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女醫生遭姦殺案，為何一波三折？_風聞

鳳凰WEEKLY國際2024年10月25日 19:03:156人蔘與2評論

◆10 月 2 日，醫務人員和抗議者仍在加爾各答進行抗議遊行，一名女性抗議者舉着被姦殺女醫生的畫像。

文丨麼思齊

編輯丨漆菲

31歲的印度實習女醫生在西孟加拉邦加爾各答一所醫院遭遇姦殺後，引發席捲全國的抗議和罷工，女性在印度面臨的安全困境再度引發熱議。

當地時間10月7日，該案唯一嫌疑人桑傑·羅伊（Sanjay Roy）被正式提控，此時距離案發已近兩個月。33歲的羅伊是加爾各答警局的一名志願者，不時會被派到遇害女醫生任職的醫院警務室值勤。羅伊此前曾面臨多項性騷擾指控，但從未受到懲罰。如果此次罪名成立，他可被判處死刑。

案發兩個月以來，大多數罷工示威的醫務人員已經返崗，但仍有少數人採取絕食抗議，他們要求罷免西孟加拉邦衞生部長尼甘（Narayan Swaroop Nigam），批評西孟加拉邦政府未能兑現承諾，升級照明、安裝監控並採取其他針對醫院的保護措施。截至10月17日，已有二十多名醫生已絕食近兩週，其中六名醫生僅靠水維持生命，並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其中至少有兩人情況危急。

9月初，西孟加拉邦已通過立法，規定對嚴重強姦案罪犯處以更嚴厲的懲罰，包括死刑。然而批評者依舊不滿，稱在印度父權社會根深蒂固的情況下，再嚴厲的刑罰也無濟於事。因為問題的癥結從來不是缺少法律，而是法律的執行不到位。

性暴力是印度長期存在的問題，印度衞生部2022年發佈的一項全國調查顯示，近三分之一女性表示曾遭受過某種形式的性暴力。2012年德里黑公交輪姦案發生後，印度出台了一系列針對女性暴力行為的法律，包括快速審判、罪名細化、刑罰加重等。然而，上述調查顯示，該國可確認的強姦案數量卻持續上升——從2014年的337922起上升到2022年的445256起。

重刑之下，印度的強姦案數量為何居高不下？印度女性日常究竟揹負着何種精神壓力生活？《鳳凰週刊》就上述問題專訪了旅印法學專家張文娟。張文娟現為印度金德爾全球法學院教授、副院長，在印度從教十年，對印度文化和社會的運行邏輯有着深入觀察。她是印度高校中首位獲得全職教席且從事非語言教學的中國籍教師，創立了首個由中國人領銜的印中研究中心，最近還出版了廣受關注的《霧與悟：親歷印度》一書。

◆旅印學者張文娟解析：印度強姦案高發背後的文化根源

女醫生案關鍵證據或已滅失

《鳳凰週刊》：加爾各答實習女醫生遭姦殺案引發印度各界強烈關注。與以往案件相比，這起案件有何不同？

張文娟：相比於2012年的德里黑公交輪姦案，本次的實習女醫生遭姦殺案的抗議主要着眼於女性職業安全，尤其是女醫生的職業安全。德里黑公交案被視為一個歷史性轉折點，它引發了印度全社會的覺醒。案發後，無論女性還是男性，都紛紛走上街頭，各行各業的人都在思考自己的姐妹、女兒、妻子的未來。德里黑公交案的處理力度也非常大，法院在九個月內就作出了判決，可以説是印度獨立以來裁決速度最快的案件之一，且嫌疑人最終被判處了死刑。要知道，印度的死刑指標非常有限，每年只有個位數，真正執行的數量則更少。

本次的實習女醫生遭姦殺案也給我帶來了極大衝擊。第一個衝擊在於遇害者是一名醫生。醫生羣體在印度是精英中的精英，能上醫學院的也是最優秀的孩子，本案中的實習女醫生在自己工作的場所被姦殺，的確令人震驚。如果連醫生都不能保證自身安全，其他職業更可想而知。

第二個衝擊在於案發地。一般認為，北印度尤其印地語帶女性面臨的安全狀況相對更惡劣，但本次事件發生在不屬於印地語帶的西孟加拉邦，因此讓人震驚。

◆案發醫學院正門被掛上了抗議條幅。

第三個衝擊在於案發後的程序問題。此案事實清楚，監控錄像明確顯示嫌疑人進入了房間，但案件的處理卻異常艱難，明顯滯後於德里黑公交案的處理進度。案發後，當地警方和醫學院院長的做法也讓人匪夷所思。

受害人於8月8日晚慘遭強姦，次日凌晨9時其遺體就被發現了，警方在當日下午進行了屍檢，那時就已經知道受害人體內有精子，且屍檢報告明確指出受害人全身遍佈傷痕，但醫院所屬醫學院的院長沒有選擇第一時間報警，而是直接給出女醫生系自殺的結論。8月10日，警方雖然逮捕了犯罪嫌疑人羅伊，但實際上類似於傳喚，緊接着人就放了，而沒有采取羈押措施，這導致嫌疑人作案時所穿的衣服等物證沒能及時被提取，從而可能導致關鍵證據的滅失。

這也是加爾各答高等法院後來不滿意當地警方，而將案件的調查權轉給印度中央調查局（CBI）的原因。後來又經歷了一些波折，直到10月7日，中央調查局終於完成了證據的基本收集工作，排除了此前大家懷疑的團伙犯罪的説法，認為是羅伊一人作案，給出的罪名是強姦和故意殺人。但由於某些關鍵物證可能已經滅失，這讓我擔心，案件的審判過程還會遭遇波折。

◆案發醫院設施遭到破壞。

除了司法程序的一波三折，此案在社會上也經歷了多個抗議階段，大約可分為四波。

第一波是加爾各答的醫生組織抗議，後來抗議活動擴展到了全國。到了9月9日，印度最高法院發出指示，要求醫生於9月10日復工，同時要求西孟加拉邦政府確保所有抗議者的安全，不得因抗議行為懲罰醫生。這時，其他邦的醫生基本停止了抗議，但西孟加拉邦的醫生並未放棄抗議，因為包括警察局長、衞生局長及教育系統負責人在內的關鍵負責人還未被撤職。因此，他們不顧最高法院的指示繼續抗議，此為第二波。此後，女性羣體也走上街頭，隨後政治力量開始介入，來自印度人民黨、學生組織等力量加入到抗議行列，要求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長瑪瑪塔·班納吉（Mamata Banerj）下台。因為她來自草根國大黨 (TMC)，與這些抗議者所屬的政治陣營對立，由此形成了抗議活動的第三波。

◆8月21日，加爾各答舉行大規模遊行，抗議者對女性在工作場所缺少安全感極為憤怒。

目前應該算是較為微弱的第四波抗議。印度最高法院於9月30日指令國家特別行動小組來督促落實對醫護人員安全的保障措施。但在10月5日晚，有六名年輕醫生髮起了絕食運動，認為加爾各答政府沒有積極落實對醫護人員的安全措施。

《鳳凰週刊》：印度的性犯罪刑罰力度與其他國家相比似乎不算輕，非禮罪最低判處三年監禁或罰款，或兩者兼施；強姦罪至少判處20年監禁，情節嚴重的可判處死刑。但不少專家指出，自從刑罰變得嚴厲以來，一些法官反而變得不願定罪。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張文娟：這體現出在強姦問題上，印度立法、執法和司法存在着複雜的糾結。雖然印度刑法對強姦行為採取重刑打壓態勢，但對於強姦案，基層警方的意識仍受制於傳統價值觀的牽絆，遠沒達到印度刑法立法精神所要求的高度。

與此同時，我們需要了解，印度憲法對於嫌疑人權利的保護力度也相當大。在印度司法體系中，最被信賴且最具法治精神與能力的機構當數法院，尤其是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它們肩負保護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的重任，並享有司法審查的權力。可在強姦案中，如果警方懈怠、不重視，比如對案件調查不積極，可能會讓案件進不了司法程序；而假若關鍵物證缺失，即使進入司法程序，也無法依法處理。

以本案為例，加爾各答警方在早期的處理中存在明顯不力，可能導致某些關鍵物證已經遺失。從中央調查局和政府公訴人的表現來看，他們竟在9月7日的保釋聽證中遲到了50分鐘，且調查未能取得明顯進展。若不是此案社會影響太大，法院恐怕會同意辯護人的意見，將嫌疑人保釋，那麼後面，案件很可能就不了了之。這體現出高壓態勢立法與實際司法運行的錯位邏輯。

值得關注的是，印度最高法院目前介入了此案，一方面是要保障案件的調查能夠相對認真地開展下去；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儘快恢復社會秩序，包括讓醫生復崗，也包括指令國家特別工作組監督當地落實針對醫療人員的保護措施等，從而防止案件因為黨派紛爭、中央和地方撕扯而陷入絕境。

◆9月2日，醫生們高舉海報進行抗議，要求市警察局長辭職。

《鳳凰週刊》：2012年反響巨大的德里黑公交輪姦案發生後，印度進行了法律改革並承諾嚴厲打擊性暴力，警方在很多街區和火車站安裝攝像頭，並在一些公共交通上配備警衞和全球定位系統，但犯罪數字仍然居高不下。為何出現這樣的情況？

張文娟：犯罪數字的升高，有可能是因為實際案件增多，但也可能是犯罪黑數在減少。犯罪黑數又稱刑事隱案，是指因各種原因沒被計算在警方犯罪統計中的犯罪行為。性犯罪，尤其強姦案，往往存在大量的犯罪黑數。

犯罪黑數的高低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受害者的意識覺醒程度、警察的處理效率以及社會環境等。如果受害者的意識覺醒，或者警察的處理更加配合，犯罪黑數可能會減少，從而導致報案的數量上升，但這並不意味着實際犯罪的案件數量在增加，只能説明更多的犯罪行為被揭露出來。

以德里為例，2012年德里黑公交輪姦案發生後，該地區次年的強姦案件報案量同比上年翻了一倍。從常理來看，短期內案件翻倍很難，這更可能是由於受害者意識轉變，導致報案數量的增加。當然，不能完全排除犯罪數量增加的可能。只是，這次實習女醫生遭強姦案的處理過程讓人們看到，只有法律和政治承諾還不夠，警察的意識和執法水平不提升，立法的威懾很難轉化為現實威懾。

低種姓女性成為落後文化侵蝕的對象

《鳳凰週刊》：談到強姦案頻發的問題時，很多人會提到印度的父權文化——很多女性被當做“次等公民”，在上學和工作中面臨不平等和歧視，婚後則可能遭遇家庭暴力、種姓歧視，有人因嫁妝太少被殺，榮譽謀殺、性暴力和強迫婚姻也比比皆是。如此環境下，印度女性該如何保護自己？印度政府又採取了哪些舉措來扭轉這些落後的社會文化？

張文娟：我認為，這涉及到精英階層與底層女性之間的境遇差異。印度社會中女性地位和女性保護同種姓制度緊密相連。高種姓女性通常表現出高度的自信，並在家庭與教育環境中享有平等地位。以我的印度男同事為例，不少人的妻子在家庭中很強勢。同時也存在眾多獨立女性，她們選擇不婚，或在工作中頗具領導力。

但對於低種姓女性而言，的確會面臨更多挑戰。這一羣體中，早婚、嫁妝較少的女性生存狀況會更為惡劣。跨種姓婚姻中的“榮譽謀殺”也是一種危險，它指的是家人不允許子女跨種姓通婚，若子女違背，家人可以依據教規對他們處以死刑。但“榮譽謀殺”並非只針對女方，也可能會處決男方。

◆2018年，印度一女網紅因上傳嘟嘴照片被家人視為破壞家規和形象，被“榮譽謀殺”，該事件引發民眾上街抗議。

印度的一些文化確實限制了女性的自由選擇，但這種文化並非將所有女性都降為所謂“次等公民”。實際上，高種姓及富裕的印度家庭中不乏傑出的女性後代。我認為，隨着全球化、消費主義的興起，以及莫迪政府推動“印度製造”計劃、勞動力計劃，女性逐漸由家庭走向工作崗位，因此能夠有更多選擇權。比如富士康等海外企業就僱用了大量印度女性。莫迪政府也鼓勵女性參與到經濟生活中來。

此外，印度憲法也包含有女性特留權這樣的設計，先從最基層開始，如在村級選舉中為女性保留三分之一的席位，從而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參政機會。在很多地方，由於女性享有特留的配額，丈夫會將妻子推到台前。就在2023年9月，印度議會還通過了第106憲法修正案（也稱《女性特留權法》），將女性特留權擴展到邦和聯邦議會層面，規定在印度人民院和各邦議會中至少為女性預留三分之一的席位‌。莫迪也總説，要體現印度的“女性力量”（Nari Shakti）。這至少表明，印度政府正通過制度層面的努力來推動女性地位的提升。

《鳳凰週刊》：後疫情時代，印度女性的失業情況更為嚴峻——印度經濟監測中心的數據顯示，2022年僅有3900萬女性勞動力參與就業，相比之下，印度男性勞動力人口有3.61億。如何看待印度女性的就業情況？

張文娟：在印度經濟中，非正式就業的比例高達80%以上，正式就業崗位本身就很少。印度沒有像中國這樣發展出大規模製造業。只有大規模製造業發展了，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將有助於提升女性權利、保護女性權益以及拓展女性的覺醒意識。

◆印度是全球女性正式就業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來源：世界銀行）

但當前的印度經濟主要依靠服務業，因此能帶動的就業崗位很少。此外，女性居家也是印度的一種文化體現，很多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是經營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而不是具體的家務執行者，因為在中產階級羣體中，很多人家中其實有保姆。許多印度家庭中，丈夫會將收入交給太太管理，太太用這些錢去投資理財，也會負責安排家庭的各項活動。這種模式在美國的一項研究中被稱為“認知付出”，因為統籌這些事情需要進行大量決策並付出心力，一些印度女性也能從這個角色中找到價值感。

《鳳凰週刊》：印度一項民調顯示，在提高女性安全問題上，約一半的受訪者（51%）表示，教導男孩“尊重所有女性”比教導女孩“舉止得體”更為重要。但仍有四分之一的人（26%）將性暴力的責任歸咎於女性自身。如何能提高整個社會的認知？

張文娟：我認為，將性暴力的責任歸咎於女性自身的觀點是有其存在基礎的，正如許多重男親女的觀念是從母親那裏傳承下來的那樣，母親先被文化觀念束縛、固化，然後去用這些觀念教育她的兒子。

從印度幾次權利運動能看出，底層女性是有一定反抗意識的，比如20世紀70年代的契普克運動（由農村女性發起，旨在保護樹木免遭由政府支持的伐木項目的破壞），2017年的反飲酒運動，以及赫赫有名的“粉紅幫”。“粉紅幫”是一個反家暴組織，如果誰家出現打老婆的情況而警察不介入，該組織的成員就會手持木棍等工具去對抗那個男性。這也是一種底層的自救模式。

因此，我認為印度底層女性中確實存在這種能夠推動社會進步的覺醒意識和維權意識。印度的社會進步不僅有自上而下的精英層面的呼籲，也有底層女性切實有效的維權方式。但仍有一部分女性，要想改變她們已經固化的觀念，仍需要漫長的過程。

◆“粉紅幫”並不滿足於制止不公正，她們還為婦女提供社會幫助。

《鳳凰週刊》：儘管現狀嚴峻，我們依然能看到很多印度公益組織、女性維權者勇敢地站出來發聲，推動反強姦運動。你如何看待這些積極的力量？

張文娟：印度的女性維權運動一直非常發達，同時也呈現出非常矛盾的狀態。一方面，印度女性地位在某些層面上顯得很低，但另一方面，女權運動又非常活躍，尤其是底層女性組織的反家暴、護林運動等相關運動。這顯示了印度社會意識的“拉鋸戰”，一些人在維權、抗爭，引領着社會進步，而與此同時，傳統文化力量又非常強大，似乎在拽着社會下墜。

最容易受到傷害的不是高種姓或是中間階層的女性，而是最底層的低種姓女性，她們通常沒被當做平等的人來對待，成為落後文化侵蝕的對象。她們雖享有一定比例的特留權，但仍面臨權益保護方面的諸多挑戰，由於忙於生計和照顧孩子，她們往往無法有效地保護自己。

深入瞭解印度要消除刻板印象

《鳳凰週刊》：作為一位來自中國的女性學者，你為何會選擇去印度從事教育工作？你本人是否遭遇過性騷擾，或在出行時擔憂過性暴力？

張文娟：我當時選擇去印度並沒有特別考慮到性別因素，主要是出於對印度這個國家的好奇。作為鄰國我們對它知之甚少。我是拿到工作邀請函後，才開始對印度進行深入研究的。正是“無知者無畏”，出發前在瞭解印度的過程中，我發現很多人都在討論印度的水質問題和女性安全問題。因此，在購買機票時，我會盡量選擇能在白天抵達印度的航班。

我們學校在印度頗為獨特，擁有來自50多個國家的教師，男女皆有。校長是研究人權領域的專家，因此他非常重視性別平等問題。學校每年都會發布報告，詳細列出女性領導者、女性教師以及女學生的比例。總體來説，我在工作場所感受到的是非常國際化的氛圍。

但也會遇到一些有趣的現象，例如學校的校工和食堂工作人員見到我丈夫時會畢恭畢敬地問好，似乎認為他才是學校的正式職員，而我是他的家屬。我能感受到這種想當然的男性主導意識。

印度女性的穿着通常比較保守，所以很多人告誡我不要穿低胸裝、超短裙等露膚度較高的服裝，不要挑戰當地的文化傳統。特別在北印度，晚上8點或9點以後，女性最好不要單獨出門上街。我們學校又位於印度農村，農村在文化上更為保守。我會選擇尊重當地的文化、重視自我保護，避免讓自己受到傷害。或許因此，我到印度這麼多年，似乎從沒遇過讓我感覺尷尬或冒犯的行為。

《鳳凰週刊》：對人身安全的擔心似乎是所有在印女性揹負的精神負擔。你周圍的女性朋友是否遭遇過這種困擾？對於那些需要每天出門務工的女性來説，又該如何面對這種困擾？

張文娟：她們的確會有這種困擾。在印度，企業僱用女性員工時，也會考慮到她們的安全問題。如果一家企業僱用比較多的女性員工，尤其下班時間在天黑後的，一般會安排通勤班車，確保女性員工能夠安全回家。此外，印度有專門針對職場性騷擾的法案，並要求10人以上的企業或組織必須要設立反性騷擾委員會等，以確保女性員工在職場中的權益。這些措施對企業來説可能是一種成本，但如果社會要開發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潛力，就必須考慮到她們的顧慮。

◆印度政府一項2024年的調查顯示，每25名女性中就有一名遭受過丈夫的性暴力。

《鳳凰週刊》：印度強姦案在中國媒體上也引發熱議。據你觀察，中國輿論場是否存在對印度片面的解讀？

張文娟：據我觀察，中國媒體對印度社會有兩大重點關注且都存在刻板印象，一是女性安全問題，二是種姓歧視問題。當媒體在報道強姦案或涉及種姓歧視事件時，主要關注的是相關案情有多麼駭人聽聞，但對於印度從制度層面解決這種問題的努力，以及民間社會層面的女權運動幾乎很少關注，最後導致對印度的理解限於膚淺、偏頗。

印度媒體也存在同樣的問題，由於他們幾乎沒有記者能用中文開展采訪，因此很難對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做出獨立解讀，其報道立場往往會參考西方媒體的立場。基於此，我認為中國媒體在解讀印度社會事件時的一個優勢是，印度英文媒體非常發達，對於同一事件，我們可通過印度本土英文媒體去追蹤事件的全過程。中國媒體也可以同研究印度的學者加強合作，來推動社會建立對於印度更為深入的認知。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不斷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並在全球治理中越來越多地發揮領導力的大國而言，拓寬國際視野尤為重要。以往我們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歐美及日本等發達國家，時至今日，我們的目光應當更聚焦於“全球南方”國家，這就要求我們對發展中國家有更為深入和全面的瞭解，保持好奇心，並展現出對嚴肅研究的重視。不論是民間的對外投資，還是政府間的外交互動，深入瞭解與接地氣的分析是高質量決策的基礎。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領域可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