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成為美國公民?”: 特朗普當選後, 一種集體焦慮席捲全國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41分钟前
Robert A Pape
芝加哥大學
✪ 談行藏(譯)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美國大選落下帷幕,但全世界關於美國未來走向的擔憂依然持續着。整個大選期間,特朗普兩次遇襲使各界對美國國內安全問題的討論不斷增加,甚至有消息稱許多人正在計劃離開美國。那麼,引發美國社會擔憂的安全問題究竟如何定義,原因是什麼,又會帶來怎樣的影響?本文中,芝加哥大學教授根據多年調查研究,對美國政治中的暴力因素進行了闡釋。
作者指出:特朗普只是政治暴力文化的一個具體表象,暴力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的結構性矛盾——人口結構變遷導致白人保守主義抬頭,他們開始與支持多元文化的自由主義者競爭誰能成為美國人,以及美國公民應享有怎樣的權益。強烈的不安和不滿,推動左翼和右翼都更為極端,調查發現,保守派和自由派策劃的暴力事件都在不斷增加,**超過15%的美國人認為為了正確的政治運轉,動用武力是合理的。此外,這些支持使用暴力的美國人超過80%生活在都市,超過30%有大學教育經歷,並非一般印象中的“鄉巴佬”、“紅脖子”,包括特朗普的支持者。**因此,美國必然面臨一個更加動盪的時代,政治暗殺、暴力襲擊、街頭和校園衝突等事件很可能會越來越多。
但美國發生內戰的概率並不高。因為美國的政治觀點分裂蔓延整個美國,並沒有在地理上形成鮮明區隔。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也並不一定能緩和美國的政治衝突,降低政治暴力。作者認為,最好的辦法還是政府表現出以温和的態度尋求長遠的問題解決方案的能力,但特朗普政府基本不可能選擇這條道路。
**縱觀歷史,美國政治暴力風格曾在不同時代因身份議題而出現。長遠未來很難預測,但在特朗普的新一輪任期內,美國內政經歷崎嶇顛簸則幾乎成為一種必然。**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系列“美國之變的想象與真實”之二十五,原載Foreign Affairs******,原題為《****我們自己最大的敵人:美國政治中的暴力風格》,******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3年第43期 總第215期
我們自己最大的敵人:
美國政治中的暴力風格
不到10年間,暴力令人震驚地成為了美國政治生活的常規特徵。2017年,一名左翼極端分子槍擊共和黨眾議院領袖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和其他四人。2021年,大批右翼分子衝進美國國會大廈,試圖阻止民主黨當選總統喬·拜登就職。今年總統選舉中,已經有兩次針對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的暗殺事件,同時還有針對各行各業政治人物的大量威脅發生。事實上,11月的選舉不僅是美國現代歷史上影響最重大的選舉,也是最危險的選舉。
但是,對於美國人或外國觀察者而言,此類事件日益頻繁的事實並不令人驚訝。正如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樣,暴力激增的可能原因有很多。關鍵民主制度不斷被削弱,貧困和孤立的白人保守派越來越具有反民主傾向;不公正的選區劃分;兩極分化的激進效應;還有社交媒體、民兵組織。許多分析都把責任歸咎於特朗普。
確實,以上每個因素都可能增加美國政治中的衝突性,但所有評論都忽視了催生這個暴力新時代的主要結構性動力。美國的主要威脅不是任何失控的技術或邊緣民兵組織,不是經濟上的不滿。特朗普也不是,與其説他是美國問題的原因,不如説是表徵。相反,最大的危險來源來自於美國天然特徵中文化衝突——衝突的根本問題則是誰能成為美國公民。**衝突的主要參與者也不是什麼孤立的激進分子,而是數量龐大的普通美國人。**根據我在芝加哥大學的研究,數千萬民主黨人、共和黨人和獨立人士認為政治中的暴力可以被接受。他們許多人來自中上層階級,家庭美滿,受過良好教育。
**國家身份的鬥爭涉及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結構變化。**1990年,76%的美國人口是白人。2023年,美國人口普查局認為這一比例略高於58%。到2035年,則將降低至54%;十年後,到50%以下。這些變化使保守派的憤怒不斷積累,許多人認為種族多樣性的增加威脅到了他們的生活方式。**這些人支持特朗普和他的種族主義運動,而其中的排他性政策和言論反過來又引發了自由派的強烈反對。**他們支持人口結構變化,或者至少擔心保守派的成功會讓美國人失去來之不易的自由。
學者們早就明白,社會變革和人口變化是暴力的強大催化劑。**與其他地方一樣,美國的社會暴力從根本上講是民粹主義的。**數以百萬計支持政治暴力的美國人認為,他們國家的精英階層是如此徹底的腐敗,他們的民主是如此徹底的崩潰,以至於騷亂、政治暗殺和脅迫性攻擊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實現人們應得的所謂真正民主所必需的。這種想法為各種民粹主義運動所特有,在運動中,人們希望依靠政治領袖、政黨或運動來戰勝所謂的建制派。
不幸的是,暴力民粹主義在未來幾年可能會繼續增強。縱觀歷史,大量民眾支持政治暴力的社會更有可能進入動盪。我們沒有辦法阻止美國的人口結構變化。即使有,這樣做也是錯誤的——多樣性使國家更加強大。美國可能不像一些人預測的那樣處於全面內戰的邊緣,但也正在進入一個激烈致命衝突的時代,將充斥政治騷亂,對少數族裔的襲擊甚至暗殺。
**▍**危險地帶
縱觀歷史,美國人已經經歷了幾波暴力民粹主義浪潮。20世紀20年代初,隨着天主教移民美國的大規模浪潮,數百萬人加入本土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的三K黨。KKK及其盟友隨後對黑人、猶太人和天主教徒進行多次襲擊。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美國再次經歷重大政治暗殺和大規模城市騷亂,大多由右翼極端分子和左翼恐怖組織(如Weather Underground)發動。這個時代的暴力也受到社會問題的刺激,包括為美國黑人提供平等權利的鬥爭,以及對越南戰爭日益增長的不滿。
儘管如此,在美國的大部分歷史時間裏,暴力時代是例外,而不是規則,政治暴力一直處於社會的邊緣。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紀的第一個10年期間,美國經歷了幾起國內恐怖主義事件,最著名的是1995年俄克拉荷馬聯邦大樓爆炸案。同時,極左翼組織地球解放陣線(Earth Liberation Front)和動物解放陣線(Animal Liberation Front)的人也襲擊了農場和汽車經銷商。當然,除了俄克拉荷馬襲擊之外,國內組織很少造成重大破壞。真正的威脅是外國恐怖主義,911時間即其典型代表。
**當下,美國政治暴力事件要頻繁得多。**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至 2021年期間,國內恐怖主義事件增加了357%。芝加哥安全和威脅項目(Chicago Project on Security and Threats)的一項研究發現,從2001年到2023年,超過250人因威脅美國名聯邦立法、行政和司法官員而被起訴,這意味着1633名相關公務員中,有近200人曾遭受威脅。2017年到2023年,威脅數量增加了400%,從每年4次增加到每年超過20次。
國內恐怖主義同時存在於左翼和右翼中。2021年,反政府和白人至上主義極端分子實施的襲擊和預謀佔當年的49%,無政府主義者、反法西斯主義者和各種左翼極端分子則在當年FBI 登記事件中貢獻了40%(高於2020年的23%)。自2017年以來,民主黨和共和黨國會議員受到的攻擊幾乎同樣多。
審視具體地集體政治暴力案例,暴力民粹主義的普遍性則更加明顯。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殺害後,超過1500萬人走上街頭抗議種族主義和警察暴行。這些抗議活動中有7%到10%演變成了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紐約市、費城、波特蘭、西雅圖和其他100多個美國城市中心地區針對警察和企業的大規模騷亂——這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持續時間最長的一系列政治騷亂。六個月後,國會大廈被洗劫一空。作為騷亂的一部分,特朗普的支持者帶着絞索,在國會周邊高呼“絞死邁克·彭斯”(時任副總統),逮捕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2023年底到2024年6月,一心要結束以色列對加沙戰爭的抗議者佔領了校園建築,對學生進行人身攻擊。最近短短9個月內,美國還發生了1000多起獨立的反猶太主義和反伊斯蘭主義事件。
不僅數字令人震驚。**更令人擔憂的是,暴力行為者似乎得到了廣泛支持。**根據著名民意調查機構NORC於2024年1月進行的一項調查,**超過15%的美國人——12%的民主黨人、15%的獨立人士和19%的共和黨人——同意“為確保國會議員和其他政府官員的正確工作順利進行,使用武力是合理的”。**近六個月調查中,百分之十的受訪者(以此比例為參考,在全國相當於約2600萬美國成年人)同意“為防止唐納德·特朗普成為總統,使用武力是正當的”。這些人中超過30%持有槍支。20%的人認為,如果警察受到暴力襲擊,那是他們活該。與此同時,7%的受訪者(相當於1800萬美國成年人)支持武力推動特朗普重新成為總統。這個羣體的能力更加危險:50%的人擁有槍支,40%的人認為“衝進美國國會大廈的人是愛國者”,25%的人要麼隸屬民兵組織,要麼認識民兵組織成員。
僅這些數字就清楚地表明,公眾對政治暴力的支持並不個別。為了測試主流對暴力的支持程度,我的團隊收集了受訪者的背景數據。研究發現,支持使用武力阻止或促使特朗普當選的人中,超過80%的人生活在大都市。39%的人至少接受過某類大學教育。即使是政治右翼,也有超過38%的人至少有一些大學經歷。換句話説,他們是美國最廣泛羣體中的一部分,並不是什麼“一羣可笑的鄉巴佬”。
**▍**恐懼與厭惡
當然,支持政治暴力是一回事,發動襲擊是另一回事。但滋生衝突也不需要他們更加暴力。學者們早就指出,公眾對政治暴力的支持會鼓勵不穩定的個別人——那些可能真正使用武力的人——按他們最糟糕的衝動採取行動。政治氣候會讓這些人認為他們的攻擊是為了更大的利益,他們甚至會作為戰士而受到讚美。
事實上,民眾對暴力的支持是流血事件的最佳預測因素之一。在北愛爾蘭歸屬問題(The Troubles)爆發之前,20世紀下半葉,北愛爾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越來越支持使用武力來改變該地區的政治安排。在西班牙,巴斯克種族主義Euskadi Ta Askatasuna運動暗殺該國的政客之前,公眾對暴力的支持已經上升。在Baader-Meinhof Gang於20世紀70年代一系列爆炸和暗殺活動前,西德人也已經越來越支持暴力。
不幸的是,美國民眾在未來幾年可能會增加對政治暴力的容忍度。6月份的調查顯示,最反對暴力民粹主義的美國人是59歲以上的人。他們支持使用暴力推選特朗普的概率是30至59歲人的三分之一。隨着時間推移,他們的安撫作用逐漸減弱。儘管今天的年輕人可能會因年齡漸長而變得反對暴力,但時間本身並不能去激進化,因此結果無法保證。畢竟,襲擊國會大廈的人中約有10%超過60歲。
預期政治暴力活動增加的主要原因與人口結構也有關係。到2045年,美國真正轉變為白人少數社會。這種轉變在年輕人口中尤為明顯,也將在政治中逐步可見。事實上,轉變正在發生。今天,四分之一的眾議院和參議院議員認為自己是非白人,他們是美國曆史上最多元化的代表羣體。
這意味着美國將變成真正的多種族民主國家,併產生具有深遠政治影響的社會變革。政治、媒體以及主要商業和社區組織的這種權力轉移,是保守派文化反彈日益嚴重的根源——特朗普和他的運動就是其中的縮影。同時,這種轉變也是自由派人士反抗的基礎,他們既希望變革,又擔心保守派的成功會阻礙進步,逆轉經濟和社會進步,並建立一個不代表所有人的政治制度。雙方的恐懼不一定與現實相符,卻會助長攻擊。對保守派和自由派而言,政治變革的後果只需要存在於人們的腦海中。
抽象的人口變化會導致恐慌,這一事實令人不安,卻並未超出預期。縱觀歷史,社會和人口變化引發不滿(真實的和想象的)、緊張局勢和政治動盪。正如比較政治學家唐納德·霍洛維茨(Donald Horowitz)指出,當“一個國家的多數變成少數……焦慮來自一種誇大的彌散危險。”人們開始擔心自己會在家中被圍困,被陌生人控制。這種擔憂在巴西、黎巴嫩、巴爾幹半島和前蘇聯部分地區引發了暴力事件。
美國人,尤其是自由派美國人,可能認為自己足夠寬容,可以避免因種族偏見而行事。但這種思維模式對他們的折磨同樣一樣嚴重。研究發現,接觸有關白人人口下降的信息會增加白人對其他白人的同情,並增加對少數族裔的恐懼和憤怒。這種情緒影響在自認為是自由派的白人中也足夠明顯,只是略低於保守派白人。
研究還表明,美國的人口結構變化是特朗普迅速崛起的原因。2016 年總統競選期間,特朗普和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在種族、性別和文化身份相關問題上發生衝突的程度遠遠超過以前的總統候選人。同樣,隨着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福克斯新聞、Newsmax和MSNBC等種族主義和多元文化媒體變得越來越受歡迎。多位學者認為,隨着美國白人比例下降,白人的種族偏見和團結程度也在上升。
**此外,對多樣性的憤怒也支持直接預測對暴力的支持。**根據2024年1月的研究,認為“民主黨正試圖用來自第三世界的新人、更聽話的選民取代現有選民”的美國人——所謂的偉大替代論——支持武力推選特朗普的可能性要高出6倍。相信偉大替代論的美國人認為“1月6日衝擊國會大廈的人是愛國者”的可能性也高出5倍。他們屬於右翼民兵組織或認識右翼民兵組織成員的可能性要高出3倍。
左翼還沒有能與“偉大替代論”相提並論的理念。但1月份的調查中,認可“美國是一個針對非白人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國家,並且一直如此”的人,支持使用武力阻止特朗普的可能性大約是不支持的兩倍。這些受訪者認為“當警察受到襲擊時,是因為他們活該”的可能性也高出四倍,認為“使用武力是恢復聯邦墮胎權的正當理由”的可能性要高出一倍半。
**▍**崎嶇旅程
以上發現並不意味着美國正在走向北愛爾蘭和波斯尼亞那樣的典型的種族衝突。畢竟,依然有許多白人認為美國存在系統性種族主義,並希望結束它;也有亞裔、黑人和西班牙裔支持特朗普。**美國的政治暴力不太可能以內戰形式——兩支軍隊在戰場上針鋒相對,或者數十萬武裝叛亂分子在全國各地遊蕩——表現出來。當一個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和地理分裂趨於一致,政黨、經濟階層和地理劃分都大致重合時,這種戰爭的可能性更大,但美國的種族、經濟、社會和地理因素仍然存在很大差異。**全國各地都有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他們來自不同的經濟階層和不同的種族羣體。
將當今美國的情況與20世紀90年代的波斯尼亞進行比較,就能知道各要素重合的影響力。阿爾巴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之間日益嚴重的社會、經濟和最終的政治分裂以及重大經濟問題導致了南斯拉夫國家的崩潰和分裂。相比之下,美國並沒有處於政府崩潰的邊緣,其經濟仍然強勁。
**儘管最荒誕的暴力形式可能不會發生,美國人也必須準備迎接一段非常動盪的時期。國內可能會連續多年出現嚴重政治暗殺、騷亂以及針對其他集體、團體和個人的暴力。****可能會出現新的民兵組織,城市和大學校園內可能發生各種原因的暴力事件。**這些暴力可能破壞美國政治制度的要素,也可能帶來制度變革。隨着美國人對選舉真正反映人民意願的信心越來越弱,對強人政治的態度變得更加開放,美國政治可能走向越來越專制的方向。同時,社會暴力還可能向華盛頓施壓,要求其在社會和文化事務上賦予各州更多的自主權。例如,最高法院已經將墮胎權問題下放給各州。
爭論的重點自然是誰能稱為美國人,以及美國公民身份擁有哪些權利。2024年大選就是鮮明例證:激進、堅定的少數派決定了選舉走向,他們支持使用暴力推舉或者阻止特朗普上台。
與特朗普不同,民主黨領導人幾乎沒有表現出動員進步人士接受暴力以應對選舉失敗的意願。但左派仍然能夠對它不喜歡的結果進行惡意回應。如果華盛頓高調逮捕、拘留和驅逐大量非法移民,激進分子可以團結起來護衞他們,包括髮動可能演變成暴力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並絕不退縮。如果政府派遣武聯邦裝特工進入所謂的庇護城市——限制與聯邦移民官員合作的城市,他們就特別有可能採取行動。2020年7月,美國國土安全部派特工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逮捕、拘留和起訴抗議者後,示威者用木盾和其他物品與特工對峙,衝破路障並襲擊了警察局。
**▍**芸芸眾生
為避免進入一個真正充斥政治騷亂和襲擊的時代,美國人需要在種族和移民問題上尋找妥協。這將極其困難。種族和族裔是社會建構,活動家和領導人可以嘗試幫助移民迅速融入美國社會,並説服美國白人認可他們與非白人有很多共同點。但這項工作的速度可能不夠快,因此無法避免暴力民粹主義時代的到來。羣體邊界和社會身份可能不是一成不變,但也絕不會隨意流動。新移民羣體通常需要幾代人才能融入當地社會,在白人眼中沒有區別。愛爾蘭移民進入美國一個多世紀後,才出現第一位天主教總統約翰·肯尼迪。
或許美國可以用強勁的經濟增長來掩蓋這些分歧,畢竟美國人通常將經濟列為最重要的議題。但歷史證明,擴大國民生產總值(GDP)**也不是萬能的。**20世紀20年代,因為美國經濟年平均增長超過4%而被稱為咆哮的二十年代,但三K黨成員人數激增。同樣,20世紀60年代暴力蔓延時,美國經濟平均每年增長5%。這兩個時代中,暴力直到身份問題得到解決才停止。20世紀20年代,種族主義者取得勝利:國會通過了1924年移民法,實際關閉了美國邊境。即便如此,反黑人的暴力仍在繼續。直到20世紀60年代聯邦立法終結了法律上的隔離和歧視,將勝利交給進步人士,暴力情況才結束。在政府鎮壓有組織暴力團體行動下,這些團體失去了大部分的民眾支持,最終崩潰,其引起的動盪仍然斷斷續續,直到美國停止為越南戰爭徵兵。
今天,強硬地終止移民並不能解決美國面臨的挑戰。即使完全關閉美國邊境,也只會將白人變成少數族裔的結果推遲約10年。這個方案也是不可接受的:自由主義者認為真正的多種族民主對國家有益,這觀點也沒錯。美國白人和其他種族一樣,可以從一個根據每個人性格而不是膚色來評價個體的未來中獲益。
不太嚴厲的移民政策依然有緩解緊張局勢的功效。政策制定者應該找到兩黨合作的方法,減少非法移民,投入資源來執行現行法律、維護國家邊界安全,讓絕大多數移民獲得合理的獲得公民身份的途徑。此類政策將幫助白宮和國會站穩腳跟,展示他們有能力平衡國家的經濟需求、社會責任、安全和政治關切,證明政客們有能力尋求解決美國問題的長期解決方案,並在全社會培養善意。
希望依然存在。大多數人仍然憎惡政治暴力。根據6月的調查,70%的共和黨人反對政治暴力,並希望領導人對暴力事件進行譴責。超過80%的民主黨人持有相同觀點。各級政府官員應該傾聽他們的選民的意見,少發表煽動性言論。特朗普刺殺事件後,兩黨政客都對政治暴力進行了廣泛譴責,這樹立了一個重要的榜樣,其他領導人都應該效仿。此外,兩黨制依然是美國社會變革的偉大減震器之一,如果候選人接觸更多羣體,表現更加温和,暴力進程可能放緩,社會問題也有希望軟着陸。
但就目前而言,暴力的熱潮不太可能消退。其主要成因——人口結構變化——不會消失。而且,調和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願景並不容易,也很難公正。政治趨勢不會直線發展,預測未來可能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但可以肯定地説,美國前方的道路崎嶇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