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國超10萬人研究：單身抑鬱風險比已婚高8成_風聞

來源：中國科學報

文 ｜ 《中國科學報》 記者 馮麗妃

作家錢鍾書的經典之作《圍城》中有一句名言：“婚姻是一座圍城，城外的人想進去，城裏的人想出來。”婚姻這座“城”，要進去，還是出來？

一項新研究或許能為你提供參考。澳門理工大學副教授李克峯、在美國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的王翠翠與合作者基於7個國家逾10萬人的研究發現，單身人士出現抑鬱症狀的概率可能比已婚人士高80%，且男性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未婚人士抑鬱風險更高。該研究11月5日發表於《自然-人類行為》。

尋找“因果證據”

據世界衞生組織統計，近年來，抑鬱症已成為僅次於腫瘤的全球第二大疾病，全球約有3.5億人正在被抑鬱症折磨。

目前，抑鬱症治療尚缺乏有效手段，早期預防在減輕抑鬱症負擔方面顯得尤為重要。然而，人們對抑鬱症發病風險因素的認識仍不全面，抑鬱症早期預防仍存在挑戰。

“現在很多抑鬱風險因素是未知的，或者研究結論不一致。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樣本量較少、隨訪時間短；另一個原因是大多數研究停留在‘相關性研究’層面，缺乏因果證據。”論文通訊作者李克峯對《中國科學報》説，“相關性不等於因果關係。因果關係的推斷，需要依靠長時間隨訪，幫助研究者理解長期趨勢和短期波動。”

李克峯團隊主要聚焦基於人工智能和因果推斷的公共衞生與醫學大數據分析，包括抑鬱症及其共病的預防、診斷和治療等。“我們希望系統研究與抑鬱相關的風險因素，找到其中的因果關係。”李克峯説。

他與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者合作，運用人工智能歸因法，對美國、英國、墨西哥、愛爾蘭、中國、韓國和印度尼西亞7個國家相關公共衞生部門採集的人羣調查隊列進行了深度分析。這些隊列包括106556名參與者（經過加權計算涵蓋約5.41億成年人），其中5個國家隊列的隨訪時間為4至18年。基於此，他們發現了一系列與抑鬱發病有潛在因果關聯的因素。

“我們發現，婚姻狀態在所有納入的7個國家逾10萬全國代表性人羣中，都與抑鬱具有顯著的因果關聯。其中，與已婚相比，未婚、離異/分居（事實性單身）或鰥寡等單身人羣的抑鬱風險更顯著。”李克峯説。

研究者進一步對未婚人羣抑鬱高風險的因果中介因素探索後發現，吸煙和飲酒是導致其發生抑鬱的重要中介因素。其中，每月飲酒次數超過5次，抑鬱風險會顯著上升。 

意料之外的抑鬱因子

研究團隊發現，國家、性別和學歷等因素均會影響抑鬱和婚姻的因果關係。

美、英等西方國家單身人羣的抑鬱風險高於中、韓等東方國家。他們認為，這可能與東西方文化對待負面情緒的差異有關。“我們都知道負面情緒會對心理健康產生深遠影響，而東方人的‘中庸’文化對負面情緒的容忍度較高，常會自我安慰。目前，許多西方國家也引入了‘東方模式’的心理療法，強調培養對矛盾更高的容忍度。”論文共同通訊作者王翠翠説。

研究數據還表明，單身人羣中，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抑鬱。對此，研究者認為，這種性別差異，可能是由於女性往往比男性擁有更大、更強的社會支持網絡，特別是那些從未步入婚姻的女性。

出乎意料的是，研究者發現高學歷未婚人羣抑鬱發病的風險顯著高於低學歷人羣。“這與之前一些研究的結論不一致。之前的研究普遍存在樣本量少、異質性大的問題。”李克峯説，“高學歷未婚人羣出現抑鬱症狀的風險較高，這可能是由於他們經受了各種因素造成的更大心理困擾和壓力，如社會鄙視、遵守傳統婚姻規範的壓力等。此外，追求事業成功、經濟穩定和專業認可也會給他們帶來額外的壓力和要求，對他們的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給婚姻的作用“下定論”

“這項研究的最大貢獻是，利用人工智能因果推斷和不同設計的跨國大數據，對於長期存在爭議的婚姻對精神健康的保護作用，從公共衞生的羣體水平上作出了定論。”《自然-人類行為》責任編輯Charlotte Payne評價説。

該期刊先後邀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王帆等5位國際同行評審專家，對這項研究進行了4輪近一年的嚴格審查和評議。審稿人普遍認為，該論文設計了跨國橫斷面研究和近20年隨訪縱向研究，研究嚴謹且系統，為人工智能在公共衞生跨國大數據研究中的因果推斷提供了一個範例。

“通過跨國研究和東西方對比，探索文化和社會背景在婚姻和抑鬱症風險中的重要作用尚屬首次。”其中一位審稿人評價説。

李克峯表示，這項研究證明了文化、社會和經濟等背景在抑鬱症防治中的重要性，這為全球抑鬱症公共衞生干預措施的制定提供了科學依據。他與合作者呼籲，未來心理健康政策的制定應考慮婚姻狀態、文化背景、性別和教育程度等多重因素，以更有效地應對抑鬱症挑戰。

不過，他強調説，儘管與已婚人羣相比，單身人羣與更高的抑鬱症風險相關，但這並不意味着每個人都要為潛在的心理健康益處而結婚。“婚姻受到社會、個人等因素的影響，婚姻關係的質量對心理健康結果起着重要作用。每個人的經歷都是獨特的，理解這一關係有助於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更有效地支持彼此，保持幸福的婚姻與良好的心理健康。”

李克峯表示，因為隊列的數據原因，這項研究的一個缺陷是無法考慮婚姻關係的質量。

值得關注的是，除婚姻外，李克峯與合作者還發現，肥胖是抑鬱症的另一個主要風險因素，二者存在複雜的關係。下一步，他們希望通過進一步隊列隨訪研究，結合生理、生化等指標，構建識別肥胖人羣中抑鬱症高風險個體的方法。

相關論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24-02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