經驗總結的侷限性，還可以體現在一種歷史的假設局面下。如果我們的過去是另一種情況，美國、俄羅斯及周邊國家成功聯手，一起遏制中國的話，我們就不會有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的發展空間，我們至今為止的發展模式就會不可行，但這絕不意味着中國沒有可能成功工業化，有序系統的構建和進化不會侷限在文一教授總結的具體經驗裏，中國之大，也有足夠餘地選擇不同的工業化道路，只是我們自己不可以犯這些年犯過的很多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