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蔣介石消極抗戰害慘中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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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安排戰後秩序的雅爾塔會議上，不僅被完全排除在外，甚至被當成戰敗國對待，領土、主權都被美國、蘇聯與英國肆意分割，這是一件至今仍然令人思之氣結的事。

中國在雅爾塔會議上遭受的損失，大部分隨着新中國的成立和偉大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被收回了，比如蘇聯在東北的“權益”，美國在中國的“權益”等，但也有一些至今無法解決，比如外蒙的獨立。

當年上海的媒體感嘆，“戰勝國的名分，戰敗國的待遇”——何以會出現這種令人痛心的現象？

直接的原因，和當時把持中國中央政府的蔣介石私心自用，在最後打敗日本的問題上，一心想搭美國的順風車有關。

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既然工業實力強大的美國已經參戰，則日本必敗；既然日本必敗，又何必把國軍實力消耗於對日作戰？留下來用於對付在抗戰中迅速發展壯大的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才是最聰明的。

在1942年1月至1944年10月間，出任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將軍，對蔣介石的這一心態，洞若觀火。他在離華之前，曾邀請《時代》週刊首席記者白修德和《紐約時報》記者談話，提供了一個高層知情人的視角。

據史迪威觀察，蔣介石在1941年12月8日的珍珠港事件之後，就已經不願意抗日了，蔣那時已經認定日本終將被美國擊敗，他需要為戰後的中國未來（即內戰）做準備。

史迪威認為，美國與蔣介石的結盟簡直像是在**“與死屍結盟”**，美國的援助未能體現為對日作戰的絲毫效果。經過“駝峯航線”艱難運達的軍事裝備，則被堆放在倉庫裏，準備在戰後“更重要戰場”使用。

做為中國戰區參謀長，為了提升中國軍隊的作戰效能（同時也為了減少美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壓力與傷亡），史迪威一方面要求對腐敗無能，戰鬥力低下的國民黨軍隊進行改造，另外一方面，則希望與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軍隊發生聯繫，包括分享美國援助（為此派出“迪克西使團”進駐延安），這兩點都受到蔣介石的強烈反對。

1944年，在日軍發起“一號作戰”行動期間，白修德曾經到訪前線，親眼目睹國軍某部炮兵毫無目標地打完全部20發炮彈，就算是完成了作戰任務。

白修德晚年寫了回憶錄《探索歷史：一個人的歷程》，出版之後成為1980年度美國十大暢銷書之一。其中有關中國的第二部分內容，被翻譯成中文，以《中國抗戰秘聞——白修德回憶錄》的書名，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在這本書中，白修德基於史迪威的提點，以及後續對於史料的查證，指出“史迪威事件”的根本原因：“據我所知，甚至就在那時候，使蔣介石最為驚恐不安的，既不是日本人在1944年的勝利，也不是史迪威暴躁的指揮作風，而是史迪威欲與中國革命者建立聯繫的努力。這些革命者在北方，即所謂的延安人，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者。”（P181）

02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由中美英三國首腦參加的開羅會議召開，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4次高峯會議之一。

但在這次重要的會議上，蔣介石對擬議中的中緬印作戰計劃興味索然，基本沒有表態，任由史迪威將軍和蒙巴頓海軍上將操盤。

蔣介石最關心的是行動開始後可能會影響到通過“駝峯航線”輸送到中國的物資數量。因此，他斤斤計較地堅持，無論戰局對空中運輸力量產生什麼額外需求，每月運到中國的物資都不能低於1萬噸，否則就不同意在緬甸使用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

蔣介石的這種態度非常奇怪。因為從日軍佔領下收復失地，本是中國政府和軍隊的本分，但在蔣介石的討價還價中，似乎成了在替美國打工。

從後來的歷史看，蔣介石這種看似雞賊的操作，導致了嚴重後果。

開羅會議結束後，羅斯福和丘吉爾就馬不停蹄地趕到德黑蘭，與斯大林舉行“德黑蘭會議”。就在會議開始的第一天，斯大林就慷慨地做出保證，在取得對德作戰勝利後，一俟遠東蘇軍得到必要的增援與加強，蘇聯就將對日作戰。

也就是説，在蔣介石自鳴得意的與美英首腦平起平坐的開羅會議後僅兩天，遠東的戰略形勢就大為改變，在美國的全球戰略格局中，中國戰場的分量已經大大下降，中國事實上已經從分食戰後利益的餐桌上被排除了出去，並且成了被分食的對象。

03

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在蘇聯黑海北部的克里米亞半島雅爾塔舊皇宮內，美國總統羅斯福、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英國首相丘吉爾，代表各自的國家共同舉行了雅爾塔會議。

這次會議，決定了此後幾十年的世界格局。

雖然隨着德國的統一，雅爾塔體系的歐洲部分已經解體，但遠東的雅爾塔體系仍然存在，包括朝鮮半島的分裂，俄羅斯對日本北方四島的佔領，以及美國在日本的駐軍，等等。

在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答應在德國投降三個月內對日宣戰，同時提出了參戰的條件，包括外蒙古獨立、蘇聯在中國新疆、東北的特殊權益，共管中東鐵路、南滿鐵路、租借旅順軍港等等。

羅斯福慷中國之慨一口答應，條件是蘇聯承認美國在中國其餘部分，主要是長城以南的特殊權益——這就是雅爾塔會議上美蘇共同出賣中國的主要內容。

本來，雅爾塔協定是美蘇之間的交易，中國完全可以不予承認，但日本投降時，由於執行消極抗戰的政策，蔣介石指揮的幾百萬國軍根本就沒有發起反攻，並且剛剛經歷了豫湘桂大潰敗，侷促於西南一隅。此時，外蒙已處於蘇聯控制之下，東北則被贏得遠東戰役勝利的蘇軍完全佔領，蔣介石還要仰賴美軍幫他運兵到華東和華北搶地盤，根本就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打落牙齒和血吞”。1945年8月，國民黨政府和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46年11月和美國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對雅爾塔協定中涉及到中國的內容照單全收。

與此同時，最令人感到屈辱的是，中國雖躋身戰勝國，竟不能乘勢收回香港。日本投降後，蔣介石曾經提出由國軍接受香港，但被丘吉爾蠻橫拒絕，而蔣介石也不敢堅持，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英軍捲土重來。

蔣介石的這番操作，意味着他口中所謂的“民族主義”、“民族利益”等，不過是他個人利益和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代名詞。

所有這一切也都意味着，抗日戰爭的勝利，並沒有使中國擺脱半殖民地的地位，完成這一歷史使命，有待解放戰爭的勝利！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強調，紀念抗日戰爭，重要的一點是必須總結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失敗的教訓，不能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國民黨青年軍的徵兵口號）的吟誦中浪漫化國軍抗戰。

今天，我仍然強調這一點。不總結教訓，就可能重蹈覆轍。（本文參考了歷史學者老田的研究，謹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