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印度製造”十年回顧：為啥印工業發展形勢反而更加嚴峻？？_風聞

編者按

自2014年“印度製造”計劃啓動以來，莫迪政府對內期望藉此提升印度工業增加值，提高製造業在經濟中佔比，創造就業機會，**對外則是承接自華產業轉移，直至超越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但十年後的今天，印度不僅未達成這些宏偉目標，反而遭遇工業增長乏力、製造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佔比重下降、製造業就業崗位大量減少，以及對華依賴提高等一系列困境。這些問題的根源包括流入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實際效益不足、內需不振導致工業投資不足，以及國內企業競爭力不足等。本文講述了“印度製造”計劃實施十年來，印度在推動製造業發展和減少對華依賴方面的實際進展，為我們客觀評估印度工業化進程和中印經貿關係提供了參考。南亞問題研究小組特編譯此文，供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網絡

2024年9月，納倫德拉·莫迪慶祝“印度製造”計劃十週年之際，引用了與現有統計數據來源（包括印度國內和國際數據）相矛盾的數據。在印度逐步加深對華依賴之際，莫迪的誤導性宣傳使印度政策調整更為困難。

莫迪於2014年上任後提出“印度製造”計劃，該計劃旨在實現四個目標：

**（1）**將印度工業年增長率提升至12-14%；

**（2）**到2022年創造1億個工業工作崗位；

**（3）**到2022年將製造業佔GDP的比重提高到25%（後調整目標期限至2025年）；

**（4）**推動印度向價值鏈上游攀升，以此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

該計劃覆蓋超過25個工業部門。

十年後，印度非但未能實現這些發展目標，其工業實際發展狀況甚至每況愈下。

印度工業實際增長率與其設定的兩位數增長目標相差甚遠：2014年以來，印度工業平均增長率僅4%左右。而製造業表現甚至更差，**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例不增反降，**從2010-11年的18.3%下降到了新冠疫情爆發前2019-20年的14.72%。

受新冠疫情衝擊，2022-23年印度製造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進一步下降到14.70%，這是自1968-6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此外，印度工業部門同樣未能按預期實現其提供一億個就業機會的目標，反而遭遇大規模就業崗位流失。印度製造業就業人數從2017年的5131萬鋭減至2022-23年的3565萬。這一下降可部分歸結於新冠疫情的衝擊，該突發事件在2021年曾一度導致製造業就業人數跌破3000萬大關。綜合來看，在2016-17年至2022-23年期間，印度製造業共計損失了近100萬個工作崗位。

**“印度製造”計劃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可以部分歸因於外國直接投資（FDI）。**考慮到本國具有的低廉勞動力優勢，莫迪政府曾寄望於通過吸引充足的FDI以模仿中國的發展模式，將印度打造成為全球製造業的樞紐。“印度製造”計劃提出以來，印度FDI流入量確實從2014年的每年360億美元增長至2022年的近850億美元，但這一統計數據上的“成功”需要從流入印度FDI的實際權重和效用兩個維度進行審慎評估。

**首先，**流入印度的FDI中，**只有一小部分用於生產性投資，**且這一佔比在2018-19年度達到峯值以後便不斷下滑。在2020-21年度，儘管印度接收了超過800億美元的FDI，但其中只有210億美元可被歸類為生產性投資，僅佔形成資本總額的3.1%。即使是在2018-19年度生產性投資佔比達到峯值時，用於生產性投資的FDI在印度總資本形成中所佔的份額也僅為6.5%。

**第二，**要衡量FDI的實際權重，需要將其與GDP聯繫起來。從這個角度來看，莫迪政府積極引入FDI的策略恐難以延續：**儘管流入印度的FDI絕對值在增加，但其佔GDP的比例卻有所下滑。**2014-15年至2022-23年期間，FDI佔印度GDP的平均比例僅為1.76%，而在2007-08年至2014-15年間，這一數據則為2.14%。

**第三，**自2022年以來，印度的FDI流入絕對數量經歷了顯著的下降，從2022-23年的略高於710億美元降至2023-24年的略高於100億美元，降幅達到了60%。這是自2007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在當時FDI僅佔GDP的0.7%，是印度獨立以來的最低紀錄。這一現象頗為反常，因為當前在華有大規模投資的西方公司，由於經濟和政治原因，正在撤出中國並尋求投資的多元化。這一進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大規模且廣為認知的西方對印投資，營造出了印度正在從美國的“脱鈎”及歐洲的“去風險”過程中受益的印象。然而，實際上印度並未像其他“印太”地區國家，尤其是越南那樣，從這些資金流動中獲得實質性好處。

**第四，**自2017年以來，流入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大部分流向服務業（尤其是信息技術）等九個領域，而製造業等其他53個行業僅獲得了FDI總量的30%。

最後，“印度製造”計劃並未能如願以償地推動印度商品出口的增長。在過去的十年裏，印度的商品出口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佔的比重**呈現出持續下降的趨勢，**從2013-14年的10.2%滑落到了2022-23年的8.2%。如果印度工業無法助推出口增長，那麼印貿易赤字將進一步上升，尤其是對華貿易方面。

作為“印度製造”計劃的補充，莫迪政府在2020年推出了生產掛鈎激勵計劃（PLI）。該計劃旨在扶持關鍵行業的投資者，推動前沿科技創新與技術發展，以此助推印度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但是，生產關聯激勵（PLI）計劃對國家財政造成的壓力也引起了人們對該計劃的財政可持續性和政策相關性的質疑，**因為該計劃的支出無疑將佔用國家預算中其他領域的資金。**當政府對大型企業給予財政支持時，這一問題變得尤為敏感。以美國製造商美光在古吉拉特邦建立半導體工廠這一備受媒體關注的項目為例，該項目總投資額為27.5億美元，美光僅出資8.25億美元，而“其餘”資金則由印度中央政府和古吉拉特邦地方政府提供。更重要的是，當前，在印度政府支持力度空前的情況下，印工業部門得到的投資仍處於較低水平，未來圍繞財政問題的矛盾或將更為尖鋭。

一、工業投資停滯不前

印度生產性投資與資本形成總額的比率，在經歷1990年代和2000年代顯著增長後，呈現出結構性減弱趨勢：從2007年的近42%下降到2020年的29%。到2023年，這一數值雖回升至34%，但仍然遠低於過去的水平。

這一趨勢之所以令人憂慮，是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私人投資的大幅下降。**印度私人投資率從2011年的31%降至2020年的23%，儘管之後有所回升，但在2022年仍只有27%。在製造業領域，私人投資率下滑尤為顯著，從2011-12年度佔GDP的6.1%下降到2021-22年度的4.2%。

如何解釋私人投資率下滑？

**需求疲軟是一個主要因素。**印度製造業企業常常面臨產能閒置問題，因此增加投資擴大工業設施是不必要的。在2011-2021年，印度工廠產能閒置比例一度從18%激增到40%，雖然這一數值可能是新冠疫情影響下的極端情況。但從2022年逐步印度逐步擺脱疫情影響以來，這一數值仍穩定在25%左右，遠遠高於2011年的水平。這部分可歸因於虛弱甚至規模萎縮的中產階級，他們的消費曾是1990-2000年間增長的引擎之一。

此外，仔細觀察二十一世紀前十年，也就是印度經濟保持接近兩位數高增長率的十年，可以發現較高的真實利率和印度的發展預期（儘管最終未能實現）共同推動了私人投資的增長：**印度在90年代採取的發展模式僅使得一小部分印度人真正受益，極大地加劇了不平等現象。**而進入21世紀初後，這一現象非但沒有改善，反而進一步加劇：最富有10%人口所持有的國家收入份額從1990年的34.4%上升到2018年的57.1%。相較之下，最貧窮的50%人口所佔國民收入份額則從20.3%下降到13.1%。**雖然印度國民收入在此期間大幅增加，但部分中產階級卻由此返貧，難以負擔特定消費品支出。**實際上，據2017-18年國家抽樣調查辦公室統計，印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較2011-12年小幅上漲，從21.9%升至22.8%，這是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該數據首次反彈。

印度無法依靠富裕階級形成一個規模足夠且穩定的市場以激勵工業家投資。於此同時，印度有8億人仍需依靠政府提供的食品補貼，這充分表明印度當前有償付能力的消費者市場規模狹窄。

從印度持續走低的儲蓄率中，可以管窺印度仍處於較低水平的消費者購買力：2024年印度的儲蓄率佔GDP的比例為5.3%，是自197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與此同時，**家庭債務負擔則不斷加劇，**2023年的貸款佔GDP的比例是5.8%，是197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

較低的家庭儲蓄限制銀行放貸能力，進而阻礙企業通過銀行融資渠道推進潛在投資項目。同時，銀行在放貸給企業時也表現出明顯的謹慎態度，因為銀行曾在2000年代大量放貸給盈利能力不足、無法償債的企業，形成壞賬。**這種態度一定程度上源自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積累的大量不良資產，**即貸款給那些在2000年代未能實現盈利以償還銀行貸款的公司所形成的壞賬。在那個時期，對經濟前景的過分樂觀導致了銀行對企業的過度投資，而這些投資不僅未能產生預期的回報，還使得銀行的財務狀況變得十分脆弱。因此，面對潛在投資者的貸款需求，銀行採取了極為審慎的態度。

最後一個導致印度工業處於困境的原因是**其相對於競爭對手，也就是中國，競爭力的不足。**隨着印度採取經濟自由化政策並開放市場，中國製造商得以逐步進入印度市場並參與到其經濟的各個領域。

二、對中國工業的依賴

2024年，中印兩國雙邊商品貿易額高達1180億美元，這意味着時隔兩年，**中國取代美國再次成為印度第一大貿易伙伴。與此同時，印度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也逐漸拉大，**從2019-20年的460億美元增長到2023-24年的850億美元。具體來看，印度對中國出口額僅為約170億美元，甚至低於2018-19年的水平，主要出口產品為鐵礦石等原材料和精煉石油。而中國對印度出口額超過1010億美元（2019年時為703億美元），主要出口機牀、計算機、有機化學品、集成電路和塑料等工業製成品。

儘管印度幾乎一半的電力來自煤炭，但該國在能源轉型中高度依賴太陽能，而本土太陽能板產能遠無法滿足其能源轉型需求。這導致印度三分之二的光伏電池，百分百的電池關鍵組件晶圓依賴進口。**總體上，中國為印度提供了其太陽能電池板所需組件的57%至1000%****（譯者猜測，這是指印度的需求擴大數倍，中國仍能滿足）。**在2023-24財年上半年，印度已從中國進口了價值超過5億美元的太陽能板，此外印度還從香港和越南分別進口價值1.21億和4.55億美元的太陽能板。在此期間，印度還從中國進口價值5億美元用於組裝的光伏電池，從馬來西亞和泰國分別進口價值2.64億美元和1.38億美元的光伏電池。這些數據表明，印度在太陽能領域高度對外依賴。儘管印度本土企業正進軍本國太陽能市場，**但是他們尚未實現技術自主，仍有70%的設備依賴中國進口。雖然印度政府正在通過加強非關税壁壘來限制自華進口，但受限於印度製造商技術能力的不足，這些政策工具效用仍十分有限。**印度對華光伏電池和硅片等關鍵組件的高度依賴，進一步突顯掌握自主技術的重要性。

製藥業雖為印度經濟的旗艦行業之一，但是同樣存在相似的問題。得益於仿製藥蓬勃發展，印度已成為全球領先的藥品出口國，出口額超過250億美元，佔據全球出口市場份額的20%。但是研發不足仍然是這個行業的“阿喀琉斯之踵”，印度製藥公司往往僅滿足於複製現有的分子結構而忽視對活性成分研發投入。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印度製藥業所需的三分之二活性成分依賴中國進口。印度政府試圖通過提供高達20億美元的研發補貼來激勵製造商在這一領域不斷創新，但情況至今仍無太大改觀，進口自中國的原料依然憑藉其無與倫比的競爭力佔據印度市場主導地位。

“印度製造”計劃啓動十年後，印度工業所面臨的問題非但沒有好轉，反而變得愈發嚴峻。**一方面，**該計劃推行至今遭遇的挫折使印度在中印關係中難以有力維護國家主權。**另一方面，**若該計劃無法助印走向適合自身的工業化道路，印度社會經濟將面臨十足風險——不僅每年數以千萬計的青年、女性勞動力將因沒有對應的工作崗位而面臨失業，希望擺脱傳統農業的農村勞動力也將面臨無處可去的悲觀前景。

**作者簡介：**克里斯托夫·賈弗雷洛（Christophe Jaffrelot），巴黎政治學院/法國科學研究中心下屬國際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倫敦國王學院印度政治與社會學教授，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海外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