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吳令安&汪凱戈：耄耋將軍思千里，鏗鏘木蘭閲九州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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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恰逢兩位前輩八十壽誕之際，Chinese Optics Letters（COL）對吳令安研究員、汪凱戈教授進行了獨家專訪，回顧兩位老師在量子光學及相關領域的卓越貢獻。他們分享了在不同時期的成長與科研歷程，討論了量子成像等技術的未來發展方向，以及科研合作的重要性。同時，他們以自身經歷激勵年輕科學家珍惜時光，保持研究熱情，追求創新與突破。通過兩位八旬科學家的講述，讀者可以深刻感受到科研工作的挑戰與樂趣，並從中獲得啓示。
採訪人 | 徐飛虎
受訪人 | 吳令安&汪凱戈
近日，恰逢兩位前輩八十大壽之際，Chinese Optics Letters（COL）對吳令安研究員、汪凱戈教授進行了獨家專談。在訪談中，兩位老一輩科學家分享了自己在各個歷史時期中成長的故事，並介紹了自己走上量子成像這一研究方向的心路歷程及求索經歷，並對學術研究中合作、創新以及成果轉化等多個維度的問題進行了積極討論。在訪談中，兩位老科學家還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例，勸勉青年科技工作人員要珍惜時間，永葆求知熱情和研究興趣。
PS：在以下內容中，“徐”代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徐飛虎教授，“吳”代表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物理所）吳令安研究員，“汪”代表北京師範大學（以下簡稱北師）汪凱戈教授。
徐：兩位老師好，我是Chinese Optics Letters 編委、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徐飛虎，今天很榮幸代表COL對兩位老師進行專訪。非常感謝兩位老師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首先，祝賀兩位老師八十歲生日大壽！同時，我也久聞兩位老師在量子光學、非線性光學等領域內做出的傑出貢獻，正是你們在科研崗位上孜孜不倦的堅守，也使得無數年輕人在量子光學等領域內有了可以參考的標杆。
顛沛流離，難涼熱血
徐：首先，請兩位老師介紹一下自己的求學和工作經歷。
吳：我的求學和工作經歷比較“雜”。首先説，我為什麼叫“令安”：我出生時，全家正在逃難的路上。我的父親曾在燕京大學讀書，由於受到了新思想的影響，在盧溝橋事變後，他貼出了第一張抗日大字報，後當選為燕京大學第一任抗日學生會主席，也正因為此，他上了日本侵略者的“黑名單”。於是，北京對我們家而言不再安全，父親便舉家南遷，1944年柳州淪陷後又逃難，母親在廣西一個小縣城的醫院待產，醫生告訴她，我們不能保證你的安全，這裏時時刻刻有被日軍轟炸的可能。但幸好直到我出生，都沒有出現日本飛機，所以父親給我取名“令安”。
我們又舉家去了遷到重慶的中央大學。1945年8月15日我的一週歲，日本投降了，所以家裏開玩笑説這是我帶來的福音。儘管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我父親的思想一直是開明的，中央大學搬回南京後，他也總是批評國民黨政府，因此日子也不太好過。當時正好有一個英國朋友邀請他去牛津大學教授中文，也可以藉此暫避風頭，他便接受了邀請，於1947年赴英。作為一名愛國知識分子，新中國成立後，父親也一直想要回到祖國。1962年，我讀完了高中，並且拿到了英國的大學獎學金，父母説若我願意，可以留在英國上大學，但我堅持要同他們一起回來，我認識到，再不回國我的中文永遠也學不會了。
回國後，我在華僑補習學校“掃盲”，準備來年參加高考。然而，父親單位的領導指出，按我的語文水平根本沒有希望考上大學，但知道我拿到了英國的獎學金，就給我辦轉學，在大一下半學期插班到北大物理系。1968年大學畢業後，我們被分配到“四個面向”參加工作，我被分配到河北的冀衡農場，在那裏待了三年。隨着尼克松訪華，國內對於年輕人掌握英文專業知識的需求日益明顯，所以我被調到了中國科學院工作。
汪：回想當時，她來到我們系讀書，那時候中文講得還不太好，班上派了女同學輔導她。我們倆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同一級不同班的同學，她的情況又比較特殊，因此我很早就認識她。70年代初，她因父親有國外工作的經歷，被調回了北京工作，也是比較幸運的一批人。
吳：到科學院報到時，負責人問我，願意去外事局還是物理所工作？因為從小就對物理很痴迷，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物理所。去物理所後被分到了圖書情報室從事翻譯的工作，在外國代表團來訪華或是學術報告時，我也會承擔口譯的任務。改革開放後的1981年，我的愛人鄭偉謀得到了做訪問學者的機會，我以陪讀的身份與他一同去了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當時我是想找一份臨時工作，同時旁聽一些物理課程。但有一位曾訪華時我當翻譯陪同的美國教授建議我申請讀研，我就申請了讀碩士。之後，跟着導師Jeff Kimble做量子光學研究，依次拿到了碩士、博士學位。
徐：我注意到，早在1986年，您就以“Generation of Squeezed States by Parametric Down Conversion”為題目，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PRL）上發表了自己的工作。這是首個以參量下轉換（parametric down conversion， PDC）來實現壓縮態的工作，將壓縮態的轉換效率提升了好幾倍。當時這個實驗，您在 Kimble組做了多久？
吳：幾乎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這個實驗。實話講，我原來的實驗並不是這個，但由於做不出來，所以才轉到了量子光學這個領域。我最早從事的是非線性動力學的研究，但由於泵浦功率不夠，一直沒有做出什麼成果。後來 Kimble讓我改做壓縮態方面的工作。當時我的激光器、諧振腔什麼的都已準備齊全，所要做的就是將腔鏡子“倒個個兒”。當時我是用1064 nm光做泵浦，後來就改成532 nm泵浦，做參量下轉化。整個實驗一共做了三個月，但由於前期的準備比較充分，做起來也很快。
徐：下面請汪老師為大家分享您的歷程。我瞭解到，您和吳老師是大學同學，196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後來在北京師範大學工作，期間還去過意大利L.A. Lugiato 教授組進修過，在國外進修的經歷，給了您哪些幫助？
汪：我和吳令安老師不同，我是在國內成長的。1945年我出生在重慶，當時為了慶祝抗戰勝利，父親便給我取名為“凱歌”。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去了新疆工作。在新疆時，有人寫信給我，信中把我名字中的“歌”字誤寫為“戈”，我當時看到這個筆誤後並沒有覺得不好，相反，它很符合我當下的狀態，於是我便改名為“凱戈”。1978年，研究生教育恢復招生，我選擇了報考北大，在北大獲得了國內第一批公派出國留學的機會（也就是可以正式念博士了）。但當出國例行體檢時，意外發現我有肝炎，於是便沒能去國外完成博士學業。在北大碩士畢業後，我選擇了到北師大工作。兩年後覺得還是得出國，於是又去申請了國家的留學基金。
當我拿到了國家公派留學進修的機會後，我就去聯繫幾位久負盛名的量子物理學家。我當時聯繫的人包括英國的 Rodney Loudon教授和美國的L. Mandel教授等，而意大利的L.A.Lugiato教授的來信非常熱情地歡迎我，並且積極地建議在一年公派期滿後可以申請本地的資助繼續研究工作，所以最終我選擇去他那裏進修。在我準備動身出發時，Lugiato教授恰逢身體抱恙，我推遲了行程；終於在1987年底，我加入了他的課題組。
當時的國家公派資金支持有限，大概每月有300多美元左右，光住房一項就要佔掉其中的一半以上。Lugiato教授考慮到我的資助情況，給我申請了一個相對便宜的學生宿舍，這就花去了我三分之一的助學金。我在意大利工作了兩年時間，後來，Lugiato教授又給我介紹了一個美國Bryn Mawr學院的同行，讓我再去那邊工作一段時間。回國後，Lugiato教授又會時不時地讓我過去短期工作幾個月，相互交流，我也多次邀請他來訪過北師大。我在北師大工作再沒“挪過窩”，一直到了退休。
躬耕不綴，耄耋學者立潮頭
徐：下面回到量子成像或關聯成像的主題，這個領域可能的侷限性在哪裏？針對量子成像，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科學問題或是未來主要的發展方向？兩位老師能否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吳：我認為侷限性肯定是成像速度，以前量子成像需要經過上萬次的採樣才能成像。未來的突破我覺得就是大家當下所做的工作，包括汪老師的實驗，我們現在能夠做到即時成像，這放在以前是完全無法想象的。成像速度提升了，它的可視性也就增加了，這是有實際用處的。
徐：吳老師，我一直關心這樣一個問題：量子成像大家做了很多，這個領域馬上要面向應用了，您認為這項技術到底能夠對哪些實際應用產生幫助？比如很多人都會説，我用相機進行觀測就行了，為什麼還要用到量子成像或關聯成像技術？
吳：這就像激光器一樣，激光器誕生之初時，曾有人説它是“A solution in search of a question”；再比如説汽車，汽車剛誕生時還沒有馬車跑得快，但後來的發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汪：我們現在寫文章時，都會描述量子成像技術未來的應用前景，但這項技術未來是否能夠用到產品裏，這一點我們説了不算。前兩天晚上，我和西安交通大學陳輝聊天，他説他目前正在做這件事，已經有了進展，在和客户談這些問題了。所以説，當我們在文章裏描述技術前景時，反而沒有什麼，必須是搞工程的人把它拿去用，做出產品賺到錢，才能夠真正體現其實用價值。
就像現在炒得很火熱的一些技術，總有人説這項技術很厲害，能夠“馬上”改變當下的某種技術格局、“即將”改變人類的生活現狀等，但往往這些都是將來的事情。我還是覺得，只有當真正產業化後，才能夠令人心服口服。
徐：回到量子成像技術本身，您認為在理論或是基礎科學研究的角度上，是否還存在一些未解的難題？
汪：我認為目前量子成像技術的理論框架已經很清楚了，看上去沒有什麼問題，但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分支，這項技術未來肯定也會有新的發展。比如説今天廈門大學陳理想談的那些事情（編者注：指陳理想教授在第十四屆全國量子成像學術會議上的報告），我覺得很有意思，如果他真的用經典熱光源做出了傳態，我們就需要思考新的理論解釋了。所以説很多東西都難以預料，目前看來理論框架都很清楚，但難保説這項技術還有多久才能研究到頭。
厚植沃土，為後浪獻“他山之石”
徐：吳老師，您早期不僅做了量子壓縮態的實驗，您還是咱們國內早期第一個完成量子密碼實驗驗證的人，從您自身的角度出發，轉變研究方向，並且取得出色成績，這一點是否有一些可以分享的心得體會？我覺得這一點也是很多年輕學者想問的，畢竟有時候大家集中研究某個方向，但這個方向可能沒法提出更多的科學問題，所以就需要開闢新的研究思路。但對於很多人來説，轉變研究方向，跳出“舒適圈”是很困難的事情。
吳：我的回答可能會令你失望，我其實是被“逼”出來的。最初我在非線性動力學方面的實驗做不出來，導師便讓我更換研究方向轉做壓縮態，沒想到我成功了，並且取得了比原方向更有意義的研究成果。回國後，別人原以為我要繼續搞這個方向，當時楊國楨所長還讓我申請院長基金，專門建立實驗室去做。那個時候我的實驗室是在一樓朝北的房間裏，雖然把窗户封閉了，但一颳風仍然滿屋子灰塵（那時候根本沒有超淨室）。實驗室剛建立起來的時候我很高興，馬上恢復了我的環形激光器，當時我用國內的晶體做倍頻，出來的功率比在美國時得到的結果還高；但第二天光功率就掉下來了，原因就是鏡子表面都被污染了，激光器腔內功率高了會把污點燒在鏡片上；當時山西大學彭堃墀老師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當時我想，這樣一直耗着也不行，我得轉方向。那整整一年時間裏我沒有拿到任何基金。後來在圖書館，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了一本介紹量子密碼學的書，覺得挺好玩的。但最終選擇量子保密通信，其實並不是我自己想做，是因為我覺得這項技術對國家安全來説很重要。一開始時，由於太過超前，導致這項技術在國內關注度不高。1994年在廬山開的全國量子光學會時，我做了介紹量子保密通信的報告，因為第一次講可能講的不清楚，全場似乎只有兩個人聽懂了。過了一段時間，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信息安全實驗室請我去做報告，聽完後，他們立馬就明白了，因為他們畢竟是懂行的。後來他們申請到了院長基金並且與我合作，他們派學生來物理所一起做這項實驗，但在做第一個實驗時我還沒有這些支持。
在籌備第一個量子密鑰分發實驗時，我湊巧看到對面同事的實驗室裏閒放着一套單光子計數的儀器；同事慷慨地讓我拿走。1994年秋，一名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的本科生，邵進，來我實驗室做畢設。當時我沒有經費，就把家裏老的Apple計算機拿來和實驗室的Apple機配對；電光調製器是我用鈮酸鋰晶體做的，上面自己塗了導電膠；隨機單光子源是用4個幾毛錢一個的發光二極管加上偏振片做的。後來實驗寫成文章《用單光子偏振態的量子密碼通信實驗》，發表在國內《量子光學學報》的首刊上。這個實驗最大的創新是使用了4個完全隨機的單光子信號源，沒有用電光調製，接收是用電光調製器測量的。後來拿到了研究生院信息安全實驗室的經費支持，就用光纖做實驗了。當時我覺得量子保密通信應該是國家的大項目，並且未來要實現工程化，我自己沒有這個能力、物力和人力，所以就讓郭光燦老師和潘建偉老師去做了。
汪：後來我也鼓動她來做量子成像方面的工作，因為當時我沒有實驗，所以就想鼓動她一起來做這件事，加上我們系的熊俊老師，我們都準備搞這方面的實驗。
吳：這件事還要感謝美國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Baltimore County的史硯華教授；2000年他邀請我去他那裏工作訪問，在他的組裏參加了基於參量下轉換的糾纏光子對的量子“鬼”成像實驗。當時我在物理所忙着做量子保密通信的實驗，沒有考慮研究鬼成像，也沒有錢購買飛秒激光器，但幫助了他購買國內的BBO晶體。後來史硯華2004年來北京，建議我做熱光源的鬼成像。
徐：汪老師，我看您和吳老師後來還共同在PRL上發表過文章，能否分享一下你們的合作歷程？
汪：這個合作原先是學生在交流的，我校的宋新兵（北京理工大學光學物理系副教授，研究主要在關聯成像與干涉、光束調製、多光子量子態等方向）原來老是喜歡找物理所的羅開紅（畢業後去德國，一直在從事集成光學的研究）討論這個問題，後來大家覺得這個工作可以一塊完成，並且一同發表。
吳：Talbot效應原先是我的學生羅開紅想做的，但我們沒有激光器，北師大他們恰好有這個實驗條件，所以就促成了這樣一個合作。
汪：宋新兵找羅開紅討論問題次數多了，羅開紅就建議找老師一起研究，大家一同把問題搞明白。實際上宋新兵不是我的學生，他是張向東老師（現在為北京理工大學特聘教授，致力於光子晶體和低維納米結構的物理特性及其應用研究）的學生，我當時已經退休，不能招收博士生了，所以我在文章裏只是普通作者，張老師是通信作者。
徐：在合作過程中，您對吳老師評價如何？
汪：我們經常還是有一些討論，由於她一直負責實驗，我專門做理論，所以沒有學術上的爭執。但我平時有很多英語上的問題，要請吳老師幫助。我們倆日常交流很頻繁，時不時地就會電話聯繫一下。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沒有想過合作，但是從熱光關聯成像這件事開始，我們都希望可以通過合作的方式把實驗做起來。
徐：另一個問題，汪老師，您之前在青島還專門送我一本您寫的書《高等物理光學》，這本書讓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受益匪淺。您寫書花費了多長時間？現在還花時間修訂和補充麼？
汪：這本書主要是從我的講義中拓展出來的，因為我最早學的不是量子光學，而是半導體物理。當年畢業時導師原本準備讓我去北京郵電大學（以下簡稱北郵），因為北郵有半導體相關的實驗室，但後來北郵給我發的調令比北師晚，所以我就去了北師。到了北師以後，沒有條件繼續半導體物理的研究了，為了工作和研究需要，我開始閲讀一些量子光學方面的書籍和論文，如英國Loudon的“光的量子理論”，Roy J. Glauber撰寫的相干的量子理論等。一邊閲讀，一邊做筆記，這樣就逐漸將看到的東西總結了下來，形成了講義，然後就可以給研究生開這方面的課程。這套光的量子理論對我而言滿足了我年輕時代對理論物理的追求。雖然相對簡單，但可以用它去獨立做一些光學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我授課的那些年裏，講義也不斷地做增補刪改，一開始還是用油板刻的，後來就慢慢變成Word打印。到了退休以後，我還是沒有功夫將它整理出版，直到2015年，我的70歲生日後，才逐漸萌生了出書的念頭。我開始全力以赴來整理這本書，其中包含了我的一些科研成果。大約用了兩三年就撰寫完成，2018年我將原稿交給了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就出版了書籍。現在我已經不再上課，這門課由兩位年輕的老師教授，他們時常也會給我提出一些建議。如果這本書後面要再版的話，我覺得可以做出一些修訂和補充。
另外，我也有一個新的想法：再整理一本與量子成像技術相關的書籍。目前我在準備材料，編纂這本書的工作量很大，我希望能夠在我有生之年完成這本書。和教科書不太一樣，未來這本書可能會更偏向於介紹最近二十多年來有關量子成像科研方面的內容，我準備從自發參量下轉換過程講起，系統性地介紹量子糾纏態、單光子和雙光子態，比較糾纏態的量子關聯與熱光的強度關聯的基本物理性質，和它們在量子成像中的各種應用等等專業知識，我希望研究生可以通過閲讀這本書，搞懂量子成像這套理論和技術。
徐：兩位老師對科研抱有“純粹”的興趣，是很多老一輩科研工作者的代表。但如今社會與以往不同，對於像您二位一樣，抱有“純粹”科研理想的年輕學者來説，他們目前面臨的壓力不小，比如職稱、基金等。兩位老師能否給青年學者提出一些建議，大家要如何才能在現實環境中保持本色，並且產出高水平的學術成果？
吳：由於當時的時代背景，我們兩個都是一度失去了受教育機會的人，所以後來就更加珍惜回到科研戰線上的機會，想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
汪：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是時代變遷所造就的，我們經歷了從解放前到解放後的那段歲月，在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十多年裏物理研究就暫時擱置了，但這也僅僅是晚了一點而已，也並不是説不能繼續做。對我們這代人而言，我們更像是過渡的階層，一方面我們承擔着將國外先進技術帶到中國的責任，另一方面，我們還需要肩負起培養年輕人的使命。現在年輕人比我們當年的條件要好很多，起碼從小就能夠接觸到科研相關的信息，並且有很多機會出國深造，這些都是我們羨慕的，也是時代所決定的。對我個人來説，科研不僅是工作，更是一種樂趣，我就是覺得做這個東西好玩，相信吳老師更是這種感覺，她不能離開這個實驗室。
吳：我自己現在沒法親自動手了，眼睛也不行了，但我每天都願意去實驗室裏看一看，我去辦公室待着的時間分為“三段”，早飯後、午飯後、晚飯後。
汪：我瞭解吳老師，早上吃完早飯去辦公室，吃完午飯後回家休息，下午又來辦公室，晚上吃完晚飯還在辦公室，然後到十點多、十一點左右回家。我知道在晚上十一點前給吳老師打電話，她肯定還在辦公室，有時候我們就會聊上兩句討論問題。
吳：如果是十一點來的電話，我就知道是他。
吳：我覺得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年輕科研工作者也要多注重鍛鍊身體。我喜歡游泳，今年七八月，中國科學院的游泳池開放，有空我就會去，鍛鍊鍛鍊。
徐：謝謝兩位老師的分享，尤其是關於鍛鍊身體的建議，我想“有事做”、“多鍛鍊”正是兩位老師長壽的秘訣。兩位老師也即將迎來八十歲的生日，我代表COL向二老表示祝賀。期刊是學術交流的重要媒介，兩位老師也通過擔任一些期刊的編委或審稿人等角色來為服務光學羣體。作為學術界的前輩，兩位老師對包括咱們COL在內的國產光學期刊，有哪些未來發展的建議或者意見？
汪：我比較反對“以刊評人”的現象，期刊如何，並不一定真實反映出文章和工作水平如何。我去看很多發表在所謂一區期刊上的文章，雖然引用量很高，實際上也就是那麼回事，無非就是顯得漂亮一些，“忽悠”成分多一點，但許多文章並沒有從本質上實現對概念的突破，沒有很多新的物理層面上的東西。大家為了職稱和基金，都在拼命往上面擠，過分看重期刊排名和影響因子，就不是一件特別好的事情了。當然科研成果評價本身也是一件較困難的事。
所以説，目前期刊發展面臨的問題還是有的，但很多問題不僅在中國科研界中存在，放在世界範圍裏也是屢見不鮮。相信在未來，國家能夠從一定程度上糾正這種風氣，同時我也有信心。聽開幕式的時候韓申生老師介紹，COL近兩年進步明顯，和經典的Optics Express (OE)、Optics Letters (OL)等期刊可以相提並論了，我自己也能感覺到有不少國產期刊奔着目標在踏踏實實做事。我是很願意寫一篇好文章發表在COL上的，國產科技期刊的質量和影響力提升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吳：有些國內的期刊很奇怪，他們不會給你反饋原本的審稿意見，而是從中摘出幾條，有時候你根本搞不懂審稿人前後的意思是什麼。對標一些諸如Physical Review A（PRA）、PRL這樣高水平的國際期刊，我們國產期刊還有不少可改進的地方。
我對於國內科研發展還有一個想法：當下，很多單位都要求文章標註的第一作者必須是本單位的才算數，還有“第一單位”， “第一基金資助”，這樣做會抑制交叉學科研究的發展。比如説我做了一個生物物理方面的研究，這個項目同時獲得了好幾個口子的支持，那麼我應該將生物口的基金放在第一，還是將物理口的基金放在第一？這個不是期刊的問題，但我還是希望藉助你們的平台去呼籲一下。
其實，我和中國激光雜誌社結緣很久了，一開始的時候最早的期刊叫《激光》，後來改名叫《中國激光》，再後來《激光》要出英文版，也就是COL的前身Chinese Journal of Lasers B（《中國激光B》），我還曾幫忙翻譯過一些文章。那時編輯部的辦公室負責人現在好像也早就退休了！在這裏，我也祝願老朋友COL和中國激光雜誌社旗下其他期刊都能夠越辦越好。
徐：好的，感謝兩位老師接受我們的專訪！我覺得兩位的分享非常鼓舞人心，也讓我們瞭解了許多關於兩位的有趣故事。最後，我要感謝Chinese Optics Letters 組織本次專訪，讓我們有機會與兩位老師交流。
汪&吳：謝謝！
特邀採訪人：徐飛虎簡介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激光雜誌社”，編輯 ：皇甫慧超、呂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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