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照經典：評《志願軍2》與電視劇《上甘嶺》_風聞

國慶期間我觀看了影片《志願軍2：存亡之戰》，這幾天又看了幾集央視一套正在播出的電視劇版《上甘嶺》。這些表現抗美援朝的最新作品當然有很多優點，然而與1956年版的《上甘嶺》、1964年版的《英雄兒女》等經典影片比起來，差距是非常明顯的。

   比如1956年拍攝的故事片《上甘嶺》中，有一個只有11秒鐘（37：44-37：54）的鏡頭：（45師衞生員王清珍——《上甘嶺》中衞生員王蘭的原型）    在上甘嶺坑道里照料傷員的衞生員王蘭坐在一名重傷員身邊，腦袋搖搖晃晃差點兒睡着，一激靈又醒了過來。她臉上表情一驚，馬上捏住了傷員的手腕。

    這部影片我從小到大不知看了多少遍，卻從沒注意過這麼一個短暫的沒有台詞的細節。

    直到B站上有網友發彈幕説：她這是在探傷員的脈搏。在這種缺水缺藥、空氣不流通的環境下，傷員隨時可能出危險。衞生員一個人照顧那麼多人，犯困的時候，也弄不清自己到底睡着了沒有，睡着了多久，所以一醒來就摸傷員有沒有脈搏。

   戰鬥的艱苦卓絕、戰士的英勇頑強、戰友的深情厚意，讓這11秒鐘變得那樣飽滿。

   然而鏡頭沒有在這兒給特寫，沒有任何刻意渲染，而是一運而過，很自然地過渡到正走進來巡視的張連長。連長看到小王犯困，讓她去休息，還感嘆了一句：“女同志總歸是女同志啊！”

   這話可倒讓迷迷糊糊的小王徹底支稜起來了：“連長，你為什麼這樣看人呢？人家已經在這兒七天七夜了！”

   不料連長還是沒有從“女同志終歸是女同志”的思維慣性中走出來，認為這女孩一定是扛不住在訴苦，又感嘆了一句“不容易啊！”，叫醒了戰士毛四海，讓他協助衞生員工作。毛四海本來以為有什麼緊急任務，一聽是幫個女孩子幹衞生工作，老大不樂意。連長説：“暫時的。”毛四海還是不甘心聽一個小丫頭使喚，又問連長：“那誰領導誰啊？”連長很乾脆地回答：“她領導你！”等連長走後，毛四海沒好氣地問王蘭：“你要我幹什麼吧？”王蘭也有些不高興了，冷冷地説：“你去睡吧！你們連長真有點兒怪！”這一句對連長的吐槽差點兒讓毛四海和她爭執起來，王蘭怕吵醒傷員，連忙向毛四海“噓”了一聲。

    這部《上甘嶺》之所以成為好幾代觀眾心中的經典，與這種極富層次感而又極為自然樸實的表現手法是分不開的。

    而今天的這些抗美援朝題材的影視作品與經典之間存在的差距，除了思想意識（老一輩電影工作者的確是思想紅、作風正）、歷史環境（那時候離戰爭年代很近）、人員素質（那時候的編、導、演人員都要深入基層、深入生活，演兵就要先當兵，還要認真聽取羣眾和專家意見，認真研究相關文獻資料）等因素，表現手法不夠高明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今天大多數作品至少存在以下3方面的問題：

   1.台詞太“滿”。例如《存亡之戰》裏想要表現志願軍戰士對祖國對家鄉的熱愛，從而揭示出他們在前線英勇奮戰的根本動力。這個考慮當然是很好的，然而編導是怎麼表現這一點的呢？就是無休止地硬加台詞。一開始是安排李默尹的兒子李想邊揮舞紅旗邊“報地名”，歷數自己坐火車經過了什麼地方；之後又安排戰士們一個個去聞李曉送給李想的那朵乾花，一個個來講自己家鄉有什麼什麼，還在衝鋒途中讓戰士們一個個自報籍貫。而1956年版《上甘嶺》中則是戰士們知道了要在坑道中長期堅持之後，自然地進入了一種“日常”的生活狀態：逗松鼠、下象棋、打撲克、吹笛子……在這樣一種氛圍中，王蘭唱出了那首著名的《我的祖國》，而鏡頭也隨着守衞在坑道口的戰士的視線，很巧妙地從坑道中拉到了祖國大地上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場面：水庫、橋樑、港口、工廠……形象地詮釋了歌詞中的“為了開闢新天地，喚醒了沉睡的高山，讓那河流改變了模樣。這是英雄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處都有青春的力量”。沒有一句台詞，但這些音樂和鏡頭語言將“保家衞國”四個字推向了震撼人心而出神入化的境界。又如剛才説的王蘭為傷員把脈那一段，也是一句台詞都沒有，而該有的情感都表現出來了。   要知道電影一開始是沒有聲音的，那時沒有聲音，為什麼也能敍事、抒情、表現主題呢？那麼，後來電影加入有聲台詞的目的又是什麼呢？是為了把作品的全部內涵都放在台詞裏説盡，而不給那些非語言表現方式任何發揮的餘地嗎？如果不是的話，應該怎樣處理台詞與非語言表現方式的關係呢？

   然而現在的戰爭片編導們對自己以及演員在這方面的能力似乎完全失去信心了，於是一方面是台詞膨脹冗濫，毫無餘味；另一方面，非語言表現手段只剩下埋炸點、淋血漿，搞視覺刺激，人物的體態、動作則完全淹沒在煙火爆炸的特效之中，生產不出任何意義。

   1956年版《上甘嶺》中戰士們排着隊與敵人進行機槍對射、大反攻發起前在坑道里待命出擊的戰士們浮雕般的羣像、1964年版《英雄兒女》中王成手持爆破筒屹立於羣山之巔的雄壯身形與堅毅表情……這些著名的場面與形象在今天的影視中幾乎絕跡了。不要説這樣的高光場面，現在的戰爭片導演甚至幾乎拍不出有正常生活氣息的場面。前面提到的1956年版《上甘嶺》中，通訊員小楊要王蘭留一壺水給連長、王蘭邊照顧傷員邊打瞌睡、戰士們在坑道里抓松鼠……都富有清新樸實的生活氣息，特別是從戰士們在坑道里休息娛樂極自然地過渡到與王蘭合唱《我的祖國》，更是日常場面與高光場面的完美融合。高潮都是一朵朵小浪花累積而成的，現在的編導拍不出這樣正常的、自然的生活場面，也就無法拍出令人信服的高光場面，只能靠炸點亂炸，靠注水台詞硬堆了。

  2.台詞太“假”。今天不是默片時代，影視劇當然應該有台詞，也應該寫好、用好、説好台詞。問題是，現在很多戰爭片台詞做不到貼近歷史、貼近現實。我們有一種刻板印象，以為過去的電影強調意識形態、政治導向，強調思想性、教育性，所以台詞一定“假大空”，一定喜歡板起面孔訓人。可實際上呢？正因為老一輩的電影工作者在骨子裏是有信仰的，所以他們反而把信仰完全生活化了，而不是讓信仰遊離於生活之外。表現在作品中，就是那些富有教育意義的經典台詞，都是隨着情節的推進自然而然地説出來的，發於所不得不發，止於所不得不止，而不是為了應付交差或自我感動而強行加戲、硬性拔高。

   例如1956年版《上甘嶺》中，師長得知在表面陣地完全失守的情況下，我退入坑道的幾個連隊利用反斜面打退了敵人對五聖山的大規模進攻，一開始是不敢相信的，一再要求三營長核實情況，語氣中還帶上了壓力：“你的報告要是不確實……”直到黃團長打來電話告知敵人確實完全停止了對五聖山的進攻，他才由衷地稱讚“奇蹟！”並對政委感嘆道：

   “不行啊，政委。我們這些當指揮員的，打仗的時候總離不開數學。可是我們的兵，共產黨領導下的戰士，他們一個人能頂幾個、幾十個，還是幾百個，你這拿什麼來計算來着？”

   這是非常具有教育意義的台詞，也堪稱全片的點晴之筆，但毫無突兀、生硬、做作之感。為什麼呢？因為前面的情節已經作了充分的交代，告訴我們這為什麼是一個奇蹟，而這位師長一直就是相信他的戰士們的，只不過這樣大的戰果還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當情況核實以後，他當然知道這是戰士們以怎樣的英勇、付出怎樣的犧牲換來的，當然會為自己的戰士感到驕傲，甚至為自己剛才的懷疑，為自己還不夠了解自己的部下，不夠了解黨所教育出來並交給自己的這些戰士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在這樣的情境和心態下，這樣一位指揮員發出這樣的感嘆，是完全真實可信的，一點兒也不是拔高。而且，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認識，因為看到前線的指戰員能夠經受這樣大的考驗，創造這樣的奇蹟，師長才敢於對未來的戰局發展進行謀劃，提出新的作戰思路，這也為之後的情節推進做好了鋪墊。

    而我們現在往往喜歡讓領導把“信仰”“我們是有信仰的軍隊”“我們為信仰而戰”這樣的台詞掛在嘴邊。比起之前有一段時間的有些作品如《亮劍》故意淡化虛化我黨我軍的信仰和政治思想工作，最新的這些作品強調信仰，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值得肯定。然而，這麼一種強行説教式的強調，給人的感覺是非常抽象的。而實際上呢？我軍的領導也好、思想政治工作者也好，並不是居高臨下、板起面孔向大家硬性灌輸什麼信仰，而是像這位師長一樣，是發自內心地熱愛、欣賞、尊重我們的戰士，所以往往是先從戰士們身上發現閃光點，發現他們的覺悟和追求，然後再進行教育、鼓勵和引導。

   例如比《上甘嶺》還早一年的電影《董存瑞》中，董存瑞當上八路軍第一次參加戰鬥，僅有的10發子彈打了9發，卻沒有任何戰果，趙連長狠狠地批評了他一頓。董存瑞感到很委屈，覺得有話沒處説。王指導員察覺到了，對趙連長説四虎子（董存瑞小名）情緒不好，對他批評可能太猛了。連長卻説：“不要緊，他吃得住，四虎子簡直跟我小時候脾氣一個樣——嘿，甭提多像了！”指導員説：“所以呢，你特別喜歡他，是不是？”連長點頭：“哎，老王，你説我這算不算有點兒偏愛？啊？”指導員笑着説：“嗬！你這個愛法兒，這個方式兒，可夠他一受啊！一塊好毛鐵，想煉成鋼，錘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連長一想説得對，連忙找到董存瑞。於是二人一邊在河邊散步，一邊有了以下的談話：

   連長：“還窩火兒呢？是不是起心眼兒覺着跟我當這份兒兵不容易呀？嗯？説話呀？”

   董存端：“有點兒。”

   連長：“嗬，幹嘛有點兒？是啊，如今扛槍桿兒鬧革命，是有點兒難為你——別不服，要是在那些財主家，像你這麼大的，還真沒離開奶媽呢。”

   董存瑞：“報告連長，我革命是傾心樂意的！”

   連長：“對呀，革命是傾心樂意的。可你到底還是個孩子嘛！”

   董存瑞：“這個……？革命可不能論大小，只要他心裏有那股勁兒？”

   連長：“什麼勁兒？”

   董存瑞：“革命勁兒唄！”

   連長：“可你要知道，要能實實在在地讓這股勁兒在心裏活起來，那可不是像你説話那麼容易。説不定碰上個什麼小釘子鼓的，就興許泄了氣兒，慢慢地、不知不覺地，讓這股革命勁兒溜跑了可也説不定。這個革命的勁兒叫什麼？”

   董存瑞：“為人民服務。”

   連長：“前邊兒還得加上：無限地忠實。一定要經得起革命的鍛鍊和鬥爭的考驗。這個革命的勁兒，就是人生的寶貝啊！人要是沒有了它，活着沒有作為，死了沒有價值，白來一世。想想王平同志（他是領着董存瑞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後來犧牲了。董存瑞挨批評後曾對戰友説王平同志在就好了，還能有人説心裏話。），還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還是在人們心裏活着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別讓你那革命勁兒溜了。”

   董存瑞：“連長！嗯……”

   連長：“是不是我白天批評你太重？”

   董存瑞：“不是！我是説，呵，你呀，和王平同志一樣，就是比他稍微地厲害點兒。沒啥，行啊！

   連長：“好啊，四虎子。喏，這才是你的個性嘛！”

   董存瑞：“呵呵……”

   像這樣的平等相待、推心置腹、設身處地、循循善誘，才是真正的理想信念教育，也才是我黨我軍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人心無往不勝的法寶。

   再説1956年版《上甘嶺》裏王蘭對連長那句“女同志總歸是女同志”表示不滿的那些話，也是有弘揚“男女平等”的教育意義的。然而，這些台詞也並不是刻意編出來蹭“女權”這個熱點（雖説那時婦女解放還真是宣傳重點之一），而是前面情節自然發展的結果：王蘭本來並不是連隊裏的戰士，而是團裏派到坑道里檢查衞生工作，因為仗剛好打起來了才留在這兒的。所以七連長（已犧牲）和剛換上來的八連長都一心想把她送回後方，想必不僅因為她是女的，也因為她是團裏派來的人，有個三長兩短不好向上面交待。可這位十幾歲的女兵（王蘭的原型，志願軍45師衞生員王清珍當時才16歲）哪會想到這些，只覺得是他們瞧不起女的，不信任自己，而這是她作為一名戰士所無法接受的。

   而前面所提到的《志願軍2》中那幾處表達愛國情感的台詞，給人的感覺是硬加進去的，或者説，是為了要説出這些台詞，才在故事線之外加入了李想揮紅旗、帶乾花等情節。戰士們在戰場上為什麼會一個接一個去聞一朵幹了的花？為什麼要這樣來回憶自己的家鄉？這很不自然。

    可是在1956年版的《上甘嶺》中，在坑道被敵人嚴密封鎖嚴重缺水的情況下，張連長讓一排長陳德厚給大家“幹説”一段故事鼓舞士氣，一排長講了“望梅止渴”的故事，刺激戰士們分泌唾液緩解乾渴，收到效果後，戰士們也有樣學樣，紛紛回憶起家鄉的蜜橘、廣柑乃至小時候掉到河裏的經歷，以這些“精神飲料”來抗擊極度的乾渴。這中間當然也表達了戰士們對祖國、對家鄉的眷戀之情，可這種表達就來得非常自然，因為它完全就是由現實的鬥爭所激發出來的，是戰士們與敵人制造的極端的惡劣生存條件（之前七次去下山搶水的戰士都在敵人的機槍火力下犧牲了）作鬥爭的一部分。而且影片在也非常真實地表現了“精神飲料”的作用畢竟有限：這一招一開始“真靈”，用了幾次之後，戰士們再怎麼唸叨“酸梅，酸得不能再酸了……”也分泌不出一滴口水了。張連長仍然要組織人搶水，為了讓渴得極度衰弱的戰士有力氣下山搶水，他又動員大家拿出打敵人碉堡的勇氣來吃壓縮餅乾，並向大家示範如何在一滴口水沒有的情況下幹啃乾嚥壓縮餅乾，説：“咽吧！頭一口困難些，第二口就好多了！”所有這些台詞都沒有任何空話套話，也沒有故作驚人之語或是強行“催淚”“煽情”，而是非常自然、完全生活化的，讓我們切實感到：在當時要把鬥爭堅持下去就得這麼想，這麼説。

    而電視劇版的《上甘嶺》卻讓一名年輕的女兵一臉陰沉地對戰友們説：“要麼贏，要麼死！”這種話一聽就完全不是我軍的語言風格。事實上，這話是迦太基的漢尼拔在進攻羅馬之前對他的部下説的，我在《世界演講名篇》中讀到過——估計編劇也是從那兒看到，覺得很“燃”很“熱血”，然後硬套進來的。可是漢尼拔説這話是鼓勵他的將士打進羅馬燒殺搶掠，而且他最終是被羅馬軍隊打敗了，用這樣的話來鼓勵我們的志願軍，合適嗎？就拋開政治色彩，這種話也既不符合我們的民族風格，又不符合上甘嶺戰役的特點：這一戰役對我軍最大的考驗不在於有沒有破釜沉舟決一死戰的勇氣，而在於能不能長時間忍受極端惡劣的環境，以最頑強的毅力堅持下去。這種脱離當時環境的台詞純屬編導的閉門造車，自我感動。

   3.章法太“亂”。經典的革命戰爭影片不但有完整的故事線，而且能將節奏的疾緩，力度的張弛，態勢的起伏有機地結合起來，給人的感覺是有條不紊、細膩流暢，既有奇峯突起，壯懷激烈，又有來龍去脈，烘雲托月。這些特點，在本文之前的介紹中已經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了，我就不多説了。可是現在這些戰爭片似乎缺乏這種謀篇佈局的慧眼與精雕細琢的匠心，一味強行堆砌所謂“淚點”“燃點”，文戲只有貌似慷慨激昂實則生硬蒼白無憑無據的“煽情”；武戲只有一堆炸點和血漿包。人物的塑造不但做不到立體豐滿，而且言行缺少可信的邏輯，要麼陰冷麪癱，要麼用力過猛，整個給人一種“不正常”“神經質”的感覺。編導不知道自己想講一個什麼故事，演員也不知道自己想塑造一個什麼角色，只能憑着自己的主觀臆想，有一搭沒一搭地尬演。

   《志願軍2》裏，相對來説還只有朱亞文飾演的那個軍工專家吳本正的形象稍微立體一點兒，前後還能看出這個人物的思想與成長的邏輯：一開始認同新中國為老百姓做實事，毅然回國效勞，但雖有報國之志，卻只看到中美物質力量的懸殊，反對出兵；接着出於一名科學家的責任感還是來到前線考察武器裝備，在血與火的戰鬥中，真正理解了我們的戰士，也理解了前線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武器，我們需要怎樣的國防現代化。描寫這樣一位被戰爭所教育的海歸高級知識分子，應該説是這部影片的一個很大的創新和亮點，對今天的人們也有不可低估的啓發意義，那就是知識分子不但要愛國，而且要和廣大工農兵相結合，向他們學習，忠實地為他們服務，才能真正脱胎換骨，施展才幹，有所作為。我作為一名教唯物史觀的思政課教師，是能夠接收到這個內涵的。可廣大觀眾尤其是青年一代能不能接收到呢？那可就難説了，因為朱亞文演技雖然好，但編導給的這個人物和故事還是粗糙了一點兒。這可能也和編導想講的東西太多、提煉不夠、筆墨不集中、主副線關係不明朗，互相支持不夠有關。而其他的人物幾乎都無法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因為都沒有立起來。吳京飾演的63軍軍長傅崇碧是歷中的真實人物，可影片讓我們幾乎看不出他到底起了什麼作用，因為影片刻畫戰爭太過於沉溺於模仿美式大片的“打打打”“炸炸炸”，而沒有繼承中國從古至今的戰爭文學注重戰略謀劃的傳統，並沒有像《上甘嶺》《南征北戰》《大決戰》等經典影片那樣，將雙方首腦和將領的排兵佈陣、指揮調度以及鬥智鬥勇的博弈講清楚。

    至於網傳的將毛主席的戲份都刪掉，如果屬實，就更不應該了，因為從第三次戰役開始，抗美援朝究竟是“速勝”還是“緩勝”，以及如何配合國際國內的鬥爭全局，以戰爭來達到最佳的政治效果，就成為毛主席苦心思慮的問題，也最能體現他的戰略水平與爐火純青的鬥爭藝術。

    這裏還要提一下張子楓：她無疑是一位很優秀的年輕演員，可這一次她在《志願軍2》中對李想這個人物的塑造卻不能説是成功的。這個人物當然童年時代與父親失散經歷過一些不幸，但張子楓在這點上表現得沒有把握好分寸，把這個人物塑造得過於自憐自艾和陰冷蒼白，反而不能引起人們的共情。其實，我們的志願軍女兵應該是更加陽光開朗，富於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英雄兒女》中的王芳也經歷了童年的不幸，但她總是那麼活潑、樂觀、堅強，而且人們越是看到這樣樂觀活潑的女孩竟有這樣艱難曲折的經歷，就越會喜歡她，疼愛她，這個人物才立體了，豐滿了，令人有回味了。在革命隊伍裏是有無數這樣可親可愛的女戰士、紅小鬼的——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就報道了很多這樣的人物。我們的編導和演員想要塑造出令人感動的人物形象，這是很值得肯定的，可是要動人，並不是一味地去表現悲苦，而是要真正走進歷史，走進那個年代的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瞭解在革命戰爭年代，無數革命者的家庭都橫遭不幸，而那些男女老少是以怎樣的心態與格局去撫平傷痛、擁抱光明的。

    另外，現在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幾乎都不會正面表現朝鮮軍民，這也是很不應該甚至很不正常的。

    我上課時對同學們説過，在影院看《志願軍2》的時候，我是波瀾不驚的，因為我從小到大已給看過很多的抗美援朝書籍和影片（包括紀錄片和故事片），卻能發現有不少觀眾特別是年輕的觀眾還是挺受感動的。我不時能聽見觀眾們看到那些悲壯場面時的嘆息和小聲的議論，説沒有想到這個仗打得這麼艱險，那時候的戰士這麼勇敢。身邊有個男孩甚至要遞紙巾給他的女朋友。能打動這些年輕人，當然也是影片的成功之處，但我又想，這份感動更多地可能是因為那段歷史本身的力量，而不是因為影片的藝術魅力，而我們現在這些影片是充分表現了那段歷史、那些英雄，還是打了很大折扣甚至還有些模糊與混亂？與我所列舉的那些經典相比，這暫時是要打上問號的。

    我所表達的不是苛求，而是誠懇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