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富豪：一旦中美開戰，中國應講道義，不殺傷美軍不攻擊美本土_風聞
PINK小白-昨天 11:36
商人在國際關係中，常常是重要一角。
16世紀末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追逐利潤的同時，也成為了大英帝國擴張的工具。
19世紀的美國商人們，一邊倡導門户開放政策，一邊積極參與對華貿易。
2022年，一則來自美國金融巨擘的言論引發深思。
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
這位華爾街的傳奇人物，在《華爾街日報》的採訪中，談及中美關係時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如果中國兩國真的開戰，中國應該遵守道義不對美國本土，不殺傷美軍。”
達利歐建議，中國在可能的衝突中“遵守道義”、避免傷及美軍或本土的言論。
表面看來是愛好和平。
然而，這種看似理性的建議背後，卻暴露出典型的美國式思維定式。
這讓人想起1853年，佩裏將軍“開放”日本時的邏輯：
要求對方遵守規則，但規則卻往往是由強者制定的。
這就是典型的“雙標”。
這種態度在美國曆史上並不罕見：
從門羅主義，到杜魯門主義。
美國常常在主張自身利益的同時，要求他國遵守其設定的規則。
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
這位從1975年白手起家，最終打造出美國頂級對沖基金的金融大亨，是當代美國商業精英的典範。
能做到這個水平，商業嗅覺自然是頂級的。
為什麼會突然“呼籲和平”的呢？
難道他“聞出了什麼味？”
01
和平不是道德選擇，而是利益計算
從1949年，到1972年的全面對抗，到尼克松訪華後的戰略合作。再到改革開放後的經貿往來。
中美關係，始終在對抗與合作之間搖擺。
19世紀，美國商人們在華經商時的心態是矛盾的：
既渴望，中國市場帶來的巨大商機，又對中國崛起心存戒備。
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成為“世界工廠”，正在改變全球力量的平衡。
這種變化，讓美國精英階層感到不安。
這種不安情緒在南海、台海等問題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特朗普政府發起的貿易戰，更是將這種戰略焦慮推向了高潮。
然而，與19世紀的堅船利炮不同。
今天的“遏制”手段，更多體現在高科技封鎖、金融制裁等領域。
在這個背景下，達利歐看似“和平”的言論。
其實是，美國商界對中美關係的深層憂慮。
作為一個精於計算的金融家。
他深知在這個高度全球化的時代，中美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對抗，將導致怎樣的後果。
達利歐曾説：
“中美兩國之間應當對戰爭存有敬畏之心，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尋找方式消弭衝突。”
這種表態，從表面看頗具理想主義色彩。
然而，當我們深入思考。
他關於中國應該“不傷及美軍，不攻擊美國本土”的建議時。
一種赤裸裸的利己主義，躍然紙上。
二戰時期的美國商界。
他們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依然在與軸心國做生意，直到戰火真正威脅到本土利益。
歷史上，商人對戰爭的態度往往充滿矛盾。
1907年，美國銀行家小摩根通過調停避免了一場歐洲戰爭，被譽為“和平使者”。
然而到了一戰期間。
同樣的摩根財團。
卻在向協約國，提供鉅額貸款中獲取豐厚利潤。
這種趨利避害的本質，在達利歐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詮釋。
戰爭可以發生在遠方，但決不能威脅到美國本土。
美國建國初期，得益於兩洋的天然屏障。
美國在歷史上，很少經歷本土戰爭的創傷。
珍珠港事件和“9·11”襲擊，之所以在美國曆史上產生如此巨大的震撼。
正是因為，它打破了這種安全幻覺。
從達利歐的角度看，和平不是道德選擇，而是利益計算。
他所擔心的，不是戰爭本身的殘酷，而是戰火可能會燒燬其精心構建的商業帝國。
這種態度，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當代美國商業精英的普遍心態：
他們希望在全球化中獲取利益，卻不願承擔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和責任。
然而，在這個高度互聯的世界裏，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
02
歷史上教訓
二戰前的英國，曾是世界資本主義燈塔。19世紀的倫敦，不僅是大英帝國的心臟，更是全球金融、貿易和工業的中樞。
泰晤士河畔的金融城裏。
匯聚着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銀行家和企業家。
然而，1940年的“倫敦大轟炸”，徹底改變了這一切。
納粹德國的轟炸機，日夜不停地投下炸彈。
曾經繁華的街區化為廢墟，許多工廠、碼頭和倉庫付之一炬。
在長達57個夜晚的轟炸中，不僅摧毀了英國人引以為傲的工業體系，更動搖了倫敦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這場浩劫中，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卻獨善其身。
得益於其優越的地理位置，美國本土遠離戰火。
眾多歐洲資本家帶着技術、資金和人脈，紛紛遷往這片安全的地方。
他們在美國重建工廠，發展產業。
這，為美國在戰後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礎。
戰爭結束後，美國憑藉完整的工業體系、充足的資金積累和大量人才的匯聚，迅速填補了英國留下的空缺。
成為新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心。
紐約，取代倫敦成為全球金融之都。
華爾街的影響力，遠超泰晤士河畔的金融城。
這些逃難而來的資本家與其後代。
經過幾代人的發展，早已將美國，視為自己的家。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的企業家們，都希望看到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
03
中國應該“遵守道義”？
還有一個，為什麼達利歐要求：中國應該“遵守道義”？要理解這背後的深意。
我們需要回溯到19世紀中期，那時西方對華認知的形成期。
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在華利益的擴張與中國傳統文明的碰撞。
在西方世界，種下了某種偏見的種子。
當時的西方傳教士、商人、外交官帶着他們的價值觀審視中國。
將不符合西方標準的行為方式，輕易貼上了“不講規則”的標籤。
這種認知偏差，隨着殖民擴張的浪潮不斷加深。
進入20世紀，好萊塢電影產業興起。
在眾多影視作品中，中國人物往往被塑造成神秘、狡黠、甚至不守信用的形象。
比如，著名的傅滿洲系列電影。
就在西方觀眾心中，種下了對中國文化的深深誤解。
這種刻板印象，經過幾代人的累積，已經滲透到美國社會的集體潛意識中。
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立，更是強化了這種偏見。
社會制度的差異被擴大化解讀，不同的價值觀念被簡單化對立。
即便是在全球化時代。
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見，仍未完全消退。
達利歐作為Wall Street的金融大師，其思維方式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這種文化烙印。
當他以“道義”來要求中國時。
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精英階層根深蒂固的優越感。
這種優越感，使他們習慣性地居高臨下，以自己的標準來評判和要求他者。
然而，歷史早已證明。
真正的國際秩序，不應建立在某一方的文化優越感之上。
而應該建立在相互理解、平等對話的基礎上。
04
骨子裏的和平基因
中國五千年文明。從“協和萬邦”到“天下大同”，從“遠者來服”到“親仁善鄰”。
縱觀五千年曆史，即便在國力鼎盛時期，中華文明也始終保持開放包容的胸襟。
鄭和下西洋，帶去的是絲綢瓷器，而非刀劍戈矛；
漢唐盛世時期，長安城裏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商旅往來，共享太平盛世。
這種以德服人、以文化感召天下的傳統，深深鐫刻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
然而，和平絕非軟弱，止戈為武方顯大義。
真正的和平，需要強大的實力作為後盾。
我們不主動挑釁，但也不退縮；
我們渴望和平，但絕不懼怕戰爭。
任何試圖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的行為，都將遭遇堅決的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