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一篇疫情期間寫的關於科技創新政策的舊文_風聞
algorist-1小时前
看到社區裏圍繞高校考核來討論科技政策的問題,我疫情前曾寫過一篇對科技創新方面建議的長文,和大家的討論內容有較多的重合之處,發出來供參考。
這篇文章於22年9月完成,除了同學微信羣和和某個冷門網站發表外,我還曾將其作為政治學習的體會材料提交。這兩年我可以欣喜地看到國家的政策在大方向上和我的期望比較符合,但在執行層面還有很多難以落實的地方。而我的文中在具體執行上有一些原因分析和建議,因此期望借觀察者網發表出來,供大家討論。
我們和自欺欺人的距離
序:實事求是
缺乏原始創新已經成了國內科技領域公認的“痛點“。如何激勵原始創新也成了熱議的話題,而科研管理制度則是大家關注的焦點。現行科研管理制度不適應原始創新,需要”破五維”已經成為了國內科研領域的共識。但破簡單,立才是難點所在。大家一再提出來的疑問則是“如果不用SCI等標準,那麼,又應該用什麼標準”?課程中已經有專家指出,簡單地使用其它標準,很可能又會陷入類似“唯SCI”的怪圈。但如果沒有公開、公平的標準,我們又如何讓科研管理工作標準化、科學化,以更好地支持科研工作呢?
在我看來,我們長期以來大多從管理角度看科研製度,卻忽視了科研工作,特別是科研創新自身的規律,是讓人去適應制度,而不是讓制度去適應人,很多地方過於注重表面成績,忽略了其中的問題、不良傾向和可能造成的長遠負面影響。要想讓科研製度適應科技這個第一生產力的發展,我們必須直面當前的問題,並有更正問題的勇氣,而不能僅僅滿足於一些形式上的正確性。這些形式上的工作,説到底,只是自欺欺人。而當前中美競爭以貿易,制裁甚至軍事對抗為表現,其實質則是高科技戰,在激烈的科技對抗中,所有的自欺欺人,只會導致我們自己的誤判,並可能導致我們付出巨大的代價。
我們當前的科研製度和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從西方“抄“來的,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方式有其合理性。主席也曾説過,”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而從採用sci作為標準開始,已過了二十多年,我們技術上有了發展,對世界也更為了解,無論成功經驗還是失敗經驗都積累了不少,這時候正是認真總結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並籍此改進我們自己工作方式方法的時候,特別是要總結科研工作管理方法如何服務於原始創新的問題。
筆者是一個與產業界聯繫密切的高校教師,在專業領域的創新技術研發方面也算小有名氣。本文從個人的經歷、知識背景和體會出發,希望從幾個方面來探討關於科技創新目標、評審、支持方法和創新環境方面的問題和解決之道。文章為個人觀點,而筆者不保證觀點的正確性,只保證文章都是個人的真實看法,裏面沒有任何的自欺欺人。同樣,筆者也希望讀者閲讀時能夠直面文章提出的問題,正視文中提出的可能。筆者堅信,只要迴歸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我們一定可以找到科學公正的科研管理制度,而在這一制度下,我國的科研工作者們將真正發揮“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作用,與我國人民一起,以更輕鬆愉快地方式,創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1 內卷的世界
我給自己帶的碩士生們上的第一堂課,就是告訴學生們,你們碩士階段有三大目標:第一,達到學校的要求,順利畢業(主要是論文);第二,為畢業後的工作學習至少一種技能;第三,完成老師交待的任務,這三個目標分別對應了研究生的學習、發展和工作。大部分碩士研究生這三個目標是不一致的,而這也是大部分碩士生壓力和痛苦的根源。而我們這裏,三個目標是要統一的。
我也只敢對碩士這麼説,博士生論文要求太高,理論性太強,我也沒把握把三個目標統一起來。
或許有些人還沒有意識到三個目標不統一的嚴重性。多幾個目標又如何?高考還有五門呢!但是不要忘了有個成語叫“水漲船高”。不管是學校的畢業指標,還是科研項目指標,都是浮動的,制定政策的人看的是平均水平,要的是一年更比一年強,而偏偏論文領域不缺“卷王”式的存在。於是,前些年,“卷王”們就帶着大家沿着唯SCI的方向一路飛奔而去了,而第二第三項任務,就只好變成了犧牲品。
這也就是為何大家對“內卷”現象深惡痛絕的原因。對於“內卷”的個體來説,努力有什麼錯呢?但是在現在普遍進行KPI考評的環境下,個人的努力帶來的卻是整個圈子內部競爭環境的惡化,而這個惡化又看不到盡頭。既然無法擺脱,那就只好選擇“躺平”了。
另一個類似現象是實習。半年左右的實習已經成了IT領域公司招聘時的“潛規則“,我在和產業界的人聊天的時候,他們最關注的問題基本都是是”有沒有好學生推薦過來實習“,以至於我以開玩笑的語氣回覆”認可我的工作吧,那為啥不考慮提供支持,而想着搶人呢?“。其實説到底,還是學校的研究內容和評判標準和產業界距離太大,以至於產業界需要一些其它的方式來評價學生的能力,但一個三年制的碩士,基礎課程需要半年多,畢業,找工作需要半年多,培養到具有基本動手能力需要半年多,再加上實習需求,能夠使用的時間滿打滿算半年出頭,這期間還有論文的壓力,要想讓學生安心工作,難上加難。
研究生的“內卷“現象相當於給老師們的課研來了個”釜底抽薪“,而科研目標的異化則直接作用於科研的大方向,足以把老師們的科研引入歧途。我們現在的科研工作,從驗收角度考慮,會在論文、專利、產業應用狀況等方面提出一些指標,這些指標並不能驗證科研工作的創新性,展示的只是”相關性“,即創新的科研工作和這些指標之間存在着一定的正相關,因此,這些指標有助於提高經費使用效率,降低風險。但制定這些目標的時候,我們往往忽略了兩個關鍵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這些目標制定的本身是否科學,可行性如何,是否真正有助於我們科研工作的目標?第二個問題則是,我們這樣的目標設置方式,是否會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取巧的方法,讓他們可以繞開我們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而通過表面工作達標,甚至讓弄虛作假者佔用資源,讓那些解決真實問題的科研人員無法得到足夠的支持,敗壞整個科研風氣。
實際上,轉換一下視角,從項目執行者的角度來考慮,我們很容易發現現在指標體系的不科學之處。一個科研項目的目標,從重要性上,可以分為主要目標和次要目標,從實現方式上,可以分為可控目標和不可控目標。提出方法,解決問題是主要目標,發表文章,獲得經濟社會效益則是次要目標或者説是通過實現主要目標而達成的附帶目標。將科研工作寫成文章並投稿是可控目標,而讓高水平期刊接收文章則是不可控目標。一個合理的目標設置應該是在目標選擇上,首先完成主要目標,兼顧次要目標,而不是暄賓奪主,而在目標執行上,則是保證可控目標的完成,爭取不可控目標,而不是從政績角度強行拔高。過於注重次要目標,只會讓科研工作者偏離科研主線,而在不可控目標上嚴格要求,則會讓科研工作者耗費大量精力用來提升不可控目標的達成概率,並嚴重影響對整個項目的科學規劃和管理。
因此,科學、合理的目標設置是正確科研路線的起點。在人才培養角度,它應當意味着學生學習、工作和發展目標的統一;在科研任務角度,它應當意味着按照客觀規律設置目標。區分主要目標和次要目標,可控目標和不可控目標。主要目標應當嚴格要求、重點評測,次要目標則可適當靈活。可控目標可具體規劃,精準評測,而不可控目標則可以放寬要求和時限,或者提供可替代指標。而不顧客觀規律,強行追求各種指標,必然導致研發重心偏離科研的原始目標和核心任務,而在一些形式化的指標上內卷。那麼,即使有大量類似SCI論文、到校經費等成果,只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
按客觀規律設置目標後,我們還需要增強對主要目標的評測水平,併為不可控目標找到替代性的評估方法。而這些則屬於測評的問題,是我們第二節討論的主要內容。
2 孤獨的批評者
在每個單位,總有這樣一些專家,他們學術水平高超,學風嚴謹,既嚴於律人,也嚴於律己。在各種評審會議上,他們的批評意見往往直指要害,對項目的科研方向頗具指導意義。但人們對這些專家的態度卻往往是“敬而遠之“。他們的真知灼見往往只是最後評審報告中的一兩句話,用來顯示評審的專業性,而難以真正影響研發工作,畢竟這些都不是硬性指標,粉飾一下就可以過關,即使想做也拿不到額外的資源支持。而專家們要是過於較真的話,反而會被當做”添亂“的存在,給評審者、被評審者都帶來不痛快。
這比起前些年已經算是大大改善了,前些年的時候,評審專家們的評審工作更是不務正業,曾有評審專家自嘲自己明明是個科技工作者,卻化身成為了財務專家。即使到了現在,一個嚴肅的科研項目,讓一羣專家們在百忙之中,抽出短短的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來評審,沒有時間充分了解項目的背景需求,沒有時間瞭解技術路線的優劣對比,沒有時間深入交流技術細節,又如何保證評審的正確性?
像SCI之類的硬性指標,或許就是這一背景下提出的,畢竟高水平學術期刊有更嚴謹的審稿流程,對期刊的學術聲譽也更為看重。但這些指標同樣無法保證評審的正確性,因為學術論文發表的要求和科研項目的目標本身就相去甚遠。而這種關注論文指標的科研評審體制產生的淘汰效應,則往往導致國內越是相對落後,急需發展的一些領域,越因為論文難於發表等原因而得不到支持,形成了惡性循環。
以SCI為評判標準,從歷史上看有其合理性,一個先進又相對規範的評價體系,有助於讓我國的科研評審制度走上正軌。但我們學習SCI的目的,到底是改善我們自己的評審制度,還是説把我們國家科研評審的工作交給“洋大人們“代勞呢?我們真的可以相信在國外指揮棒下的中國科技發展能夠走到我們所期望的方向嗎?
再切換一次視角,問題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假設我是一個核心技術的需求方,那麼,我有可能通知各類期刊的審稿專家,按照我的技術需求去評判文章的好壞嗎?顯然是不可能的,真的這樣做,那就成了學術不公了。但既然如此,我為什麼要以這種並無必然相關性的評價指標作為科研項目驗收評審的硬性指標?並且,我們不擔心國外因為政府的敵對勢力甚至僅僅是一些固有的偏見,而對於我們的科研方向進行有意無意的誤導嗎?
因此,比起破除“唯SCI”,更重要的是建立起我們自己的,更加符合要求的評價方法。從系統工程角度考慮,這一評價方法需要評價者明確項目的需求,瞭解相關技術路線的發展,能夠跟進項目,並且對一些關鍵技術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的探討。顯然,集中開會方式的評審是無法達到這個目標的,甚至可以説,現行的科研體制下,這樣的評審要求,其成本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解決之道只有一條:將科研項目的評審工作融入到正常的學術評價體系之中。
或許有人又會疑惑,這不是繞了一圈,又回到了”唯SCI“這條路線上了嗎?其實這裏有本質的不同,”唯SCI”是把裁決權交到SCI這種和科研任務沒有相關性的單位手上,而這裏的建議則是以任務下達單位為主,由任務下達單位根據自己的需求,利用現有的學術評價體系達成評價目標,這一目標不排斥SCI刊物等標準,但要確認標準與任務需求的一致性,中文核心刊物、產業界專家團隊的論證報告等材料,如果切合任務,完全可以取代SCI純學術性指標,甚至可以考慮借用雜誌的專家庫、學術評價體系以及在線發表資源等方式,對研究成果進行更為公開、透明、有針對性的評審。而這些需求也可以讓我國的學術評價體系更接地氣,更面向國內的真實需求,同時,能夠更高效率地利用國內的學術資源,提高國內刊物的學術水平,進而增加評審的權威性、正確性,形成良性循環。
由於創新工作的不確定性,任何評審制度必然會出現例外情況。因此,在設計評審制度時,不能迴避對例外情況的處理。長效機制、糾錯機制和旁路機制對於處理例外情況是必要的。
長效機制指對於一些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才能證實或證偽的觀點,不急於下結論,而是以網絡預印等方式公佈,通過公開的技術討論、技術團隊後續工作和相關領域技術發展提供更多的信息後,再進行評價。這一機制可以充分利用互聯網資源,加快科技交流的效率,並增強評審的客觀性。
糾錯機制則是對一些關係到項目評價的評審過程,提供評審過程的記錄,併為被評審者提供申辯機會,以防止評審過程中的失誤。從更好地完成科研任務的角度出發,我們應當鼓勵對項目的嚴格要求,但是嚴格要求難免有誤殺現象,因此,糾錯機制應是一種常態化機制,應當讓不同意見反覆爭鳴成為正常現象,除非有確鑿證據表明評審者的態度不公,一般不建議追究評審者的誤判責任。
旁路機制則是針對不適合現有評審方式的成果。由於創新成果形態的不確定性,即使再公平公正的評審過程,也可能有所疏漏。因此,提供除正規評審過程外的其它成果認可途徑,使得具有特殊性的重要成果能夠被認可,也是科學評審的重要環節。
我希望,未來的評審,不再是短時間內的走馬觀花。而是能夠真正尊重專家們的思想,讓評審者和被評審者能夠在開放的氣氛中進行深入的交流,能夠讓評審者有時間瞭解真正的成果,也能夠讓被評審者通過思想的碰撞開闊視野,認識到自己的不足,讓評審真正成為評審,並進而從根本上改進科研創新的學術氛圍。
3 創新的規律
解決了目標和評審的問題後,我們還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如何為科技創新提供支持?現在這種集中申請,早早規定研究路線、基金數額和使用方法,以申請到項目作為成功的方式,是否符合創新的規律?
實際上,這種支持方式明顯存在着不合理之處。對充滿未知的科研創新工作,在未深入瞭解其規律前,判斷哪種技術路線正確,並早早精細準確規劃未來的科研工作,顯然是不現實的。創新應當是隨機應變的,越是不成熟的技術,越需要靈活進行試錯。現在的各種固化的資金申請和支持方式,顯然是一種形式主義的做法,它很多時候不是支持科研工作,而是在為科研工作增加負擔。而到校經費等因素又往往成為高校等科研單位評價教師成果的方式,這更是偏離了科研創新的本意。
我們需要深入思考一個問題:原始創新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支持方式?是不是給錢就是有效的支持方法?顯然不是的。創新和生產建設不一樣,它對於方向性很敏感。生產建設的規律一般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而創新領域,特別是核心技術創新,是一個技術方向頻繁試錯選擇和技術鏈條逐漸成熟的過程,我們必須從發展過程來理解其規律。
創新過程可以粗略地分成思想產生-路線確定-技術成型-產業發展四個階段,起始的idea產生過程可以説是“隨緣”,環境合適時,不需要太多資源,大樣本下總可以隨機產生相當數量的創新idea,需要的是大量試錯來明確不同Idea的技術路線,並選出合適的技術。後期產業發展時,核心技術依託產業就可以獲得足夠的資源,需要的是良好產業環境的支持。而經費需求主要是是技術成型時期,技術本身缺乏造血能力,又需要大量投入來完善技術,此時技術最需要支持,而方向選擇也最重要。項目方向選擇錯了,會讓投入打了水漂;產業方向選擇錯了,不但斷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發展,還會浪費幾代科研工作者的黃金時間。
從創新規律來看,起始階段,我們並不需要太多的經費支持,需要的是各種技術路線公平競爭的資格、科學合理的選拔機制,以及靈活試錯的空間,這時候過於細緻的資金使用限制反而是添亂。產業發展階段,我們也不需要多少資金支持,需要的是對產業環境的保護,包括以法律武器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破壞公平競爭的行為,以及在霸權國家進行打壓行為時提供支持。真正需要資金支持的過程,是技術成型過程,而技術成型過程完成的標誌則應該是形成良性的產業循環。而產業發展和良性產業循環構建過程中,需要的是突破點的正確選擇和資金的靈活應用。從創新的各階段來看,當前這種固定年限、限定經費的知識方式,都是不符合科技創新的規律的。
我們需要解決幾個關鍵問題來使科技政策更符合科技創新的規律:需要廣泛徵集創新技術來源,並根據技術研發的實際進展情況選拔技術,避免集中評審可能導致的掛一漏萬;需要根據技術發展情況靈活支持,鼓勵省錢又解決問題的技術驗證方式,避免形式化、不符合實際的項目支持方式;需要基於項目完成情況和成果產出來評價科研人員績效,避免以基金申請能力和表面業績來進行職稱評定的方式。這是為了讓科研體制這個生產關係適應科技這個第一生產力發展的規律,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做好的事情。
在科技的前瞻性研究階段,需要的是方向的選擇和技術成熟度的提升。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借鑑電視節目中常出現的“海選“方式, “廣撒網“,廣泛徵集項目,通過多種渠道,大幅增加入圍項目的數量?在技術評判和支持上,我們是否可以根據技術成熟度劃分級別,提供不同的資金使用上限,並通過一定頻率的技術成熟度評審,形成”海選-競賽“的模式,使得有限的資金能夠支持更多的項目,並能夠根據科研進展情況從中選拔出優秀項目。而在個人職稱評定等方面,能否不圍繞着項目進行,而是以科技成果的重要性和技術成熟度作為指標,代替以到校經費作為指標的方式,讓職稱評審迴歸科研工作的本質?這些事情如果實施下去,是否可以讓我們的科研創新工作更具活力?
而在科技的產業化發展階段,需要的是突破口的選擇和完整技術鏈條的構建。那麼,我們評估項目時,能否擯棄各種指標上的先進性,以產業循環的選擇和補短板為目標來制定資金使用規劃?能否把大型設備購置、外協、測試加工等大型開銷預算做成一個大池子,根據產業循環需求隨時申請使用,並根據技術和產業環境發展情況靈活調整,而非早早鎖定費用?能否在技術驗證和開發過程中,鼓勵使用各種虛擬化技術和合作研發方式來降低成本,而非讓大家絞盡腦汁研究如何花錢?這些事情如果實施下去,是否科研讓我們科技的產業化落地過程更為順暢?
另外,還需要特別警惕一種虛假的科技產業循環:從技術支持、產業成熟度、社會效益等角度看上去都很完美,稍稍推動一下,就可以形成產業循環,為各方面帶來政績。但技術本身偏離了正確的方向,其內部存在着嚴重的隱患,最終可能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破壞整個產業環境。當年CPU”造不如買”的風波就是教訓,到最後,堅持自主研發的龍芯發展了起來,而獲得大量投資的引進計劃,既缺乏後續發展能力,也解決不了卡脖子問題。因此,對於產業循環,我們必須從科學客觀的角度出發進行評判,在技術實現層面,支持漸進式、逐漸成熟的過程,但技術方向上需要嚴格進行評判論證,以避免產業循環走向錯誤的方向,並在出現技術方向問題時,可以及時糾偏。
歸根結底,我們對科研創新項目的支持,其目標是為了讓科研人員專心於科研工作,而不是忙於各種形式化的瑣碎事務。比起每年多少個項目,多少資金的支持,解決科研項目進行過程中的問題,讓科技人員能夠心無旁騖地進行研究,才是對科研項目最大的支持,而要做到這點,我們需要的不是形式化的工作體現,而是對科技創新規律和科研人才的真正尊重,至少先從尊重科研人員的意見開始。
4 道路自信
國內對我國科技發展缺乏自信,對中美科技對抗中國取得勝利缺乏信心的科技工作人員人數其實不少。我挺能理解他們的:日常的科研工作嚴重依賴國外,現有的體制下又感覺不到足夠的活力。但這並不妨礙我對國內的科技發展充滿信心,關鍵詞就在“舉國體制“上。很多留美的同學喜歡嘲諷我們,説”舉國體制“扼殺創新。我認為這只是我們還缺乏足夠的科技創新經驗,已有的經驗也沒有能夠充分用於改進舉國體制對創新的支持上,而真正擅長扼殺創新的,則是失控的資本。
“舉國體制“優勢何在呢?奧秘其實在”共享“兩個字上。大家知道開源運動推崇技術共享,一個冷知識是:開源社區中的活躍分子,很大比例是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而開源對產業界最大的貢獻則是成本的降低:不是產品本身免費這種低層次的成本降低,而是在於開源的方式,讓開發者們可以以最低的成本實現產品功能的豐富和不同產品的對接,從而從源頭上解決程序員軟件開發的生產力。商業合作時,技術合作從屬於資本,合作方要經過各種試探,還要嚴格限制技術的擴散範圍,而開源共享模式則可以真正從技術本身出發進行自由開發,給了軟件開發無限的可能。
開源方式如此好用,以至於即使壟斷企業也將其作為重要的推廣模式。但這些企業的開源往往是夾帶私貨的,目的不是為了解放軟件生產力,而是把生產力更牢固地綁定在自己的技術產品體系之上。而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我們可以支持真正開源共享的方式,能夠更好地解放生產力,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
“舉國體制”已經有“兩彈一星”等成功的先例,但以前的成功更多地還是跟隨發展的成功。當前我國已經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路線,“舉國體制”也需要適應市場經濟的模式,其最終目標應當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支持全社會廣泛協助以達成創新的目標。這就需要我們來檢討,我們的政策是否能夠在市場經濟的模式下,推動技術的共享,並進而推動不同單位的協同?
以現有的國家重大專項申請方式為例:現有模式是各公司為主,組團競標,中標者可以利用國家經費降低成本,以在核心技術上予以突破。我們先不考慮執行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狀況,思考幾個更本質的問題:國家投資是為了提升我國整體科技水平,但假設公司中標並順利完成了這一項目,在市場經濟下,公司又有什麼動力把這個技術共享出去呢?而如果技術不能用於改善國內整體的科技水平,公司又如何維持技術的持續發展?此外,這種靠評審確定一切的方式,是否有助於建設產業上的公平競爭氛圍?
考慮下面一種支持方式:國家不再採取配資的方式,而是直接針對核心技術提供全部資金,中標者相當於承接了國家的新技術購買任務,而投標者同時也應該是技術的需求方,排名第二、第三的投標者同時也應當是技術的使用者,他們應該享有以合理價格使用這些技術的權力,同時也可以作為技術的驗證方,參與項目的驗收。無法讓其它單位使用的技術,顯然不具備提升我國整體科技水平的效果。而如果在驗收過程中出現爭議,則完全可以由高校、科研單位等無明顯利益相關的第三方進行驗證,就以能否成功使用相關技術為驗收標準。這一方式是否更符合市場規律,並且也能夠推動產業界之間,以及產學之間的協作工作?
更進一步,我們還可以推動符合產學研各領域自身需求的協作方式。有工控方面自主研發的專家曾對我説,我們國家在工控領域的數據、設備方面並不落後,落後的是方法,是基於大量數據研究出的優秀算法。而我國來自實際的大量數據內容則沒有得到充分利用。我們承接的一個工控安全相關國家重點研發項目,目標是解決國內自己的安全問題,但使用的數據集則是國外提供的數據集。而使用國外數據集則是國內科研工作的普遍現象。那麼,如何建立起一個協作機制,把國內各方面的資源充分利用起來,形成在祖國的大地上進行協同創新的氛圍,是我國新型舉國體制成敗的關鍵。
為了推動產學研各領域的協作工作,國內成立了多個產業聯盟,筆者也參加過多次這類聯盟的活動。但總覺得這些聯盟缺乏足夠的活力。或許是國內科研體制的影響,各聯盟總喜歡採取由上到下的推進方式,通過合作申請項目,推動標準等方式,推進聯盟的活動。相比起來,國外的技術社區則更注重以開源開放的方式,比較實質性地推動產業的發展。而在筆者看來,聯盟應該更關注技術本身的特徵,關注通過技術發展,帶來的新的產業機會,並且利用專業性和各方協作的優勢催生項目,而非走上層路線,去獲取分蛋糕方面的優勢。
與國內的一些聯盟相比,筆者感覺國內的一些技術社區反而更具活力,相對偏技術的討論更多一些,偶有較深層面的技術交流。但技術社區缺乏的則是可以帶動技術發展和社區內技術人員協作的具體項目,如果有開放性、有實質內容和廣泛參與性的項目引領,更能夠促進技術的發展和成熟。
綜合國內外的經驗,筆者認為,創建具有廣泛代表性的科技社區,依託技術社區完成科技項目,推動科技進步是實現新型“舉國體制”的可行途徑。而我國現在科研體制核心問題可以歸納為科研生產關係不適合科技這個第一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在科技社區運作時,需要非常重視由科技本身引領社區發展,促成社區內的自發科研組織活動,引用華為任總的話,“讓聽得見炮聲的人呼喚炮火。”,無論是技術問題,方向討論,文章評價,還是目標制定,都可以在社區中討論,並且通過一些公開的開源開發、技術推廣、科普教育等方式來推進社區日常工作,擴大社區影響,讓社區真正服務於我國的科研體制和科技發展。
5 先輩們
筆者喜歡讀史書,特別是近代史和革命史的很多資料,讀史的心態也在不斷變化。早期看的是傳奇性,之後看的是創業的艱辛歷程,而現在讀史,更關注裏面先輩們很多工作的科學性。
在實事求是的態度上,先輩們堪稱我們的楷模:即使是大捷之餘,首先做的也是自我批評,總結經驗教訓。所謂“成績不提不會少,問題不提不得了”。並且所提的問題絕非表面上的批評,其內因、表現形式及其可能造成的影響都進行客觀實際的分析。與其相比,我們現在的總結報告裏,成績太多,問題有點少,關鍵在於問題分析浮於表面,缺少了深入的分析,自然也就談不上針對性的、可行的解決方法。
開源開發是現在推動IT產業生態發展的常見做法,但我國的開源軟件影響還明顯落後於國外,對開源的自身規律也缺乏理解。但從軍史中,我看到了另一種“開源”,幾乎可以算是我理想中的“開源“,那就是人民軍隊的軍事民主制度。軍事民主制度讓人民軍隊的所有成員都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在自己的領域提出方案,並進行驗證,無論是元帥還是小兵,都可以提出建議,並且通過集體的力量進行改進,以組織的力量進行推廣。從抗日戰爭時期的”地道戰“、“地雷戰”,到解放戰爭時期的“一點兩面”、“三三制”、“新式整軍”、“塹壕戰術”,到抗美援朝時期的“坑道戰”,在有限的物質條件下,創新層出不窮,造就了“學習型軍隊”的特點,也是我國軍隊敢於在劣勢裝備下對抗一切強敵的底氣所在。
讀史至此,我也曾有疑問,到底是制度造就了人,還是人造就了制度?我想,這應該是一個正循環構建、互相造就的過程吧。在科技戰的大背景下,全社會都在呼喚科技創新,我們在技術上需要向前看,但是在科研管理和科研方法上,或許應該更多地從先輩們身上汲取營養。
總結
最後,我們簡單總結一下前面各章的提出的核心建議。
第一章針對科研目標,建議科研目標按其重要性分為主要目標、次要目標,按其特點分為可控目標與不可控目標,科學確定目標要求。
第二章針對科研評審,建議根據項目評審制度以拿來主義方式與國內外科學評價制度結合,通過項目評審帶動科學評價制度的改進,並設置長效、糾錯和旁路等機制作為補充。
第三章針對支持方式,建議建立動態、選拔性、按需支持的科研製度支持方式,避免科研成果評價與經費等非科研性指標掛鈎。
第四章針對生態建設,建議從制度上支持共享和協作機制的落地,建立通過社區制度運作生態建設。
第五章針對科研態度,建議我們學習革命前輩們實事求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工作作風與軍事民主制度的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