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遇見孔夫子：雅典民主論壇開場對話_風聞

當地時間10月1日，由民主與文化基金會和《紐約時報》聯合舉辦的第12屆雅典民主論壇在希臘首都雅典召開。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受邀參與“亞里士多德與孔子的對話”分論壇研討，該對話由《紐約時報》文化記者法拉·納耶裏（Farah Nayeri）主持。期間，王輝耀與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傑弗裏·薩克斯（Jeffrey D. Sachs）同台，深入討論亞里士多德和孔子的哲學思想如何相互影響，以及這些思想在當今世界中的重要性與應用。以下為對話全文：

**法拉·納耶裏（主持人）：**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晚上好！感謝各位的到來，也感謝通過直播或視頻觀看我們活動的朋友們。我是法拉·納耶裏，《紐約時報》的文化記者。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曾主持過許多討論會，包括在雅典民主論壇的舞台上。然而，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説，今晚的討論嘉賓陣容堪稱我從業以來最為傑出的，因為今晚與我同台的是兩位被公認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坐在我右側的是偉大的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許多人將他視為最偉大的希臘思想家。我們今天齊聚雅典，這座城市也是他度過大半生的地方。而在我左側的則是孔子，這位公認的東方最偉大的哲學家，他的思想在全球範圍內被學習和尊崇，尤其是在中國。

由我來主持此次討論環節，確實有些不同尋常。為什麼呢？因為亞里士多德和孔子在女性權利方面可能未能達到我們今天所期望的標準，也未必是性別平等的堅定捍衞者。將二位置於如此尷尬的境地，我深感抱歉。不過，你們並非孤例，正如我們所知，當今世界上仍有數以億計的男性持有相似的觀點，包括在我的祖國伊朗。我是個直言不諱的伊朗女性，而這樣的女性在伊朗還有許多。

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是，女性應被排除在政治和公共生活之外（這一觀點經過我查閲多處歷史資料，絕非無端言論），因為他認為女性的實踐理性能力有限，且易受情緒支配。因此，今晚我將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緒，儘量保持理性。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儘管女性擁有公民的地位，這在他看來當然是一種很高的地位，但她們在公共事務和家庭中都需要受到男性上級的長期管束。

至於孔子，他認為女性的職責是負責管理家庭，承擔妻子和母親的角色。能夠超越這一角色、走出家庭領域的女性極為稀少，只有極少數女性具備這樣的才德。

然而，亞里士多德和孔子的這些觀點並非孤立存在。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直至2024年（即將進入2025年），依然有數以億計的男性持有類似的看法。因此，我暫且放下我的女權主義立場，轉向與今晚在座的兩位偉大思想家探討更為重要和緊迫的議題。能夠與他們同台交流，實乃殊榮。

那麼首先讓我請教您，亞里士多德，您也被稱為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傑弗裏·薩克斯教授。亞里士多德，您提倡美德、理性、為公共利益作出選擇、適度和公民參與。您如何看待當今世界的現狀？更具體地説，您如何看待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目前的行為方式？

**傑弗裏·薩克斯：**非常感謝。首先，我要感謝主辦方再次邀請我回到雅典。我是在2347年前離開的，那年我不得不逃離雅典。你們可能還記得，我的學生亞歷山大突然在巴比倫去世，而我作為一名馬其頓人，在雅典的處境並不安全，因此選擇離開。我搬到了紐約的上西區，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課程已有2000多年，至少看起來是如此。不過，能夠重返雅典實在令人愉快，我非常喜歡這裏的環境。如果你們走到外面，距離我的學園——呂克昂，僅幾條街的路程。我誠摯建議您前去漫步，別忘了我們講課時是邊走邊講的——我們是“漫步的哲學家”。若您願意，我非常樂意與各位在呂克昂散步，同時向大家傳授一些知識。

正如你們所知，我寫了大約200本書。其中許多書如今只在少數幾個圖書館裏能找到，尚未被重新發掘。不過，我特別想提請各位關注其中的三本書，它們與您提到的問題息息相關。

我撰寫了《靈魂論》一書，旨在幫助我們深入理解人性。這本書在公元前330年曾風靡一時，甚至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單，並在過去的2300年裏幾乎一直是核心課程的必讀內容。書中探討的正是人性問題。

其次，我可能寫了西方文化中最早的自助書籍，這本書是我送給兒子尼各馬可的，後來被稱為《尼各馬可倫理學》。坦率地説，這本書的初衷是幫助我的兒子成長。我告訴他，要行為得體，凡事適度，做一個好人。我們用了"arete"這個詞，意思是美德。但簡而言之，就是要有規矩，別像動物一樣被情緒左右。要像人一樣思考，這才是最重要的。

當我完成這本書時，我確立了關於人性的核心觀點，其中之一是人類是“政治動物”（zoon politikon）。正如你們所知，我們是社會性動物，政治性動物，生活在羣體中。你們可能也認識一些不願意與社會為伍的怪人。我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寫道，任何願意獨自生活的人，要麼是神，要麼是野獸。如今有些人正在競選總統或其他職位，但總的來説，我們是社會性動物，需要學習如何共同生活。

當我完成《尼各馬可倫理學》後，下一學期我開設了一門關於《政治學》的課程，換句話説，就是如何作為公民做到有德。《政治學》與《尼各馬可倫理學》是緊密相連的，前者是一種針對政治體系的自助指南，後者則是針對個人的自助指南。為了撰寫這本書，我進行了紮實的實證研究。我讓研究生們收集希臘各城邦的憲法，他們需要提交期末論文，因此我讓他們收集了大約400部憲法。我們對這些憲法進行了分析，並提出了一個問題：哪一部憲法能夠實現“幸福”（eudemonia）？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美德是實現幸福的關鍵。人們的實際行為才是核心所在。最有趣的一點是，本次論壇的討論重點在於一個結構性問題——民主，但這或許並非真正的核心。我們可以考察政府的形式，我提到了三種主要形式：一人統治、少數人統治和多數人統治。然而，正如我在《政治學》中所指出的（我希望你們已經讀過幾遍），這些形式中既有好的形式，也有不好的形式。

最後補充一點。在美國，我們擁有一種我所認為是極其糟糕的民主形式。原因在於，民主首先必須建立在美德的基礎上，但我們卻有腐敗的總統、撒謊的總統，毫無美德可言。事實上，目前的民主只是表面現象，真正操控美國政治的是隱秘的權力體系和寡頭政治。實際上，這更像是取決於你為競選籌集了多少錢，今年大約會是100億美元。順便説一下，大家都在收受賄賂。

在我那個時代，我們沒有億萬富翁，只有擁有幾千或幾百萬德拉克馬的人。而現在，我們有了擁有數十億美元的富豪，令人驚歎。他們掌控了整個政治局面。我早就對此發出過警告，若要維持一個真正有效、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城邦，就必須有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而我們現在的社會並未做到這一點。

第二點我要強調的是，接下來我會把話題交給孔子，因為我已經有2300年沒見到你了。你比我年長200歲，狀態卻依然很好。歡迎來到我的家鄉。

我要指出一個巨大的錯誤，那就是一個叫“民主和平”的奇怪概念。我不知道是誰提出了這個荒謬的想法，但那是在我生活在民主制度數千年之後的事了。雅典從未有過和平，這是一個最具戰爭傾向和帝國主義的城邦。我們有煽動戰爭的蠱惑家，比如發動對敍拉古的入侵，這是多麼愚蠢的決定啊！正是因為這個蠱惑家讓我們去入侵敍拉古，我們才輸掉了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就是民主制度的結果：你有一個蠱惑家，他就帶領你走向戰爭。如今我們充斥着這樣的蠱惑家，現在幾乎不停地處於戰爭狀態。

即便在我們講話的此刻，我們還在黎巴嫩進行戰爭。順便説一句，這是美國的戰爭，我們提供了所有的炸彈、資金和情報。要小心，也許明天戰爭就會蔓延到伊朗，因為這正是我們政府中的這些可怕人物真正的意圖。因此，現在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刻。好了，話題交給你了，孔子。

**法拉·納耶裏（主持人）：**我當然不希望任何地方發生戰爭，真的。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但我更不願意看到我的祖國或任何地方陷入戰爭。

**傑弗裏·薩克斯：**當然，但這正是他們現在追求的目標。他們試圖挑起另一場戰爭。這正是克勒翁當年所做的事。這一切可以追溯到雅典，天哪！

**法拉·納耶裏（主持人）：**我現在非常希望請教孔子，也就是來自北京的全球化智庫（CCG）創始人兼理事長王輝耀博士。

孔子，您最著名的教誨之一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正如您曾告訴我的，這是一條道德準則，鼓勵個人在與他人交往時踐行共情與尊重，促進和平共處與相互理解。然而，正如亞里士多德剛才所指出的，今天的世界似乎並沒有充分體現這一原則。

那麼，孔子，憑藉您的智慧，當您審視當今世界時，您看到了什麼？

**王輝耀：**謝謝你，法拉。非常高興能夠出席雅典民主論壇。我並不像傑弗裏那樣博學，但儘管孔子比亞里士多德年長大約200年，我仍可以在當今世界中借鑑這位古代偉大哲學家的智慧。

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00年，他有3000名弟子，積累了大量的教誨和智慧。我認為他最為重視的是仁，即仁愛。要成為一名好的治理者或統治者，必須真正熱愛人民。根本上講，你必須愛民如子。我認為這是他在歷史上始終堅持的教誨。即便在今天，這仍然是中國治理理念的核心哲學。

另一點是，他強調了平衡的重要性。他追求的是中庸之道，希望過一種中立的生活方式，而非走向極端。我認為這是另一個重要方面。

當然，正如您所提到的，孔子還經常提到的一個觀點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確實體現了黃金法則。我們必須將這一原則視為世界的座右銘，無論是在個人關係、政府關係還是人際關係中。這正是孔子智慧的體現。孔子對中國的影響深遠而持久。

**法拉·納耶裏（主持人）：**那麼，孔子對中國的影響究竟如何呢？因為我認為無論是在中國國內還是對外關係中，今天都看不到中庸之道的體現。你知道，這並不是一種温和的理念，也不是走中間道路的主張。這個體系可以被視為並非民主制度。

**王輝耀：**我們現在位於雅典，這裏是西方民主的發源地。然而我認為，民主制度需要不斷升級、創新和完善。中國繼承了孔子的價值觀，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治理體系，結合了儒家思想與精英選拔制度。這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形式的民主。

這種中國式民主可以被描述為一種賢能民主，強調個人能力與美德。這與孔子的原則相一致，正所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也就是官員應在完成職責後，利用閒暇時間進行學習；學生則應在完成學業後，努力成為官員。

這一理念在現代中國的教育和公務員體系中得以體現。每年，超過1300萬學生參加高考，其中約1200萬名考生被高等教育機構錄取，進入“精英系統”。與此同時，約有200萬至300萬考生參加公務員考試，但只有大約10%的考生能夠順利通過考試，成為中央、省級或市級政府的公務員。

這一嚴格的選拔過程構建了一個通過考試進入公共服務和高等教育的“考試選拔”體系。通常，中國官員的政治生涯從地方政府起步，依次在鄉鎮、縣、市、省等各級政府任職，之後通過進一步的績效考核和競爭晉升，最終進入中央政府任職。中國有2800個縣，260個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以及34個省級行政區。從村鎮到鄉鎮，再到縣、市、省，直至中央政府，每一步都需要憑藉業績和經驗不斷進步。這與通過在公共場合發表演講而晉升的方式不同，中國的官員晉升需要通過長期積累與實踐逐級實現。

此外，中國還有協商式民主，其中更多地融入了孔子的價值觀——對話、協商，以及通過努力和表現逐步晉升。因此，中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模式。這也正是中國在短短四十年內成功讓8億人擺脱貧困、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在綠色能源轉型領域引領世界的原因。顯然，他們在許多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功。

同時，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是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其延續性至今依然存在。因此，中國有諸多值得稱道的地方，而孔子的思想在當今社會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法拉·納耶裏（主持人）：**亞里士多德，我們剛剛聽取了孔子的發言，但我也想向您提個問題，因為我最近一直在電視和YouTube上聽到您的言論——不得不説，我注意到了一些內容。我想問的是，您發言時，我聽到了許多對您的祖國——美國——的嚴厲批評。而且，不知道是否是為了辯論的需要，您似乎也在某種程度上為美國的對手，如中國和俄羅斯的政策進行辯護或解釋。您為什麼這樣做呢？

**傑弗裏·薩克斯：**首先，哲學家的責任就是批判自己的社會。我的同僚孔子幾乎一生都在各個諸侯國之間遊歷，試圖讓統治者傾聽他的建議。直到他七十歲時，他才停下腳步，開始教授學生，而學生們根據他的教誨編撰了《論語》。

讓統治者傾聽是非常困難的，但我堅信，首先批判自己的社會至關重要，因為我們往往很難真正理解自己。你還記得德爾斐阿波羅神廟上最著名的話語是什麼嗎？“認識你自己。”這是關鍵所在。我們不瞭解自己的社會。

我在讀《紐約客》的時候發現，那簡直是難以消化的宣傳材料。坦率地説，很多時候，你們的報道也是如此，因為你們告訴人們的是他們想聽的，而不是真相。而哲學家的職責正是指出這一點。

還有一位偉大的聖人，那是個年輕人，名叫耶穌。他大約出生在我之後的380年。他曾經説過，為什麼你看到別人眼中有刺，卻看不到自己眼中有梁木？這很聰明，我認為耶穌的外交政策完全正確：先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理解我們自己的行為，然後才能與他人和平共處，因為這是一切關係的基礎。

孔子關於人際關係的觀點十分深刻。而在我的《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八卷中，我也告訴尼各馬可，要學會與他人交朋友，學會友好相處。你必須傾聽他人的意見。而現在我們並不擅長傾聽。這就是我為什麼這樣做的原因。

但我也知道，美國在1947年出現了問題。我們創建了中央情報局（CIA），由此形成了所謂的“深層國家”，這確實存在。如果你像我一樣有44年的工作經驗——當然，這只是我2300年職業生涯中的一部分——但在這更近的時期裏，我看到美國總是在撒謊。順便説一句，有一天海地發生了一場政變。總統曾對我説：“他們要把我趕走了”，因為他曾邀請我擔任他的經濟顧問。這位總統就是阿里斯蒂德。CIA介入，將他帶上飛機，飛行23個小時後，把他送到了中非共和國。這是一場政變。我打電話給《紐約時報》負責這方面的記者，問她：“你們不會報道這件事嗎？”她對我説：“我的編輯對光天化日下的政變沒什麼興趣。”這完全是真實的。我並不是要挑出某一份報紙批評，只是今天恰好想起了這一件事。

你剛才問了孔子，“那不算是民主制度”。但請再次閲讀我的著作《政治學》。民主制可能會淪為暴民統治，甚至是富豪統治，這只是一種形式。我主張的是一種混合形式的政府，我希望有精英治國。你知道，我們這些捐贈者付了錢，然後那些人就成了我們的代表，遍佈全球，因為他們投了些錢。而在這裏，你通過考試，成績最好的人成為官員。我的經驗是，中國的高級官員受過的訓練比美國的高級官員好得多，差別巨大。

**法拉·納耶裏（主持人）：**這對你來説是個讚美，是嗎，王博士？孔子，如果你能像亞里士多德那樣批判一下你所來自的制度，那就太好了。你能批判一下你的制度嗎？

**王輝耀：**中國與全球民主社會的互動使其受到國際審視，這成為其民主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可以被視為主要的反對派，而歐盟則發揮着相似的角色。

這正是民主需要創新與升級的原因。中國擁有龐大的數字民主體系。您知道，中國擁有10億智能手機用户。人們每天通過手機錢包進行投票，決定去哪裏、購買什麼、以及個人偏好，這也是一種民主。此外，還有大數據的應用。人們不再愚蠢，他們能夠利用大數據準確地為患者提供治療，或在官員犯下重大錯誤時進行糾正。

我認為，傳統的只有公共廣場進行辯論並在辯論後選出領導人的理念，可能需要創新。在中國，官員必須通過各個層級的晉升，從縣、市、省直到中央政府，晉升的依據是他們的表現。如果您觀察中國的2800多個縣，所有的縣長都在彼此競爭。因此，這是一種新型的民主形式，或者可以説是民主中的精英管理制度。這種方式是有效的。如果人們對此不熟悉，我認為回溯孔子的根源是很有意義的，因為一切都源自於此。

精英管理制度在中國已經有數千年的實踐。科舉制度早在數千年前就已經發明。所以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中國在其5000年不間斷的文明中一直在實踐這種制度，並且結合了技術、全球化和市場體系，創造了一個奇蹟。我們可能需要重新審視中國的實踐，放下那些關於民主與專制對立的陳舊敍事。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敍事框架。

**法拉·納耶裏（主持人）：**我認為，今晚我們確實提出了一個新的敍事框架。因為在這裏，美國被描述為一個充滿貪官和騙子的富豪統治國家，而另一方面，中國則被定義為一個憑藉才能晉升的精英管理體制。我認為我們確實需要以不同的方式、以全新的視角進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