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堅定來到抗戰中的中國，他看到了什麼？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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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生物化學家、科學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以其鴻篇鉅著《中國科學技術史》聞名，人們熟知他提出的“大問題”——李約瑟難題，討論之聲至今不斷迴響。而李約瑟本身也是科學史研究的重要議題。科學史家普遍認為他的訪華經歷奠定了其認識論基礎，並將他與中國的結緣作為他人生的分界線——從科學家轉為科學史家。然而，本文作者發現，在過去70年裏，學界並沒有充分研究李約瑟在中國的實際生活，將他在中國的經歷與之前半生割裂不能完整體現他的思想變化與科學觀。為此，作者利用李約瑟豐富的個人檔案和信件，回顧戰時中國的歷史背景，重新審視李約瑟的政治和思想軌跡，並揭示他的科學觀如何影響其推動世界科學組織建設的工作（原文發表於2017年）。
本文經作者授權翻譯，因原文篇幅較長，《返樸》整理出正文主要部分，淡化史學敍述，儘可能展示李約瑟的具體工作，以反映其思想價值觀。
撰文 | Thomas Mougey（亞歷山大·柯瓦雷研究中心）
編譯 | 楊子軒（中國科學院大學博士研究生）
一
李約瑟的科學觀
早在被任命為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前，李約瑟就已經對中國的歷史和政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李約瑟在《文明的滴定》中回憶道，他在1938年左右就萌生了“撰寫一部系統、客觀、權威的中國文化領域科學史、科學思想史和技術史專著”的想法。在他離開中國時，他從日益壯大的中國共產黨陣營中看到了“世界範圍內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新趨勢”的曙光。李約瑟對中國的政治和歷史迷戀，同他參與科學左派，以及20世紀30年代在這一運動中發展起來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形式有關。毫無疑問，左翼運動最主要的理論家是貝爾納（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尤其是通過他的《科學的社會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一書，其關於科學和歷史發展的觀點引起了廣泛關注。而李約瑟提出了自己的科學與社會發展理論，與貝爾納爾區別之處在於，他對科學主義持一種人文主義的懷疑態度，並在其胚胎學研究的基礎上，對科學與政治的共同發展採取了一種進化論的方法。
在李約瑟看來，世界欣然接受“進化的廣闊前景”。李約瑟從當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汲取靈感，將大自然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而人類則位於這個整體的頂端。大自然並非靜止的，而是通過進化運動的，他認為是“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組織到高級組織的過程”。由於深信進化的普遍性，李約瑟將這一進化過程視為一個切入點，滲透到生命的各個領域，包括人類的社會生活。他認為，“我們必須把社會學的發展看作是生物發展的延續。歷史是自然志（Natural History）的延續”。李約瑟對社會進化的解讀與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五十年前在其綜合哲學體系中對目的論和決定論的解釋非常相似。然而，二者的變革機制卻有所不同：斯賓塞重視競爭，而李約瑟則將競爭的對立面——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視為“人類社會更高秩序的必要基礎”。
李約瑟認為，合作——例如細胞、有機體之間以及最終人類之間的合作——是進化背後的觸發機制，而科學則是其指示器。因此，李約瑟認為，對人類進化過程全面的、科學的理解應該使科學家能夠自信地斷言，與斯賓塞（觀點）相反，“我們今天所瞭解的[社會]的[資本主義]形態在很大程度上並非其最終狀態”。對李約瑟而言，科學不僅僅是自然進化過程中單純而被動的寫照。它是一部強大的政治指南針，可以引導人們超越資本主義，走向進化的、健全的社會主義。這一信念促使他在1937年面對法西斯威脅時申明，世界面臨着腐朽的法西斯—資本主義與進步的社會主義之間的抉擇：在違背自然進化規則與接受自然進化規則之間做出選擇，以走向集體主義社會的政治與生物的和諧。
因此，李約瑟贊同，科學作為一種智力活動，是自然界的一面鏡子，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他和他的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同志們並沒有忽視他們認為科學更加真實的一面：作為一種社會產物，科學及其代表的事物“並非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受到他們所生活的世界構建的制約”。李約瑟認為，弘揚科學的基本價值將促進科學的發展，並增強科學的變革力量；他還擔心，否定科學的基本價值則會導致科學的消亡。在耶魯大學的卡瑪特講座（Carmalt Lecture）中，李約瑟解釋道，科學依賴於物質和文化條件，因此，“我們不能將科學進步與當時的技術需求和過程以及經濟結構割裂開來”。對他來説，科學不是永恆的。它的興衰取決於人類事務的狀況。
在研究科學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李約瑟觀察到，科學在法西斯、資本主義、蘇聯或集體主義社會組織中所發揮的作用有所不同。李約瑟與他的左派同志們不謀而合地得出結論，科學可以是純粹的，也可以是斑駁的；可以是逐步發展的，也可以是趨於消亡的；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毀滅蒼生，這取決於科學的發展和使用環境。
然而，與其他左翼科學家不同的是，李約瑟構建了一個獨特的進化金字塔，其中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政權作為壓迫科學的墮落社會秩序位於階梯的底部，而馬克思主義集體主義作為“唯一能夠保證科學用於造福人類的理論”位於階梯的頂部。雖然李約瑟認為科學具有巨大的闡釋力量和變革力量，但他也將其描繪成一個令人擔憂的脆弱實體，很可能被不合理的社會選擇所左右。李約瑟認為科學是一個泥足巨人：強大到足以改變社會，但又脆弱到可能瞬間消亡。面對日益增長的法西斯威脅，他認為科學的發展與其説是一項自我推動的永恆事業，不如説是一項與社會命運息息相關且依賴於社會的政治工程。這種科學觀念不僅激發了他在英國的政治鬥志，還滲透至20世紀30年代末他與中國的首次接觸中，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那次接觸圍繞着幫助中國科學家走出困境及瞭解中國科學在中世紀的神秘停滯展開。
二
來華前中國學者對李約瑟的影響
李約瑟對中國的興趣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當時他與一羣中國生化專業學生的合作喚起了他對這一遙遠國度的好奇心，其中就有他的終身伴侶、未來的第二任妻子魯桂珍（1904—1991）。與他們一起，尤其是在魯桂珍的幫助下，李約瑟潛心研究中國的歷史，並掌握了中文，後於1942年成為劍橋中國學生會的榮譽會員。這些交流激發了李約瑟對中國及其科學傳統——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的濃厚興趣，同時也引起了他對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關注。
自20世紀30年代中期，李約瑟加入了一系列促進文化合作和相互理解的英中組織，如英中知識合作委員會（Anglo-Chinese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Committee）和中英文化協會（Sino-British Cultural Association）。通過這些網絡，李約瑟與中國著名學者[如羅忠恕；譯者注：羅忠恕（1903—1985），字貫之，號之道，四川省武勝縣烈面鄉人。1937年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研究中國和西方哲學。1946年曾赴歐美各國考察、講學；並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哲學顧問。]就中國科學的潛力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崛起前景進行了大量的思想碰撞。到1939年歐戰爆發時，英中兩國政府都經常向李約瑟諮詢，請他就中國當前的政治局勢、科研機構的狀況以及在戰爭中加強東西方合作的前景發表看法。當時，英國文化委員會（British Council，英國在海外推廣教育和英國文化的政府機構）考慮讓李約瑟擔任一個新項目的候選人，以促進與中國更緊密的文化交流，這一舉措最終奠定了李約瑟“中國通”的聲譽。
隨着日本帝國主義對亞洲的殘害，並逐漸威脅到英國在亞洲殖民地，中英兩國政府感到需要迫切合作反對日本的擴張。因此，自1939年始，多個英中協會開始為加強中英合作而奔走。這些計劃源於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和中國學者就中英技術合作的模式及其在戰爭期間和戰後的潛在政治功能所進行的積極討論。在上述激烈的爭論中，羅忠恕1940年訪英期間提出的建議脱穎而出。通過在包括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在內的十幾所英國大學的一系列演講，他向在場英國聽眾介紹了中國科學和教育的殘破現狀，以及東西方合作將為中國社會和科學發展帶來的益處。隨後，兩位學者在整個戰爭期間就國際合作問題寫就了大量的信件，這對李約瑟最終設想的科學合作類型產生了影響——首先是在中英兩國之間，後來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在訪問英國期間，羅忠恕旨在宣揚，西方科學讓那些曾經留學的同事津津樂道。他特別強調了中國科學家對西方應用科學力量的堅定信念，他們希望藉助應用科學來緩解中國目前面臨的大部分困難。羅忠恕堅信，加強與西方的合作將有助於“民族復興”並“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他認為國際科學合作是中國抵禦日本侵略、實現社會發展和重振科學傳統的最佳途徑。重要的是，羅忠恕還預見到，在東西方之間種類繁多的接觸中，藴藏着愛好和平的普世主義根基。他深信，“世界的永久和平取決於各國之間的這種合作，取決於所有種族和不同文化類型的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欣賞”。在他看來，為了促進世界和平，科學合作應該是雙向的，雙方均能從彼此的觀點和方法中受益，“這是人類的共同遺產”。
李約瑟欣然接受羅忠恕的建議，並在英國極力為其辯護。羅忠恕呼籲國際合作，這與李約瑟對合作變革力量的生物學信念不謀而合，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李約瑟會支持羅忠恕的建議。1940年1月，在一份致中國學者的聲明中，李約瑟既強調了合作的條件，也強調了這一項目可能帶來的和平建設前景。他認為，“為了人類的進步，東西方的學者和科學家應該比以往更加緊密地合作，將他們擁有的知識和傳統聯繫起來”，實現必要的團結，在此基礎上建立持久的和平。與羅忠恕相同，他也對僅僅是歐洲和北美文化參與的合作計劃表示擔憂。李約瑟認為，建立對話性合作是科學家的責任，也是實現“地球各個角落停止紛爭”的最佳手段。在李約瑟的生物觀中，“不團結”這一概念具有強烈的進化論內涵。他把不團結與較低層次的組織聯繫在一起，認為它們是實現和平的“大同世界”的主要障礙。因此，中國吸引了李約瑟，因為中國的狀況和條件與其生物馬克思主義的敏感性產生了共鳴。
李約瑟對中國學者的講話説明了羅忠恕是如何影響他的英國合作伙伴的。他的演講推動了當地中英組織各界積極促進與中國的戰爭合作。這場運動最終取得了成效，中英兩國政府隨後就此事進行了談判。在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在對華合作的性質上存在分歧。包括修中誠（Ernest Richard Hughes，1883—1956）在內的牛津大學的教員們，優先考慮文化合作，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在哲學方面擁有比自然科學更強大、更鮮明的傳統，而在自然科學方面，“中國人無法與西方科學家並駕齊驅”。在劍橋，李約瑟和他的團隊為以科學為中心的提議辯護，這與羅忠恕備忘錄的意見相符。在科學交流逐漸成為文化關係中心的背景下，他們的觀點最終佔了上風。戰爭爆發後，英國的盟國對科學信息、科學和工程設備以及技術和學術專業知識的需求日益增長，英國文化委員會及其駐外辦事處對此感受尤深。面對上述需求，委員會擴大了活動範圍，將科學交流納入其中。李約瑟的好友、科學記者及科學的社會關係運動（SRS）的倡導者詹姆斯·克勞瑟（James Gerald Crowther，1899—1983）自1941年起擔任英國文化委員會科學部秘書，負責精心籌劃這些活動。正如我將在下文詳細介紹的那樣，這種以科學（名義）的方式處理文化關係的做法在中國尤為重要，因為在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之後，他們對中國的貿易和政治作用有巨大的需求。據克勞瑟回憶，1942年2月，委員會決定批准其建議，任命李約瑟自次年5月起擔任科學代表團團長。
因此在李約瑟啓程赴重慶的前夕時刻，中國對他來説既不是新發現，也絕非一個謎。五年多來，中國愈發令他着迷。在他的馬克思主義視野中，中國的未來已經上升為具有世界意義的政治前沿。中國歷史進程中的科學是一個謎，而中國現在擁有的科學家則是國際科學合作這一充滿希望的事業的得力夥伴。在他四年的使命中，他在三十年代建立的世界觀進一步滋養了他對中國科學的理解，他的進化論觀點幫助他形成了統一且普世的科學觀，其參與科學的社會關係運動這一背景最終引導他提出了他的“大問題”——李約瑟難題。
三
抗日戰爭與李約瑟的中英科學合作館
從鴉片戰爭到20世紀20年代末，英國一直是中國最大的投資國。然而，英國的地位幾乎完全是商業性的，因為倫敦對於中國政府的政治價值微乎其微。英國的野蠻暴行和羞辱行為助長了中國共和主義者的反帝和民族主義言論。1919年的反帝抗議活動（即“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社會湧現出了對英國的強烈不滿。
但如果英國要在戰後保持對這一地區的影響力，則不可避免地要支持中國的抗戰事業。在認識到當前和改善對華關係的必要性後，英國政府提供了軍事和財政援助，但同美國相比規模很少。英國政府提供的資源不足以及中國反法西斯事業在英國備受矚目，迫使丘吉爾考慮其他方式的援助，但大多是象徵性的投機活動。在這些象徵性措施中，包括髮展文化和科學關係的措施，其中包括邀請中國學生到訪英國大學、牛津大學教授陶育禮（Eric Robertson Dodds，1893—1979）訪華以及李約瑟赴重慶的使團。在英國文化委員會的支持下，李約瑟的科學考察團脱穎而出，成為英國對中國抗戰最顯著的貢獻之一。
戰爭不僅中斷了中英兩國之間的科學聯繫，還破壞了科學界的繁榮發展。儘管歐洲科學早在鴉片戰爭時期就已進入中國，但在1919年反帝的“五四運動”後，它才經歷了顯著的傳播與發展。這場民族主義的抗議演變成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思想革命，它將科學和民主投射到中國，成為打破中國傳統模式、實現獨立的現代化國家的工具。正如王作躍所言，“中國科學社”成為戰時中國推廣現代科學的關鍵組織。它由在美國、歐洲和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創建，旨在利用在國外習得的專業知識應用於中國的改革。（譯者注：中國科學社由一羣中國留學生1915年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創辦，旨在“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科學社的主要發起人為任鴻雋、秉志、周仁、胡明覆、趙元任。並非於1918年創辦，實則是在1918年中國科學社遷回國內，設總社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
自1918年成立以來，該社與政府密切合作，共同創建了多個科研機構，包括1928年成立的直隸於國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及次年成立的國立北平研究院。儘管財政長期短缺，但得益於這些舉措，中國科學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蓬勃發展。作為直屬國民政府的科研機構，受法國科研機構啓發的中央研究院推動成立了一系列研究機構，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學領域，如南京的氣象研究所和上海的化學研究所。在北京，國立北平研究院的眾多研究所也為中國科學事業做出了寶貴的貢獻，直到1936年，與北方日本侵略者之間的緊張政治局勢迫使若干研究所撤離至南方更安全的地區。
北平研究院的撤離預示了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中國科研機構的命運。日本的入侵對中國科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大多數科研機構位於中國東部地區，1937年11月日本攻佔上海後，這些機構先是被迫遷往中國南部的安全地點，後又西遷。儘管這一大規模遷移行動在全面開戰的第一年就完成了，但付出了巨大的物質和人員犧牲，包括23所國立大學和學院被毀，且在匆忙撤退中遺棄了眾多珍貴的設備。部分院校，如南開大學，在日軍的定點轟炸中化為廢墟，而另一些院校，如河南大學，正如李約瑟所見，“沒有留下一本科學書籍，所有書籍均在無數次遷移中被日本人燒燬”。在中國西部，儘管政府投入了100萬美元購買書籍和設備，但科研類大學的補給仍十分匱乏。雖然科研隊伍不足、設備落後且受困已久，但撤離至後方的中國科研人員依舊繼續開展基礎科學研究，並探索工業化學等新興應用科學領域，以應對戰爭的需要。
抵達重慶後不久，李約瑟就將中英科學合作館打造成中國主要的科學郵局，他通過該機構促進了中西方科學家之間的聯繫，並組織向中國科學家提供物質援助。李約瑟依靠往返於加爾各答和重慶之間的英國皇家空軍運輸艦，並在少數中國青年科學家的協助下，密切關注當地科學界的需求，並在可能的情況下為他們提供所需的書籍、實驗設備和相關的問題解決方案。
李約瑟還訪問了其中的許多科學團體，並在這四年間，對整個中國進行了多次重要的考察，包括從昆明附近的前線到與蘇聯接壤的西北重鎮蘭州和敦煌等。在旅程中，李約瑟參觀了無數的大學、工業廠房、研究實驗室和兵工廠，與科學家們廣泛交談，瞭解他們的研究進展與遭遇的困境。在昆明，李約瑟參觀了“中國最偉大的教學中心”——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以及散佈在雲南省會周圍，但只能乘坐“馬車、燒木炭的公共汽車、吉普車或汽車”才能抵達的眾多孤立的研究機構。在昆明，李約瑟參觀了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這些研究所都是用泥磚搭建的小屋。在岌岌可危的條件下，他目睹了科學家們努力開展宇宙射線分佈和熱力學方面的基礎研究，以及研發抗瘧疾藥物等更實用的研究。他注意到戰爭對工作造成的嚴重影響，物理學家被迫只能進行更多的理論研究，而“化學試劑的缺乏嚴重阻礙了化學實驗室的正常工作”。
李約瑟及時記錄了上述緊缺的物資，並迅速籌備提供書籍、工具、儀器和化學試劑，使中國科學家“能夠繼續他們的工作，無論是純科學還是服務於戰爭的科學”。在此期間，李約瑟通過中英科學合作館的應急科學物資供應處，對來自中國科研機構的333份訂單一一審批。李約瑟用英國大使館借給他的兩輛卡車，向清華大學運送了導氣管、給北平研究院送去了光學玻璃，還給成都中國空軍試驗站載送了封在板條箱中的電動機。重要的是，李約瑟還安排西方科研機構提供特殊的研究服務，如“製備石英薄片、化學試劑和地圖印刷”，這些工作由於中國科研機構缺乏設備或專業知識而無法進行。通過外交手段“傳送選定的科學和技術通信”，更重要的是，通過遞送數以千計的書籍、期刊、地圖和官方政府報告，中英科學家專業知識的交流得以確保。
李約瑟始終致力於保持中英之間的雙向交流。在訪問間隙，李約瑟和中英科學合作館通過科學通訊《中國科學》向西方傳播有關中國科學家活動的消息，並向西方期刊投稿百餘篇論文。李約瑟還通過1943年為《自然》雜誌（Nature）撰寫的一系列文章和1946年出版的攝影集《中國科學》（Chinese Science），定期報道他對中國戰爭和中國科學現狀的考察。最後，包括教育部、中華民國航空局和中央研究院在內的一些科學和國家機構任命李約瑟為特別顧問。李約瑟定期接受諮詢，並就“戰時英國科學的狀況與進展及大學生活”“戰時英國的食品與營養”“大學組織”和科學哲學等問題舉辦了約一百場講座。儘管肩負着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的使命，但李約瑟仍對中國的科學遺產抱有濃厚的興趣。他繼續考察現代科學的起源和本質，與中國學者交談、參觀古代遺址，並就中國科學史和東西方科學史進行了詳盡的演講。
四
探索中國
在駐華期間，李約瑟的進化論觀點始終貫穿於他對中國科學的過去和現狀的第一手研究中。在旅途中，李約瑟根據自己的觀察，闡述了東西方科學過去與現在之間的統一性和連續性。他很快得出結論：“只有一種國際性的人類科學”，而他的中國同事無可辯駁的是其中的一環。李約瑟一直反對“中國沒有科學”或中國人天生不適合從事科學工作的“荒謬”觀點。相反，他讚揚了中國同事的聰明才智和成就。他驚歎於中國“科學工作者和技術人員頑強不屈的意志，[他們]在設施匱乏的情況下，繼續開展研究並運營企業工廠，這樣的條件會令任何其他民族望而生畏”。在他的記述中，李約瑟不僅證明了他們的工作質量極佳，還把中國科學家的足智多謀描繪成科學精神和方法的良好體現。李約瑟認為，即使“沒有煤氣、自來水、電燈或任何一般被認為是科學工作所必需的設備”，中國科學家作為真正的科學工作者，“想方設法讓科學繼續發展下去，既為科學本身，也為了保衞自己的國家，抵禦特定類型的法西斯主義——日本帝國主義”。最終，李約瑟認為他的中國同事們“不是低等的或科學水平落後的東方人，而是我們在全球人類科技事業中的全面合作伙伴”。李約瑟放大了兩個羣體之間事業的共性和行為標準的平等。通過將東西方科學家融合為統一的科學的普世化身，李約瑟高度讚揚了科學的統一性和普遍性。
在旅程中，李約瑟專注地觀察新的事物，與他探索古代中國的科學遺產一樣，以至於他的許多同事認為他以犧牲其實際使命為代價進行歷史研究。面對過去技術和理論成就的愈發繁多的證據，他試圖系統地找出中國人對科學發展做出貢獻的內容、方式及時間，更重要的是，探究科學在中國停滯不前如此之久的原因。正如他在英國時的預言，李約瑟很快發現，中國古代科學為重新評估現代科學的起源提供了足夠的素材。他急切地表示，“是中國人首先發現了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和印刷術”，而這些均曾被視為歐洲在現代科學發展過程中的創新。對李約瑟來説，這些歷史文物證明，中國在科學發展方面與歐洲一樣具有歷史意義。隨着他的研究發現，李約瑟逐漸將現代科學視為普世產物，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歐洲發明。
在李約瑟對中國科學的熱情描繪中，科學是一個整體，其地理和歷史的隔閡往往會消失。這一點在他好奇的觀察中反覆記述而顯得尤為突出。他注意到，大學和實驗室習慣於佔用廢棄的寺廟。例如，他記錄了中央研究院人類學研究所的情況，該研究所位於一座 “不可思議的浪漫佛塔的頂層，內供奉着文昌帝”，抑或“藥物研究實驗室位於一座古老的佛教廟宇”。當關注到佛塔的使用方式時，李約瑟強調了這些古老空間與現代科學用途之間的歷史延續性，這與他在訪問研究所前與當地學者就佛教和科學問題進行的討論產生了共鳴。這兩個案例將過去的奇蹟與今日的成就無縫地交織在一起。中國豐富的科學遺產似乎也鞏固了他對中國當今科學的高度評價。
李約瑟多次對中國人説，“科學是你們的遺產，也是我的遺產”，他將科學塑造為一種統一的普世主義，所有傳統都為科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然而，李約瑟並沒有忽視中國當前的困難，儘管他渴望看到過去與現在之間的直接聯繫，但他也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科學昔日的聲望與今日的復興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
李約瑟對中國自古以來的科學成就感到震驚，同時也對中國科學在過去幾個世紀中的停滯不前感到困惑。這種不協調最終促使他提出了“大問題”。如前所述，李約瑟研究者將這一問題的提出視為李約瑟的頓悟時刻。因此，他們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脱離了他戰前的觀點、理念和意圖。而在來中國之前，李約瑟已經廣泛研究了科學變革背後的社會原因。他的歷史研究是其馬克思主義觀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在中國也曾堅持這一思想。他對中國農學會講道，“如果我們不能瞭解過去，我們則無望控制未來”。同樣是這種積極的歷史寫作態度指導着李約瑟處理中國科學悖論的方式。在努力揭示導致中國古代科學衰落的自然和社會經濟因素的同時，他立即將這些歷史見解轉化為政治資源，勾勒出中國科學復興的美好藍圖。
在試圖解釋明朝科學發展的神秘停滯時，李約瑟轉向了他早先研究西方科學發展時同樣所考慮的因素——“地理、氣候、社會和經濟條件”。1944年2月，李約瑟在重慶向中國農學會發表題為“中國和西方的科學與農業”的演講，對這一觀點進行了深入闡述。這篇報告論述了中國農業發展中的科學悖論，並有力地論證了李約瑟所謂的“亞洲官僚主義”的興起，以及“資本主義未能在中國興起……與現代科學未能在中國出現有關”。隨後幾年，李約瑟將這一發展概括為理解現代科學為何在西方而非在中國興起的關鍵因素。在李約瑟看來，中國的地理和氣候阻礙了海事活動的發展，也阻礙了資本主義最終崛起所必需的強大商人階層的形成。中國古代的社會秩序造就了一個強大的官僚體系，使至關重要的商人階層進一步邊緣化。水資源短缺使中國必須發展這種官僚文化，以保持對數百萬勞動力的領導，而這些工人需要農業生產不可或缺的水利工程。李約瑟指出，官僚主義和官吏的興盛最終減少了對新知的需求，從而也減少了對科學的需求。在歐洲，商人階級的資本主義精神強化了瞭解“無生命之物的物質屬性”的需求，以便銷售和購買他們從新發現的美洲帶回的產品。這種對新知的渴求反過來又為現代科學基礎學科——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的發展鋪平了道路。但上述情況均未在中國發生。因此，李約瑟認為，正是“由於氣候條件、地理條件以及社會和經濟條件的差異”，中國和歐洲的科學傳統“不得不遵循不同的路線”。
李約瑟關於科學與農業的演講説明，他對中國的研究是如何深深地根植於他的科學馬克思主義之中。正如他對西方科學所做的剖析，李約瑟從封建背景而非中國科學的固有特徵入手，來理解中國科學過去的輝煌和未能引發科學革命的謎團。在李約瑟看來，中國科學未能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並不是因為它缺乏實現這種轉變的特質，也不是因為它與西方科學在某種程度上有本質區別。它之所以如此，只是因為其與封建官僚主義糾纏在一起；正是這一點使科學愈發特殊。因此，李約瑟僅從社會和物質環境的角度來解釋科學的多樣性。中國科學和歐洲科學之所以獨立存在，是因為它們的背景不同，而非因為認識論或本體論性質的內在差異。李約瑟並不認為科學在不同文化中會有質的區別，其發展水平只取決於文化背景，並非其內容。
在演講的最後，李約瑟重申了對科學統一性的信念，他宣稱“絕對不存在‘外國’或‘中國’科學”。科學是一項獨特而普遍的事業，只有在考慮從事科學研究的背景時才會顯現其多樣性——這同他在20世紀30年代的研究中所做的考量如出一轍。正如他當時認為科學從屬於非理性的種族主義理論，因而變得納粹化（繼而墮落）一樣，李約瑟現在認為科學的活力被官僚秩序馴服的那一刻起就不再發展（且趨於植物人狀態）了。為了理解中國科學的衰落，李約瑟採用了他在劍橋時用來區分資本主義科學、納粹科學和共產主義科學的科學馬克思主義。
李約瑟總是在關於中國科學史報告的結尾指明前進的道路，他認為社會主義以及隱含地向高級組織秩序的邁進，可使中國的科學傳統獲得期待已久的復興。在研究古代中國的過程中，李約瑟一直關注中國的現在和未來，這反映了他長期以來將學術研究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綱領相結合的特點。李約瑟不僅將普世科學概念化為一種史學工具，而且還將其作為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參與戰後國際科學重組的政治基礎。
五
用科學推動世界和平
李約瑟研究者幾乎只認為其“普世科學”概念是一個史學觀念。但是，一旦將這一概念的提出與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科學的推動聯繫起來考慮，就會發現這一概念還具有獨特而重要的政治意義。
最初，李約瑟來到中國並不是為了探尋中國過去輝煌的科學成就，而是為了籌劃中英科學家之間的接觸。中國科學界的備受封鎖使李約瑟更加堅信，如果沒有一個適當的組織和基礎設施來促進國際交流，科學的普世性仍將是鏡花水月。通過建立東西方聯繫這一艱鉅任務，他堅信科學需要在國際層面進行大規模重組，以解放其普遍性特徵。李約瑟在這一問題上的積極行動可以追溯至1943年12月，他曾與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宋子文（1894—1971）多次通信。李約瑟在給宋的信中寫道，“科學家以個人身份工作就能取得足夠成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希望看到的是，某種世界科學合作機構，[其]直接目標……將是把最先進的應用科學和純科學從工業化程度較高的西方國家輸送到工業化程度較低的東方國家，”並且他堅持認為，“反方向的交流也有很大空間”。
1944年夏，李約瑟在他的第一份“國際合作事業備忘錄”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需求，他稱之為“外圍原則”（Periphery Principle）。從那時起，直到194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大會上的決定性談判，李約瑟發表了三份廣為傳播的備忘錄，倡導在聯合國主持下對國際科學進行這樣的普世重組。
李約瑟關於將科學納入教科文組織的建議是20世紀40年代末科學日益政治化的縮影。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創了一個新的科學時代，將技術科學的發展置於國家和國際層面政治進程的核心。基於科學與戰爭之間建立的聯繫，工業化國家和處於工業化進程的國家試圖將科學家及其專業知識，轉化為對其持續性發展以及外交力量和政治穩定至關重要的戰略資產。在國際層面，許多像李約瑟這樣的人在新興的聯合國組織中找到了推廣科學促進和平的空間。1946年，當李約瑟爭取到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自然科學部時，法國生理學家、聯合國副秘書長亨利·勞吉爾（Henri Laugier，1888—1973）在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上倡導建立由聯合國贊助的國際實驗室。此同時，聯合國安理會領導了關於和平發展原子能的談判，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和世界衞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轉向科技研究，以解決重建、飢餓和人口過剩問題。
因此，戰爭和其結束為李約瑟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使他最終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即把科學作為推動進步與和平的社會變革的強大機制，這是他自20世紀30年代初就提出並推廣的願景。李約瑟相信，科學可以引導人類走向更高更和諧的組織秩序，因為它效仿了自然界的合作進化機制。他提出，科學是促進戰後和平的理想“候選”，而這也正是聯合國締造者們試圖建立的。在回顧教科文組織的和平使命時，他在1948年的“波義耳講座”中宣稱，教科文組織“實現其和平宗旨的最明顯方式是鼓勵來自許多國家的人們以各種方式聚集在一起開展具體工作”。李約瑟繼續説道，“沒有哪個領域比自然科學領域更具有國際社會工作的傳統，它確實可以作為一個典範”。由於科學傢俱有“世界眼光”，而科學“本質上和傳統上是國際性和合作性的”，李約瑟在教科文組織籌備委員會上明確指出，科學家完全可以成為教科文組織促進世界和平的最佳代理人。這樣看來，李約瑟似乎接受了一種傳統形式的科學國際主義，其基礎是所謂的實用主義思想，即通過技術團體之間的跨國忠誠來侵蝕對祖國的忠誠。然而，將李約瑟的國際主義歸結為純粹的實用主義則會忽視其普世性基礎。
在對中國的往昔和現在產生濃厚興趣的同時，李約瑟逐漸將科學視為一項普世的人類事業。科學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歲月，“是人與人之間合作的結果，也是數個時代積累的結果”。顯然，“全世界人民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科學的普世性使其具有獨特的統一力量。在研究科學的歷史發展時，他看到東西方文化在對話中共同為人類進步做出了貢獻。李約瑟公開質疑諸如“外國”或“西方”科學這樣的表述，而認為“只有一種國際性的人類科學——它是我們共同擁有的財富”。重要的是，孕育現代科學的普世主義不僅已經成為過去。他預見到了其復興所帶來的新的科學和政治機遇。如果説東西方科學傳統之間的普世交流催生了現代科學，那麼李約瑟相信其也會催生未來的進步。因此，科學普世主義的復興將是通往“一個完整的集體社會的開端”的道路。李約瑟對華西協合大學的師生們講道，“如果我們朝着這個方向進一步努力，‘四海一家’的時代就不遠了”。儘管備受戰爭的煎熬，但在中國人民即將勝利之際，李約瑟指出，真正的國際科學將是“對未來世界的預測，也是全世界科學家的遺產”。幾個月後，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試圖解決的問題是，將國際科學從西方結構轉變為普世結構。
然而，他在中國觀察到許多孤立的科學家羣體，這在他看來證明了科學普遍性存在侷限。李約瑟開始將科學領域的國際接觸與合作視為複雜的組織挑戰，而不是從科學實踐中無縫展開的不言而喻的結果。他反對所謂的“自由放任”的科學組織，或“這種狹隘的理論……認為在科學中，每個人都認識其他人，因此，當出現任何需要合作的問題時，都可以很輕鬆地聯繫上他人”。李約瑟認為，“那些‘自由放任’的專家們太侷限於從歐美的角度看問題了，[他們]只想着在巴黎、布魯塞爾、倫敦和紐約之間搖擺……他們沒有意識到，從羅馬尼亞、秘魯、爪哇、暹羅或中國的角度看，世界科學的面貌是截然不同的”。迄今為止，國際交流主要侷限於李約瑟所説的“涵蓋歐洲和北美的‘光明地帶’，那裏的所有科學都相對先進”。現在，是時候將科學合作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的“陰暗地帶”了。
實現這一目標的一個主要工具是李約瑟最初向宋子文提議的國際科學合作處，其主要挑戰在於持續組織東方科學及東西方科學接觸。李約瑟明確指出，國際科學合作處的任務是“不過多幹涉‘光明地帶’內的事務，而特別是幫助光明地帶以外遙遠地區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他認為他們“需要國際科學的援手”。通過解決科學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國際科學合作處將克服“不可避免的國家忠誠”和西方對現有國際科學架構（如國際會議和學科聯盟）過於着重的問題。因此，國際科學合作處可以使超越國家的忠誠成為可能，並使科學的和平品質得到充分體現，由此，中英兩國的科學家將共同努力擴大知識庫，從而擴展科學的能力，以滿足人類最迫切的需求。李約瑟的普世觀點最終在籌備委員會——由組織會議召集來討論和確定教科文組織的任務和計劃——於1946年9月提交給教科文組織第一屆大會的政策建議中普遍體現。在其自然科學分委會的報告中，李約瑟及其同事因此宣佈，“為了確保持久和平，必須採取諸如國際科學合作處這樣的措施，儘快消除目前存在於不同地區之間的‘科學密度’的差異，從而儘量減少甚至消除必然導致戰爭的緊張局勢”。1946年12月，大會不僅批准了李約瑟的建議，還任命其為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部長。在其任職的兩年時間裏，他致力於實現自己的普世理想。他在非西方國家（如烏拉圭、秘魯和智利等地）組織了多次大型國際會議。他在拉丁美洲、東亞和南亞設立了“實地科學合作處”（Field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以加強當地的科學家與西方主要科研中心的聯繫。他還計劃在“黑暗地帶”的各個角落建立國際實驗室，如 1947 年建立的亞馬遜河流域國際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Hylean Amazon）。對李約瑟來説，所有上述活動都是在科學領域推廣普世主義這一宏偉任務的一部分。
作者簡介
Thomas Mougey，馬斯特裏赫特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現為亞歷山大·柯瓦雷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研究興趣為全球史、科學國際主義等，現承擔“國際科學會議：社會、文化和政治史”合作項目。
本文經授權譯自Thomas Mougey, Needham at the crossroads: histor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in wartime China (1942–1946).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17;50(1):83-109.doi:10.1017/S0007087417000036；參考文獻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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