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應該統治世界的》試寫第四章《天命》第二節_風聞

感謝私信催更的朋友。在寫這個系列的時候，注意到西方對“天命”的痴迷。剛剛發了一篇相關討論，觀友們給以了精彩的評論：

​https://www.guancha.cn/wumaiye/2024_10_26_753107.shtml

圍繞該話題，該仔細研究的還很多，因此寫成了長稿，作為"成吉思汗”系列即《他們應該統治世界的》  新一章。               

他們應該統治世界的

——They  Should  Rule  the  World

第四章   天命——Mandate  of Heaven

第一節****天命等於上帝與中國皇帝立約？

（此節即上面鏈接中正式發表文章的第一節，此處從略）

第二節****天命是上帝頒發的信託令？

美國通俗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奇曼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以下簡稱“史迪威”）裏如此簡介：

“中國縱貫其歷史，都相信她自己是文明的中心，由野蠻人們包圍着。她是中央王國，宇宙的中心，其皇帝為天子（Son of Heaven），由天命（Mandate of Heaven）所統治。”

從塔奇曼真誠的文字可以看出來，在西方，天命的對譯詞組Mandate of Heaven，是嵌合在一套完整的中國史觀裏。因此，不能孤立地討論西方文化裏天命一詞的含義，而要將其置於西方的中國史觀內觀察。

在英語世界，中國文化裏的特定詞彙“天命”，統一翻譯成Mandate of Heaven。然而，實際上，Mandate of Heaven所藴含的理論內容與中國文化裏的天命沒有一絲相合的成分。經由“中國通”們的演繹，這一詞組變成了“中國皇帝”與“中華帝國”的專屬品。

heaven本意為“天、天空”，但一旦首字母大寫，便成了“上天、上帝”以及“天堂、天國”。mandate的意思則包括：

（書面）命令；委任統治權；授權，委任；受命進行的工作；指令；（羅馬教皇發佈的）聖職授任令；（羅馬法中的）委任契約；代理契約，（英國法律中的）私人財產委託。（陸谷孫主編《英漢大詞典》）

如果把Mandate of Heaven直譯，那就是“上帝對神聖統治的委任”、“上帝的授權”、“上帝授命代治的契約”之類的意思。在西方現代文明裏，該詞組也確實就是那一類含義。喬納森·芬比（Jonathan Fenby）於2008年出版的英語通俗歷史讀物《龍之寶座》（The Dragon Throne）就給讀者解釋**“由諸神把天命交給統治者的那一理論”**（the theory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 handed down by the gods to the ruler）。   

西方漢學家為什麼如此翻譯？那是需要用專著去分析的。至少有兩點很清楚：

其一，漢學家們從一開始就把天命的命理解成了命令或任命。參考費正清、崔瑞德等主編的《劍橋中國秦漢史》“班彪關於天命的論文”一節即可看出來，西方漢學家是把“受命於天”簡單地理解成了“從上帝那裏接受任命”。

其二，也是更為根本的原因，是他們陷在亞伯拉罕三教的敍事模式與思維方式裏跳不出來。

一個例子是德國慕尼黑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霍斯特·J.赫勒（Horst J. Helle，中文名又譯作“何磊”)於201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國：應許還是威脅？——一場文化的比較研究》（China: Promise or Threat?A Comparison of Cultures，以下簡稱“應許還是威脅”），其中兩節《甲骨文：上帝的委任（按，即天命）》（Oracle-Bones: The Mandate of Heaven ）、《上帝的委任與客觀的秩序》（Heavenly Mandate and Objective Order），闡述他對“天命”——Mandate of Heaven的歪解，慘不忍睹。諸如：

“古希臘的大神宙斯儘管擁有全部的神力，但仍然受制於預先設定的命運規則，即使他也沒有萬能的力量加以改變，而（商代人的神化祖先——帝）也是類似的方式。帝（Di）成為命運（fate）的中國版擬人化代表。

人們不再直接宣稱，是帝以帝國的權力（imperial powers）授命於這個或那個部族，更為普遍的是談論上帝的委任（即天命。為方便感受原文語境，以下將視情況把天命表達為上帝的委任**）**。是帝，而且可能還有圍繞在他周圍的眾多祖先與宇宙中的精靈，獎勵出那一委任，或者收回那一委任。於是，就此，世上便不再有用於控制皇帝行為的機構，因為(中國皇帝作為)上帝的信託人(the heavenly trustees of the mandate)，所接受的信託乃是統治大地(to rule the earth )的委任，而在這個世界上並無相應的抗衡物。這部分地解釋了，與歐洲中世紀統治者相比，何以中國皇帝的權力是那麼的非凡與絕對。”

（我去笑一會兒。各位也抓緊時間笑一會兒，免得待會兒笑嗆到。）

在如此非凡和絕對的誤會里，那位德國教授長篇大論地展開了文化比較，諸如：

“然而，可以假設的是，至少，西方的上帝在其形象的變遷中導向一種父親的隱喻，影響到西方的家庭生活。在那裏，家庭的形象以神界為基礎，建立在對‘天國的父’的信仰上……而在中國，帝國政府(imperial government)的世俗機構，變成為在雲端之上由帝統治的宮廷的模版。

中國的神‘帝’被理解成‘天國裏的皇帝’(emperor in heaven)：甲骨上的刻文提及帝如何在他‘神性的官僚機制’的幫助下統治宇宙，以及他如何向這個世界發送信使，那些信使的頭銜，是在政治層面的行政中打滾兒的人們所熟悉的。那些上帝的送信人不是稱為‘天使’，而是喚作類似‘上帝的外交大使’(heavenly ambassador)、‘神界國務卿’(divine secretary of state)的名稱。”

讀上述最後一段讓我空前地痛感自己沒文化，都不知道商代的政治學家在甲骨上咔咔刻出了那麼高深的帝國理論。

商 《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 正面。河南安陽出土，高32.2cm，寬19.8cm，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是甲骨文斷代第一期商武王時期的一塊牛胛骨版記事刻辭。骨版巨大且完整，正反兩面共有一百六十餘字，背面字內填朱，色彩炫麗，內容為商代社會生活和天氣等方面情況，有重要的文史價值。字體瘦硬勁直，工整端嚴。 風格豪放，字形大小錯落，生動有致，各盡其態，富有變化而又自然瀟灑。

相關釋文。（引自知乎蕭熠“甲骨文《商 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再譯”）

赫勒的一段“文化比較研究”極具啓發性：      

“在西方傳統中，猶太人如此看待他們的上帝：那上帝進入了與他的人民（按，即猶太人）立約的狀態( entering into a contract with his people)，然後，即使人們違反了所立的約（breaks the agreement），上帝也仍然會遵守那約。而在周公給出的‘上帝難以依賴’（即天不可信）的警告中，顯示出似乎其中也存在着客觀標準，一位統治者的表現會受到那客觀標準的審判，如果顯得必要的話，‘上帝的委任’有可能被收回。”

這種所謂的對比研究恰恰暴露出，作者的腦子裏只有他從小熟悉的宗教模式，只能把他熟悉的模式四處亂套。在徹底的誤會當中，赫勒展開了中西的比較研究，結論包括：

其一，把蘇格拉底、柏拉圖的理論拉出來，證明西方文明肯定進步與普世主義，所以不比不知道，一比西方都贏麻了。

其二，**“(鴉片戰爭以後)來自日本、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軍事威脅同侵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列強對華的傲慢外交，由中國的知識分子理解為，歷史形勢在迫使這一中心國家接管西方的方式，並且那是一種應許（**a historic situation compelling the Center Country to take over Western ways as a promise）。”“中國人希望從西方那裏學習的，是中西關係中的一種應許(a promise in the East-West-Relation)。而他們所做到的，則是一種威脅。”

中國讀者可能很難理解該位德國知識分子的意思，他是化用了“得天命”與“失天命”的西方歪曲版，推出了“得應許”和“奪應許”的新理論，警告西方人説：

西方文明天然地含有進步的本性、普世主義的本性，原因在於從上帝那裏獲得了一種“應許”。也就是説，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哲學，進步性與普世主義，都是上帝一高興白給西方人的，並不是西方人憑藉自身智慧創造出來的，連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都是上帝搓出來的。沒想到鴉片戰爭打開了一道門，讓中國知識分子逐漸發現了西方人所擁有的那種應許，於是就下決心把它奪過來，變成由中國人獨佔的“應許”。要把西方文明的老本兒都給奪了，那當然對西方人構成了威脅。

赫勒的理論曝光了一種情況，那就是，西方在近年出現“中國威脅論”，原因是綜合性的，其中深藏着宗教觀念。無論美國還是歐洲，右翼人物們表面一幅現代人的樣子，內心卻翻騰着宗教製造的迷信，是迷信控制着他們關於中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