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認為林毅夫等也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資格_風聞

　　寫這篇文章的動因，是觀察者網上的另一篇文章《雷鼎鳴：在我看來，這幾位中國學者更有資格拿諾貝爾經濟學獎》（https://www.guancha.cn/leidingming/2024_10_28_753267.shtml）。這篇文章認為，《中國的奇蹟》的作者林毅夫、蔡昉和李周應該更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不應該像實際發生的那樣授予《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的作者達龍·阿杰姆奧盧、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魯濱遜。

　　我個人認為，三位中國學者是對中國經濟騰飛有重要貢獻的，而三位美國學者，如果不客氣地説的話，他們簡直是經濟學界的垃圾和恥辱，不僅對經濟發展沒正面貢獻，反而在宣揚謬論。但即便是這樣對比之下，我仍不認為三位中國學者有資格獲獎，並且，我可以指出“比較優勢經濟學”的問題所在。

　　我的理由，説出來很簡單：經濟學獎應該授予對基礎理論或一般性認識有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而不應該授予只對經濟發展實踐有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這是因為一般性認識的突破和創新遠比實踐上的進步重要。美國人更沒資格獲獎是毫無疑問的，但中國學者對一般性認識沒有重大突破創新也是事實。西方學者的理論是謬論，中國學者的理論，則由於針對了太多中國特色的緣故，也是有侷限性的相對真理，有其不適用性和不可複製的部分。

　　西方學者的“制度的包容性”是胡扯，這很好駁斥。北美事實上就是當時殖民地當中最沒“制度的包容性”的地方——殘存在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至今都不願融入美國社會，他們祖先當年更是抵抗到了無力再抵抗為止。按這三個西方學者的理論，美國應該是最不發達的地方。相反的事實發生了，是由於西方人有能力將沒有“制度的包容性”的地方徹底改造成有，辦法也很簡單直接：基本消滅原住民，只剩下他們自己和聽話的奴隸。對這樣的歷史事實做顛倒黑白的理論研究和表述，這樣的學者難道不是經濟學界的恥辱？

　　很可惜，雷鼎鳴這位文章作者反駁西方學者，連這麼最大和最直接的事實都沒引用。

　　而中國學者的“比較優勢經濟學”，其不適用和不可複製，其實是完全能認識到的，但在中國經濟事實上在騰飛與美國西方卻在衰落的事實對比下，很少有中國人願意去想這些問題，甚至我也不大相信為了抹黑中國無孔不入的西方人可能想到——他們掉進自己掘出的理論深坑裏，很難有真正客觀和寬廣視野。

　　“比較優勢經濟學”的問題，就在於結論過於依賴中國國情和特定時代。它強調了政府幹預和發揮比較優勢產業的作用，但忽略了因為中國特殊性造成的隱含預設條件，也對制度的作用沒有全面準確認識，這造成很多在一般性上並不正確的論斷。

　　中國是個大國，我們有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打下的大國政治和軍事影響力，我們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執政黨，我們有足夠多的資源和足夠大的領土縱深，有多樣性的自然地理環境，也有數千年實踐積累下有充分一致性的文化傳統。脱離了這些，哪怕是一部分，往往就能對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時代的發展和進步，也很可能讓“比較優勢產業”這個因素難以正常發揮作用，甚至還可能讓這個因素不存在。

　　對於世界上眾多的落後小國而言，他們的政府再強，在政治、經濟強國林立的國際上，其影響力也可能不值一提，隨便政治或經濟的風吹草動就能讓他們政府的干預作用付之一炬。很顯然，他們沒有自主完成高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能力，因而絕無可能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真正獨立自主發展。而戰後從事實上的落後起點發展起來的比較小的國家，無論是原本近乎發達過的日本，還是戰後崛起的亞洲四小龍，或者中東的以色列，政府的對經濟干預都不是最主導的因素，外來支持和輸入才是最重要的。其中的日本和韓國，政府的干預作用是很強的，但背後美國的影響更強大，都可以控制它們的經濟走向（甚至政府更迭）。所以，真正在自主政府幹預作用下成功的實際上只有我們一家，而且，這也與我們的制度優勢有極大關係。

　　外部影響和干預，不是“比較優勢經濟學”強調的因素，但它可能在相當多的情形下是更重要的發展前提。這些情形，可不只是我們理解的“西方的影響”，我們現在的“一帶一路”，也是這種影響的一部分——那些沒能力自主發展的落後小國，在與我們這樣的大國之間創建和發展共同利益，並獲得足夠支持（基礎建設、貸款、投資、技術培訓和教育等），才能構建出原本他們不存在的“比較優勢產業”，才能在國際市場上佔有最初的落腳點。而即便是大些的國家，由於認識上的落後或錯誤，找不到自主發展出路和沒有自主發展能力的也比比皆是，這裏面甚至還包括俄羅斯這樣的國家。而我們自己的歷史，在實踐上雖然是反抗外部侵略的（侵略是純負面干預），但在認識上，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也一樣是外部干預，我們在那之前也同樣是沒能力自主發展的（所有其它努力全部失敗）。這樣的事實下，怎麼可能對外部干預的作用視而不見、絕口不提？這樣的理論，能有很好的適用性和可複製性嗎？也許，中國人幫忙過去主導這種複製才行，但那不是真正的可複製性，複製成功之後，人家要自主發展，還是一樣要重新反思和認識。

　　“比較優勢產業”也是“比較優勢經濟學”關注的重點。但在當今世界，自動化生產和AI大發展的情況下，落後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可能在國際上毫無用處（而不僅是沒競爭力），很有可能，未來相當多的小國根本就不再存在“比較優勢產業”，單純從市場角度説，國際市場也可能不再需要落後小國在不用某種方式預先提升能力的前提下去參與國際分工（那樣不划算，沒人願意做純粹慈善）。但中國是在有這樣“比較優勢產業”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基於中國特殊性的經驗，當然不能隨便斷言可以簡單複製到未來甚至當下其他國家。

　　對制度，“比較優勢經濟學”並不傾向於看作關鍵因素，這也是不正確、不全面的。首先，我們的制度是有優勢的，這是我們政府可以成功干預經濟的前提，這一優勢任何西方國家都沒有。其次，阿富汗、朝鮮、緬甸的難以快速發展，怎麼説都不能否認制度上的制約作用。我們的一些合作伙伴，因為其國內的票選政治而失信中斷合作發展的道路，這樣的事已經發生不止一起了。而俄羅斯聯邦、南美國家票選制度下的國家難以快速可持續發展，也和制度落後有極大關係。印度似乎在快速發展，但其不可持續性的理由，國內網上已經總結的夠多，無需多言，這其中就包含制度問題。更重要的是，包括美國在內整個西方發達世界，他們從發達走向衰落，票選制度的劣勢也一樣是禍根，不能因為他們還沒衰落到底而忽略。經濟發展和制度有關，這個應該是正確的論斷，絕不能因為西方在借用這個正確論斷宣揚他們的所謂“西方制度優勢”而去試圖否定——真正應該否定的，是西方所謂“民主經濟體優勢”，或者，更直接地，是要否定西方民主。

　　“比較優勢經濟學”的不適用和不可複製部分，根本上説，就是中國學者只肯多特殊性研究，而不肯下一般性結論造成的，這極大地限制了理論研究的作用，並因而讓實踐不可能真正高效率運轉——這一點沒有被我們充分感知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西方人自己走入歧途，而中國人只是在正道上缺乏效率，而在這個星球上我們沒有其他參照物可選；另一個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成功發展，都有中國人在參與，中國人的勤於實踐讓理論的錯誤部分不太容易發展到出大錯的地步。但這兩個因素的補救作用不是我們理論上可以有缺陷的理由，這種補救的作用也是有限性，認識錯誤最終總會轉化成實踐的後果。

　　對一般性看法，我還有自己的相關觀點。

　　我認為，文明（或社會）是有序性進化的載體，這種抽象的定義適用於所有文明，包括未來的和其他星球的。在這種定義下，文明的發展，就是一個有序系統的構建和升級換代進化的過程。可以持久生存發展的文明，必須不斷全方位地加速主動創新，也必須不斷擴充和改變自身。這是哲學觀點。

　　具體對經濟我不是內行，但違背哲學一般性原理的部分，是可以判斷為錯誤的——這是個方法論問題，哲學原理首先保證未發生過反例，然後違背哲學原理的認識被判定為不允許付諸指導實踐（即“判定為錯誤”），直到哲學原理出現反例，這樣方法論的實踐總成本和代價更低。

　　經濟的發展，是整個社會有序性進化的一部分，也是要讓涉及經濟的所有系統要素以儘量高的水平和儘量低的成本互相協調與配合，這絕不只是一個在任何既有規則制度下任由系統相關要素相互作用的過程，而必須也是人同時要有意識地設計和創造的成分逐漸提升，試圖讓系統相關要素相互協調與配合的過程。

　　因此，制度的優劣肯定有影響，但西方民主票選制度，在當代條件下只能讓系統相關要素更無序化發展，因而西方人追捧的那種制度是經濟發展的負面因素而不是相反。各種自由主義經濟學，也一樣是基於各種形式和條件的對特定規則下的無序演化的推崇，與有序性進化根本不是一回事，因而都有錯誤。

　　也因此，政府的創造性正確干預會是正面經濟發展的因素，但因為國家大小和影響力的不同，以及政府本身能力的不同，這個因素能不能主導經濟發展，還需要看其他制約因素的對照情況，有能力的大國可能自主成功，而沒能力的小國則基本上沒希望。

　　“比較優勢產業”的優先發展，則只是特定客觀條件下可行的一種具體發展路徑，而具體路徑，是與很多因素有關的，不能斷言一國的具體路徑可以被其他國家複製。對大國而言，先勒緊褲腰帶打下齊全的產業鏈基礎會讓前期發展緩慢，搞不好有中途夭折可能，但這避免了後期受外部制約的嚴重隱患；而首先發展“比較優勢產業”，前期也許有更好效果，但深入發展會受到嚴重製約，在較極端外部環境下還很可能失敗。以有序性構建和進化的觀點看，極端堅持這兩樣都有失敗風險，並且總成本和代價都很高昂，折衷結合去處理才是最佳選擇。而我們實際的歷史既沒有做最佳選擇，也沒有做極端最壞選擇，而是在兩者之間：前期打下了足夠基礎，走了不少彎路但畢竟能改正錯誤，總體上經濟發展是成功的。這是對我們而言如此，其他國家，哪怕同樣是大國，也因為國情不同而不應該簡單複製中國經驗。比如，俄羅斯若想經濟騰飛，制度／政府能力、人口、環境、安全的制約就和我們完全不一樣，人的認識（文化傳統）也有很大不同，他們即使能成功，也不會用相同的方式走相同的道路。

　　我們的“一帶一路”，既不是純粹市場行為也不是純粹慈善行為（用這兩種思維都不能解釋通），更不是中國古人“天下大同”理念的現代式迴歸，而應該理解為有序性構建和進化在國外的自然延續。它是中國發展實踐和在國際環境下生存的需要催生的，但我們更應該從哲學高度看待。

　　對經濟，哲學和邏輯能否定部分錯誤（那些也許是最容易犯的錯誤），但不能全面準確地給出正確的結論，但這對這裏討論的問題已經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