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圍繞“女性不宜稱先生”爭執不休, 卻無一人道破其歷史緣由_風聞

潘若天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導讀】《山花爛漫時》熱播，張桂梅是否應稱“先生”卻引發了廣泛的爭論。有彈幕稱：先生是對男性的稱謂，稱女性為先生是對女性的不尊重。並應對照“先生大義”的説法，用“女士大義”評價她。事實上，關於“先生”是否適用於女性的爭論，不僅現在有，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引發過困惑。向前追溯，民國之際稱女性為“先生”的交際習慣是轉折的關鍵，它一方面接續着傳統中國話語中男女皆可稱“先生”的理解，另一方面開啓了近現代以來中西方話語的纏繞和博弈歷程。

本文指出，在傳統中國的語言實踐中，“先生”概念最初的含義即“先出生”，引申有“首生”“父兄”“學士年長者”“老人教學者”之意，與性別無涉。在“先生”稱謂的使用傳統中，除“妓女”這一含義外，無論是老師、道士、醫生、占卜先生、説書先生等，皆男女通用。到民國時期，政府曾規定“民間普通稱呼則曰先生，曰君”，意在革除以往“老爺”“小姐”等以階級尊卑為區分的稱謂。在日常交際中稱女性為“先生”成為訴求男女平等的社會風潮。

作者指出，**“先生”概念從“男女皆可用”轉變為“僅男性可用”，關鍵在於將“先生”定為英文“mister”的翻譯，並以喚洋名為風尚的跨國語言交際的歷史。**由於對“先生”的傳統用法與英文“mister”的含義有所出入，**早先國人對“mister”的翻譯並未取“先生”一詞，而是音譯。**將二者直接對應起來的，是西方漢學家。隨着中西方話語的權力對比在近代不斷失衡，“先生”與“mister”互譯的觀念，逐漸取代了根植於傳統的“男女皆可用”的“先生”概念。**當下對“先生”是否合適稱呼女性的爭論，反映了近代以來西方語言“侵入”後，被改造與重構的中國稱謂體系所潛藏的價值危機。**‍‍

****本文**原載《婦女研究論叢》2024年第2期，原題為《**********女性何以不宜稱“先生”?——性別視域下“先生”概念在近代中國的歷史性變遷》，限於篇幅內容有所刪減，****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女性何以不宜稱“先生”?

——性別視域下“先生”概念

在近代中國的歷史性變遷

“先生”作為現代中國稱謂體系的核心概念之一，在日常社會交際中起到重要作用。頗為弔詭的是，對於這一使用頻率如此高的概念，其確切內涵卻存在巨大爭議。一方面，大眾將“先生”概念視作“男性”專有稱謂，並認為此乃不言自明的“常識”；另一方面，在一些正式場合，“先生”成為部分傑出女性的稱謂。由此常常引起社會上的軒然大波：男性天然可稱“先生”，而女性只有傑出者才有資格稱“先生”，這豈不是性別不平等的重要例證？

既有研究多從語言學角度進行探討，但對於“女性稱先生”的歷史發展脈絡卻缺乏系統梳理和研究。有鑑於此，本文意欲從概念史和性別視域出發，梳理“先生”概念傳統和近代中不同的發展路徑及其演變的內在理路，辨析近代“先生”概念在跨語際實踐中與英文“mister”之間的複雜關聯。

▍****“女子稱先生者,古已有之”

在漢語稱謂體系中，“先生”概念的產生和發展有着數千年的悠久歷史。“先生”概念在先秦時期就已產生“首生”“父兄”“學士年長者”“老人教學者”等核心含義。根據《漢語大詞典》統計，到目前為止，“先生”概念的主要含義有：“1.始生子；2.稱父兄；3.稱年長有學問的人；4.稱老師；5.稱先祖；6.稱致仕者；7.文人學者的通稱；8.稱道士；9.舊時稱相面、卜卦、賣唱、行醫、看風水等為職業的人；10.稱妓女；11.舊時稱擔任文書或管理職事的人；12.妻稱丈夫；13.一般人之間的通稱；14.用以稱地區或行業中具有代表性的男子。”

顯然，隨着時代遞嬗，不同的衍生含義紛紛附着在“先生”概念譜系之中。與此同時，因社會使用頻率的日益下降，部分含義逐步消解，最終消失在歷史長河中。

若從性別的視角出發則可發現，“先生”概念最初的“首生”含義，主要指時間上的先後，而非性別層面的區隔。這也是民國之際部分女性知識分子傾向於將“先生”作為自己稱謂的重要原因，“先生兩字最好，就那字義上講，就沒有什麼男女分別”。此外，除“父兄”“丈夫”之外，“先生”概念的其他含義往往也與性別無涉。

**那麼，在傳統中國的語境中，是否存在女性稱“先生”的案例？**這些案例是否僅是個例？它們是否能夠代表當時社會的普遍狀態？要梳理並探討上述問題，就不得不以“先生”概念下列含義為中心，系統梳理中國女性稱“先生”的案例及其產生的歷史情境。

(1) 老師

傳統“先生”概念的主要含義之一為“老師”。稱男性老師為“先生”的例子茲不贅述。**而稱女性老師為“先生”存在諸多史例。**如《新唐書》記載宋若昭事蹟：

穆宗以若昭尤通練,拜尚宮,嗣若莘所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禮見。

宋若昭乃唐代宋廷芬之女，唐憲宗、穆宗、敬宗皆稱之為“先生”。顯然，女性是否可被稱為“先生”，在此案例中與性別身份並無關聯。

在明清時期的鄉村還存在一些女塾師，人們往往以“女先生”稱之。從此例可知，稱女性教師為“先生”並非上層社會的個例，在鄉土社會的人際交往實踐中也是廣泛存在的。人們往往使用“先生”“女先生”“姓氏+先生”稱呼女性教師。

(2) 醫生

“先生”在部分方言中是醫生的稱呼。宋人周守忠在《歷代名醫蒙求》中記錄了一位被鄉人稱為“女先生”的女醫生：

相妻方氏，明識人也，亦精幼科。……計所全活，歲不下千人，遂致道路嘖嘖，有“女先生勝男先生”之稱。

這一則史料中稱男醫生為“男先生”，稱女醫生為“女先生”。它主要反映兩個層面的問題：其一，“先生”作為醫生稱謂，在實際使用過程中並未考慮性別因素；其二，“性別+先生”的稱謂模式男女皆可使用。

自宋至近代，中國社會一直存在稱呼女性醫生為“女先生”“先生”的情況。

(3) 道士

以“先生”稱道士，早在東晉之際就已存在。道教典籍稱:“先生位重，不可妄稱，鬼神不承奉，以天考考人。夫先生者，道士也。”而道士稱“先生”者，同樣無性別之分。

**即使在近代社會，依然存在會道門組織中的女性稱“先生”的案例。**例如，在一貫道中，“未敬禮前，不算正式入道，直稱其名。敬禮後，不論男女均稱先生”。

(4) 算命先生、占卜先生

稱呼以算命、占卜為業者為“先生”，源流甚久。女性占卜者稱“先生”的案例也並不少。例如，《西遊記》中描繪孫悟空佔算的場景:“你看他手裏不住的搖，口裏不住的念道:‘周易文王、孔子聖人、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其中的“桃花女先生”即指桃花女。

直至改革開放後，還存在以“女先生”指代女性算命、占卜者的情況。稱占卜者為“先生”同樣不存在性別區分。

(5) 女説書、女彈詞

舊時對於評彈藝人，俗稱“説書先生”，對於女説書、女彈詞，亦稱“先生”或“女先生”。《紅樓夢》中有：“女先兒回説:‘倒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其中的“女先兒”即是“女先生”。此類稱謂在晚清之際更為普遍。

(6) 妓女

稱妓女為“先生”的用法常見於晚清民國時期的文獻。《字林滬報》在1893年有報道稱：

至於歌妓則公然稱之曰先生，而狎客之媚妓者，又不第以先生目之，而竟稱之曰某翁。

直至民國之際，此風依然存續。據民國報人包天笑稱：“堂子裏他們決不以稱女人先生為特異。因為他們的制度，也是稱女人為先生的，又分出什麼大先生、小先生、尖先生之類。”

上述“先生”概念的諸多含義，除“妓女”這一含義外，無論是老師、道士、醫生、占卜先生、説書先生等，皆男女通用。那麼，是否存在將“先生”視作男性專屬物的例證？答案是肯定的。筆者耳目所及，有下列兩例較為典型。

**其一，南宋時期秦檜之妻王氏自稱“衝真先生”，王佐駁之曰：“妾婦安得此稱!”**王佐因秦檜之妻的性別身份，對她是否有資格稱“先生”表示強烈質疑。但關鍵問題是，王氏的“衝真先生”乃皇帝親自頒賜的“道冠師號”。如前文所述，宋代政府還有賜予女道士“虛無自然先生”道號的記載。質而言之，性別並非政府賜予“××先生”稱號最核心因素。王氏最終被剝奪“衝真先生”之號，南宋初年的高層政治鬥爭或許比性別身份更為關鍵。

其二，晚清之際，“湖上稚雲”在《書説書女先生合傳後》一文中稱：“蓋先之雲者，長老之稱也；生之雲者，男子之謂也。”此處強調“先生”之“生”，乃男性之義，由此視“先生”概念為男性獨有的稱謂。不過，此文敍述的主體就是被稱作“女先生”的女性説書人!

以上兩例皆反映了一個核心問題：儘管部分士人強調女性不能稱“先生”，但這恰恰又證實了古代社會存在女性稱“先生”的具體實踐。

**綜上可知，傳統中國的語言實踐中，“先生”概念並非男性獨享的話語空間，它在性別層面具有廣泛的包容性。特別是在老師、醫生、道士、占卜者、説書人等職業中，無論男女，皆可使用“先生”之稱。**毋需否認，由於古代社會中老師、醫生、道士等職業，男性從業比例高，在浩瀚無垠的古代文獻中，留存下大量男性稱“先生”的案例，部分士人或由此產生“妾婦安得此稱”的錯覺，試圖強行將“先生”和“男性”之間建立起關聯。不過，這一認知並不符合歷史實際，更未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並付諸具體的語言實踐。進而言之，在古代中國，男女兩性身處不同的公私空間，也相應存在不同的社會規範和話語場域，女性稱“先生”或許在部分職業領域或私人空間廣泛使用，不過一旦進入公共話語空間，它在某種程度上給“約定俗成”的語言慣習帶來衝擊與威脅，這或許正是女性稱“先生”引起部分士人不滿的原因之一。

******▍******民國之際女性稱“先生”的進一步發展

在民國建立之前，女性稱“先生”存在一定的職業侷限。而男性可使用“先生”作為日常交際過程中的一般尊稱，這種使用方法一般較少覆蓋到女性羣體。1912年之後這一情況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先生”作為對女性的一般尊稱逐漸走入國人的日常交際之中。

推動這一變化的關鍵性制度文件是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頒佈的《臨時大總統令內政部通知各官署革除前清官廳稱呼文》。在該法令中，孫中山要求革除前清官廳中的“大人”“老爺”等稱謂，以“先生”和“君”兩種稱謂取而代之：

查前清官廳，視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爺等名稱，受之者增慚，施之者失體，義無取焉。光復以後，聞中央地方各官廳，漫不加察，仍沿舊稱，殊為共和政治之玷，嗣後各官廳人員相稱，鹹以官職，民間普通稱呼則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廳惡稱。

當國家政體從“君國”向“民國”躍進之際，稱謂革命也被納入新政權關注的重心。“老爺”“大人”等稱謂因“盛行於官僚社會，顯然分着尊卑的階級”而被政府摒棄。“先生”和“君”兩大稱謂因其內在的相對平等性，被南京臨時政府賦予了合法地位。**袁世凱當政之際，曾短暫恢復清代官場稱謂，禁止互稱“先生”。**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先生”和“共和”深度綁定，社會上甚至有“共和先生”和“專制老爺”的戲稱。這反映了民初國人在“先生”概念上賦予了政治平等的時代含義。

不過，南京臨時政府的相關法令並未指明“先生”和“君”所使用的性別範圍，而是將兩者視作“民間普通稱呼”。那麼，“先生”作為通稱可以涵蓋女性還是僅僅指代男性羣體呢？

1918年，劉哲廬觀察到：“惟近日女界每多以先生相稱者，此係共和告成一種普通之詞，亦頗通用。”在這裏，**女性稱“先生”的含義，已經不再僅侷限於過去的教師、醫生、道士、占卜者、説書人、妓女等，而變成可以指代包括全體女性和男性在內的社會通稱。****“先生”概念中所藴含的性別平等，在民國初年的共和潮流中日益滋長，**與共和體制背後的政治平等同頻共振，政府在通過稱謂革命改造國民的同時，也從性別層面不斷拓寬“先生”概念的性別所指。

如果説辛亥革命之後“女界每多以先生相稱”乃共和政體下政治平等之風激盪的新生事物，那麼新文化運動以及由此產生的性別平等社會風潮，則進一步推動了女性稱“先生”在社會中廣泛傳播。

人們將女性稱“先生”賦予了男女平權和女性獨立的時代含義：“在現代中國，抹煞丈夫的姓名，正足以表示她的獨立性，再在她處女姓名之後，殿上一個先生的字樣，於是乎她在社會上，便完全與男子平等了。”由此，不同性別在稱謂層面的統一，被視作性別平等的關鍵標誌。

不過，儘管民國時期政府高唱以“先生”取代“大人”“老爺”，但實際效用則並不理想。有鑑於此，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頒佈一則通令，要求取締腐化稱謂：

嗣後有官職稱其官職，無官職者，一律稱先生，不準再用舊日老爺、太太、少爺、小姐腐化之稱謂。

這則通令反映了南京國民政府高層對於社會稱謂的認知。從“先生”概念變遷的角度而言，這則通令雖與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的政令一脈相承，但也具有其獨特的關鍵意義。首先，這則通令不再提及“君”這一稱謂，由此可見，在與“君”的較量中，“先生”佔據上風，併成為政府指定的唯一合法稱謂。其次，這則通令取締“老爺、太太、少爺、小姐”而一律改為“先生”。“老爺”“少爺”乃男性稱謂，“太太”“小姐”乃女性稱謂，政府卻不分性別一律改為“先生”。由此可知，政府首次官方確定了作為全體公民通稱“先生”概念，並無性別之分。

此後，社會上使用不分男女皆稱“先生”的情況愈發普遍。不過，在實際使用過程中，以“先生”稱呼女性往往還存在一定限制。其限定性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

第一，“先生”主要用來稱呼未婚或無丈夫的女性。第二，主要稱呼知識階層或新式女性。

無須諱言，民國時期也廣泛存在着反對女性稱“先生”的輿論，其反對理由如下。

其一，女性本已存在“小姐”“太太”“夫人”等稱謂，無須再增加新的稱謂。

其二，妓女稱“先生”，故而稱女性為“先生”是不尊重。

其三，日常使用中存在不便，特別是親子關係中。

其四，“先生”為男性之通稱，不宜用於女性。

▍“先生”概念譜系危機及其性別含義

在前近代時期，“先生”概念譜系已經隱然存在“男女皆可用”和“僅男性可用”兩種含義的矛盾，但前者完全占主導地位，稱女性為“先生”在日常交際中廣泛存在。在20世紀，情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特別是在民國之際，部分國人已將“先生”概念視作男性“專利品”。那麼將“先生”視作男性“專利品”的“母語者的語感”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系統梳理民國時期國人關於這一問題的論述，**“先生”與“mister”之間的對譯關係被反覆強調。**有人稱：“密司忒Mr是先生的代名詞。”還有研究者指出：“Mr一字，既為男性名詞，那麼‘先生’兩字，也就是男性名詞了。”也就是説，“mister”中包含的性別因素，也“必然性”地呈現在“先生”概念中。那麼，為何“先生”的性別指向無法通過其自身的發展歷史來解釋，反而需要借用“mister”才能推演？顯然，這一論斷的基本邏輯起點在於，堅信“先生”和“mister”之間存在對譯關係。“先生”與“mister”對譯這一觀念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它又是如何進入國人的思想世界併成為人們“日用而不知”的常識的？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就有必要系統梳理“mister”概念在跨語境旅行過程中對中國傳統稱謂體系的挑戰與改造。

1911年出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指出，“mister”源自“master”，“master”作為男性名字的常用前綴，最初限於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在《巴恩哈特詞源詞典》(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中稱“mister (Mr.)”為男性尊稱。在《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中，“mister”義項下有兩條：“1.Mr的全寫，書寫時不常用；2.兒童常用，稱呼不知姓名的男子。”在“Mr”義項下有兩條：“1.用於男子的姓氏或姓名前；2.稱呼要員。”綜上可見，在英文語境中，“mister”作為男子之稱，性別含義頗為明顯。

英文“mister”在中國的跨語際“旅行”，與18世紀末19世紀初中英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交往存在密切關聯。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訪華之際，英文“mister”便通過音譯方式開始出現在中文典籍中。在《英貢使等進表聽戲筵宴瞻仰陛辭人數擬單》中，將“mister”“mesrs”翻譯為“米斯”，蘇楞額特別解釋：“米斯是讚美之詞。”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粵語中文文選》(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中還提到“mister”的另一種音譯——“美士”。除此之外，“mister”還有“未士打”“未氏”“未士”等音譯。表1為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西方漢學家編纂的中英辭典和教科書中對“mister”的中譯。

表1  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中英辭典和教科書中對“mister”的中譯

表1中的13種中英辭典與教材在清末民初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中關於“mister”的中譯共計15種，其使用頻次如下：先生(13)、公(4)、相公(3)、老爺(2)、老師(1)、官(1)、師爺(1)、君(1)、大人(1)、事頭(1)、司務(1)、頭家(1)、老將(1)、家長(1)、美士(1)。從統計中可以看出，上列各辭典的作者無一例外皆將“先生”視作英文“mister”的中文譯名之一，遠遠高於“相公”和“老爺”及其他譯名。

正如前文所述，“先生”概念在傳統中國的語境下男女皆可使用，而“mister”乃男性稱謂，兩種概念在性別指代層面存在無法忽視的割裂式差異。那麼，為何西方漢學家“異口同聲”地選擇使用“先生”來翻譯“mister”呢？是西方漢學家們不瞭解“先生”與“mister”之間的不一致性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1866年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在《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中將英文詞彙“mistress”翻譯為“女先生”；波乃耶(J.Dyer Ball)在其著作《粵語速成》(Cantonese Made Easy)中特別強調中文“先生”概念適用於所有性別。艾約瑟(Joseph Edkins)在《上海方言詞彙集》(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中將“schoolmistress”翻譯為“女先生”。以上種種表明，早期的西方漢學家並非沒有關注到這批被賦予“先生”或“女先生”稱謂的中國女性教師羣體。

**既然西方漢學家瞭解到中文“先生”概念並不存在性別層面的特指，為何普遍採用它來翻譯“mister”呢？其原因在於，首先，“先生”概念在晚清之際開始逐步呈現出超越階層的普適性特徵。**這一平民化趨勢自然為民國時期“先生”作為全體公民通稱奠定了基礎。其次，與“相公”“公”相比，“先生”概念在中國社會的實踐層面更具有廣泛性。**顯然，在普適性和廣泛性上，“先生”與“mister”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正因如此，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強調“先生”是漢語所能提供的最接近於mister的語言。**顯然，在西方漢學家筆下，“先生”與“mister”因擁有相似的內涵而建立起了互譯的關係。

“先生”與“mister”的互譯關係，畢竟是來自西方漢學家在跨語際實踐中的集體性建構。那麼，它究竟是如何“植入”國人思想世界之中，併成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常識呢？

據筆者所見，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之前，國人較少將“先生”與“mister”互譯。人們在使用“mister”及其音譯時，往往將它視作對西方男性的稱謂，而在使用“先生”時，則視作對教師、醫生等職業人士的尊稱。

**質而言之，“先生”是否與“mister”互譯，反映了中西方話語權力在中國語言體系場域的角逐和競爭。**從西方語言的角度來説，它亟需在中國語言體系內找尋西方語言的中文對譯，從而降低和減少中西交流中的溝通成本和語言障礙。“先生”被視作“漢語所能提供的最接近於mister的語言”而受到西方漢學家的青睞。從中國語言自身的發展脈絡而言，“先生”並無與“mister”建立互譯關係的必要，兩者固有相通之處，但皆存在獨特的內涵和外延，在性別層面的尖鋭矛盾更是難以調和。與其深度捆綁，不如各行其是，採用音譯方式翻譯“mister”，可以避免兩者建立互譯關係後產生的後續糾紛。

從19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情勢逐步發生變化。處於“船堅炮利”威懾下的中國在東西方話語權力角逐中日益弱勢。而這種權力關係的變遷也相應地反映在東西方語言之中。由此，漢學家建構起來的“先生”與“mister”互譯觀念堂而皇之進入國人編纂的字典和日常使用之中。1868年，鄺其照在《字典集成》中已將“先生”作為“mister”的中文翻譯之一。在各種辭典的引導下，“先生”與“mister”互譯開始在部分國人的思想世界生根發芽。

與此同時，“mister”的音譯詞——包括“未士”“密四”“密司忒”“密司特”“密斯特”“密司脱”等——也逐步在上海、北京等地擴散，並逐步滲透至都市社會的日常語言實踐中。“未士”作為“mister”的音譯依然在清末存在影響力。到了民國之際，部分趨於時髦者甚至不再使用“先生”，而是改用“mister”的音譯詞作為對方的稱謂。

當“先生”與“mister”互譯這一觀念被部分國人接受之後，英文“mister”的含義也逐步滲透到“先生”概念譜系之中，並形成一個新的義項——“對一般男性的通稱”。這種滲透看似悄無聲息，實則波濤暗湧：畢竟傳統“先生”概念男女皆可使用，但“mister”僅男性使用，兩個在性別層面截然對立的含義如何共處於一個概念譜系之下呢？

**這種尖鋭的矛盾衝突，可從新文化運動爆發前陳衡哲與胡適二人關於“先生”稱謂的詩文往來中窺見一斑。**陳衡哲在回覆胡適的信中稱其為“先生”，這不禁引起胡適的注意。關於“先生”稱謂，胡適寄送一首打油詩給陳衡哲：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兩免了，省得多少事。

而陳衡哲回覆稱：

所謂“先生”者，“密斯忒”雲也。不稱你“先生”，又稱你什麼？不過若照了，名從主人理，我亦不應該，勉強“先生”你。但我亦不該，就呼你大名。還請寄信人，下次寄信時，申明要何稱。

對此，胡適答之曰：

先生好辯才，駁我使我有口不能開。仔細想起來，呼牛呼馬，阿貓阿狗，有何分別哉？我戲言，本不該。下次寫信，請你不用再疑猜：隨你稱什麼，我一一答應響如雷，決不再駁回。

**胡適所理解的是傳統意義上的“先生”含義，並無性別指涉，而存在被呼者為尊、呼者為卑的習慣。故而當陳衡哲以“先生”稱呼自己時，胡適表示極力推辭。與此相對，陳衡哲使用的“先生”概念則截然相反，其本質是英文“mister”的中文翻譯。**正如陳衡哲所言，“所謂‘先生’者，‘密斯忒’雲也”。“密斯忒”即“mister”的音譯詞，其本身即是指男性而言。從這一角度而言，胡適稱陳衡哲為“先生(mister)”並不恰當。顯然，胡、陳二人觀點互相對立，但皆有所本，關鍵問題在於現代“先生”概念已經雜糅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性別含義，由此這番造成“驢頭不對馬嘴”的詩文對話，其背後折射出是近代以來強勢入侵的“mister”與傳統“先生”含義之間的激烈交鋒。

胡、陳二人關於“先生”的詩文交鋒，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國初年“先生”概念譜系內在傳統含義與“mister”之間的纏鬥正處於白熱化階段。不過，在東西方交流碰撞的近代中國，在不可譯的語言之間究竟選擇如何翻譯，本質上是由強勢語言決定的。

如果説，傳統“先生”含義此時還具有與“mister”纏鬥的資本，那麼，新文化運動爆發及其彰顯的激進反傳統主義，成為壓垮傳統“先生”含義的最後一根稻草。當時，“先生”與“mister”互譯觀念得到更廣泛的傳播。例如，1924年由教育部審定出版的《新法英語教科書》中在英文“mister”詞條下唯一的翻譯為“先生”。“先生”概念源自中國傳統，但其內涵竟然需要用“mister”的含義來推斷！由此可以進一步看出，在現代“先生”概念譜系中，傳統“先生”的含義淪落邊緣，“mister”的含義日益強勢並佔據主導地位。

這一趨勢在魯迅1933年的一則書信中更展現得淋漓盡致。在此信中，魯迅尖鋭地指出：

其實，“先生”之稱，現已失其本誼，不過是英語“密斯偷”之神韻譯而已。

“密斯偷”即“mister”的音譯詞。在魯迅的認知中，“先生”概念丟失了“本誼”，淪為“mister”的附屬物。質而言之，“先生”和“mister”的權力關係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在中文體系內，“mister”本需依附“先生”概念而存在，而如今“先生”反而成為“mister”的“神韻譯”了！

誠然，魯迅認為“先生”已成“mister”的“神韻譯”這一説法不無誇張之處。傳統“先生”概念固然遭遇到“mister”及其音譯詞的不斷侵蝕，但並非完全處於劣勢狀態。一方面，國民政府賦予“先生”概念“民間普通稱呼”的政治地位，從官方層面確定傳統“先生”概念的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着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國人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認知日益深入，社會逐漸開始出現對西方概念音譯詞在中國大行其道的批評。但在“先生”概念譜系內，“mister”日漸從邊緣走向中心，傳統的“先生”含義雖背靠政府賦予的合法性勉強與“mister”抗衡，但逐步走向式微也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餘論綜上可知，傳統“先生”概念在歷史衍變過程中呈現出“男女皆可用”和“僅男性可用”兩種含義的矛盾。至少在明清之際，前一種含義在社會上居於主流地位。到了近代中國，由於概念的自身衍變趨勢和西學東漸的時代大變局，以上兩種含義的衝突日益加劇。一方面，西方“mister”的翻譯和傳播，給“先生”概念帶來全新內涵，性別因素完整滲入“先生”概念譜系中；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在性別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訴求之下，賦予“先生”概念“民間普通稱呼”的政治地位，官方承認這一概念“男女皆可用”。由此，兩種含義的“先生”概念產生競逐，前者挾西方話語霸權而被社會廣泛認知，後者因政府“欽定”而具有合法性，在兩者之間白熱化的角力中，前者佔據一定的優勢地位。

**1949年，新中國“革掉了先生、夫人、太太、小姐的稱謂”，論者將此視作“中國百姓的自由、解放、平等和主人公地位”建立的標誌之一。**新中國摒棄“先生”的關鍵原因就在於它內在的階級意識。中國共產黨人甚至將它視作“國民黨的氣味與舊社會的習慣”，強調在私人來往信件中取締包括“先生”在內的一系列稱謂，代之以職務或“同志”。隨着“先生”概念的失勢，“同志”這一具有政治平等性和無性別區隔的稱謂開始佔據社會主流。

由此，“先生”概念的含義大幅度萎縮。在官方表述中，這一概念主要用來指代黨外人士、無黨派人士或海外華僑等。此風氣實則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存在。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先生”概念譜系中“男女皆可用”這一含義在這一時期還在延續，不過指代對象被大幅度壓縮至黨外人士、無黨派人士或海外華僑這一羣體，不再成為社會的通稱。

與此同時，晚清時期由西方漢學家建構起來的“miser”與“先生”的互譯聯繫，在1949年之後雖在我國內地一度消亡，但在我國港澳台地區依舊盛行。20世紀80年代，作為“mister”對譯的“先生”概念再次從我國港澳台地區迴流。受時代慣習影響，國人一開始主要使用這一“洋味”語言來稱呼我國港澳台同胞和西方遊客。隨後，“先生”概念指涉範圍日益膨脹，逐步瓦解“同志”“師傅”在男性稱謂上的統攝地位，“成了對男性公民的第一位的稱呼語了”。“先生”席捲中國並隱然成為社會主流和共識，既是改革開放後多元化社會對新稱謂的訴求，也“是新政治的春風催發的一粒詞彙的芽粒”。需要指出的是，僅男性可用的“先生”稱謂，本質是英文“mister”的翻譯，西方語言的話語權力與“先生”稱謂的風行並非毫無關聯。

除此之外，“先生”還有兩重含義也在不斷發展與傳播。其一，用“先生”稱黨外人士、無黨派人士等；其二，用“先生”稱年長而有威望者。目前以上兩種用法皆不強調性別因素，兩重含義僅居於支流地位。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當代社會關於“先生”的爭議與討論，凸顯的是自清末以來“先生”概念在演變過程中一直潛藏的價值危機。傳統“先生”概念譜系中，“男女皆可用”佔據主導地位。但在近現代社會，“男女皆可用”的含義逐步邊緣化，“mister”及其背後的性別因素在不知不覺間從“寄生”轉為“主宰”，一躍而成“先生”概念譜系中最核心的含義。

**如今廣泛使用的“先生”，早已與前近代時期的“先生”無甚關聯，兩者雖使用同一個“皮囊”，卻擁有着截然不同的實質與內核。從這一點而言，女性之所以不宜稱“先生”，其根源在於近代以來西方語言“侵入”後對中國稱謂體系的改造與重構。**如今，被晚清西方漢學家建構起來的觀念，早已根深蒂固地滲透到國人的思想世界之中，“先生”在未來究竟應如何演變和發展？這或許值得當代國人在新時代的背景下展開更深層次的思考與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