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的重振和對房地產的抱殘守缺_風聞

回上海已一週有餘，幾天前早餐偶遇一位，在2007-2010 與我在上海有交集的德國商界人士。他曾是德國運動鞋PUMA的高管派駐上海5年，現任美國全球最高端吉它企業的高管，負責亞洲和中國；他和我分享了樂器行業正在大陸經歷的可怕蕭條，提及中國鋼琴市場曾是全球6成，北京取締校外輔導導致市場鋭減90%。

上海市某區領導在與我的一次交流中，直言今年財政虧空預計60到70億人民幣之間，為年度預算的約15%，尤其是土地財政肯定回不來了，中央出台的房地產救市對比上海現狀，杯水車薪應該無力迴天了。上海作為大陸經濟增長曾經的龍頭，依託的是中美中歐間的貿易和投資，如上述德裔美國高管過去和當下的親歷親為。上海外資的大幅退潮，本土民營企業難以填補空缺，商業土地開發和出讓給民營企業們以税收和投資密度考核作為地產證發放依據，是治標不治本，尤其考慮到環線內商業房地產空置率4成左右，環線外更是高達8-9成。

大陸地方城投企業和房地產大户恒大們的，累計數十萬億的天量負債，背後是無數總包商分包企業和供貨商的鉅額應收款的，血本無歸；任何不能如庖丁解牛提綱挈領綱舉目張的救房市舉措，如果不能化解這一導致尤其民營經濟資金枯絕的根源瓶頸，就是對房地產經濟的抱殘守缺，不可能根本扭轉房地產對大陸經濟增長的拖累。問題是大陸居民的住房短缺，已經在新冠前被根治住房供應供大於求，商業用房更是因電商企業雄起存量冗餘增量大多無效投資。對比西方發達國家房產經濟佔GDP比例，大陸依然近20%完全難以為繼，10%也許是改進住房和低收入社保房剛需的最大可能。從土地財政向資本市場融資轉型，實現大陸經濟下一輪增長的企業和財政資金保障，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關鍵問題自然就是，在人民銀行證監會發改委財政部密集出台相關舉措後，地方政府應該有何作為？

我在“中國大陸還能學習德國什麼？”一文中，提到大陸當下人均國民產出12720美金，類似德國80年代初的水平。（見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286090）如果我們希望在未來40年實現德國當下人均48718美金，需要淨增人均至當下3.8倍。鑑於大陸國民產出已高達126萬億人民幣，未來40年該數據增量將至少為350萬億人民幣，由此增加的製造和服務供給，如果內需如同改革開放過去40年只能吸納其60-70%，也就意味着全球需要額外消化大陸經濟的100萬億以上的（出口）供給，即大陸當下經濟總量。考慮到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量萎靡不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年均1-2%，其市場飽和和貿易保護對大陸經濟增長只可能是未來制約而不是增長市場空間；大陸的一帶一路戰略對大陸增長目標的保駕護航，需要的就不是繼續對大陸經濟房地產曾經輝煌的再造，而是對資本市場面向未來的做大做強，戰略轉型金融強國。

為此地方政府最該有作為的領域，無疑是如同德國實體經濟過去40年的成就，即營造中小企業能脱穎而出的社會經濟治理環境，幫助它們中的出類拔萃者成長成就成未來的世界隱形冠軍們。作為一個美國德國和法國全球最一流企業的前高管，我參與見證了德國人均國民產出從13462美金，飆升至48718美金的全過程；完全瞭解德國地方政府對中小企業的精心呵護支持，可為和不可為，及其地方財政的相得益彰。從中小企業生命週期的第四階段到第九階段，其估值的增量往往是數百上千倍，所以德國政府財政從中央到地方，過去40年從來沒有捉襟見肘，國際資本市場對其投融資信譽評估，始終在7國集團中名列前茅。

大陸經濟當下對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亡羊補牢，更需要地方政府對中小企業的有所為和房地產有所不為，和相關戰略性市場化服務平台的必要轉型營造。北京是時候把這一經濟增長戰略剛需，放到議事日程上了。

孟凡辰博士2024年10月18日星期五於上海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