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最新表態, 暗含幾個世界“狂想”_風聞

鄭永年

【導讀】剛剛，特朗普拿下威斯康星州，贏得277票，在美國的晨曦中宣佈獲勝。他在勝選演講中説，這個國家“需要幫助”，並承諾將“停止戰爭”。在他宣佈勝選後，澤連斯基和內塔尼亞胡都表達了祝賀，而就在兩個月前，特朗普在與澤連斯基會面時，兩人出現了觀點不合，一個想快速停止戰爭，另一個則想“完全戰勝”。那麼特朗普上台後，對世界，對中國，會有什麼新變化？

如果説特朗普在2016年還是美國政壇的闖入者，擁有許多掣肘，那麼2024年當共和黨拿下參議院、甚至快拿下眾議院之時，特朗普貫徹自我意志的阻力將大大減小。對內，他積極吸納非裔、亞裔等少數族裔選民，以“美國人的利益”替代“白人的利益”；並承諾放寬對加密貨幣、軍事訂單等方面的管制，積極籠絡硅谷精英羣體。對外，特朗普延續強硬態度，以“美國優先”的原則放言要對進口商品、特別是中國商品施加更高關税。

本文作者分析，**今天的美國進入了“原始資本主義2.0版”階段，國內的經濟發展和充分就業之間的平衡被打破，國際貿易也走向失衡，美國從“中產社會”轉型為“富豪社會”。**面對此景，特朗普曾有意扭轉。然而，他的方案給了資本更多自由，但美國勞工的情況並沒有改善，傳統產業也沒有得到任何實惠。**這導致了美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民粹主義盛行，甚至上升為黨爭——一些美國人開始懷疑，這是否會引爆第二次內戰。**這次大選期間發生的遊行和炸彈威脅就是最好的證明。

**作者指出，當美國無力解決內部問題時，便會將風險推至外部。然而，緩衝地帶已消失。美國對多邊主義甚至區域主義並不感興趣。**當今世界，其他國家，無論是其他西方國家還是非西方國家，都正在快速失去和美國競爭的能力。**今天的世界競爭已淪為美國公司之間的競爭，**特朗普的上台無疑會加劇這一趨勢。本文提醒，在地區動盪、世界正加速走向兩極化的趨勢下，美國在不竭餘力地將戰火引向亞太，對此我們要有充分準備。

本文轉自“大灣區評論”，正文原題為《我們的核心問題是美國**》，延伸閲讀原題為《今天沒有人可以低估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了》，**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本文討論“美國”對“我們”的影響，這裏的“我們”不僅指向中國，也指向其他國家，因為正如下文所論述的，這個世界在迅速分化成“美國”與“非美國”。在國際層面，從廣義上説，有兩個“美國”，一個是標準教科書所定義的“美國”，即“本土美國”，另外一個是“國際美國”，即美國通過其本身的力量或者其盟友的影響力在國際的延伸和輻射。對美國霸權來説，儘管其今天的主要對手是中國，但它必須防備除中國之外的所有潛在挑戰者。

今天，我們在國際層面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已經人盡皆知了，包括區域衝突（俄烏衝突和以巴衝突）、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南海問題、台灣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已經產生了巨大的不確定性，並且在今後很長時間裏將繼續產生更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我們不僅需要擔心和關注，更要找到化解它們的有效方法。

**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看，我們的核心問題是美國。儘管美國並非中國國際問題或者外交關係的全部，但美國畢竟是核心問題。**這些年來，美國已經把中國界定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有能力、有意願在全世界範圍內挑戰美國的競爭者（在美國的話語中，實際上類似我們所説的“頭號敵人”），並且這麼多年來，美國一直在努力形成其所説的“全政府模式”“全社會模式”甚至“全球模式”來對付中國。中國沒有任何理由來誤解、誤判美國。

**▍**如何“讀懂美國”？

很多年裏，我們一直在從事“讀懂中國”的活動，這很有必要。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讀懂美國”。問題是：我們如何理解美國？

**今天，人們所認知的美國實際上是一個“媒體美國”，**我們從美國的媒體上所聽到、看到的“美國”，抑或是在中國的媒體上所聽到、看到的“美國”。實際上，就對美國的認知而言，**美國的媒體和中國的媒體在總體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這不難理解，因為對美國媒體來説，“不是負面的新聞就不是新聞”。美國社會是一個由“危機感”驅動的社會。因此，美國既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是最具有危機感的國家。有人説，這是美國的“霸權感”所致，因為霸權總是認為有其它國家要挑戰它。但實際上，這源於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制度安排。在文化上，美國是一個宗教國家，有基督教所具有的“原罪”和“墮落感”。這種感覺曾體現在德國曆史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所著的《西方的沒落》一書中，現在則體現在美國作家們的著述中。就制度安排來説，美國信奉的是基督教的“性惡論”，任何人和任何組織都是自私的，因此，需要一個分權制衡的機制。**美國人在厭惡“黨爭”的同時也認為“黨爭”是必須的。兩黨都會用負面的新聞來批評和攻擊對方。****這裏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美國精英階層的危機感。他們是統治階級，最大的利益是永久的統治，他們需要美國人有一種深刻的危機感，推動國家的進步。**媒體更不用説了，如前面所説，媒體信奉的是“負面”原則。這些因素往往加深了“美國危機”的感覺，而對不瞭解美國的人來説，更具有欺騙感。

事實上也是如此，外在世界也一直都在唱衰美國。無論是其自由市場還是民主政治，美國一直被視為是世界的“燈塔”。不過，2008年美國製造了全球金融危機，這些年又發生深刻的民主危機，這使得美國這座燈塔轟然倒下了。

我們需要一個“沒有媒體的美國”。或者説，我們需要一個托克維爾。托克維爾的美國是一個通過考察美國所得到的美國，而非一個“媒體美國”。

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其內部的變化具有巨大的外部性。**傳統教科書知識，無論是經濟學、政治學還是社會學，已經很難再作為清晰認識美國的工具了——因為美國製度的核心或者説其制度的基礎設施是資本主義。我們如果要認知美國，就要回答今天美國版本的資本主義是什麼、怎樣運作、其外部性又是怎樣等問題。

**▍**美國進入“原始資本主義2.0版”

簡單地説，今天的美國已經進入了我稱之為“原始資本主義2.0版”的階段。“原始資本主義1.0版”指的是馬克思當年批評的資本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和資本擁有絕對自由的“瘋狂時代”。資本處於絕對自由狀態，但勞工沒有自由，只有捱餓或者出賣勞動力的“自由”。這是馬克思《資本論》分析的問題。而政府站在資本這一邊，幫助資本剝削勞工，因此馬克思認為政府只是資本的代理者。

一邊是絕對自由，另一邊是絕對的不自由。這導致了政治經濟學家波蘭尼在《大轉型》一書中所説的“雙向運動”，即一邊是自由資本主義運動，另一邊是（反向）勞工自我保護運動（確切地説是社會主義運動）。這個雙向運動構成了近代以來西方最深刻的危機。西方資本主義也因此從原始資本主義轉向了規制資本主義。規制資本主義內容廣泛，既包括針對勞工的福利社會，也包括規制資本活動範圍的制度。就思想來説，二戰以後至1970年代盛行於西方的凱恩斯主義可以説是規制資本主義的基礎。凱恩斯主義的中心便是內外兩個平衡：在內部，是經濟發展和充分就業之間的平衡；在外部，是國際貿易的平衡。

由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和美國前總統里根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政策打破了這兩個均衡，促成了天平迅速向資本傾斜。就美國內部來説，儘管全球化帶來了巨量的財富，但收入和財富差異越來越巨大、社會越來越分化，**美國社會從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時代的“中產社會”轉型成為“富豪社會”。**就美國外部來説，美國的國際貿易逆差越來越巨大。

**特朗普主義似乎有意扭轉這種趨勢，內部給資本更多的自由，外部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結果，資本的確獲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美國勞工的情況並沒有改善。**特朗普代表的是傳統的產業，對現代產業並無深刻的認識，其政策對美國的產業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民主黨的目標也是要改變這種情況，區別是側重點的不同和話語的不同。對外，改變了特朗普的“退羣”政策，而對華維持了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路線。對內，學界和媒介所説的、拜登在任時也沒有對美國人的民生有實質性的影響。也就是説，不管誰上任，美國經濟還是在根據自身的邏輯在發展和演化。

那麼，美國經濟到底發生了什麼？這就要看今天美國的“原始資本主義2.0版”有哪些表現。如同“原始資本主義1.0版”是資本和政府配合的產物，“原始資本主義2.0版”也是資本和政府配合的產物。

就政府方面來説，最主要表現為基於貨幣主義的“新凱恩斯主義”。古典凱恩斯主義的側重點是財政政府，即政府通過税收財政政策干預經濟，以實現內部的充分就業。在外部，表現為國際經濟組織體系——世界銀行、國際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財政凱恩斯主義在內部導向福利社會和中產階級的擴大，在外部則維持貿易平衡（至少在西方世界內部）。**但今天的新凱恩斯主義則是建立在貨幣政策之上的。在內部表現為發錢，即量化寬鬆政策。**新凱恩斯主義的最大影響力在外部，即美國這些通過貨幣政策（高利率）把世界上最優質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吸引到美國，使得各個經濟體拼命向美國靠近、靠攏，以圖紅利。這不僅影響着中國，而且也影響着所有經濟體，尤其是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可以説，至少就外部來説，新凱恩斯主義已經導致了一場十足的地緣經濟轉移運動。結果，世界經濟變得更加不平衡、不穩定了。

就資本來説，最主要表現為規制資本主義的衰落。規制資本主義是西方強政府的產物。但是，今天因為民粹主義的崛起，西方弱政府（僅就內部政治而言）是一個普遍現象。民粹政治導致黨爭，黨爭導致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危機和針對社會的治理危機。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無法顧及資本，更不用説是規制資本了，資本因此得到了一種完全的自由。無論就互聯網還是人工智能產業來説，儘管從特朗普到拜登，美國一直在叫嚷着要規制和監管，甚至業界從業者都在要求政府發揮監管作用，但那麼多年過去了，還是沒有太多實質性的監管舉措落地。

新凱恩斯主義所吸引的資本和財富，以及政治危機所產生的資本的完全自由，這給美國資本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不難理解，這也是今天美國科技如此快速發展的原因。

**▍**有何影響？

那麼，美國的“原始資本主義2.0版”對美國內部和世界正在產生什麼影響呢？結構地看，這和“原始資本主義1.0版”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

對內，收入和財富差異繼續拉大，社會繼續分化，民粹主義盛行，政治分裂加劇。這也是美國今天的現實：科技在快速科技進步，財富被前所未有地創造，民粹主義方興未艾，而黨爭使得很多美國人開始懷疑是否會發生另一次內戰。

**不過，最大的風險在於外部。**近代以來的工業化是多元的，帝國主義也是多元的。帝國主義之間構成了一定程度的“分權制衡”。但現在則不同，美國獨霸世界。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今天世界的競爭只是美國公司之間的競爭。其他國家，無論是其他西方國家還是非西方國家，都正在快速失去和美國競爭的能力。在決定世界未來的人工智能領域，美國更表現為“一神教”，其他國家即使想發展，也只能從美國的邏輯那裏得到一些延伸。

**很多人已經觀察到，美國對多邊主義甚至區域主義並不感興趣。**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美國處於一國獨大的地位。在這樣的情況下，世界出現了“美國”和“非美國”之分。“美國”正在擴大，從“本土美國”向“世界美國”擴大。一旦地緣經濟學取代了傳統經濟學，這種趨勢將不可阻擋。美國人的“理想”一直是“要麼是我的朋友，要麼是我的敵人”，而美國的科技發展正在輔助美國實現這一“理想”。

如果美國獨霸人工智能這個趨勢不能逆轉，那麼在可見的未來，世界就只有“美國”與“非美國”之分。對“非美國”人民來説，都是飛機上的旅客（passengers in flight），命運掌握在美國資本的手裏，而並非自己的手裏。

**▍**如何應對？

對我們來説，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應對這種局面。如下幾個問題是不得不思考的。

**第一，如何“止戈為武”。**既然美國已經把我們界定為“頭號敵人”，那麼如何遏制美國對我們利益的損害呢？或者自我保護呢？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在關鍵技術領域追趕美國。我們並不想戰爭，但阻止他人使用“戈”的方式就是自己需要擁有這種“戈”，甚至更好的“戈”。

**第二，如何在全球層面對美國構成一定的制衡？應當意識到，在人工智能領域，最有能力對美國構成制衡的便是中國。**相較而言，在所有“非美國”國家中，中國擁有最多的互聯網公司，也具有最強的能力。問題在於，美國的焦點在於“矛”，而我們的焦點在於“盾”。如果我們只繼續關注“盾”而忽視“矛”，那麼在未來將很難抵禦美國的“矛”。在人工智能領域，我們需要解決很多內部問題，既有技術層面的問題，也有政策層面的問題。我們曾經和美國旗鼓相當，但現在差距正在被拉大。

**第三，是否需要思考在“國際美國”和“非美國”之間作一種權衡？**美國今天把中國界定為“頭號敵人”，但説不定哪一天美國會把另外一個國家界定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美國的“敵人”帽子是根據其利益來戴的。也就是説，我們不僅不需要把美國視為“敵人”，更需要動態地來調整與美國的關係。即使處於“非美國”，我們依然會有空間來平衡美國，因為在人工智能時代，美國資本想“奴役”的不僅僅中國，而是全世界。

[ 延伸閲讀 ]

▍高漲的民粹主義與破碎的世界****

今天，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沒有人可以低估發生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了。誠如近代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和戰略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言，**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而戰爭是政治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人們可以從如下三個層面來分析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首先，是國家的社會層面。今天，在全球範圍內，無論西方還是東方、北方還是南方、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大國還是小國，所有社會都瀰漫着高漲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所不同的只是國家的控制能力問題。**在一些國家，高漲的民粹和民族主義情緒已經造成了社會運動，無論是有組織的或者是無組織的，影響到了社會的穩定；而在另一些社會，政府依然具有操控能力，民間情緒還沒有嚴重危及社會穩定。

**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的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不公平。**不管在哪裏，全球化造成了兩種不公平。在內部，其表現為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公平——主導和參與全球化的社會羣體俘獲了絕大部分利益；而沒有能力參與全球化的社會羣體不僅沒有能夠獲利，反而被邊緣化，成為受害者。在國際層面，全球化也造成了國家之間的巨大不平等。經過了數十年的全球化，這個世界不是變得更加平等，而是變得更加不平等。同時，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也是“平等”這一價值觀全球化的過程。今天，落後國家民眾爭取平等的呼聲並不低於發達國家。因此，在國際層面，全球範圍內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社會運動都表現為反全球化、反資本和反移民。

**在中觀層面，社會的兩極化反映到政治層面便是政治的兩極化。**這種兩極化在發展中國家表現得特別明顯，尤其在拉美社會，要不是極端左派政權，要不是極端右派政權。更壞的消息則來自發達的西方。最近歐洲議會選舉表明極右力量的崛起，尤其是在歐洲的大國當中，包括法國和德國。而在意大利極右派本來就已經掌權。歐洲極右力量的崛起已經使得人們對歐洲政治前景充滿憂慮，但人們最擔心的還是美國政治鉅變的可能性，現在，這批人已經在蠢蠢欲動了。

**在宏觀層面，也就是國際層面，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更加明顯了——世界在迅速兩極化。**自古至今，所有的戰爭幾乎都發生在兩個陣營之間。正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研究團隊所統計的，16世紀以來，在守成國家和新興大國之間一共發生了16次權力轉移，其中12次發生了戰爭，即使是沒有發生戰爭的4次，也是以不同的所謂和平的方式進行的，即要不是自己體面地“退出”就是被“和平”地打敗。更為重要的是，大多數戰爭都是在兩個集團之間進行的。

**▍******被兩極化的世界：****西方話語下的中國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那麼今天的世界似乎正在迅速滑向戰爭。世界正在被快速地兩極化，並且表現在各個主要層面，包括經貿、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這裏要強調的是“被”兩極化，因為如今的兩極化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產生的人為結果，而非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動生成的。

經貿的兩極化

首先是經貿的兩極化。全球化意味着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如果説全球化是一個資本主導、政府支持的過程，那麼經貿的兩極化則是一個政府主導、資本服從的過程。**人們往往把全球化所導致的各國經貿高度互相依賴視為是阻止甚至避免戰爭的有效方法。不過，經驗地看，全球化或許能夠延遲國家間的衝突，但沒有能力阻止和避免戰爭的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最好的案例。一戰之前，歐洲各國之間的經貿互相依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於人們普遍地認為，即使國家間存在衝突的利益，但很難想象有哪一個笨蛋會用戰爭的方式來解決衝突。但是，衝突的確發生了，並且演變成世界大戰，不僅是一次，而且是兩次。更應當指出的是，無論是一戰還是二戰，都是發生在屬於同一個文明、文化圈，擁有幾乎差不多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歐洲國家之間。

**當特朗普剛剛發動中美“貿易戰”的時候，很少有人會預料到世界經貿會快速下行到今天的局面。**特朗普的高關税政策很快演變成拜登的全面兩極化政策。拜登的政策包括如下幾個：第一，通過經貿政策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卡脖子”，阻止中國的技術進步。第二，“脱鈎”。“脱鈎”儘管源自特朗普，但拜登政府把它大大深化和升級了。儘管美國也隨着歐洲把“脱鈎”改為“脱險”，但對美國來説，這個變化毫無意義，因為“脱險”只是“軟脱鈎”，並且在實踐中，拜登的做法並不“軟”。第三，重組貿易組織。美國幾乎拋棄了現存的世界貿易體系，另組以其為中心的貿易體系。無論是“芯片同盟”還是“印太經濟框架”都是這個性質的排他性的貿易集團。第四，不惜一切手段地打壓中國的貿易伙伴，迫使中國的貿易伙伴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進行“二選一”。例如，美國已經採取了各種政策對墨西哥和越南等中國的貿易伙伴施壓。

儘管經貿兩極化並不符合資本的利益，並且中國也不會陷入美國的“認知戰”陷阱，但幾乎所有的經驗現象表明“一個世界、兩個市場”的局面已經成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市場已經制度化，而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市場則“被”形成。長此以往，對處於中美之間、並不想作“二選一”的國家和經濟體會構成越來越大的壓力。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對華經濟認知戰也應當是這個努力的一部分。最近幾年，他們拋出了各種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和話語，包括“中國經濟頂峯論”“中國資產泡沫論”“中國不可投資之地”等等。經濟認知戰的目的無非就是影響資本在作“二選一”的決策的時候，選擇“安全”的美國和西方，而不是“不安全”的中國。

意識形態的兩極化

**其次是意識形態的兩極化。應當強調的是，即使在超級全球化時代，東西方的意識形態對立其實也一直存在。**只不過是當時巨量的經濟利益掩蓋了意識形態分歧，而西方一些政治人物也誤以為全球化會促成所有參與全球化的國家演變成為類似西方那樣的國家。對美國來説，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當時美國的判斷是，一旦中國融入了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體系，那麼美國也能夠把中國納入其所控制的全球體系之下。

但是，全球化的數十年之後，美國和西方發現事物的發展幾乎與預期相反。**今天，美國和西方在華的經濟利益並沒有像早年那麼顯見了。**隨着中國企業的成長和進步，相對於西方企業的競爭力大大增強，美國和西方發現在中國不那麼容易賺錢了。同時，美國和西方國家也發現，儘管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實現了崛起，但中國非但沒有演變成為“另一個”西方國家，而且更“中國化”了。不僅如此，美國不僅沒有能夠改變中國，美國反而被中國所改變。

地緣政治的兩極化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地緣政治的兩極化。**實際上，無論是經貿的兩極化還是意識形態的兩極化，最終的表現必然是地緣政治的兩極化。**地緣政治也是“被”兩極化的，或者説是美國組織的兩極化。美國揚言已經放棄了（實際上沒有放棄）改變中國內政的企圖而改為“營造”中國的周邊環境。在這方面，美國已經在中國周邊塑造了至少6個小多邊，包括美日菲三邊聯盟、美日韓三邊聯盟（JAROKUS）、美英澳三邊聯盟（AUKUS）、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Quad）、五眼聯盟（美英澳加新）、美越印三邊聯盟，還有一個準美日越三邊聯盟尚處醖釀階段。要意識到，美國組織的這些小多邊僅僅只是為了台海和南海問題而設置的，更是為了阻礙中國解決台海和南海問題，通過所謂的維護“海上航行自由”來封殺中國，避免中國成為一個海洋國家。今後，美國還會有更多陸地小多邊來應對中國。

在國際層面，美國的地緣政治舉動表現在幾個主要的方面。第一，把中國和俄羅斯綁架在一起，在世界範圍內搞認知戰，塑造中俄“軸心”的認知。在俄烏戰爭開始之後，中國既非當事國，也沒有以任何形式參與戰爭，而是呼籲各方用政治和外交方式來解決問題，但美國的“二元對立”把中國置於俄羅斯這邊。實際上，當美國意識到中國不可能在這場戰爭中站在美國這一邊的時候，美國和西方國家就開始竭力把中國和俄羅斯綁架在一起。第二，美國動用其政治力量“取消了”中國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試圖把中國排擠出“全球南方”，和中國競爭全球南方的領導權。最近，人們也不難發現，美國和西方國家開始着手破壞“全球南方”，剛剛過去的、在意大利召開的七國集團邀請了一些“金磚國家”參加，無非是為了把中國、俄羅斯和其他金磚國家分裂開來。而在很大程度上，七國集團也達到了其目標。第三，美國的國際關係學術界加速塑造一個新的概念，即“全球東方”（Global East），把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綁架在一起。從西方自古希臘到當代，“東方主義”具有其深厚的知識背景，而“全球東方”只不過是古老的“東方主義”或者“東方專制主義”的現代翻版。  

**▍******並非是“戰爭是否有可能”，****而是“戰爭以什麼形式”

應當再次強調的是，微觀、中觀和宏觀這三個層面的因素是互相促進和強化的關係**。今天，沒有任何理由能讓人們相信西方國家有能力改變微觀（社會）層面和中觀（國家）層面的局面，**這兩個層面的局面還在快速惡化（另文討論）。如果這樣，那麼根據本文開始時所提到的克勞塞維茨敍述的內政外交邏輯，宏觀層面的局勢會加速惡化。**也就是説，當西方國家無能解決內部問題的時候，就會把衝突轉移到國際層面。**至少自近代主權國家產生以來，所有的戰爭都是這樣發生的。

實際上，談論“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可能已經低估了今天的局勢，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多國捲入尤其是大國捲入的局部戰爭早已經開始了。**俄烏戰爭幾乎已經卷入了世界上大多主要大國，即俄羅斯、美國和歐洲。當然，如上所討論的，中國是“被”綁架而“捲入”的。**中東戰爭儘管表現為以色列-哈馬斯的衝突，但其他很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已經深度捲入。**人們也可以認為，正是因為多國的捲入，才使得這些局部衝突具有了誰也沒有預想到的持久性。

自從核武器產生以來，人們往往認為捲入大國的世界大戰已經不可能了，因為兩個核國家（或者核國家集團）之間的戰爭等於互相毀滅。但是，人們大大低估了以其他非核戰形式出現的戰爭的可能性。實際上，核武器不僅從來就沒有消除過戰爭，而且也導致了另外形式的戰爭。經驗地看，核武器在以另一種方式“鼓勵”擁核國家使用暴力和戰爭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因為相信其他擁核國家不會使用核武器來實現互相毀滅，擁核國家更容易傾向使用暴力和戰爭。核武器產生以來，世界從來沒有太平過，暴力和戰爭依然頻繁。即使兩個擁核國家沒有發生過直接的戰爭，但**代理人戰爭從來沒有停止過。**俄烏戰爭爆發以來，雙方陣營在互相進行核威懾的同時進行着一場持久的常規戰爭。

因此，當人們説世界大戰的時候，需要考量的並非是戰爭是否有可能，而是戰爭的形式問題。同樣，今天人工智能的發展及其在其他領域（尤其是軍事領域）的廣泛應用並不會使得衝突和戰爭成為不可能，反而是擴展了戰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忽視了不同形式的戰爭，那麼就會犯重大的戰略錯誤。戰爭是“永恆”的，因為戰爭是人性的一種“最終表現”，但戰爭的形式是變化的，因為人性是可以“文明化”的。

那麼，餘下的問題便是世界大戰的主戰場會在哪裏的問題了，中東、歐洲還是亞太？

**中東的以哈衝突仍然進行，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一局部戰爭很難發展成為世界大戰。**美國支持的以色列在這個區域擁有絕對的經濟和軍事優勢。儘管世界同情弱小的一方，但這種道義上的同情很難轉化成為實際上的支持。一些歐洲國家承認了巴勒斯坦為國家，但這並不是問題的解決。阿拉伯世界的不團結也決定了戰爭的有限性質。在世界範圍內，反對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更多的出現在西方世界，而非中東世界。

**如上所説，在一定程度上，俄烏戰爭已經是一場多國捲入的“世界大戰”了，現在的問題是戰爭是否擴大和升級？**儘管戰爭如何結束還是一個未知數，但要演變成美國和歐洲主要大國和俄羅斯直接交戰的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並不大。兩邊陣營的核威懾從戰爭開始不久就開始了。迄今，人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不管發生何種情況，雙方使用核武器的概率非常小。對美國主導的北約來説，這場戰爭的“藝術”在於北約對烏克蘭的各種形式的支持足夠大，但也僅維持在使俄羅斯找不到使用核武器的理由的水平。而對俄羅斯來説，其也可以通過其他常規手段來打一場持續的戰爭。

**戰爭已經持續多年，各方都顯出疲憊感，因此都在尋找“台階”得到一個有利於己方的結局。**最近圍繞着俄烏戰爭的三大事件表明事情正在發生變化。一是西方紀念二戰關鍵戰役“諾曼底登陸”80週年，二是七國集團峯會，三是專門針對俄烏戰爭的瑞士和平峯會。儘管在這三個事件中，北約還是一如既往地施壓俄羅斯，並放出了很多“狠話”，並且對俄羅斯出台了進一步的制裁舉措，但很顯然西方的目標並非擴大和升級衝突和戰爭。同時，俄羅斯也做出了反應，在繼續進行戰爭的同時也提出了隨時就烏克蘭問題進行談判，並且也開出了具體的談判條件。總體上看，不管戰爭以怎樣的方式結束，西方利用俄烏戰爭“拖垮”俄羅斯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實現，而俄羅斯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自己的目標。

**如果説俄烏戰爭開始進入一個“下行”的過程，那麼亞太地區的衝突則經歷着一個“上行”的過程。**實際上，從俄烏戰爭一開始，美國從來沒有把其關切點置於俄烏戰爭。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都把中國界定為美國的競爭者甚至敵人。因此，儘管美國一方面通過北約支撐着俄烏戰爭，但同時其戰略重點依然在亞太。正如前面所敍述的，這些年美國的戰略部署主要在亞太地區，在中國周邊構築了大量的“小三邊”。

**人們不難從今年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中看到這一大趨勢，即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戰略重點都在往亞太轉移。**香格里拉對話會本來是要就本區域的安全問題進行對話，但今年的趨勢表明，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都已經儼然把此視為世界安全的對話會。這和前面所討論的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努力把中國和俄羅斯綁架在一起有關。近來，美國和西方一直在進行這方面的認知戰爭，把俄羅斯的“不敗”歸結於所謂的“中國向俄羅斯出口軍民兩用的產品”。言下之意就是，正是因為中國的支持，俄羅斯才有能力進行一場持續戰爭。今年香格里拉對話會的局面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美國的認知戰是有成效的，成功地把歐洲的戰略注意力引向了亞太地區。

**對美國來説，亞太地區成為“火藥桶”是美國勝出的終極手段。**美國口口聲聲説自己是亞太地區和平的維護者，但經驗地看，美國分裂亞洲、在亞洲製造衝突和戰爭的行徑已經登峯造極。並且，美國現在的亞太或者印太政策的趨勢是“一切為了應付中國”（後續會另文討論）。美國統治集團似乎陷入了一種對中國不可自拔的極端恐懼心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美國的對華政策早已經呈現為十足的法西斯主義，只不過在美國的精心包裝之後，這種法西斯主義政策以非法西斯主義的形式表達出來。對美國來説，只要能擊垮中國，使其還是最後的“勝利者”，哪怕整個亞洲被戰爭毀滅也在所不惜。正如一些美國極端反華力量所公開言明的，在和中國的競爭中，美國只有勝利這一選項。

也就是説，對中國最嚴峻挑戰就是如何有效地回應——美國在中國周邊營造戰爭環境，把世界性戰爭引向亞太地區，最終實現其圍堵和遏制中國的戰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