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城市，女性敢暗夜獨行？_風聞

新週刊

2024年10月26日 18:54:45 來自廣東省

“女性主義城市是一個正在進行的實驗，要在城市的世界中以不一樣的方式生活，更美好，也更公平。”

作者 | 謝無忌

編輯 | 譚山山

題圖 | 《一天》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們對城市生活的體驗，可能因為性別不同而有着天壤之別？

城市設施並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舉個最日常的例子：在公共場所，我們常常看到女廁大排長龍，男廁則不存在這個問題。而當我們成為母親之後，就更容易注意到，推着嬰兒車出行的媽媽越來越少——很難找到母嬰室；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有時候嬰兒車因為佔用了空間而被亂推、亂擠；梯道和高架橋讓人望而卻步，在人行道上也可能會遇上障礙。

安全感則是女性在城市生活中最為關注的問題。聯合國曾發佈一份報告，指出全球有90%的女性在城市公共空間會產生不安全感。有多少女性從小就被教導，不要獨自在夜晚幽暗的巷道行走？與朋友聚會散場，“到家了給我發短信”成了女性友誼的慣用暗號。

女性總被教導，夜晚不要獨自在巷道行走。（圖/Unsplash）

女性獨居的不安全感，滲透在生活細節當中。在打車、接受上門服務等場景中，女性與男司機、男維修工共處，會感覺不安，有種壓迫感。女性專用車廂、專用停車位也在提醒女性，那種緊繃感和危機感，似乎只能通過物理空間的區隔來達到某種程度的緩解。

城市規劃過程中是否存在女性思維的缺乏，導致城市空間無法滿足女性的需求？我們的性別身份，為什麼會帶來迥異的行走經驗？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提到，城市就是記憶、慾望、一種言語符號的整體。一方面，相較於安定、乏味，被傳統秩序覆蓋的農村或郊區，城市的不可預測和無序，指向包容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城市規劃中內置的不平等，讓建築規劃師、學者們意識到，應該引入性別平等視角，建設一個所有人共享的文明社會。

加拿大女性主義地理學家萊斯莉·克恩在《女性主義城市》一書中，拋開理論、政策或城市設計的視角，迴歸女性如何在城市中行走的自身具象經驗，從歷史淵源出發梳理城市空間中隱藏的性別偏見，探究女性在城市行走當中的不適和恐懼如何形成，以及，設想一座真正的“女性主義城市”。

在她看來，一座女性主義城市，代表着一種“可能性之城”的願景——“女性主義城市是一個正在進行的實驗，要在城市的世界中以不一樣的方式生活，更美好，也更公平。”

《女性主義城市》

[加] 萊斯莉·克恩 著，尹曉冬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7

從歷史中消失的女性

關於城市的起源，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寫了一則關於城市與慾望的寓言——不同民族的男人做了同一個夢，夢見在一座夜色中的陌生城市，一個長髮女子赤裸地奔跑着。男人們都在夢中追趕她，然而最終失去了她的蹤影。

醒來後，所有人都去尋找夢中之城，由於尋而不得，決定建造佐貝伊德——一座月光下的白色城市。在這裏，街道像線團一樣互相纏繞，為的是讓夢中女子再也沒法逃脱。

卡爾維諾將男性對女性的慾望投射於城市之中。他在《看不見的城市》裏講述的55座城市，就以不同女子的姓名來命名。這似乎點破了城市隱藏的性別前置——“男性的城市”。

如果穿越歷史隧道回到過去，我們會發現，儘管女性同樣嚮往城市生活，但在大街上，很難找到行走的女性漫遊者。

女性城市漫遊者在歷史上很難見到。（圖/Unsplash）

萊斯莉·克恩在《女性主義城市》中引用了出自法國作家勞倫·埃爾金的“漫遊女子”概念——2021年，勞倫·埃爾金在著作《漫遊女子》中梳理了不同歷史時期女性漫遊者的故事。

“漫遊者”（flâneur）一詞最早被提及是在1585年，有論者指出，它可能借用自斯堪的納維亞語中的“flana”（漫遊的人）。起初，“漫遊者”並沒有特指男性，等到它在19世紀流行起來之時，已經被性別化了。

勞倫·埃爾金認為，女性在大街上既受到高度的注目，同時又是隱而不見的。在城市中行走對女人來説意味着什麼？那是一次次出走與冒險——她們試圖跨越“界限”，闖入本不該屬於她們的“另一種生活”。當我們認為漫遊女子已經能在城市自由行走的時候，她們依然在努力爭取成為可見的存在。

城市生活的構建，背後隱藏着社會規範和階層屬性所塑造的秩序。尤其在公共領域，為女性開闢空間，往往伴隨着城市化進程的變革。女性在公眾空間出現，意味着她們打破了狹隘的性別規範——勞倫·埃爾金認為，像波德萊爾、本雅明、齊美爾這樣的男性不願意想象漫遊女子，她們的行為舉止不符合他們先入為主的觀念。而女性走出家庭，才有可能參與社會、開拓政治視野。

《漫遊女子》

[法] 勞倫·埃爾金 著，管絃 譯

商務印書館，2021-5

建築師視而不見的女性

誰在書寫城市？萊斯莉·克恩指出，許多建築和空間是由男性設計，而且是為男性設計的，即便如此，男性主體也只限於少數：“通常是白人、中產階級父親、養家餬口的人、工人、身體健全的人、異性戀者等等。”

在《女性主義城市》中，她以最自然的身體經驗、最直觀的地理感受，回顧了自己的經歷：在多倫多的童年，前往紐約的家庭旅行，在倫敦成為新媽媽，以及在加拿大新不倫瑞克省薩克維爾的學術生涯。

她發現，成為母親，就像跨過一道分水嶺，從此有了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城市生活體驗——“女性仍經由身體的、社會的、經濟的和象徵意義上的一系列壁壘來體驗城市，這些壁壘以深刻的（雖然不只是）性別化的方式塑造了她們的日常生活。”

城市中隱藏的性別偏見，或許比我們想的更復雜。多倫多城市總設計師洛娜·戴發現，該市的風效應指南，假定了一個“標準的人”，而這個人的身高、體重和表面積，與一個成年男性相當。2015年，倫敦的一項交通調查報告顯示，女性對人行道的滿意度遠遠低於男性。因為，在坑坑窪窪的人行道上推着嬰兒車前行，往往要花上比原計劃多兩三倍的時間。

倫敦，一個推着嬰兒車的媽媽。（圖/babycantravel.com）

萊斯莉·克恩發現，懷孕和養育孩子喚醒了自己的女性主義城市意識。一旦“落入”母親、照顧者、妻子的傳統角色，城市對女性需求的支持，就會大大減少。作為母親的具身性，讓她在城市當中舉步維艱，她必須想方設法將育兒跟有償工作結合。

但這本應是城市政策和基礎設施關懷的一部分——“女性承擔社會再生產、有償工作、學校教育以及許許多多的其他角色，城市難道不應該是最能平衡她們雙重或者多重生活需求的地方嗎？”

在城市規劃中引入更多女性視角，已經成為有識之士的共識。20世紀90年代至今，維也納致力於打造一個包容的性別中立目的地。為實現這一目標，這座城市採用了被稱為“性別主流化”的策略。

其中最成功的項目，是解決了公園使用的不平等問題。兩位維也納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發現，很多女孩在9歲之後就不再出現在公園裏，這可能是因為公園的大部分面積被足球場佔據，其他設施則很少；而如果男孩和女孩爭奪公園空間，男孩更有機會獲勝。於是，她們呼籲，改進公園設計，相應舉措有：將用於足球場的大片區域劃分成不同場地，設置排球場和羽毛球場；確保公園的道路有足夠的照明，不會離灌木叢太近；等等。

此外，維也納還創建了女性主義設計師所構想的住宅開發項目——“女性工作城市”（Women-Work-City）。社區在建築羣內設有幼兒園、醫院和藥房，附近還有通往學校和工作場所的公共交通系統。

維也納的“女性工作城市”試驗區。（圖/Unsplash）

困在心理地圖中的女性

國內首個提出“女性友好型城市”理念的是長沙。2021年，長沙發布《關於大力發展“她經濟”的若干意見》，提出“建設女性友好型城市”的目標。比如，在公共設施方面，增加女廁位；發展“她經濟”，打造女性主題購物中心、購物街等等。

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沈洋認為：“過去的城市建設更多是圍繞男性需求進行，在對女性的包容度、便捷性和安全性方面尚有一定的改進空間。”舉例來説，道路的夜間照明因考慮節能，會顯得昏暗，忽視了女性安全體驗；大面積的草坪，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人行道空間，減少了公園遊憩面積，對帶娃出行的母親並不友好。

近年來，國際上對女性友好城市的理解，早已不侷限於“關懷女性視角”，而更偏向於城市人性化的願景。所謂“女性友好”，並非只是物理空間的簡單區隔。目前的“女性專用”區域，或許在某種程度上仍停留在“關懷女性”層面，反而強化了性別標籤。這裏面有個悖論：出於保護女性而設的專用車廂，可能反而帶來了女性被冒犯和其他新問題。

維也納地鐵上的座位標識。（圖/Unsplash）

“為什麼女性恐懼在社會和文化上如此地根深蒂固？”萊斯莉·克恩説，這是歷史遺留問題，由於長期以來社會規範和性別歧視對女性行動的限制，已經讓女性的恐懼成了一種社會化現象。

女性從小就被告誡，夜間出行要小心警惕，避開某些危險區域。我們有了自己的恐懼地圖，真正能做到獨自在城市各個角落漫遊的，通常不是女性——“這種社會化是如此的強大和深刻，以至於‘女性的恐懼’本身就被認為是女孩和女人的一種先天的特徵。”萊斯莉·克恩寫道。

BBC曾推出女性獨白短劇《她説：女性人生瞬間》，其中有一集談到40年前在英國備受爭議的、針對女性的宵禁。面對女性安全問題時，公眾輿論通常會從保護女性的角度，告誡女性減少夜間出行，如果有問題發生，女性甚至會被看成“不完美的受害者”。

劇中，獨白者伊娃質疑道：“9點過後，我不該在街上遇到任何沒有女人陪護、擔保的男人。如果你不想被看作殺人犯，為什麼不待在家裏呢？”

（圖/《她説：女性人生瞬間》）

在城市規劃上為女性劃分專用區域，並沒有解決根本問題。而在消費主義盛行的城市空間，為女性打造專屬和共有公寓，意味着安全成了某種可以出售的附加商品。這些舉措，都不是真正的女性主義城市願景。

在理想的女性主義城市裏，居民之間的關係是交叉、相融的。當一座城市的居民考慮以新的方式來組織有償工作、保育工作和社會再生產，承認女性的自主權，也注重建立自己與朋友、社區的聯繫，這座城市或許就開始有了“女性友好城市”的樣貌。

我們可以想象這樣一座城市：女性藉助友誼關係，擺脱家庭囹圄，與社會建立連接；在城市空間裏，她們不再害怕獨自一人，也不必鼓足勇氣才能走出大門。一座城市能給女性帶來什麼？讓女性免於恐懼，盡情享受夜晚漫遊城市的自由——能做到這一步，已經足夠了。

（圖/《她説：女性人生瞬間》）

對話萊斯莉·克恩

“沒有哪座城市真正實現‘女性主義城市’願景”

《新週刊》：你的身份是女性主義地理學家。何謂“女性主義地理學”“女性主義地理學家”？

萊斯莉·克恩：女性主義地理學探究如何通過建成環境——包括我們的城市、住宅、社區等——表達性別和性別角色觀念。女性主義地理學家關注的是，在空間的組織和使用方式中，權力和不平等現象如何體現，在這當中誰被納入或者被排除。

《新週刊》：你的書寫方式，偏向於直覺的、私人的。你是出於自身經驗的觸動而寫這本書的嗎？

萊斯莉·克恩：我寫這本書，立足於長期的女性主義傳統，以個人的、經驗的、身體性等角度進入。女性主義者發現，在理論、政策和發展計劃中，女性的存在及影響力沒有得到體現。因此，她們從自身的存在出發，去探索新理論、新政策和新計劃。

我的工作延續了這一傳統。我相信，作者分享個人經歷，是一種與讀者建立聯繫，並讓他們藉此反思自己的方式——有些經驗是我們共有的，有些經驗則完全不同。就我而言，身體和城市環境的交集，促使我轉向女性主義地理學和城市女性生活研究。

萊斯莉·克恩。（圖/受訪者提供）

《新週刊》：你在多倫多長大，在倫敦成為媽媽，在薩克維爾展開學術生涯。這三座城市，是否存在邊緣化女性的一面？

萊斯莉·克恩：像多倫多、倫敦這樣的大城市，在住宅、規劃、政策和公共建築方面存在排斥女性的歷史問題。在這些城市的物理空間裏，女性視角沒有或者很少得到體現。公共設施如公共交通系統的設計，側重關注男性的出行需求和模式，而忽視了女性的出行模式、安全性，以及她們與兒童一起出行的需求。

長期以來，女性的安全問題沒有得到認真對待。在很多城市公共空間，女性仍然感到恐懼、不適。雖然薩克維爾是一個非常小的鄉村社區，但也存在類似問題，與女性長期未能參與社區建設有關。

《新週刊》：如今，不少國家面臨少子化、老齡化的衝擊，韓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禁孩區”（No Kid Zones），網上也有不少關於公共設施是否應該設置女性專用區域的討論。對此，你怎麼看？維也納的“性別主流化”策略對其他城市是否有借鑑之處？

萊斯莉·克恩：母親們會經常感受到城市給她們帶來的敵意，帶着孩子出門實在太難了。她們在一些公共場所不受歡迎，很難找到住房，也沒有足夠的支持進行照護工作。我認為，“禁孩區”是城市日益成為“年輕新貴的遊樂場”的副產品。在士紳化街區，有孩子的家庭無力承擔那裏的生活支出，而且受到排斥。

維也納的阿斯彭區是一個著名的“性別主流化”案例。在那裏，基於對女性的需求和關注點的研究，進行了相應的規劃，以確保她們在住房、公共服務和公共空間得到良好支持。

多倫多的高樓大廈很多，但城市規劃存在缺失女性視角的歷史問題。（圖/pexels）

《新週刊》：書中提及的“友誼之城”，讓我看到了將友誼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樣本。這也是當下不少女性憧憬的未來養老模式。女性友誼是不是一種被很多人低估的精神力量？

萊斯莉·克恩：好想法！現在很多人都在嘗試這樣一種生活模式——和朋友一起生活，和他們一起養孩子、合資買下房子。這可能不太容易，因為許多地方的法規並不支持這種非婚戀的同居關係，但人們仍然這樣做。

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趨勢，它表明，我們需要新的住房類型、新的法規，同時容納多元化的家庭形式。城市是這些新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地，因為城市對差異有更多的包容度。

《新週刊》：女性安全的商業社區，還有越來越多見的女性專用停車位、女性專用車廂等，你怎麼看？對於維護女性人身安全的城市設施規劃，有建議嗎？

萊斯莉·克恩：女性專屬場所作為一種臨時方案，可以緩解女性的恐懼，保障她們的安全。然而，這一做法的侷限在於，社會並沒有要求男性改變他們的行為，或者消滅暴力的根源。我在書裏提到的政策和規劃建議，旨在增強女性的安全感、獨立性：她們及其家庭負擔得起的住房，滿足基本生活條件的收入，兒童保育，免費教育，免費醫保，法律公正，負擔得起的公共交通，良好的護理基礎設施，等等。

日本的女性專用車廂。（圖/Unsplash）

《新週刊》：書中提及的女性主義城市願景，你認為哪座城市有可能實現？

萊斯莉·克恩：我認為沒有哪座城市能真正達到這個目標，不過，很多城市正在努力。巴塞羅那有一個性別規劃願景，他們的“超級街區”計劃旨在讓城市變得更人性化，使其更安全、更環保。

《新週刊》：真正的“女性主義城市”應該是什麼樣的？它是否難以成為現實？

萊斯莉·克恩：有很多方法可以讓“女性主義城市”名副其實。有些城市實施了“性別主流化”策略，在性別平等方面劃撥預算，關注性別意識；有些城市正在通過女性主政者的介入，正視女性的需求。

要實現這一切，並不困難。女性主義政策的實施，改善的將不僅僅是女性的生活，很多弱勢羣體也將受益。畢竟，我們都想要安全、宜居、交通便利，有着安全的公園、足夠的兒童空間等因素的城市。

巴塞羅那的“超級街區”計劃。（圖/Unsplash）

《新週刊》：你希望讀者從這本書得到什麼啓發？

萊斯莉·克恩：許多讀者告訴我，這本書讓他們看到了自己的經歷，或者幫助他們以新的方式理解城市。他們注意到了以往沒有注意到的事情。比如，在地鐵站，看到有人推着嬰兒車，他們會想：“哦，這個人能乘坐這趟車嗎？她怎麼到達下一個目的地？最近的公共衞生間在哪裏？”

我希望居住在城市、關心城市的人讀到這本書，包括規劃師、建築師、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我的目標是讓讀者行動起來，讓自己的城市更加友好、公正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