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耀：中國式民主是傳統智慧與創新的融合_風聞

作者

王輝耀 | 全球化智庫創始人

本月初舉行的雅典民主論壇上，我與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傑弗裏·薩克斯進行了對話。我們的討論主題為“亞里士多德—孔子對話”，探討了東西方哲學的異同。在當今快速變化的世界中，反思古代聖賢的智慧不僅是一次學術探討，更是為了尋求應對當代全球挑戰的解決之道。

孔子與亞里士多德儘管分屬不同的文化，且相隔千里，但他們在哲學思維上展現了顯著的相似之處。兩位哲學家都強調社會秩序中的平衡與中庸，這在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亞里士多德的“黃金中庸”概念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這些古代思想家提倡美德的培養，強調在應對變化時應具備靈活的解決問題能力。

然而，他們在政治倫理上的主張存在差異：孔子強調“仁”和“禮”，主張將道德美德作為治理的基礎，而亞里士多德則更重視法治，以確保社會的公正。在當今世界，有效的治理需要兼顧這兩種傳統，在以美德為基礎的領導力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之間尋求平衡。

這些古代哲學家的智慧遺產持續影響着現代國家的政治體系，塑造着治理、倫理和社會結構。例如，孔子對和諧的重視在中國將自身定位為和平與合作的大國形象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倡導通過對話與協商解決國際爭端。

在國內，孔子所倡導的將人民視為國家基礎並對政府官員設定高道德標準的原則，促進了中國獨特民主框架的發展，形成了“全過程人民民主”和協商民主的特點。

中國式民主在傳統價值觀與現代趨勢的影響下不斷發展，展現出幾個獨特的特點：

首先，中國式民主可以被描述為一種賢能民主，強調個人能力與美德。這與孔子的原則相一致，正所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也就是官員應在完成職責後，利用閒暇時間進行學習；學生則應在完成學業後，努力成為官員。

這一理念在現代中國的教育和公務員體系中得以體現。每年，超過1300萬學生參加高考，其中約1200萬名考生被高等教育機構錄取，進入“精英系統”。與此同時，約有200萬至300萬考生參加公務員考試，但只有大約10%的考生能夠順利通過考試，成為中央、省級或市級政府的公務員。

這一嚴格的選拔過程構建了一個通過考試進入公共服務和高等教育的“考試選拔”體系。通常，中國官員的政治生涯從地方政府起步，依次在鄉鎮、縣、市、省等各級政府任職，之後通過進一步的績效考核和競爭晉升，最終進入中央政府任職。

這種精英選拔和選舉方式與西方體系形成了鮮明對比。在西方，政治家通常依靠演講技巧和個人受歡迎程度來獲得選票，許多時候他們會做出虛假承諾而無法兑現。簡而言之，在其他國家，部長和官員的表現往往是在上任之前而非之後進行評判的。

其次，在線平台的廣泛應用促使中國形成了一種數字化的民主監督機制，改變了公民對公務員的監督方式。過去，公民需要親自前往政府辦公室表達意見或反饋官員的工作表現，而如今，他們可以通過熱線和社交媒體隨時隨地與地方政府互動，提供意見和建議。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2345市長熱線”，該熱線已在眾多城市推廣，能夠將市民的訴求直接傳達給地方行政官員。

此外，微博和抖音等廣受歡迎的社交媒體平台也成為公眾監督官員的重要渠道。市民經常通過這些平台舉報官員的不當行為，並上傳文字、圖片和視頻作為證據。這類舉報通常會引發廣泛的公眾關注與支持，相關官員也因此常常受到相應的紀律處分。

儘管這種監督形式並非完美無缺，但在大數據時代，社交媒體的普及極大地提升了其覆蓋面和有效性。中國擁有超過10億智能手機用户，因而這種數字化和技術驅動的民主形式正在逐步取代傳統模式，後者主要依賴於演講技巧和在廣場或大會上的公眾集會。

第三，中國與全球民主社會的互動使其受到國際審視，這成為其民主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可以被視為主要的反對派，而歐盟則發揮着相似的角色。

國際媒體和非政府組織進一步強化了這一監督機制，提供了關於中國治理的專業視角。一個顯著的例子是中國對國際社會對北京空氣污染的批評所作出的反應。美國駐華大使館安裝PM2.5監測設備以跟蹤空氣質量，充分體現了這種外部監督的存在。

儘管中國最初對這種外國監督持抵制態度，但最終這成為促進顯著環境改善的催化劑。北京空氣質量的顯著提升充分證明了全球壓力的有效性。這個案例展示了一個更廣泛的原則：我們如今生活在一個相互促進的時代，全球互聯互通推動着跨國界的積極變化。

中國的治理體系源於古代的公務員考試，發展出獨特的特徵，結合了賢能政治、數字參與和國際問責等元素，以實現積極成果。這一方法在中國特定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下形成，旨在增強決策過程，提高公民在各個社會領域的參與度。

在中國積極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中，其治理模式面臨着機遇與挑戰。這個不斷演變的體系融合了傳統智慧與先進技術，展現了一個獨特的案例，説明各國在21世紀可以以多種方式探索治理之道。

文章選自中國日報，2024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