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調查 | 美國政策特朗普化前瞻及中國應對策略_風聞

　　作者：陸岑

　　未來十年，經濟發展、地緣政治風險和軍事衝突、新興科技和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將持續影響中美關係。美國國內的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等內部矛盾越來越多地影響其外交政策，不但加速升級了大國博弈競爭，而且削弱了美國對盟友的控制力，一些盟友甚至開始質疑美國的信譽和領導力。這主要歸因於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從他三次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和國內最新民調來看，他的基本盤仍然強大，民粹主義仍在高漲，且有強烈的外溢效應。中國對此應該保持警惕。這也是中國面臨的世界之變和時代之變的一個縮影。

　　英國《經濟學人》10月封面文章認為，無論今年美國大選結果如何，特朗普式的政策都已獲勝，美國政策很可能會進一步“特朗普化”（詳見《英刊：無論誰贏得大選，美國政策特朗普化已成定局》）。該刊認為，美國現在的選民似乎更歡迎極端，哈里斯有意無意借鑑了很多特朗普的政策，兩人在對華議題和中東問題的處理手法也大同小異。針對這些問題，中美聚焦北京編輯部邀請國內專家學者進行調查。

　　調查涉及的四個問題

　　（一）對“未來美國外交政策特朗普化”觀點持“同意”、“中立”還是“不同意”立場?

　　（二）理由是什麼? 這種局面對我們有何影響，或者我們該如何應對?

　　（三）不論未來美國總統是誰，您認為美國對中國會進一步施壓或強化競爭與限制的是哪些領域?

　　（四）不論未來美國總統是誰，您認為兩國最有可能加強合作的是哪些領域？

　　大多數學者認為，從國內因素和歷史角度來看，“特朗普化”的現象或趨勢的確存在，對中美關係的穩定和合作帶來負面影響；也有中國學者對“特朗普化”的提法持“中立”態度。在政黨更替的背景下，美國政策是否真的“特朗普化”尚需進一步觀察。“不同意”該觀點的學者認為，美國對外政策是國內不同部門及勢力綜合作用的結果，對華政策亦受多種因素驅動；美國外交政策“民粹化”更為準確。以下是調查結果及部分觀點和建議。

　　美國外交政策是否“特朗普化”？中國該如何應對？

　　吳心伯：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美國外交越來越被國內政治所驅動，越來越單邊主義，越來越利己。中國應該堅持多邊主義，在全球化與全球治理問題上加強與全球南方、歐洲、日本等行為者的協調與合作。

　　安剛：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特約專家、《世界知識》雜誌編輯

　　美國政治的保守化是歷史性趨勢，無論特朗普還是哈里斯上台，都是奔赴方向，只不過激烈程度有別。這將使中國面臨一個更加險惡的美國對華政策和更加不利的全球貿易環境。我們的應對應是突出戰略定力，一方面做好自己的事，一方面經營好周邊和發展中世界以及對俄羅斯和歐洲的關係，同時儘量保持中美關係穩定可控。

　　趙明昊：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國論壇特約專家

　　特朗普如有第二任期，其權力將會更為鞏固。對中國的衝擊主要體現在新一輪的貿易戰。同時，持“擊敗中國”觀點的共和黨鷹派勢力的影響力恐怕也會更大。需要重新審視美國的民粹主義主流化的趨勢。

　　賀文萍：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

　　特朗普印記已經深深嵌入美國社會、文化及媒體等各領域。這種局面不利於中美關係轉暖。

　　周文星：

　　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中美關係開始生變的開端要追溯至2012年前後，但兩國關係實質性惡化的標誌是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底出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並在其剩餘任期內將中美關係推向建交以來的最低谷。即使是拜登政府上台後，也只能在很大程度上繼承特朗普設定的對華戰略競爭框架，甚至在某些議題上採取比共和黨更為激進的政策舉措。如果哈里斯今年當選，新一屆民主黨政府勢必沿用拜登政府，亦即特朗普遺留下的政策框架，進一步推進特朗普化了的美國對華政策。美國對華政策的特朗普化，勢必進一步惡化中美關係，對於應對地區緊張局勢、攜手應對全球挑戰產生負面的連帶效應。

　　達巍：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學系教授

　　從美國國內政策看，有這個趨勢，都是民粹主義的做法，但是具體做法不同，分別帶有“左翼民粹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外交政策有一些特朗普化，主要是對國際領導地位、自由貿易的後撤，但是民主黨要“國際主義”得多，所以有很多不同。另外，從4至5年的時間段看，未必會一直這樣下去。

　　孫成昊：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訪問學者

　　不同意該觀點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美國的政策不僅僅受總統個人影響，還受國會、行政部門以及利益集團、智庫等多方面影響。雖然特朗普的言辭和行為方式在國內外產生巨大影響，但特朗普的所思所想、行事作風並沒有定義美國外交政策。例如，拜登政府在氣候變化、對外多邊主義以及對盟友關係的處理上，與特朗普時期有顯著差異。二是儘管美國在對華政策、貿易等問題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策連續性，但這些並不能簡單歸結為“特朗普化”。美國在戰略競爭框架內調整對華政策受多種因素驅動，其中包括國家安全、經濟競爭、意識形態等。例如，美國對華政策轉向始於奧巴馬任期後半段，不是特朗普執政後才獨有。

　　中國可以從兩方面做工作。一方面，繼續加強與美國的多議題、多層次、多渠道交流，雙方需要就雙邊關心的議題溝通，也需要在經濟、技術、氣候變化等全球性議題上保持對話與合作。除了確保官方交流渠道暢通外，還需要通過智庫、學術界、商界等渠道推動對話，儘量保持政策可持續性，減少美方對華施壓政策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在全球多邊組織和平台上發揮積極作用，繼續推動國際規則制定和完善，通過加強與其他國家和組織的合作，避免被美國所推行的戰略競爭框架所侷限，也避免全球陷入兩個體系之爭的僵局。

　　王棟：

　　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執行主任、國際關係學院長聘正教授

　　特朗普作為美國政壇中一個政治素人，在任四年徹底打破了美國政壇長久以來確立的兩黨共識，以其誇張言行和極化主張撕裂着美國社會和美國政治，雖然在競選連任中慘淡收場，但隨着美國國內國際局勢的變動，如今大有捲土重來之勢。特朗普的確深刻地塑造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即使拜登上台也在某種程度上延續着特朗普確立的外交政策方向。

　　但是，如果將特朗普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塑造稱之為“特朗普化”則失之輕率。首先，美國對外政策許多內容並不是因為特朗普才存在，而是具有美式霸權衰落和國家利益優先的基本邏輯，將其歸功於特朗普，則過於誇大了特朗普的功勞；其次，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重在“安內”，主要目的是回報自己的支持者，因此帶有很強的“民粹主義”特性；最後，特朗普即使再次上台，大概率仍然會加劇外交政策的民粹傾向，特朗普通過煽動美國民眾、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污衊移民搶佔美國人的工作，以及因此對華大打科技戰、貿易戰、輿論戰等，都旨在儘可能通過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收益回饋自己的基本盤，進而鞏固自己的民粹主義權力。總之，與其説未來美國外交政策特朗普化，不如説美國外交政策的民粹化。

　　未來四年中美關係挑戰與機遇

　　無論美國外交政策是否“特朗普化”，美國對華全面戰略打壓與圍堵的大方向暫時不會變。從中國學者們的投票來看，無論明年誰入主白宮，美國仍會優先加大在科技、人工智能領域對中國的打壓和限制。

　　（一）未來美國最有可能對中國進一步施壓或強化競爭的領域：

　　專家學者們普遍認為兩國經貿關係預計也不會得到改善。對於特朗普而言，他上台後的對華貿易政策可能比第一任期更強硬。對於哈里斯而言，她若上台，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也會繼續推動更多針對中國投資與貿易的限制。

　　就未來4年中美關係最有可能強化合作的領域，學者們選擇集中在“禁毒”、“核安全”和“犯罪與腐敗”及“環境保護”四個領域。其中，持續管控芬太尼貿易是拜登對華接觸與對話的優先議題，如果哈里斯上台，未來四年這方面的合作力度只會加大。對於特朗普而言，他在競選期間就承諾解決“芬太尼危機”，並將此同社區治安與犯罪聯繫在一起。他若再次執政，芬太尼貿易也將是他對華政策關切的主要議題。

　　（二）未來美國最有可能與中國加強合作的領域：

　　俄烏衝突持續推高了美俄核對抗和核軍備的熱度，並促使美國高度關注中國的核政策。無論是哈里斯，還是特朗普，核問題都是中美繞不開的話題，雖然雙方不太可能達成新的協議，但可以通過對話管控“核衝突”風險（詳見《對話哈佛學者：美俄核博弈與中美關係機遇》），這也是負責任大國應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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