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科學的方法論和西方用它創建的錯誤學説不是一回事_風聞

　　寫這篇文章的直接起因是範永鵬副院長的《米爾斯海默來清華演講，讓國際關係學科又出了個圈，我覺得是好事》（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317683），對米爾斯海默和西方眾多社會學、經濟學的錯誤學説，我的立場和範永鵬一致，但對他評論米爾斯海默時談到的關於方法論的表述不能認同。

　　西方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我們最大的不同是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而他們不這樣。但無論後續意識形態發展如何，有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不容抹殺，那就是西方人獨自和獨立走通了從古代到現代的認識發展的道路，而其他任何現存文明都沒有參與這個過程。這種認識發展的差別，是西方人能夠引發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最根本內因，也是其他任何文明不能自主引發這兩種革命的最根本內因。而現存文明當中，能夠真正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也至少必須以從接受這段西方認識發展歷史的成果為基本前提，否則工業化不但不可能真正成功，甚至還可能根本無法開始。這是個當代的基本事實。

　　在歷史和當代這兩個基本事實之下，必然會產生一個無法否認的結論：現代科學和現代社會發展到今天，我們必定和西方有一套共同的基本方法論，這不會因為接受馬克思主義與否而不共戴天。接受馬克思主義與否當然會給最基本的方法論添加不同的內容和限定，但之前的共同點不應該、也不可以被任何一方否定。

　　這套共同的方法論，就是面向模型和假説的方法論。它從複雜的被認識客觀事物上簡化和抽取關鍵屬性去構建模型，給出基本假説／公理，嚴格定義基本概念，在其理論學説體系內用邏輯推理得出各種可以和實踐結果相對照的結論，從而接受實踐檢驗。其中的邏輯推理，僅僅適用於理論體系內，它們根本不與客觀事實發生任何交互，從邏輯上講也不接受任何實踐檢驗——實際上，模型／理論體系內只承認基本假定和邏輯規則的無條件正確性，根本就沒有直接面對被認識的客觀對象（面對被認識客觀對象的不是它們，而是所有可能的推論）。

　　如果推論與實踐結果徹底矛盾的話，那麼排除了推理／邏輯的錯誤之後，就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基本假定／公理有錯誤，或者説模型構建有錯誤，為此能做的，就只有形式上徹底推翻整個模型／假説的理論體系而重新再構建一個。也就是説，否定基本假定和模型，只要事實證據足夠，是完全允許的，無論是否接受馬克思主義，這一點都是一致的。

　　舉個例子，相對論對牛頓力學就是這樣的否定，這與是否接受馬克思主義沒半點關係，愛因斯坦也很清楚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而邏輯的嚴謹性，顯然不是真理的象徵，也和真理與否沒直接關係。只是，如果邏輯錯了的話，理論體系和結論就不再可靠，不需要進一步用實踐檢驗其真理性——儘管理論上説其部分結論仍有事實上正確的可能，但沒必要浪費實踐成本和資源來檢驗了。而邏輯上沒問題，則絕不等同於認識是正確的，真正最終判據始終是實踐檢驗。

　　邏輯可説是個必要性約束，它過濾掉了相當多錯誤的想法、論斷和實踐試錯的選擇，這讓認識侷限在包含真理的很小和更確定的範圍內，從而相當程度上讓實踐試錯從不可行變為可行，或者，讓實踐成本不可想象地降低很多倍。成文為確定規則的邏輯嚴謹性，以及概念的嚴格準確性要求，都讓作為認識形式的理論體系生存可能遠遠更低——只要有一個推論被實踐否定，這個理論體系就必須被推到重建。這讓對認識的發展更有章可循和更容易，而不像古代認識那樣，概念可以被後世人隨意解釋而擁有看似持久的生命力——這樣其實等同於難於真正更新換代也難於可持續發展。

　　綜上所述，這套方法論的出現會讓認識有質的飛躍，它能夠更容易地面對複雜被認識對象，不但能認識表象，也能認識本質，並且認識還有確定的可持續發展可能，這是古代的靠直接實踐獲取認識所做不到的。

　　這種方法論，如果不考慮哲學派系的差異只看共同點，我這裏暫且稱之為“現代科學的方法論”——所有現代科學，都在遵循這樣一種方法論。無論是對任何具體問題的立場觀點有多大差距，都不應該把這樣共同的方法論和具體的理論混在一起批駁和否定，這是顯然的。

　　但範永鵬副院長的表述裏，“結果就是發現這套東西當不得真”、“就是一套思想遊戲”，並且“你不顛覆他的前提或邏輯起點，你就駁不倒他”，然後就不值得深究了事。我不明白的是，既然知道他的前提（基本假定）是有問題的，為什麼不繼續直接探討這個問題？他的基本假定錯了，我們為什麼不能給出對的基本假定，推翻他整個理論體系而構建新的一般性理論？為什麼碰到需要建立一般性理論的地方就一定要避開轉而談具體和特殊性的問題？

　　範永鵬副院長還説，“其實科學和神學從來不矛盾，現代科學革命離不開中國科技的實踐積累和歐洲神學的邏輯演繹表達，凱恩斯對牛頓手稿的研究就發現牛頓實際的研究方法和寫出來的邏輯進程是相反的”，這個理解則完全是對上述方法論的誤讀。怎樣發現客觀規律的過程，一般來説幾乎肯定要與理論的構建邏輯完全不一樣：一個是從最末端到最根源抽絲剝繭的分析和猜測，一個是知道最初端客觀規律是什麼之後，在邏輯上毫無根據地設定公理假定來推導出規律來。

　　神學歷史上利用了這套方法論來構建過他們的歪理邪説是事實，但他們極端抑制科學發展和殘酷迫害科學家也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科學和宗教完全不是一回事，並且始終是冤家對頭，“宗教的婢女”只是西方人美化和歪曲真實的殘酷事實的一種説法而已。範副院長把這種方法論和宗教相混淆，只能用他相當程度上接受了西方關於科學和宗教關係錯誤思想的灌輸來解釋。

　　無論如何，只埋頭研究具體實踐的事實，不肯運用現代科學的方法論超越實踐事實做質的飛躍式的一般性理論創新，這可説是中國學者的通病——至少，我很難見到相反類型的創新。

　　不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論做一般性理論的創新的同時，現在的社會同時還有另一種不正常的風氣：有相當多的人在潛意識裏，甚至明目張膽地，試圖重新迴歸祖先古代科學的舊方法論，一切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嚴格定義概念，用大量事實的歸納論證代替本該公理和邏輯完成的功能，最終結果，他們的理論認識完全侷限於直接、特殊、表面的層次上，一般性認識的發展名存實亡。而只有具體和特殊的認識，既造成了理論本身的適用性的嚴重侷限，也造成實踐的大量冗餘和浪費，這完全沒充分發揮好認識的作用。範永鵬副院長在這篇文章中表現出的問題，顯然不只是其個人問題。

　　造成這個現象的根源，我認為是中國人對一般性認識的不重視錯誤。這個錯誤是自然地理因素給我們文明賦予的一個初值，但數千年的實踐不能改變的錯誤，絕不是自然地理因素的客觀條件能解釋得了的，唯一可能的解釋只能是頑固堅持錯誤。這個錯誤曾讓我們數千年的有文字歷史與一般性認識和新的認識方法論無緣，卻同時讓其他方面劣跡斑斑的西方文明在浪費了自己近千年發展時光的前提下，一共只用了一千五百年的有文字歷史發展出了近代／現代科學。當今時代，我們有更偉大、更成功的社會實踐卻沒有馬克思、恩格斯那樣的一般性突破成就，原因也是因為這個錯誤。這是我的個人觀點。

　　造成這個現象的另一個不那麼根本、但也很重要的原因，是馬克思、恩格斯之後沒見過有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做出明文細節性的闡述。恩格斯對此有過“只要自然科學在思維着,它的發展形式就是假説”的名言，但只針對自然科學而沒將社會科學納入適用範圍似乎並不完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中也有認識和實踐無限往復互動的闡述，但也並未將其中細節闡述清晰（比如被實踐檢驗到什麼程度才可以指導後續實踐、被實踐充分檢驗過的認識通過哪些方式繼續接受檢驗，等等）。因此，下面我將這方面的個人看法也明確給出，作為參考。

　　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我的理解是這樣的：

　　１、對被研究客體建立一定程度的簡化模型，針對模型構建出以嚴格的基本概念、基本假定為基礎的假説理論體系。

　　２、在模型／假説內，按邏輯規則所能做出的所有推論，都必須接受後面步驟的實踐檢驗。

　　３-１、實踐檢驗失敗，徹底推翻理論之後重走上面第１步。

　　３-２、實踐檢驗未出現矛盾，但仍被評判為檢驗不充分，繼續接受檢驗直至可被判定為充分。

　　３-３、實踐檢驗未出現矛盾，且已被評判為檢驗充分，將採用特殊的方式繼續接受實踐檢驗，即假定理論正確，將其付諸指導隨後的實踐而不再專門去繼續檢驗，除非後續實踐結果出現新矛盾。

　　３-４、早已判定檢驗充分而指導實踐的理論，在新實踐中出現確定的不能解釋的結果，需要確定舊理論適用範圍，視作相對真理繼續在適用範圍內指導實踐。不適用範圍內則重走第１步去建立新模型和理論體系。

　　４、上述過程按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無限迭代下去，用“無限實踐過程”和無數相對真理趨近絕對真理。

　　５、實踐檢驗是否充分的判據，是以後續實踐成本為核心來控制的，這不是簡單的檢驗次數問題，也與是否符合邏輯無關，最重要的是實踐成本，尤其是大規模實施的實踐成本要可承受，並且儘量讓實踐結果更符合人們的需要。在各種包括極端條件的不同條件下，認識和實踐之間通常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也有“大膽假設大膽求證”、“小心假設大膽求證”和“小心假設小心求證”的可能，這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選擇，不是千篇一律的——無論怎樣選擇，最核心的問題是控制好實踐成本，這是個複雜的事。

　　這個細化方法論，和前面簡述的方法論的區別，是加入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約束，同時細化了細節問題。這其實才是真正適用全部具體的現代科學的方法論。而西方主流社會，未必認同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對細節的理解也有程度不同的差異。

　　範永鵬副院長所批駁的米爾斯海默“神學式的現實主義”，我想應該是他對與實踐檢驗有關的部分理解有錯誤，對此最應該的回擊是直接討論他學説的基本假定是否站得住腳，以及他的方法論與上述細化的方法論的異同——方法論有差異，必然能找出方法論不適用的重要歷史事實來，解釋不了所有事實的話（一個反例都不能允許！），方法論就存在錯誤，這就是一般性認識所必須滿足的條件。而且，這樣做絕不是隻為了讓一個米爾斯海默難堪，而是在同時向所有外國人講一般性道理——米爾斯海默本人可能是不值得教化的老頑固，但絕非所有外國人都這樣。只要一般性理論本身沒問題，它就能成為國外星火燎原的火種，而特殊性理論，則由於隔着文化和國情的鴻溝，首先就沒那麼多人有精力搞明白，即使搞得明白也很難在國外普及開來。外宣需要講事實，也需要講創新出來的一般性道理，我們若缺少後者的創新，這工作就有一部分相當難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