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印度製造業30年啓示：為什麼越開放越遭殃？_風聞

內容提要

印度產業結構模式、開放進程以及增長狀況一直是研究印度必須關注的重點。本文首先分析了印度產業開放的主要特徵及形成原因，其次利用TVP-VAR模型實證印度1987-2017年間三次產業開放對經濟增長產生的時變影響，並實證分析了制約印度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持續性相關因素。結果表明，**印度產業開放選擇形成了增長的異質性，即第三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大於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二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第三產業開放產生了正向增長效應，第二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在30年的時間裏始終為負，第一產業開放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很小；同時，實證結果顯示，近年來印度第三產業開放的正向增長效應正在弱化，第二產業開放的負增長效應依舊保持，第一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得到優化但影響依舊很小，依靠第三產業開放拉動經濟增長的趨勢在衰減；而勞動力流動壁壘、政府財政投入力度是可能的制約因素。

關鍵詞：三次產業開放特徵 增長效應 TVP-VAR模型 影響因素

圖源：網絡

一、引言

2020年11月15日，第四次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領導人會議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會議同時還承諾協定自生效之日起即對印度加入保持開放。印度曾是積極推動RCEP成立的主要國家之一。然而，2019年11月4日，莫迪政府卻在第三次RCEP會議上突然宣佈退出RCEP談判，官方回應其中重要原因是RCEP條款無法滿足印度的訴求。莫迪政府認為RCEP旨在消除高關税、非關税壁壘的目標與印度製造業、農業所依賴的高關税保護之間難以彌合。另外，各成員國無法滿足印度方面放寬人員流動限制的訴求，也使印度方面預期佔優勢地位的服務業在RCEP中進一步發展受到限制。可以説，**印度以往的產業開放模式及其比較利益似乎成了當下加入RCEP的最大屏障。**這一事實不免讓人回頭審視印度產業開放模式的合理性，以及在全球化進程不斷加深的今天，這樣的產業開放模式能否繼續給印度經濟帶來增長效應？

就上述問題，目前學術界尚未出現專門的支撐文獻，相關文獻主要將印度的產業結構和對外開放分開進行討論。**在印度產業結構的研究中，學者們對印度服務業主導的產業模式的形成原因、合理性和可持續性頗具解讀。**黃永春等認為印度經濟發展走的“跨工業化”道路主要由“基礎設施薄弱、精英人才湧現”的資源稟賦、社會內部消費需求拉動、相關產業支撐、自由化的政策改革、技術進步等內部因素形成，對印度社會經濟發展來説有一定優勢但也存在一定劣勢。張紹華將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模式看作是南亞四國（孟加拉國、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的經濟增長模式，他認為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由服務業全球化、國際分工重構等外部因素和語言文化系統、重視職業和高等教育的傳統、重視通信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積極推進體制改革等內部因素促成的，並指出這種服務業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可持續。而阿卜拉吉特•辛哈（Abhra-jit Sinha）則認為印度產業結構變動模式主要來源於外部因素，即全球貿易的增長和技術的全球傳播為最不發達國家創造一個機會，使它們能夠接受或選擇“第三產業化”發展模式。目前，探究印度產業結構的研究已頗為豐富，但對印度產業模式形成的內外部原因以及可持續性仍然存在進一步討論空間。

**而關於印度對外開放的討論，早期學者主要對印度對外開放的特徵進行剖析。**左連村通過對比中印兩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總結得到印度對外開放主要受到中國對外開放的啓發，兩國開放均呈漸進態勢和擴大開放的趨勢，但中國開放以製造業為主，印度開放以服務業為主。另外，印度對外開放具有局部性，無法讓下層羣體獲益。之後，大量學者探究了印度對外開放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學者主要利用國家層面的數據探究印度對外開放對經濟增長產生的作用，大部分學者均認同改革開放對印度經濟增長做出的顯著貢獻。趙偉從經驗數據出發在比較中印兩國自1990年起的GDP、對外貿易份額和FDI流量後，得到中印兩國經濟快速增長均得益於對外開放。阿格拉瓦爾（Agrawal）分別研究了改革開放前後出口在印度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發現，在開放前出口並沒有導致GDP增長，反而GDP增長導致了出口增加，開放後出口與GDP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係。林加拉吉•馬利克等（Lingaraj Mallick et al）採用帶有閾值協整的非對稱誤差修正模型，研究了1960-2018年間印度經濟增長與貿易開放度之間的長期均衡關係發現，開放前經濟增長導致的貿易開放度下降調整速度較快，但經濟增長導致的貿易開放度上升調整速度較慢，開放後貿易開放度對經濟增長的正負衝擊調整速度均在加速。

**另外，早期部分學者對印度對外開放模式持肯定態度。**黃亞生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優勢在於基礎教育，完善的教育體制推動經濟增長，進而快速吸引FDI和基建投資。而印度經濟增長的優勢來源於印度自由的民主制。1991年起印度推行了更加徹底的私有化、金融改革開放、迎接全球化等措施，此後經濟增長顯著。作者認為，相比中國看得見的硬件基礎領域，印度的制度性變革更具有推動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優勢。隨着印度對外開放發展的深化和相關政策的不斷變革，目前更多學者對印度對外開放模式產生了相反見解。楊怡爽認為印度開放模式正在從政府“不去做什麼”的自由化回到“必須做點什麼”的保守民族主義，印度政府在奉行貿易保護主義又想繼續維繫20世紀90年代以來打造的市場開放形象，最終結果是經濟的連續降速增長。寧勝男同樣認為，面對上一輪自由化改革紅利的消退，印度重新關注第二產業尤其製造業的發展，在開放戰略上重新走向保護主義難以突破印度長期面臨的經濟困境。從現有研究印度對外開放的相關文獻來看，學界對印度對外開放的特徵已有整體性分析，但細化到產業層面的分析較少；大部分學者均認同印度早期對外開放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然而伴隨印度開放發展的不斷變化，學者就印度開放模式的優勢和可持續性產生了從肯定到懷疑的態度轉變。

總體來看，相關文獻從開放視角對印度產業結構討論的結論尚不充足，而研究印度對外開放的文獻缺少在產業層面的具體分析，將印度的產業結構、開放過程以及經濟增長三者相結合的文獻尚處於空白狀態，更不用説從開放的角度辨析印度產業在開放狀態下對其經濟產生推動作用的合理性以及可持續性。當印度以自身產業開放模式無法在RCEP中獲益為由退出RCEP談判時，這一認識的缺乏一定程度上引起各界對印度政府的決定爭議不休。因此，本文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討論印度對外開放在產業層面的特徵，創新性地將印度對外開放數據細化到三次產業，實證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可持續性和相關因素對其產生的影響，希望藉此為各界加強對印度產業結構和開放過程的認識提供可利用的經驗和實證證據。

二、印度產業開放特徵分析

印度自獨立以來，長期實行進口替代等封閉發展政策，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91年。對外開放是在國內收支危機加劇、全球化加速且受到東亞經濟迅速崛起的刺激下的選擇。儘管如此，印度的對外開放在產業開放次序等方面體現出與東亞開放型經濟的異質性，形成了印度產業開放的一些特徵。

**其一，第三產業開放優於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二產業開放。****在外貿方面，**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印度優先開放第三產業，服務貿易發展迅速。2001年，印度服務貿易進口總額排在全球第19位，出口總額排在全球第23位；到2020年，印度服務貿易進口總額已上升至全球第10位，出口總額上升至全球第7位。目前印度已成為除中國之外服務貿易排名進入全球前十的發展中國家。但涵蓋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產品的貨物貿易發展卻不如服務貿易強勁。2001年印度貨物貿易進口總額全球排名25位，出口總額排在31位；到2020年，印度的貨物貿易進口總額在全球排名14位，出口總額僅排在21位，排名相對靠後，相較於第一產業貿易和第二產業貿易發展情況，印度第三產業貿易發展顯然更優。**在外資方面，**印度自改革開放後大幅降低對外資的限制，大部分產業的外資持股允許突破50%，吸納外資數量明顯提升，但外資流入傾向於向優勢產業集中。從1987-2020年印度三次產業FDI的存量變化情況來看（圖1），印度第三產業始終是FDI流入的主要領域，第二產業吸納的FDI雖然不及第三產業，但也在逐年上升，而印度第一產業吸納的FDI相較於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明顯不足，且增長幅度極小。將外資和外貿結合可看出，目前印度第三產業開放總體優於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二產業開放，這一特徵與發達國家以及全球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表現出的“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二產業開放優於第三產業開放”的情況頗為不同。

圖1 印度1987-2020年三次產業FDI存量。注：數據來源於《World Investment Directory，Volume VII-Part 1：Asia and the Pacific》、《Statistical Poeket Book India》歷年版本以及印度工業和內部貿易促進部（DPITT）公佈的歷年“FDI Newsletter”數據。圖源：論文配圖

**其二，近年來印度三次產業的開放進程均在減速，印度的服務貿易競爭優勢面臨挑戰。**印度服務貿易進出口增長率自2004年之後已呈現明顯下降態勢（圖2），與此同時，貨物貿易總額的增長率也在波動下降（圖3）。另一方面，印度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對外資放鬆限制後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增長率呈現明顯波動，但2008年之後到2020年，三次產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增長率變化幅度均在減弱（圖4）。一定程度上説明近年來印度外資流入的積極性在下降，再加上目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新冠疫情的影響以及印度國內民意對對外貿易可能衝擊農業、製造業的不滿，印度三次產業開放情況已不如從前表現得那麼成果顯著。

圖2 服務貿易進出口增長率。注：數據來源於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1-2020）。圖源：論文配圖

圖3 貨物貿易進出口增長率。注：數據來源於UN Comtrade。圖源：論文配圖

圖4 印度三次產業FDI存量增長率。注：數據來源同圖1。圖源：論文配圖

**其三，勞動力資源豐富並非印度第三產業發展的充分條件，人力資源向第三產業人力資本優勢轉化，是印度第三產業優先開放的決定因素。**印度勞動力資源豐富，但印度的產業開放卻呈現出“無法發揮勞動力優勢”的現象。1988年，印度貨物貿易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和初級產品的進口為主，而2020年，印度產品分類貨物貿易出口中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以及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佔比較大，進口中則以初級產品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將1988年和2020年“印度貨物貿易分產品進出口情況”對比可看出（表1），開放後印度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出口佔比在減小，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出口發展快速，初級產品的進口占比仍然較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的產業開放並未利用其人口優勢，並且印度滯留在第一產業的勞動力也未給第一產業創造出口優勢。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服務行業應該是一個吸收勞動力較多的行業，但在印度情況卻相反，印度服務貿易以計算機信息服務為主（表2），計算機軟件服務業也是印度歷年吸收FDI最多的行業，然而該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不大但素質要求高，無法吸納大多數勞動力。

表1 印度貨物貿易分產品進出口比較。注：SITC Rev.3 的1位分類編碼，0-4類產品為初級產品，5和7類產品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6和8類產品為勞動密集型產品，9類為其他未分類產品，數據來源於UN Comtrade。圖源：論文配圖

表2 印度服務貿易分產品進出口比較。注：數據來源於UN Comtrade。圖源：論文配圖

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印度產業開放形成上述特徵？我們不妨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一些深入的分析。

**首先，印度政府對第三產業開放的重點扶持是直接原因。**一直以來，印度是一個在開放上秉持保守態度的國家，政府在對外開放上的政策干預較大。具體到產業上，印度政府明顯更偏向對第三產業開放的重點扶持。1991年之前，印度開放策略主要以進口替代為主。農業方面，印度為走出因糧食連年短缺需要大量進口而產生鉅額外匯赤字的困境，政府從建國伊始就不斷推動農業改革。從“四五”計劃開始，政府在貿易方面嚴格限制進口，優先考慮能促進出口和減少進口的農業生產項目。而工業是印度執行進口替代政策的主要領域，政府堅持實施嚴格的貿易限制和外資限制，以期快速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使之成為國家主導產業。**相比對農業和工業開放的頗多限制，政府對第三產業開放更具積極性。**從1970年開始，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政府就宣佈成立電子部，其目的是以軟件出口換取必要的硬件設備進口；到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上台後，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東亞“四小龍”和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東亞成為全球關注的新興工業化地區，大大超過原來在經濟發展程度上處於亞洲前列的印度。拉吉夫•甘地認為“我們錯過了工業革命那班車，但不能錯過這第二班車，即電子革命或稱計算機革命。現在我們必須緊跟這班車，追上並跳上去”，科學研究和高技術引進成為政府關注的重點領域。鑑於計算機 軟件國際市場迅速發展和本國擁有充裕的人力資源，印度建立起外向型計算機軟件工業。1984年還出台了新的計算機貿易政策，硬件設備進口關税下調，軟件進口關税從100%下降到60%。

1991年拉奧（P.V.Narasimha Rao）政府宣佈印度全面對外開放，但從政策文件中對相關產業產品的具體開放條款仍然可以看出印度政府對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開放的保守態度和對第三產業開放的積極態度。具體表現在：**農業方面，**印度政府堅持認為糧食屬於國家戰略安全物資，必須審慎開放，1991年印度雖然取消了對大部分進口產品的數量限制，但對需要保護的農產品、消費品依然徵收高關税，對咖啡、茶、臘腸的進口仍然徵收100%的關税，小麥進口關税為50%，麪粉為45%，糖類產品為60%，其他農產品為30%。**工業方面，**為了保護國內工業，印度政府對進口沒有像對出口那樣大力鼓勵，因為40多年的保護政策形成的技術差距短期內難以縮小，若放開進口限制，國外工業產品會以質量和價格優勢迅速佔領印度市場，對印度本土產品形成巨大沖擊，因此國內企業紛紛要求政府採取 保護措施，政府只能給予國內工業一段保護的過渡期。1993年，印度製造業的平均關税税率仍高達73%，接近最高關税水平。相反，政府為鼓勵以軟件信息產業為主的第三產業開放，完全取消了對軟件進口的限制，1995年進口關税下降到10%，硬件產品關税下降到40%-55%；除此之外，印度首次建立了軟件科技園，標誌着印度已經從單純的放松管制轉為間接扶持，並且為與軟件產業發展匹配，印度政府加速了金融市場改革，以吸引國外資金加大對軟件產業的投資。

**印度政府不平衡的產業開放政策延續至今。**2014年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上台後尤其重視製造業的“自力更生”，政府在對外開放政策上一方面繼續提高製造業產品的關税和非關税壁壘，希望藉此獲得絕對的貨物貿易順差；另一方面加大力度引進外資以期為製造業發展注入資金。但根據印度儲備銀行2020-2021年度報告，2016-17財年至2020-21財年，印度製造業吸引外資金額分別為119.72億美元、70.66億美元、79.19億美元、81.53億美元和67.39億美元。近5年製造業FDI不增反降，且到2020年，印度第三產業仍然是FDI流入的主要領域，説明莫迪政府的製造業開放策略並未使印度獲得更多外資紅利。**農業方面，莫迪政府曾有意加快農業改革，擴大農業領域開放。**2020年莫迪政府推出《2020年農民（授權和保護）價格保證協議和農業服務法案》《2020年農產品貿易和商業（促進和便利）法案》和《2020年基本商品（修正）法案》，但卻遭到農民強烈抗議。面對國內輿論壓力，政府不得不廢除改革法案，繼續執行保護政策。另外，**莫迪政府有意借“數字印度”戰略加大第三產業開放力度，**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數據，2019年印度數字交付服務貿易出口額佔其服務貿易出口比重的69%，高於同期全球平均水平，但印度第三產業開放受外部市場環境影響較大。近年來，受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新冠疫情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第三產業興起的影響，印度服務貿易的進出口增速在不斷下降。

從上述印度政府一直以來推行的產業開放政策和相關聲明可看出，改革開放之前，印度政府在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二產業開放上的保守態度主要受後發國家趕超論的影響，政府希望借進口替代政策進行幼稚產業保護，以儘快培育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競爭力，而政府對第三產業開放扶持則是在國際環境變化刺激和國內良好產業條件交互影響下作出的決策。改革開放後到當前階段，印度政府對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保護則是因為相關產業在保護下形成政策依賴，利益集團的勢力和呼聲過強，不得不繼續進行保護；而在第三產業開放方面，政府加大力度扶持第三次產業開放，希望繼續擴大利用第三產業的比較優勢為國內經濟帶來持續福利，第三產業開放因此在政府的推動作用下表現矚目，但近年來也因外部環境的影響面臨着收縮壓力。

**其次，印度的要素稟賦利用對第三產業的開放特徵具有明顯影響。**一個國家能否選擇恰當的產業開放模式並從中獲得巨大收益，合理利用其資源稟賦是重要原因之一。**從印度的勞動力數量分佈來看，**其中15-64歲人口占比67%，撫養比較低，勞動力供給十分充足。按照傳統的產業變遷路徑，若勞動力能夠自由流動，人口紅利會使過剩勞動力在邊際報酬遞減作用下自發進入生產效率更高的產業當中，主導產業也會從農業升級為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然而從印度勞動力就業的行業結構來看，印度勞動力資源並未實現自發流動；到目前為止，仍有一半以上的勞動力由於勞動法等限制滯留在農村從事農業活動，工業吸納的勞動力佔比不如服務業。**從自然資源來看，**印度擁有豐富的土地資源，可耕地面積位居世界第二，但由於人口眾多且土地改革僵化，印度農業生產率和農民收入低下，農村貧困問題依舊嚴峻。另外，儘管印度有着豐富的礦物資源，煤炭、鐵礦儲量位居全球前十，錳、鋁土礦、鉻、白雲岩等礦產資源都相對豐富，但印度石油、焦煤、銅等戰略性資源的相對不足導致印度每年需要依靠大批量進口才能滿足國內巨大的需求，工業發展也因此較為緩慢。**相較於勞動力難以合理匹配到各產業當中，印度產業發展明顯更依賴於資本投入，**三次產業資本投入的增速均大於勞動投入，且服務業資本投入的增速要大於農業和工業，因此，近年來印度三次產業貿易和外資均偏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

**顯然，上述情況導致印度無法充分利用人口紅利優勢。但另一方面，印度擁有通過高等教育培育的人力資源優勢。**受英國殖民影響，印度人口有廣泛的英語語言基礎，且印度獨立以來的義務教育與高等教育一貫重視數學、理工等專業教育，印度人力資源的快速累計得益於此；再加上印度對技術進步尤其重視，從20世紀70年代起，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響下，印度主動加強對計算機技術的學習和吸收。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拉吉夫•甘地正是基於對本國富裕人力資源的考量和對學習先進技術的重視，建立起計算機軟件業。當前計算機軟件業已成為印度的支柱性產業。計算機軟件產業較強的競爭力使得印度第三產業具備明顯的比較優勢。

根據印度本身所具有的人口和自然資源優勢，理應重點優先發展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但勞動力市場分割、土地等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扭曲了稟賦條件，這導致印度的農業、工業生產效率低下，無法成為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仍然需 要政府保護政策維持農業、工業的生產和消費。與此不同，**印度的現代服務業與其人力資本結構相對匹配，有效形成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推動了第三產業迅速崛起，且有足夠能力參與國際競爭。**總體來看，印度優先開放第三產業的政策，符合其所具備的產業比較優勢。依託於產業比較優勢制定開放戰略是其最佳選擇。而要讓產業發展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要素稟賦與市場機制和科技革命趨勢結合，可能是印度三次產業開放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

三、印度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實證分析

產業開放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能夠給國內帶來相對封閉條件下更多的福利，其在宏觀經濟層次上可以表現為持續的、穩定的經濟增長。在開放體系下，國際貿易理論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新的影響因素和影響路徑，即遵循比較優勢的產業開放同樣能夠通過貿易和外資引發的規模效應、技術吸收效應等為國家帶來增長福利。赫克歇爾一俄林理論（H-O理論）論證了產業的比較優勢來源於一國內部對富裕要素的配置和利用。然而，二戰後印度的結構剛性卻導致這些資源無法配置到各產業中形成比較優勢。因此，印度經濟存在政府幹預及其產業政策作用的空間，即通過政府的扶持政策能夠使勞動力、自然資源、資本、人力資源等要素合理匹配到某一產業中，助推產業比較優勢的形成，促進該產業的生產效率迅速提高，並在開放中帶來增長效應。結合上述對印度產業開放特徵和原因的分析，在政府的干預作用下，印度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第三產業。據此，需要我們實證分析印度產業開放增長效應的異質性，即第三產業開放產生的正向增長效應強於其他產業。同時，要素條件、需求狀況、支持性產業、企業戰略、結構與同業競爭、政府作用等因素都會在不同時期影響產業發展，如果這些因素的階段性作用在衰退，那麼產業比較優勢終會逐步喪失。因此，正如前述，印度第三產業開放帶來的正向增長效應是否能夠持續，以及影響的制約因素是什麼，也需要我們進一步考察。

（一）

模型設定

**1.TVP-VAR模型。**本文實證目的主要是為反映印度產業開放對經濟增長產生的結構差異並探究增長效應的可持續性，而可以有效捕捉系統中的結構性變化以及變量之間的非線性關係的向量自迴歸模型（TVP-VAR）恰好可以滿足這一要求。TVP-VAR模型在VAR模型基礎上引入時變參數，能夠很方便地繪製印度不同時期產業開放對經濟增長的脈衝響應函數，便於我們對比分析不同產業在不同時期對經濟增長產生的衝擊。

時變參數向量自迴歸模型（TVP-VAR）在VAR模型的基礎上擴展而來，最大的改進在於它假定係數矩陣和協方差矩陣都是時變的，這一假定更符合經濟現實，有利於刻畫變量之間的聯立關係的非線性特徵，無論是來自衝擊大小的改變 還是來自傳導途徑的改變都能得到響應。目前，該模型被廣泛用於分析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時變關係。一個典型的TVP-VAR模型可以表示成以下形式：

其中，yt 是k×1維可觀測向量，Xt = Ik ( y’t － 1，…，y’t －s ) ，βt 為 k2 s×1維時變係數向量。

參考中島柔內等（Nakajima et al）的處理方法，假定At為下三角矩陣，該假設不僅可以保證VAR系統的遞歸識別，而且減少了待估參數的個數，At和Σt分別為如下k×k維的下三角矩陣和對角矩陣:

在上述模型中，係數βt、矩陣At和協方差矩陣Σt都是時變的，時變的矩陣At意味着第i個變量衝擊對第j個變量的影響隨時間而變化。

TVP-VAR模型可利用貝葉斯推斷下的馬爾科夫蒙特卡洛（MCMC）方法進行估計。具體的估計方法和步驟參見上述中島柔內等的論文，本文不再贅述。

**2.分產業對外開放度指標構建。**在數據可獲得基礎上，本文參考潘鳳構建對外開放度指標的做法，利用印度分三次產業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和FDI數據進行分產業對外開放度測算，公式如下：

exit為i產業出口額，imit為i產業進口額，FDIit為i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存量，Yit為i產業生產總值。

（二）

實證結果分析

**1.變量選取和説明。**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采用1987-2017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被解釋變量為GDP，核心解釋變量為open，所有數據均以千萬盧比為單位並以2011年為基期年份進行平減。具體情況如下：

GDP和Y，用印度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和分產業生產總值數據刻畫，為避免極端值的影響，在不改變數據信息的基礎上，對GDP取對數，數據來源於KLEMS數據庫。

openi涉及分產業進出口額和分產業FDI兩部分，三次產業進出口額數據來源於UN Comtrade Database中SITC Rev.3的4位分類編碼分產品進出口數據和服務貿易進出口數據，作者根據Eurostat提供的SITC Rev.3的4位分類編碼轉ISIC Rev.3的4位分類編碼對應表，分類彙總得到三次產業進出口總額；分產業FDI數據（2005年及之前）來源於UNCTAD編寫的《World Investment Directory，Volume VII-Part 1: Asia and the Pacifific》以及印度統計局提供的《Statistical Pocket Book India》歷年版本；2006-2017年數據來源於印度工業和內部貿易促進部（DPIIT），作者根據《World Investment Directory，Volume VII - Part 1：Asia and the Pacifific》以及《Statistical Pocket Book India》提供的三次產業包含的具體產業門類對2006年之後的數據進行分產業彙總，以保證和2005年之前的數據歸類一致。

**2.平穩性檢驗。**TVP-VAR模型必須滿足VAR模型對數據的基本要求，因 此，在進行參數估計之前，為避免偽迴歸，首先需要對變量數據進行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各變量是非平穩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後平穩（表3），因此本文對所有變量進行差分處理。

表3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注：檢驗形式（T，I，K）中，T，I，K區分別表示ADF檢驗模型中的截距項、趨勢項和滯後階數。圖源：論文配圖

**3.模型參數估計。**在用TVP-VAR模型進行迴歸前還需要確定模型的滯後階數，可通過Stata中的向量自迴歸模型的AIC和SC準則確定，結果顯示一階滯後最優（表4）。

表4 模型滯後階選擇。圖源：論文配圖

TVP-VAR模型的估計是在貝葉斯統計框架下使用MCMC方法實現的，為準確地計算出時變參數的後驗均值估計值，本節將MCMC模擬次數設定為10000次，表5給出了模型參數的估計結果和MCMC抽樣方法的抽樣效率檢驗結果。通過分析Geweke收斂診斷值和無效影響因子來判斷TVP-VAR模型估計是否有效。從表5看出所有Geweke收斂診斷值小於9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1.96，因此不能拒絕“參數收斂於後驗分佈”這一原假設；兩個模型的無效影響因子中數值最大的為22.1，所以我們得到模型的不相關樣本數至少為452.49（10000/22.1≈452.49），這對於本文包含30個時點的後驗推斷是充分的。綜上，模型的估計結果合理，可以進一步實證印度三次產業對外開放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係。

表5 MCMC參數估計。圖源：論文配圖

**4.時變關係圖分析。**TVP-VAR模型估計結果首先給出了1987-2017年印度三次產業開放對經濟產生影響的時變關係圖。圖5反映出，第一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從負值逐漸轉變為正值，但始終圍繞0值波動，對經濟的影響較小；第二產業開放始終對經濟增長產生負效應；而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正效應，且第三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大於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二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但從時間節點上來看，雖然第三產業開放對經濟產生的影響自第5年起從負值轉變為正值，並保持了將近20年的正效應，但在20年後這一正效應變為負效應。這一結果可以説明，近年來，第三產業的開放情況及其增長效應在惡化。總體來看，在第一產業開放拉動經濟增長微弱，第二產業開放始終保持負向增長效應的情況下，印度依靠第三產業開放的非均衡產業開放模式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是有限的。

圖5 三次產業開放與經濟增長時變關係圖。圖源：論文配圖

**5.等間隔脈衝圖分析。**為進一步考察印度三次產業開放對經濟增長的長短期影響，本文利用TVP-VAR模型的估計結果繪製印度三次產業開放對經濟增長變動一單位衝擊在不同滯後期的響應圖。圖6表示在給定一單位的印度三次產業開放正向衝擊時，經濟增長在滯後1、2、3期的時變參數脈衝響應結果，這3個滯後期的響應結果可以分別表示印度經濟增長對三次產業開放正向衝擊的短期、中期、長期響應。由圖中可看出，不論是第三產業開放還是第一產業開放或第二產業開放，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在1期滯後最為明顯，2期滯後影響減弱，3期滯後該影響接近於0。説明隨着滯後期的延長，印度三次產業開放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越來越小，短期作用大於長期作用。另外，1期滯後中三次產業開 放對經濟增長產生衝擊的變動結果與時變關係圖基本一致，再次説明第三產業對外開放的增長效應要大於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二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

圖6 三次產業開放對經濟增長衝擊的等間隔脈衝圖。圖源：論文配圖

**6.時點脈衝圖分析。**TVP-VAR模型還繪製了基於印度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時點，三次產業開放對經濟產生衝擊的脈衝相應圖（如圖7所示，1991年為印度改革開放元年，1995年印度加入世貿組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從第一產業開放對經濟增長衝擊的時點脈衝圖來看，1991年印度改革開放時，第一產業開放立即對經濟產生負效應。到1995年印度加入世貿組織時，第一產業開放的負向增長效應相比1991年有所減小，一定程度上表明印度積極融入世界開放體系使第一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得到微弱調整。但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時，第一產業開放對經濟的負效應達到了三個時點中的最大值-0.2。而第二產業開放對經濟增長衝擊的時點脈衝圖則反映出，1991年第二產業開放對經濟產生負效應，1995年該負效應並未得到調整（圖中1991年和1995年變化線重合），2008年金融危機時此負效應甚至加劇。最後，根據第三產業開放對經濟增長衝擊的脈衝圖可看出，1991年第三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由負轉正，1995年時第三產業開放繼續發揮對經濟的正向促進作用，而到2008年第三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已達0.1以上。綜上，印度在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時點中，第三產業開放對經濟產生了顯著的正效應，第二產業開放對經濟始終產生負效應，第一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有微弱調整。但當國際金融危機等不利事件發生時，印度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二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倍受衝擊。

圖7 三次產業開放對經濟增長衝擊的時點脈衝圖。圖源：論文配圖

（三）

加入影響因素的穩健性檢驗

本文在數據可收集量化的基礎上，以勞動力流動壁壘（lab）代表要素條件，政府發展性支出（gov）代表政府作用進行影響因素考察。在四變量模型基礎上加入兩個指標，一方面檢驗上述模型穩健性，另一方面可以對影響因素做實證分析。

**1.影響因素數據來源。**印度的勞動力流動壁壘主要體現在部門之間，即勞動力無法順利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因此本文以第一產業勞動力投入變化與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勞動力投入變化的比值刻畫印度勞動力流動壁壘指標，即：

數據來源於KLEMS數據庫

政府財政支出採用印度公共財政支出中的經濟發展性支出刻畫，以2011年為基期年份進行平減，並取對數。數據來源於Reserve Bank of India。

**2.影響因素平穩性檢驗。**同樣，對lab和gov進行單位根檢驗：

表6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注：檢驗形式（T，I，K）中，T，I，K區分別表示ADF檢驗模型中的截距項、趨勢項和滯後階數。圖源：論文配圖

結果表明變量是非平穩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後平穩，因此本文對變量進行差分處理。採用AIC和SC原則對加入影響因素的模型進行最佳滯後期的選取，結果顯示一階滯後最佳。

**3.加入影響因素的時點脈衝圖分析。**從圖8時點脈衝圖的結果可看出，加 入勞動力流動壁壘和政府發展性支出兩個指標後，三次產業對外開放的增長效應大小依舊為第三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大於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二產業開放的增長效應，説明上述四變量基準模型結果具備穩健性。

具體分析勞動力流動壁壘對印度三次產業開放的影響可看出，1991年和1995年勞動力流動壁壘對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二產業開放產生了抑制作用，對第三產業開放則產生了正向促進作用，證明印度勞動力無法順利進行部門轉移是開放初期印度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二產業開放緩慢，第三產業開放繁榮的重要原因。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勞動力流動壁壘對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二產業開放的抑制作用強化，對第三產業開放的正向促進作用減弱。這一結果反映出，印度勞動力流動壁壘帶來的經濟負面影響愈加嚴峻，受此影響，當前印度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比較優勢難以實現，第三產業的比較優勢也難以維持。

政府發展性支出對三次產業開放的影響同樣表現出異質性特徵。開放初期政府發展性支出對第一產業開放和三產業開放產生了促進作用，對第二產業開放產生抑制作用。但到了2008年政府發展性支出對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三產業開放的作用不及開放初期，對第二產業開放則開始產生促進作用。結合印度公佈的公共財政數據來看，1995年的經濟發展性支出中，對社會服務（包括醫療、教育等）和農業服務的投入力度最大，分別佔到約46.3%和17.1%，對鐵路、港口等交通基礎設施的投入佔比較小，僅為7.7%；而2017年的經濟發展性支出中，政府對社會服務和農業服務的投入力度依舊最大，分別佔到約43.9%和18.8%，相比開放初期變化幅度較小，鐵路、港口等交通基礎設施投入明顯上升，佔到12.3%。由此説明，開放初期政府對社會服務和農業服務的高投入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三產業的開放，而後期難以調整的扶持力度可能使得其對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三產業開放的促進作用減弱，當前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視或許使得其開始對第二產業開放產生積極影響。然而脈衝圖也反映出，政府發展性支出在三個時期對三次產業開放的促進作用均表現為短期影響，即促進作用在1-2期內轉變為抑制作用，説明政府扶持無法持續促進三次產業開放。

圖8 加入影響因素的時點脈衝圖。圖源：論文配圖

四、結論與啓示

印度自1991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在這期間印度產業結構獨特的發展變化模式一直為外界所關注和爭論。對此，本文分析了印度產業開放的特徵和形成原因以探究其合理性，並藉助TVP-VAR模型實證了印度三次產業開放對經濟增長髮揮作用的異質性，利用時變脈衝圖判讀了該異質性在未來的不可持續性，最後證明印度對外開放增長效應不可持續是因為受到相關因素的制約。研究的結論如下：

**第一，印度產業開放總體呈現第三產業開放優於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二產業開放的特徵。**政府對第三產業扶持政策，尤其對相關人力資本投入和技術開發的激勵，使得第三產業具備開放的先決條件；而勞動力市場分割、土地等資源分=配不均等因素，嚴重製約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形成合理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最終導致了非均衡的產業開放模式。

**第二，印度非均衡產業開放模式對經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第三產業開放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大於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二產業開放；第二產業開放對經濟增長產生負效應，而第一產業開放對經濟的影響較小。近年來，第三產業開放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已逐步減弱，而第二產業開放經濟增長效應為負，第一產業開放正效應開始顯現且微弱。以上表明，印度依靠第三產業開放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有限的。

**第三，勞動力流動壁壘、政府發展性支出扭曲，影響印度產業開放增長效應的可持續性。**實證結果顯示，雖然勞動力流動壁壘有利於第三產業開放，但是抑制第一產業開放和第二產業開放，且其拉動作用在不斷減弱，負面影響在 不斷強化，產業比較優勢難以創造和維持。政府發展性支出在開放初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開放，但近年來這一促進作用在遞減，而目前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視使得其對第二產業開放產生了積極影響，但政府發展性支出對三次產業開放的正向作用均表現為短期影響，政府扶持無法持續促進三次產業開放。

印度產業開放模式選擇及其效應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的啓示。在開放經濟中，基於比較優勢進行產業開放無疑有助於推動經濟增長，而要素稟賦的自由流動和合理利用是產業能否發揮比較優勢的重要前提。因此，政府的政策制定應致力於要素稟賦與市場機制和科技進步趨勢相結合，助推產業比較優勢的形成。同時，**一國的開放經濟增長不能僅僅依靠某一產業，保持優勢產業的競爭力，推動劣勢產業形成比較優勢，實現產業開放結構的動態轉換升級，才能保持經濟在開放條件下的增長效應的持續。**在這一過程中，要素條件、需求狀況、支持性產業、企業戰略、結構與同業競爭、政府作用等因素，都會在不同階段影響產業比較優勢的累積，需要科學的機制設計和路徑選擇。

作者簡介：

楊先明，為雲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經濟發展理論研究；

崔可琪，為雲南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國別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