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富豪:一旦中美開戰,中國應講道義,不殺傷美軍不攻擊美本土_風聞
PINK小白-昨天 11:36
商人在國際關係中,常常是重要一角。
16世紀末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追逐利潤的同時,也成為了大英帝國擴張的工具。
19世紀的美國商人們,一邊倡導門户開放政策,一邊積極參與對華貿易。
2022年,一則來自美國金融巨擘的言論引發深思。
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
這位華爾街的傳奇人物,在《華爾街日報》的採訪中,談及中美關係時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如果中國兩國真的開戰,中國應該遵守道義不對美國本土,不殺傷美軍。”

達利歐建議,中國在可能的衝突中“遵守道義”、避免傷及美軍或本土的言論。
表面看來是愛好和平。
然而,這種看似理性的建議背後,卻暴露出典型的美國式思維定式。
這讓人想起1853年,佩裏將軍“開放”日本時的邏輯:
要求對方遵守規則,但規則卻往往是由強者制定的。
這就是典型的“雙標”。
這種態度在美國曆史上並不罕見:
從門羅主義,到杜魯門主義。
美國常常在主張自身利益的同時,要求他國遵守其設定的規則。

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
這位從1975年白手起家,最終打造出美國頂級對沖基金的金融大亨,是當代美國商業精英的典範。
能做到這個水平,商業嗅覺自然是頂級的。
為什麼會突然“呼籲和平”的呢?
難道他“聞出了什麼味?”
01
和平不是道德選擇,而是利益計算
從1949年,到1972年的全面對抗,到尼克松訪華後的戰略合作。再到改革開放後的經貿往來。
中美關係,始終在對抗與合作之間搖擺。

19世紀,美國商人們在華經商時的心態是矛盾的:
既渴望,中國市場帶來的巨大商機,又對中國崛起心存戒備。
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成為“世界工廠”,正在改變全球力量的平衡。
這種變化,讓美國精英階層感到不安。
這種不安情緒在南海、台海等問題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特朗普政府發起的貿易戰,更是將這種戰略焦慮推向了高潮。
然而,與19世紀的堅船利炮不同。
今天的“遏制”手段,更多體現在高科技封鎖、金融制裁等領域。
在這個背景下,達利歐看似“和平”的言論。
其實是,美國商界對中美關係的深層憂慮。
作為一個精於計算的金融家。
他深知在這個高度全球化的時代,中美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對抗,將導致怎樣的後果。

達利歐曾説:
“中美兩國之間應當對戰爭存有敬畏之心,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尋找方式消弭衝突。”
這種表態,從表面看頗具理想主義色彩。
然而,當我們深入思考。
他關於中國應該“不傷及美軍,不攻擊美國本土”的建議時。
一種赤裸裸的利己主義,躍然紙上。
二戰時期的美國商界。
他們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依然在與軸心國做生意,直到戰火真正威脅到本土利益。

歷史上,商人對戰爭的態度往往充滿矛盾。
1907年,美國銀行家小摩根通過調停避免了一場歐洲戰爭,被譽為“和平使者”。
然而到了一戰期間。
同樣的摩根財團。
卻在向協約國,提供鉅額貸款中獲取豐厚利潤。
這種趨利避害的本質,在達利歐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詮釋。
戰爭可以發生在遠方,但決不能威脅到美國本土。
美國建國初期,得益於兩洋的天然屏障。
美國在歷史上,很少經歷本土戰爭的創傷。

珍珠港事件和“9·11”襲擊,之所以在美國曆史上產生如此巨大的震撼。
正是因為,它打破了這種安全幻覺。
從達利歐的角度看,和平不是道德選擇,而是利益計算。
他所擔心的,不是戰爭本身的殘酷,而是戰火可能會燒燬其精心構建的商業帝國。
這種態度,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當代美國商業精英的普遍心態:
他們希望在全球化中獲取利益,卻不願承擔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和責任。
然而,在這個高度互聯的世界裏,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
02
歷史上教訓
二戰前的英國,曾是世界資本主義燈塔。19世紀的倫敦,不僅是大英帝國的心臟,更是全球金融、貿易和工業的中樞。
泰晤士河畔的金融城裏。
匯聚着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銀行家和企業家。
然而,1940年的“倫敦大轟炸”,徹底改變了這一切。
納粹德國的轟炸機,日夜不停地投下炸彈。
曾經繁華的街區化為廢墟,許多工廠、碼頭和倉庫付之一炬。
在長達57個夜晚的轟炸中,不僅摧毀了英國人引以為傲的工業體系,更動搖了倫敦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這場浩劫中,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卻獨善其身。
得益於其優越的地理位置,美國本土遠離戰火。
眾多歐洲資本家帶着技術、資金和人脈,紛紛遷往這片安全的地方。
他們在美國重建工廠,發展產業。
這,為美國在戰後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礎。
戰爭結束後,美國憑藉完整的工業體系、充足的資金積累和大量人才的匯聚,迅速填補了英國留下的空缺。
成為新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心。
紐約,取代倫敦成為全球金融之都。
華爾街的影響力,遠超泰晤士河畔的金融城。

這些逃難而來的資本家與其後代。
經過幾代人的發展,早已將美國,視為自己的家。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的企業家們,都希望看到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
03
中國應該“遵守道義”?
還有一個,為什麼達利歐要求:中國應該“遵守道義”?要理解這背後的深意。
我們需要回溯到19世紀中期,那時西方對華認知的形成期。
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在華利益的擴張與中國傳統文明的碰撞。
在西方世界,種下了某種偏見的種子。
當時的西方傳教士、商人、外交官帶着他們的價值觀審視中國。
將不符合西方標準的行為方式,輕易貼上了“不講規則”的標籤。
這種認知偏差,隨着殖民擴張的浪潮不斷加深。

進入20世紀,好萊塢電影產業興起。
在眾多影視作品中,中國人物往往被塑造成神秘、狡黠、甚至不守信用的形象。
比如,著名的傅滿洲系列電影。
就在西方觀眾心中,種下了對中國文化的深深誤解。
這種刻板印象,經過幾代人的累積,已經滲透到美國社會的集體潛意識中。
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立,更是強化了這種偏見。
社會制度的差異被擴大化解讀,不同的價值觀念被簡單化對立。
即便是在全球化時代。
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見,仍未完全消退。
達利歐作為Wall Street的金融大師,其思維方式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這種文化烙印。

當他以“道義”來要求中國時。
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精英階層根深蒂固的優越感。
這種優越感,使他們習慣性地居高臨下,以自己的標準來評判和要求他者。
然而,歷史早已證明。
真正的國際秩序,不應建立在某一方的文化優越感之上。
而應該建立在相互理解、平等對話的基礎上。
04
骨子裏的和平基因
中國五千年文明。從“協和萬邦”到“天下大同”,從“遠者來服”到“親仁善鄰”。
縱觀五千年曆史,即便在國力鼎盛時期,中華文明也始終保持開放包容的胸襟。
鄭和下西洋,帶去的是絲綢瓷器,而非刀劍戈矛;
漢唐盛世時期,長安城裏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商旅往來,共享太平盛世。
這種以德服人、以文化感召天下的傳統,深深鐫刻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
然而,和平絕非軟弱,止戈為武方顯大義。
真正的和平,需要強大的實力作為後盾。
我們不主動挑釁,但也不退縮;
我們渴望和平,但絕不懼怕戰爭。
任何試圖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的行為,都將遭遇堅決的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