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印度化”的歐洲人_風聞

印度對它的征服者總是有一種奇怪的對待方式。被打敗之後，它會向他們招手，然後慢慢地引誘、同化和改造他們。

自古以來，許多強國都曾打敗過印度軍隊。但南亞次大陸總能以某種方式逆轉殖民化潮流，並改造那些試圖征服它的人。沒有一個國家能抵抗印度的這些手段。印度幅員遼闊，它的社會和宗教制度交織在一起，具有獨特的彈性，根深蒂固，所有外來入侵者遲早都會被趕走，或被吸納。有一位歷史學家説過一句令人難忘的話，説莫卧兒征服者在16世紀從中亞來到印度時是“穿着靴子的紅臉大漢”；四個世紀後他們離開印度時是“穿着襯裙的小白臉”。【7】直到19世紀30年代，各種跡象表明，印度將對繼莫卧兒帝國之後抵達的歐洲人進行同樣戲劇性的改造。就像他們之前的所有外國人一樣，歐洲人似乎也會被印度毫不費力地吸收和同化。

從歐洲人抵達印度之初，就開始了這種“跨越”的過程。葡萄牙人是第一批進行“跨越”的歐洲人。在1510年征服果阿（比莫卧兒人到達北印度早了大約十六年）之後，葡萄牙指揮官阿方索·德·阿爾布開克特意命令他的部下與他們在攻城時屠殺的穆斯林守軍的遺孀結婚。阿爾布開克親自主持了這些“美麗的摩爾女人”[1]【8】的婚禮，併為她們提供了嫁妝。然後，這些美麗的摩爾女人被強迫皈依基督教。許多人在接受洗禮後，被強迫學習天主教信仰的基本知識。但是，事實證明，這種強行向印度灌輸純粹的葡萄牙文化的粗暴嘗試，是短暫的，也是不成功的，就像之前若干世紀裏許多人試圖向印度強加純粹的突厥、薩珊波斯或希臘文化都失敗了一樣。

阿方索·德·阿爾布開克，第二任葡屬印度總督

在接下來的五十年裏，土著女子、周邊環境和果阿與歐洲之間的遙遠距離，都對新到的葡萄牙人產生了影響，因此，一代又一代的征服者逐漸開始放棄葡萄牙的生活方式，轉而採用印度的習俗。1560年葡萄牙宗教裁判所到達印度時，果阿已經更像是莫卧兒帝國的首都德里和阿格拉，而不太像里斯本或其他任何一座葡萄牙城市。一位耶穌會士震驚地向羅馬報告：“此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宗教裁判所，因為這裏所有的基督徒都與穆斯林、猶太人和印度教徒生活在一起，這就導致此地的基督徒居民的良心鬆懈了。只有宗教裁判所才能讓他們過上正派的生活。”

到1560年，果阿的葡萄牙權貴身穿華麗的絲綢衣服，打着陽傘，離開自己的房子時一定有大量的奴隸和僕人前呼後擁。有旅行者報告説，果阿貴族擁有自己的後宮，甚至基督徒女子在家中也穿印度服裝，像穆斯林貴婦一樣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很少拋頭露面”。【9】如果她們必須外出，就戴着面紗或乘坐有簾子遮擋的轎子。

葡萄牙男人們嚼檳榔果，吃米飯（但只用右手），喝亞力酒[2]；他們用草藥【10】擦身，他們的醫生給病人開了古老的印度靈丹妙藥——牛尿，一天三次，“以恢復他們的健康面色，早上一杯，中午一杯，晚上一杯”。【11】他們按照印度人的方式喝壺裏的水，“不用嘴去碰，而是讓水從壺口流到嘴裏，一滴也不灑……當有人從葡萄牙新來時，如果開始這樣喝水，因為不習慣這種方式，容易把水灑在自己懷裏，他們就樂不可支，嘲笑他，稱他為“雷諾爾”，這是對從葡萄牙來的新人的戲稱。【12】

就連教會機構也開始接受印度風俗：從1585年開始，當地教會頒佈了一項怪異的法令，命令殖民地的神學院只接受擁有婆羅門（印度教的祭司）血統的印度-葡萄牙混血兒，培養他們成為羅馬天主教會的神父。“他們從印度的異教徒那裏學到並接受了這一切，”荷蘭旅行者揚·範·林斯霍滕倍感驚訝地寫道，“印度異教徒有這些習俗已經很久了。”【13】

到了164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總裁安東尼·範·迪門報告稱：“大多數在印度的葡萄牙人都把這個地區看作他們的祖國，而不再考慮葡萄牙。他們很少與葡萄牙做生意，而是滿足於在印度的各港口之間經商，彷彿他們是印度土著，沒有別的祖國。”【14】他的同胞範·林斯霍滕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葡萄牙人的子孫，無論男女，無論從膚色還是習俗來看，都似乎是天生的印度人。”【15】

這些對印度-葡萄牙文化的早期描述，為隨後三百年裏印度各民族與各種殖民入侵者之間的廣泛接觸奠定了基調。很明顯，從一開始就不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全面取代，而是一個複雜的融合過程。印度-葡萄牙社會既不是純粹的葡萄牙社會，也不是完全的印度社會，而是兩者的混合體。它是適應了印度的氣候與社會習俗的歐洲模板；或者，從相反的角度來看，它是印度環境，但擁有歐式機構、印度-葡萄牙建築，也擁有許多日益印度化的歐洲文化輸入物。在印度的葡萄牙人和他們的印葡混血後裔，並沒有擯棄一種文化去接納另一種文化，而是同時生活在兩種文化之中，同時擁有兩套相互競爭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觀。

當然，對於果阿宗教裁判所的多明我會神父來説，這種“涵化”過程始終是不可接受的。只要有跡象表明某個基督徒在家中遵循了印度教的習俗，就足以讓整個家庭和他們的僕人被逮捕並遭受酷刑。宗教裁判所起草了一份被禁的印度習俗的清單。今天的社會歷史學家可以把這份清單可以作為一個有用的索引，去研究葡萄牙人如何以各種方式學習他們的印度鄰居的習慣、品味和迷信。

葡屬果阿，1596年，作者為Joannes van Doetecum

這份清單當中包括一些令人震驚的異端做法，比如“像印度教徒習慣的那樣煮飯不放鹽”、穿纏腰布（dhoti）或“喬麗”（choli，印度的女式短款緊身胸衣，往往是透明的）和拒絕吃豬肉等。甚至某些樹木、花草和蔬菜也被禁止。例如，禁止種植聖羅勒，因為許多印度教徒認為聖羅勒是對抗邪惡之眼的護身符。[3]

也許部分是由於宗教裁判所的緣故，數量驚人的葡萄牙人決定離開葡萄牙殖民地，去印度的各宮廷尋求財富，通常是當炮手或騎兵。這個過程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葡萄牙人最初抵達印度的時期：1498年，瓦斯科·達伽馬在他著名的第一次印度之旅期間發現，馬拉巴爾海岸的王公們[4]已經僱傭了一些意大利僱傭兵；在他啓航回國之前，他自己的兩名船員離開了他，加入那些意大利僱傭兵，為馬拉巴爾王公效力，以獲得更高的工資。【16】根據葡萄牙編年史家巴羅斯[5]的記載，到六十年後的1565年，至少有兩千名葡萄牙人在不同的印度王公的軍隊中作戰。到17世紀初，另一位葡萄牙作家認為這個數字至少達到五千人。【17】

那些“印度化”的人往往來自葡萄牙社會的邊緣。他們被印度引人注目的宗教自由吸引，也被更好的前景、更高和更穩定的報酬吸引。另一些人無疑是被印度社會的樂趣吸引，在這個社會里，奴隸制、納妾和一夫多妻制是司空見慣和完全被接受的；在這裏，他們可以效仿17世紀初一些英國水手在摩鹿加羣島遇到的那個奇特人物，他“和一大羣女人一起生活……他整天唱歌跳舞，赤身裸體……一連兩天酩酊大醉”。【18】相比之下，葡屬果阿軍隊的服役條件非常嚴酷，特別是在雨季可以看到無事可做的士兵在果阿的紅土路上游蕩，“尋求施捨”，因為他們沒有住房，並且常常領不到軍餉。【19】

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成千上萬的歐洲人在南亞次大陸各地的朝廷服務。而且不僅僅是葡萄牙人在這麼做。在莫卧兒帝國的鼎盛時期，有如此之多的歐洲人在莫卧兒軍隊中服役，以至於朝廷在德里城外為他們建造了一個特別的郊區，稱為“外國人城”（Firingi Pura）。外國人城的居民包括叛教的葡萄牙人、英國人和法國人，其中許多人選擇皈依伊斯蘭教，並在一個被稱為法拉希西·汗的法國人的帶領下，組成了一個獨特的外籍團。【20】

莫卧兒帝國並沒有壟斷這些叛教者：帝國的競爭對手，即控制印度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區的四大德干蘇丹國[6]，也熱衷於利用歐洲人的服務。例如，在比賈布爾的阿迪勒·沙王朝[7]的宮廷中，就有貢薩洛·瓦斯·科蒂尼奧，他以前是果阿的一個有勢力的地主，因謀殺罪入獄，後來逃到比賈布爾，皈依伊斯蘭教。在這裏，他得到了“收入豐厚的土地，作為一個純粹的摩爾人，與妻兒一起生活”。【21】

纏腰布（dhoti）

一個世紀後，當大批英國人開始抵達印度時，英國叛教者也往往投奔德干高原的幾個蘇丹國。早期的英國商人尼古拉斯·威辛頓寫了一篇關於最早的叛逃事件之一的目擊者記錄。他清晰地描寫了17世紀初在印度流竄的獨立歐洲人的數量，這些人都一心要發家致富，並做好了相當的準備，如果有必要，他們隨時可以改變自己的服裝、政治效忠對象和宗教信仰。威辛頓也清楚地表明瞭割禮的固有危險。對許多考慮皈依伊斯蘭教的歐洲人來説，割禮是最大的障礙。威辛頓寫道：“有一個人來到我們這裏，他以前從我們的船隊跑到葡萄牙人那裏，又從他們那裏跑到我們這裏。”

這樣經過德干地區時，他被另一個英國人（已經當了摩爾人，並住在那裏）説服，皈依伊斯蘭教；他這樣做了，受了割禮，當地國王給他發放每天7先令6便士，允許他與國王同桌吃飯；但他在受割禮的八天後就死了。

同樣，我們的另一個同伴，[一個小號手]叫羅伯特·特魯利……到德干去見那裏的國王，帶着一個德意志人當翻譯，因為他懂那裏的語言；到了那裏，他倆表示願意皈依伊斯蘭教，國王客氣地接受了。於是，特魯利受了割禮，得到一個新的名字，國王也給了他一大筆津貼，他與國王繼續交往。但他們給那個德意志人行割禮的時候，發現他已經受過割禮（因為他在波斯待過）。德干人發現他已經是穆斯林了，覺得受了騙，所以不接待他。於是他回到阿格拉，為一個法國人服務，又成了基督徒，經常和主人一起做彌撒……因此，德干國王那裏有四個英國人當了摩爾人，還有許多葡萄牙人。【22】

這些早期的歐洲叛教者從自己社會的邊緣出發，成為歐洲世界和印度世界之間的重要中介。他們還展示了，將這兩個世界分開的邊界具有多麼顯著的多孔性和流動性。從16世紀中葉開始，許多人逃離葡屬果阿；一個世紀後，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古吉拉特地區蘇拉特的橋頭堡又出現了新的叛逃浪潮。歐洲在印度的殖民地的邊境地區發揮了它們在隨後三百年裏將繼續發揮的作用：在這些邊境地區，身份類別、民族忠誠的觀念和權力關係往往是靈活的，自我改造的可能性是無限的。

“喬麗”（choli，印度的女式短款緊身胸衣，往往是透明的）

[1] 在中世紀，北非、伊比利亞半島、西西里島和馬耳他島等地的穆斯林被歐洲基督徒稱為“摩爾人”。摩爾人並非單一民族，而是包括阿拉伯人、柏柏爾人和皈依伊斯蘭教的歐洲人等。“摩爾人”也被用來泛指穆斯林。這裏就是這個意思。

[2] 亞力酒為南亞和東南亞產的一種蒸餾烈酒，用椰子汁、糖蜜、米或棗子等製成。

[3] 有一位旅行者講了個故事，説他在果阿接受宴請時，從宗教裁判所來了一名信使，給宴會的東道主送來一封短信。東道主“頓時面色煞白，心事重重、渾身戰慄地拆開信”，以為自己要被裁判所逮捕了。但實際上宗教法官只是想從他的果園裏討一些芒果。於是東道主趕緊摘了芒果送去；“當晚他就砍伐了自己的芒果樹，以確保家裏沒有任何東西會吸引宗教裁判所的注意”。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對宗教裁判所的看法，見A.K. Priolkar, The Goa Inquisition（Bombay, 1961）。另見Sanjay Subrahmaniyam, 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1993）, pp.83-4.。（作者注）

[4] 印度的王公（Raja）一詞源自梵文，大致即國王、君主之意。伊斯蘭教傳入印度之後，印度教君主稱Raja，以區分伊斯蘭教君主的“蘇丹”等稱號。Raja也常被譯為“土邦主”“拉惹”等。

[5] 若昂·德·巴羅斯（1496—1570）是葡萄牙最早一批偉大歷史學家之一，被譽為“葡萄牙的李維”。他記述葡萄牙人在亞洲和非洲生活的史書最有名。

[6] 原文如此。一般的説法是德干高原有五大蘇丹國，是中世紀後期統治印度德干高原的五個穆斯林政權，分別是艾哈邁德訥格爾、貝拉爾、比德爾、比賈布爾（阿迪勒·沙王朝）和戈爾康達（顧特卜沙希王朝）。德干高原原本有一個巴赫曼尼蘇丹國，存在時間為1347—1527，是一個波斯化的穆斯林政權，長期與毗奢耶那伽羅帝國交戰。五大蘇丹國陸續從巴赫曼尼蘇丹國分裂出來。雖然都是穆斯林政權，但五大蘇丹國統治者的民族背景不同，比如比德爾和比賈布爾的建立者是格魯吉亞人，戈爾康達的建立者是土庫曼人。五大蘇丹國雖然互相競爭，也曾在1565年聯手摧毀了毗奢耶那伽羅的都城。1574年，貝拉爾被艾哈邁德訥格爾吞併。剩餘的四個蘇丹國陸續被莫卧兒帝國吞併。

[7] 阿迪勒·沙王朝，或稱比賈布爾蘇丹國，是南印度的一個穆斯林政權，是巴赫曼尼蘇丹國解體後的德干高原五大蘇丹國之一，以比賈布爾為首都，存在時間為1490—1686年，最終被莫卧兒帝國吞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