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自卑的人-父親不在家帶來的自卑◆劉本新_風聞
刘本新-1小时前

我是一個自卑的人-2
——父親不在家帶來的自卑
◆ 劉本新
父親在省裏工作,每年探家一次,別人看不起,讓我很自卑。
大人教育我和弟弟“你爸爸在濟南跟着毛主席幹革命,不能常回家來”。聽到這樣的教導我們心裏很自豪,但這個自豪只能在家院裏,在親人間。
我們一出家門,“你爺不在家,你是沒有爺的孩子”,這樣的話讓我低下頭,我會嘟囔一句:“我爸爸在濟南跟着毛主席幹革命”。但接我話的是嬉笑和起鬨。
比如四根這個孩子故意把我摔倒在地,説:“有本事叫你爺回來救你。”我無奈,只有等四根走了後再慢慢爬起來,拍打身上的土。
七歲時,我的左小臂就是被欺負我的皮孩子打斷的。
三年級時常安同學拿走我的鋼筆,據為己有,不還給我,説:“你有本事叫你爺來要。”我滿心委屈,不敢再要鋼筆。常安還去老師那裏告我,説我搶他的鋼筆。事後還是賣乖説“你爹來了也無用,這就是我的”。
“父親不在家”成為我挨欺負的重要原因,自卑感之深可想而知。
在農村,我們屬於“職工家屬”,我母親帶小孩子在家,沒有勞動力,母親掙工分很少。生產隊分口糧按照勞動工分來計算,比如分麥子,10個工分算一個工,一個工大概是一個壯勞力勞動一天的報酬,當時分值0.33元,一個工可以分到1.5斤麥子。
職工家屬工分掙的少,分不到幾斤麥子,職工家向生產隊交錢買工分,一元錢買3個工。但是,交錢買的工與勞動的工不等值,買的一個工只能分到1.0斤麥子。
然後,按照生產隊的政策,職工家屬只能分到一般社員的86%的口糧,合計下來買的一個工只能分到0.86斤麥子。總計,職工家屬分到麥子只是到了一般社員的57.33% 。
我拿着布袋子帶着10元錢到打穀場,向會計交錢,分到25.8斤麥子。看看人家,大袋子,小笸籮往家裏搬運麥子。我眼淚出來了,求情:“能不能多給一點。”
分麥子的人説:“叫你爸爸回家來幹活就能多分麥子。”此時哭也沒有用,只有自卑和委屈。
自1961年從濟南迴到老家,我們家很快欠生產隊110多元口糧錢,因此不管分配什麼糧食,都是最少的一家。吃飯問題可想而知。1979年我在部隊提幹,到1980年才還完欠賬。
1971年初中畢業,生產大隊黨支部、貧下中農協會對我“不推薦上高中”,理由是“你爸爸不在家,你家裏沒有人掙工分,留你在家裏幹活掙工分”。
我是一個公社範圍知名的好學生,竟然不能上高中,這是極大歧視,很窩火,因“父親不在家”而被另眼相看,受欺負,頓時化作一股強大的抗爭力量,“不蒸饅頭也要爭口氣”。
我和母親到公社教育組,公社就在我家後面100米處。
教育組的人都認識我,知道我家是紅色家庭,知道我父親的一些故事。
母親説的很簡單:“孩子的爸爸在濟南時為毛主席服務,還有朱德周總理,俺們的孩子你們看着辦吧。”
我再單獨去教育組,教育組組長當面誇獎我,翻閲花名冊,説:“憑你的文化課成績沒的説,參加活動也有名氣,但是大隊裏不推薦我們真不好辦。”
我説:“高中教導主任要我,好幾位老師也要我,我去找他們。”
組長説:“只要張冠甲主任來電話,我們就批准你上高中。”
我跑步去4公里外的高中——費縣第五中學。
張主任、化學張老師、數學趙老師都認識我,知道我,幫助我。張主任當面答應:“以文藝特長特別招生,但你是一位學習優秀的同學,到了學校我不能讓你再搞文藝了,必須好好學習,將來上大學。”張老師、趙老師也是這樣説。
很快,公社教育組通知我們大隊“必須推薦劉本新上高中”。
我上了高中。
別人以“你父親不在家”壓制我十幾年,自卑感跟着我十幾年。
而如今,我借用外部有利條件,堅決反抗“不推薦上高中”,獲得完勝。從此走出濃重的陰影,揚眉吐氣。
這個勝利的重要意義還在於,我沒有找父親幫助,靠的是自己的聲譽、成績和人脈,獨立應對人生大挫折,為人處事的能力得到很好的鍛鍊。
這是我人生路上打的一次大勝仗,深深影響了我以後的人生,此後幾十年軍旅生涯裏,遭遇的眾多不公平,大多是經過長時間的隱忍,時機一到,絕地反擊,打倒對方。
但是,“父親不在家”給我的負面影響至今還存在。
當我有了孩子時,也是經常不在家,有時一年回家兩次,過不了幾天就走了,一想到自己的幼時的經歷,就努力減低“父親不在家”對孩子的負面影響,我的辦法還是蠻多的:
孩子剛懂事就給孩子寫信,讓媽媽讀給孩子聽,讓孩子説媽媽寫給我回信;
隨着孩子讀書長大,給孩子的信單獨裝一個信封,讓孩子自己寫回信;
我的信寫成孩子語言,講故事,畫漫畫,也讓孩子隨意回信,説什麼都行;
孩子生日拍發祝賀電報,孩子多次説“電報就是爸爸”;
給孩子打長途電話,不管花多少錢也要孩子把話説完;
只要有可能,一定參加孩子的家長會;
帶孩子走訪老師,我和學校領導和多位老師保持良好關係;
和孩子一起去同學家拜訪;
給孩子的少先隊策劃,或者參加小隊活動;
帶孩子到惡劣天氣中體驗,練膽量;
堅持培養孩子的自理能力、吃苦能力;
家裏的軍事器材、玩具供孩子邀來同學一起玩,我教他們學習望遠鏡、指北針等;
組織孩子的同學進行軍事體育,比如業餘電台、定向越野;
帶孩子和同學進軍營參觀;
為孩子的學校或者班級開展有益活動,比如講軍事常識;
參加學校升旗儀式,國旗下講話;
為學校提供學軍的方便,比如軍事講座、國旗隊訓練等;
當我的事蹟上了報紙或電視台,要讓孩子看到,並讓孩子的老師與同學知曉;
與雙擁、民政、教育、武裝部保持良好關係,並讓某些工作人員與孩子認識或來往,遇到困難得到他們的幫助;
總之,讓孩子感到“爸爸時刻在身邊”,讓孩子有“我是軍人的孩子”的優越感,自豪感,對爸爸崇敬。這樣堅持做到孩子大學畢業。但是,“爸爸不在家”還是對孩子有一定的負面心理影響影響。比如,孩子至今還能記起讀小學前一次發高燒在醫院輸液,非常盼望爸爸回來,但我沒有回去。
最後記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孩子一歲時發高燒,來回去縣醫院看了三天,做推拿退燒無果,開始頭皮針輸液。愛人給相距50公里的我發電報,我正準備參加押運衞星去西北的任務,參謀長批准一天假,到次日18時歸隊。
13時我離開營房,轉車到達上海金山縣松隱鎮轉車,在此搭救了一位女精神病患者,我們一起吃飯後送她到縣公安局,公安局查出她的家人報她走失已經一個多月了。
公安局同志覺得我到愛人那裏正好順路,要我帶女病人到呂巷派出所。我帶她到呂巷派出所,見到了她的家人。
天黑了,公交車沒有了。我跑步6公里到了愛人住處,但愛人已經帶孩子去孃家。我住下。
第二天一早趕到岳母家,我愛人在已經帶孩子去縣醫院。我到達縣醫院,愛人帶孩子走了。
我給愛人打電話,安慰再三,趕回部隊。
不幾天,上海市公安局發來《嘉獎狀》。
過了一段時間,參謀長狠狠批評我,説:“今後你家裏再有事,我真不敢給你批假了。”
作為一個軍人,對國家、人民、社會、集體、個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處理為好呢?這是我常思考的。
2024年10月30日星期三
晴天 氣温16—21°C
於上海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