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金融引領經濟增長的底層邏輯_風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引擎。近年隨着城鎮化率不斷提升，社會槓桿率逐步攀高，通過單一要素投入推升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逐步發生變化，經濟增長將更多的依賴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經濟發展結構逐步向綠色化轉型。二十大報告提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增長的底層邏輯發生了轉變。

一、中國經濟增長的底層邏輯悄然發生變化

就內在目標而言，隨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社會經濟生活中面臨的主要矛盾也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主要矛盾的變化，使得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既要注重增長的速度，也要兼顧增長的質量，充分解決發展不充分不均衡的問題；就外部約束而言，隨着環境治理的外部性不斷加劇，粗放的傳統發展模式不可持續，經濟發展需要貫徹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調整經濟增長結構向綠色化轉型，確保從實現“碳達峯”到實現“碳中和”跨越的同時，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

因此，中國經濟增長的底層邏輯需要重塑。結構調整，金融先行，這就需要進一步發揮金融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採用“金融指揮棒”來實現經濟底層邏輯的重塑。綠色金融應運而生，它是為支持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和資源節約高效利用的經濟活動，對環保、節能、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築等領域的項目投融資、項目運營、風險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務。通過發展綠色金融，向經濟社會注入新鮮的綠色血液，打通經濟結構優化的關鍵節點，以定向實現綠色部門的產出增長和技術進步來滿足發展中的內外部約束，同時促使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的位置有效上移，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底層邏輯重塑。

二、綠色金融在重塑經濟增長邏輯中的作用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要求“做好綠色金融大文章”。根據西方經濟學家羅伯特·默頓和茲維·博迪等人提出的金融功能框架，綠色金融完全可以通過發揮金融的各項職能來重塑經濟的底層邏輯，滿足經濟增長的外部約束，最優地實現中國經濟發展內在目標。

綠色金融通過動員綠色投資和激勵社會資本來促進經濟增長。綠色金融通過綠色債券、綠色信貸等各類綠色金融工具將居民部門分散的資金集中起來，動員社會資本向可持續的、環境友好型的投資轉化，提高全社會的綠色投資水平。從綠色部門來看，這將極大地緩解綠色部門的金融約束，有利於綠色部門擴大生產規模並實現規模經濟、提高綠色技術創新投入與產出，推動生產率提升；從政府部門來看，綠色金融集中社會資本，使綠色發展的核心力量由以往的政府為主轉變為市場為主、政府引導，這對於經濟的低碳轉型具有更大的成本收益優勢；從居民部門來看，綠色金融工具同時滿足社會責任投資的需求和獲取適當投資收益的目標，實現激勵相容。

綠色金融通過形成環境資源的市場價格機制來優化經濟結構。綠色金融通過建立環境權益交易市場和金融工具，為碳排放權、排污權、用能權、水權等環境權益賦予了市場公允價格，讓環境污染成為經濟生產函數中能夠量化的要素投入，從而將污染的外部性內在化。從環境資源層面來看，環境權益的價格將成為與資本價格、勞動力價格同樣重要的經濟活動信號，引導經濟活動主體對環境權益的優化配置，更節制和高效地利用自然資源。從市場定價層面來看，綠色金融工具的交易為綠色資金確定了價格，使市場利率能夠反映項目的外部性，從而自動達到體現環境資源稀缺程度的均衡水平，引導資金流出具有環境負外部性的行業，流入環境正外部性的行業。價格機制的形成，為資本向綠色部門配置提供了更高效的市場手段。

綠色金融通過金融工具來實現綠色資源在時空上的轉移。綠色金融通過各類基礎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實現綠色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轉移。在時間層面，綠色金融通過銀行體系發揮蓄水池的作用，將大量分散的中小投資和短期投資集中起來，與綠色投資的大規模和長期限相適應。既解決了綠色投資的期限錯配問題，又克服了資本市場參與者因為資產價格頻繁波動所帶來的短期行為；在地區層面，綠色金融通過建立全國統一的交易市場，推動資源從稟賦匱乏向稟賦豐富的地區轉移，使得新疆、西藏等綠色資源豐富但是資本稀缺的地區通過市場化的方式獲得經濟發展的資金，有利於緩解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在行業層面，污染排放的定價使得排污變得成本高昂，資本從污染水平高、碳資源稀缺的棕色部門向污染水平低、碳資源密集的綠色部門轉移，促進產業結構向符合稟賦結構的方向轉變。

綠色金融通過分散、轉移風險來管理綠色投資。在綠色金融專項工具層面，企業通過綠色金融為污染治理和綠色項目進行融資，可以實現成本和風險在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分擔，緩解企業綠色投資的激勵相容約束，提升企業參與綠色投資的積極性。例如，我國的綠色債券就呈現出融資成本比普通債券更低的特點；碳遠期、碳期權、碳掉期等綠色金融衍生工具為企業提供了基於環境權益的環境風險管理工具，能夠更高效的發揮環境權益的經濟效益。在銀行體系綠色金融融資層面，綠色金融通過銀行體系為經濟體提供了綠色投資的跨期風險分擔。我國穩健的銀行體系長期存續，銀行可以通過在不同時期中均衡損益來防止資產價格過度波動，實現綠色項目投資風險的代際攤銷，極大地緩解了資本在綠色項目投資上的激勵相容約束。

綠色金融通過引導資本配合綠色產業政策來支持產業體系建設。在信用傳導層面，在更宏觀的層面，綠色金融通過信用傳導機制，在信用創造的過程中引導資金流向，從而配合國家的產業政策。具體而言，綠色金融通過信用傳導機制引導銀行調整授信額度、調整信貸風險評級和風險溢價方式，限制信貸資金向高耗能、高排放的棕色部門過度投放，增加商業銀行對低碳、環境友好的綠色部門貸款，從而配合綠色發展的產業政策，優化貸款結構，支持經濟向綠色化轉型。在貨幣政策層面，綠色金融還可以通過在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使用綠色金融工具來定向釋放資金和調節利率，引導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配合綠色產業政策，自上而下地打通綠色金融向綠色產業的支持渠道。

綠色金融重塑經濟增長邏輯。從經濟增長的速度來看，綠色金融引導資金從棕色部門向綠色部門優化配置，重塑經濟增長貢獻的行業格局。資源消耗型的棕色部門經過長期的發展，已經達到行業週期的晚期，繼續投資擴張無法帶來生產率的進一步提升。而綠色部門通過綠色金融政策極大的緩解了金融約束和激勵相容約束，可以快速擴大規模、降低成本，實現規模經濟，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從經濟增長的質量來看，綠色金融利用價格信號引導資本投資和企業生產，能夠解決傳統經濟增長中的環境外部性問題，調整經濟增長和自然環境之間失衡的關係，提升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實現可持續發展。從國際經濟增長格局來看，綠色金融釋放綠色部門的生產力，能夠搶抓先機提升綠色部門的國際競爭力和全球產業鏈地位，使我國在全球碳中和的背景下獲得經濟增長的先發優勢。

三、發展綠色金融的政策思考

綠色金融能夠重塑中國經濟增長的底層邏輯，通過使用綠色金融“指揮棒”的方法與策略，促使綠色金融效用最大化釋放，使用最優路徑對經濟增長邏輯進行調整，以期能夠使綠色金融的發展更加健康與穩定，在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中實現正外部性。

首先，健全綠色金融體系的頂層設計。健全綠色金融體系的頂層設計，是保障綠色金融能夠在現有的經濟增長機制中生根發芽的基礎。通過完善制度建設、發展規劃等，從根本上規範綠色金融的定義、邊界與實施路徑，保障其健康穩定發展，防範引發系統性風險。同時，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加大創新力度，通過發展新的金融工具和服務手段，解決綠色投融資所面臨的期限錯配、信息不對稱、產品和分析工具缺失等問題。

其次，綠色金融標準與國際接軌。在制定綠色金融標準時就需要與國際接軌，防止出現低規格的綠色金融，或是將來實現二次升級，節省經濟綠色化轉型的時間成本與經濟結構調整的成本。綠色金融的實施標準一步到位，才能夠讓經濟運行的底層邏輯符合當前時代的要求。同時，標準的接軌，也正向引導經濟增長預期，未來能夠實現經濟的綠色增長與可持續增長，而不是犧牲長期效用的短期增長。

第三，以市場的手段推動綠色金融發展。金融政策和產品在政策範圍內使用市場化的手段發展才具備可持續性。綠色金融政策可以通過市場向綠色部門進行資金成本的傳導，由於金融成本的降低，綠色部門可以短期內實現總產量的提升。此外，棕色部門在獲取綠色金融過程中的失敗，會倒逼其實現技術進步，向綠色部門轉化，從而實現長期均衡。即長期來看，綠色部門的佔比和總產量都將提升，促進經濟向低碳轉化，並防止環境污染。

第四，積極的綠色財政政策引導綠色金融發展。儘管綠色金融的利率政策能夠提升綠色部門的總產出與佔比，但是綠色金融的支持是有上限的，其無法突破利率的底線實現產業補貼。綠色財政政策可以發揮基石和引導作用，與綠色金融政策的靈活與效率相互配合，實現優勢互補，使綠色金融的發展更符合國民經濟增長的需要，更好地促進經濟低碳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