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辯證地看待儒家思想?_風聞
深思的蓝-31分钟前
儒家思想作為我國最重要的傳統文化之一,在現當代社會里有許多爭議,批評之聲不絕於耳,甚至被視為封建餘孽。我覺得這有失公平,所以寫作本文説一下我對儒家思想的辯證思考。
我認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以下幾點:
1、就有道而正焉。
此句出自《論語》第一篇《學而》,意思是向有道德、有學識的人看齊,去匡正自己。這和“三人行必有我師”類似。它説明儒家有明確的是非觀,有闡明標準的理想和建構秩序的目標。為此,儒家好學務實,始終強調糾錯、覺悟和改正,格局較為開放和開明,思想上不迷信,行動上較靈活。
2、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就是不走極端,拒絕僵化,明白轉換。這是有大局觀和長期觀的表現,是懂得平衡與協調的反映。
3、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就是在認知社會,理解財富和經濟時,知道源流,曉得輕重,明白利害。這是“公利”思想的重要體現。
4、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此句出自《論語·季氏篇》,意思是,遠方的人不歸服,就發揚文治教化來使他歸服。這是在提倡和平競爭,否定武力攻伐,體現了“和平主義”、“人道觀念”和“大同思想”。
從這幾個思想可以看出儒家理解的良性社會應該是——上下有序,皆合於“道”的。
“道”是世界運行的規律。它體現在萬事萬物運行的方法、規則和秩序中。
方法如果是正確的、先進的,就是“智慧”的。智慧的方法因其正確性和先進性而表現為“德行”,擁有“德性”。
有德,有智的方法在實踐中形成規則和秩序,儒家用“三綱五常”來總結。
“三綱五常”以皇帝為核心,為剛領,但是“民貴君輕”,以民為本,為重。
在“三綱五常”中,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各司其職,各盡其道。
如果無道無德就會呈現出“工具理性”,表現為自私、狹隘、短視、極端……這就與上述儒家的核心思想相牴觸,難以“中庸”,無法做到謙虛好學、和平主義、公利主義,最後無法實現“大同世界”。
“道與德”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關係。“道”是世界運行的規律和樣子。“德”是正確的、智慧的方法。它使生命的存在符合“道”的規範和要求。
荀子説,“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我理解,這就是説“道”包含“德”與“非德”。按照“德”去行動,就會帶來好的結果。反之,按照“非德”去行動,就容易導致兇的結果。
有德行,有智慧的方法,儒家總結為——仁義禮智信,温良恭儉讓等。
這些方法運用於實踐,就使得生產生活有規則和秩序,就是“三綱五常”。其核心與其説是“皇權、父權、男權”,不如説是“道、德、智”。
皇權、父權、男權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不是自在的、天然的,而是由符不符合“道、德、智”的要求,是否有“仁義禮智信”來判斷和確權的。權力是否能夠確立和延續,就看國家治理和社會運行是治是亂,是吉是兇。
換言之,儒家推崇的不是皇權、父權和男權,而是“正確的方法”,符合於“天道”的方法。這些方法能將萬事萬物統領好,安排好,使之穩定運行,井然有序。
儒家為什麼會有這些想法和要求呢?這要從它的三個重要發展時期中找原因。
1、春秋末期。
“春秋末期”孔子創立儒家思想。此時的社會特點是“亂”。
禮崩樂壞下,僭越失序司空見慣。周王朝分崩離析,戰亂頻發,民不聊生。
2、西漢中期。
“西漢中期”漢武帝獨尊儒術。此時的特點還是與“亂”有關。
秦統一後不久,由於苛政等原因導致國家大亂。經秦末農民起義和諸侯戰爭,漢朝初立。漢初,用道家思想治國,但是狠亂了一陣。有“諸呂之亂”,也有“七國之亂”。這為漢武帝繼位後罷黜百家,恢復秩序,提供了民心所向和社會基礎。
3、北宋時期。
北宋時期,儒學復興,“新儒家”思想產生。儒家思想開始理學化和道學化。此時的特點還是與“亂”字有關。
這次的亂是從儒家失勢的東漢末年開始的。然後是三國、兩晉、南北朝,以及短命的隋朝,這都是國家分裂動亂的時期。唐朝較為安定,但是唐末和“五代十國”又亂套了。在這700餘年時間裏,大部分時間是國家解體,紛爭四起,戰亂不已的。史書中關於這個時期的很多記載都令人不寒而慄。百姓生活堅困,苦厄,甚至是悲慘的。其間,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是主流意識形態,但是很顯然,它們沒有起到助力國家,穩定社會,安撫百姓的作用。
因此,當宋朝結束紛亂的歷史後,統治階級想皇權永固,國家統一,百姓想社會穩定,長治久安,這些心願最後合力促成了儒家的復興。
從這三個歷史階段中人們不難發現,儒家思想是作為“防亂治亂”的解藥出現的。每當歷史出現一次大動亂,社會上上下下對動亂的恐懼,對私慾氾濫的痛恨,就加深一層。於是在反反覆覆的動亂中,在許多滅絕人性的恐怖事件裏,儒家思想最終從“百家思想”中脱穎而出,成了主流意識形態。
即便儒家曾經被冷落,在東漢末年之後被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排擠,但是它終究還是會回來的。只要人們厭惡戰亂,儒家就會復興。人們越是恐懼戰亂,越是會,遲早會,通過“理學化和道學化”改革使儒家思想一步步走向“存天理、滅人慾”的程度。直到最後,出現對封建皇權、父權和男權的“愚忠愚孝”。
這種“愚忠愚孝”的產生,不是儒家的本意和本質所導致的,而是封建社會,或者説私有制社會始終無法克服週期性大動亂所導致的。
當反覆嘗試各種方法都不能徹底根治之後,訴諸於迷信,進行洗腦,用神明的神秘權威來壓制民眾的個人思維,樹立“愚忠愚孝”的盲目信仰(宗教信仰),去規範言行,穩定秩序,就是極容易發生的事情了。
儒家思想也不例外。早期它的思維是比較清醒的,偏重依靠理性來建設理想社會。但是在後來的發展中,不斷髮生的歷史性大動亂也迫使它走向了僵化死板的道路,強調通過修煉心性來約束慾望,乃至用“存天理,滅人慾”來實現社會安定。這就把儒家“儒教化”了。至此,人們的思想被規訓,言行循規蹈矩,慢慢演變出“愚忠愚孝”。這讓社會秩序得到進一步穩固和加強,但是氛圍也如同一潭死水。社會內部的安全性、穩定性提高了,但是國家也失去了活力,以致不能很好地抵禦外敵。
所以,客觀地看待儒家思想的衰變,與其説是儒家思想錯了,不如説是封建社會或私有制社會沒有能力治療自身的“絕症”,所以強迫儒家惡變了。儒家為封建社會,為私有制社會背了黑鍋。對比明、清兩朝就不難發現,它們都以儒家思想為主流,但是異族統治後,社會壓制忽然變得極深重,這是政治原因導致的,可是卻讓儒家變質,然後去分擔罵名,做替罪羊。
換言之,儒家的失敗是私有制社會無藥可救後,採取反智、無德、無道的馭民術的表現。只要私有制不變,其框架內的一切意識形態都將失敗,並不只是儒家會失敗,百家思想以及宗教都會失敗。
這種失敗是由私有制的兩個本質特徵導致的。它們共同註定了私有制社會的動亂和滅亡結局。它們是:
1、私有制的經濟與社會始終把追逐“私人利潤”放在首位。
2、私有制的經濟與社會始終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
由於經濟運行有周期變化,一時加速上升,利潤快速增長,一時又減速下降,利潤不斷減少,這是人類無法控制的,所以當經濟進入利潤減少的週期後,私有制就會走向自毀。
此時,私有制經濟越來越無法從新增財富中獲利,就轉而從勞動者和普通百姓的損失中獲利,導致“零和博弈”。由於私有制經濟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將人羣分為“資方和非資方(勞動者和普通百姓)”,所以只要出現零和博弈就會造成貧富分化,使資方富有,非資方貧困,很少反例。
於是,勞動者和普通百姓的生活不斷惡化,使得“勞動力再生產”越來越無法完成。這在古代表現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在現代則表現為消費低迷,生育凋零,產能過剩,產銷失衡,經濟循環被毀壞。最後,古代、現代的私有制社會都走向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
簡言之,一邊是人類控制不了經濟週期的變化,另一邊是人類可以控制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變化,但是人類就是堅持不變,堅持不改。即,堅持追逐“私人利潤”為首要目標永遠不改,堅持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永遠不改。
這種經濟週期變化了,而社會制度和經濟模式不改的後果就是,財富分配規則僵化死板,不適應經濟週期的變化,導致財富錯配。財富錯配毀掉了“勞動力再生”產,毀掉了經濟循環,造成經濟自毀和社會動亂。
原本,經濟週期變化只是經濟“增速”下滑,“利潤”下滑,財富“增量”下滑,它完全不會導致經濟危機。因為科技未倒退,自然資源也可以供給,生產力水平足夠養活原有人口並支撐良好的人口結構。但是,由於私有制破壞了“勞動力再生產”,破壞了“經濟循環”,結果搞出了財富“總量”下滑,這就平白製造了經濟危機,引爆了大動盪和大毀滅。
所謂違背天道就要大難臨頭,“應之以亂則兇”,主要就是指私有制社會的頑固不化導致分配規則僵化死板,不能跟隨經濟階段的變化而變化。結果財富錯配毀掉了經濟,被人類無法控制的經濟週期(它是天道的表現之一)所懲罰。這在古代就是“王朝週期律”現象,在近現代就是“週期性經濟危機”現象。
所以,只要私有制不改,此框架下的任何意識形態,任何防亂治亂的方法,都會失敗。
失敗的意識形態要麼被淘汰,要麼走向愚民的宗教化。或者,乾脆什麼意識形態都不要了,亂套之後就大開殺戒,以血腥暴力的手段重建“叢林法則和叢林秩序”。
如果還想要秩序,相比較來説,儒家思想已經算是私有制歷史中最好的、最先進的思想了。它比法家更温暖、仁厚;比墨家更靈活和調和,更符合時代特徵;比道家更強調秩序和節制,而非任逍遙;比佛家更接地氣,更適合大多數人的真實生活。
更重要的是,儒家強調“中庸”和“民本”。
“中庸”隱含的目標是治療私有制的“非理性逐利”。它若能實現,就可以調和各階級階層的關係,修復勞動力再生產和經濟循環。
“民本”隱含着“公利”思想。它若能實現,就可以用“勞動依據”去平衡私有制社會里的“資本依據”,從而使分配更有利於財富生產的主力軍之一——勞動者,保護好勞動力再生產,以及產銷平衡和經濟循環。
所以説,中庸和民本,再加上“就有道而正焉(開放、自省)”與“遠人不服,則修文得以來之(和平主義)”,它們都是針對封建社會和私有制社會的重要缺陷的。儒家雖然沒有明確覺悟到公有制社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卻在治理私有制社會的動亂中,不知不覺也自然而然地提出了類似的社會理想。“大同世界”確實是“社會主義”理想的重要源頭之一。
只是,儒家的階級侷限性和時代侷限性讓他們無法突破私有制的藩籬,因此它寄希望於把天下的財富和權力主要都交給皇帝一人掌握,從而把“大私有者”變為“父親”,以“家長”的身份去發揮“公利”的作用 ,以此制衡和約束中小私有者(權貴和百姓)作亂的衝動。
這個想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實際效果是不好的,不穩定的。“大私有者”並不會變為“公利”的代表。因為“私”就是“私”。 在私有制社會里,它始終以追逐利潤為首要目標,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或控制權的“公有化”,不把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大私有者(皇帝)是否為公利服務完全取決於其人品和個人意志。這些都是不可靠的,尤其是在擁有了巨量的財富和生殺予奪的權利之後。
所以,儒家最後還是失敗了。它沒有改造好私有制,而是反過來被私有制改造了,走向了宗教化,繼而催生了愚忠愚孝。而那些真正的儒者,尤其是認同早期儒學的人,只能是孤獨地、憤懣地生活在權力的邊緣,社會的邊緣。
縱觀私有制的歷史,“儒家思想”堪稱意識形態中的頂級存在了。很少有比儒家思想更好的思想了。
有人認為西方的近現代思想,如人道思想,人權思想,自由思想,民主思想……是比儒家更先進的思想。我不這麼認為。
一來,西方近現代社會沒有解決私有制的本質問題。週期性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國際衝突和歷史悲劇仍在上演。
二來,由於私有制的固有問題沒解決,所以它在近現代化之後,所謂的進步性表現得極不穩定,且十分虛偽。
“不穩定”就是指那些“進步性”會在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中消失。西方人的“文明”在此時會隱遁不見,忽然換成另一幅面孔,變得充滿仇恨,面目猙獰,言行具有攻擊性,且異常兇惡。
“虛偽”就是指他們所謂的“進步性”,是以全球經濟的不平衡發展,財富的不公平分配為代價的。在經濟增速進入下滑週期後,更是以廣大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衰敗為代價。這種建立在“廣泛不公平”基礎上的進步性,在損人利己後才能擁有的“進步性”,是虛偽的。但凡非西方國家要討回公道,西方就會以破壞世界秩序為理由來制裁別國,維護美西方領導的“資本秩序”,即以西方資本為首要依據的財富分配規則。如果制裁失敗了,那麼西方國家內部就會亂套,它們所謂的先進性就會崩塌。人權、人道、自由、民主……都成了口號和畫皮,背後盡是陰謀,滿是交易。西方國家底層的老百姓也會受到極大傷害,尤其在新自由主義國家更是如此。
所以,相較於儒家思想來説,西方近現代思想的進步意義其實是有限的,被誇大的。它對於人權和人道的強調是基於私有制的,因此它主張的自由和民主帶有極大的副作用。
它所説的自由,往往包含放縱,因而具有侵略性。而它所謂的法制,其實主要是約束弱者和弱國的。這在經濟增速下滑期會表現的特別明顯。私有制基礎上的自由,以及服務於“私人逐利”和“私有資本”的法制,最終都會把“私利”作為自己的本質,或者視為自己的客户“上帝”。這就容易把自由和法制變為“面具”。由此,虛假的自由,變態作惡的自由,就隨處可見。而鑽法律的空子,以守法之名違法,也會稀鬆平常,見怪不怪。社會生活中的“黑幕”會特別多,特別沉重。
“私有和自由”本來就是陽奉陰違,貌合神離的一對關係。私有制社會是競爭逐利的,它甚至不會給對方留下後路。這怎麼能不侵犯自由呢?特別是在經濟從上升轉為下降後,私有制就會因為逐利而陷入零和博弈中。此時,它就扯下自由的面具,露出專制的真容,要置對方於死地,造成大沖突和大動亂。這會有它曾經標榜的美麗自由嗎?
西方所説的民主,一到經濟下滑週期也會有名無實。程序正義絕對好看,但是背後不可告人的秘密極多,且性質異常惡劣。嚴守程序正義的假面下,隱藏的都是生意,而且還是為了私利。它甚至連黨派私利都算不上,而是純粹的個人私利。此時,民主就與其初衷相違背,不再體現公利和公共意志,而是在各種私利的複雜鬥爭中,成為大資本互相交易,互相妥協,出賣公共利益的工具,即“民主畫皮”。各個大資本都會高喊民主,爭奪民意,然後挾民意進行“私鬥”。最後的結果絕不會是解決私有制經濟的本質問題,而是在調和大資本之間的矛盾之後,將民意用完即棄。大資本集團的利益被最大化,而民眾的利益被出賣,扔在一邊。經濟危機不會得到解決,而是繼續惡化,甚至進一步演變為國際衝突,直接引爆戰爭。
這就是所謂先進的近現代西方“私有制意識形態”。它與儒家思想相比,更沒有大局觀和長期思維。它的“進步”極度依賴“經濟上升期”來塗脂抹粉。而它隱藏的本質其實是以強陵弱,分化打擊,用吸血的方式獲得鉅額財富,然後去維持西方這少數人光鮮亮麗的“自由民主”。在西方之外,或者一旦全球經濟走入下滑週期,私有制製造的零和博弈就會引爆內、外部矛盾。西方所謂的進步性就蕩然無存,露出兇暴可怕的真實面目。這也是西方模式只屬於西方,在非西方的廣大地區難以複製,無法良好運行的原因。在被經濟掠奪之後的地區搞私有制是難有好結果的。
因此,認為近現代西方的意識形態是巨大的進步,這個觀點難以令人信服。相較於封建時代,近現代西方歷史更像是對錯誤的社會形態又做了一次更惡劣,或者有失偏頗的推進。只不過在這個過程裏,資產階級比較會投機取巧,善於掩蓋真相,不斷把自己偽裝成先進罷了。這個將少數人的幸福美滿建立在多數人被不公平、不公正地對待之上的文明,而且這個幸福美滿還是虛偽和不穩定的,這種文明應該被稱頌為極大的進步嗎?
所以,當經濟下行週期再次出現的時候,從更宏大的人類歷史高度去審視私有制下所有的意識形態,就會發現西方的近現代意識形態,尤其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相較於儒家的“大同思想”來説,不能算是一種進步,而是更像一種無藥可救後的破罐子破摔行為。反正私有制的週期性危機解決不了了,“大私”也壓不住“小私”了,那就乾脆不解決了,用“自由”來偽裝一下“自私”,然後把私有制的潛力發揮到極致。於是,殖民掠奪開始了,黑奴貿易開始了,世界大戰開始了……畢竟,別人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
至此,私有制的本質缺陷暴露無遺。它無力自救,只好由“喪心”走向“病狂”,極力擺脱約束,把“自由”矯飾成“民主”,去掩蓋私有制最後的瘋狂。資產階級革命頂着人道和人權的名號,把私有制的短視和自私表現得淋漓盡致,繼續製造各種人間災難。而這些災難逐漸讓人類對私有制的自我療救喪失信心,失去耐心,最後催生了重大的歷史轉向。
這個重大的歷史轉向就是順着“民本思想”和“大同思想”的思路發展出“公有制”和“社會主義”來。
西方確實進行了這樣的嘗試,但是文化積澱導致他們缺乏實現這一理想的能力。因此後果就是,傳統社會主義因為缺少“中庸思想”的啓示和歷練而走向失敗,讓資本主義又復辟了。
西方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以及哲學家們,大多沒有從儒家思想中汲取智慧,有些人甚至貶低中國古代思想和古代哲學。他們無法真正理解中國經驗的歷史意義,不能真正瞭解中國歷史的獨特價值。所以,西方搞專制的能力不怎麼樣,在古代專制國家的排名中成績平平。搞自由西方也不太聰明,其近現代歷史給世界,也給他們自己造成了深重的災難。西方在沒有治癒私有制毒害的時候就把自由釋放出來,這已經可以算是整個西方哲學、西方意識形態失敗的有力證據了。
在西方,他們習慣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極端的專制走向極端的自由。極端自由之後,左派就難以進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化,而右派更是不會改變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傳統。於是,西方無可救藥地走向了“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形態。其特點就是“去中心化”——去掉了除“私人資本”之外的所有中心。
而這種去中心化的操作顯然是錯誤的。“去中心”是錯誤的。用“自由”來掩飾,然後“以私人資本為中心”還是錯誤的。
“道”的存在,或者説歷史發展規律的存在,都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種客觀性來自“物理規則”的客觀性。物理規則是人們無法改變,只能遵守的。只要人們想過好生活,就必須研究和遵循物理規律。由此,財富生產,經濟生活,政治活動,乃至歷史發展就必須圍繞物理規則進行,圍繞能夠揭示物理規律從而大量生產財富的方法進行,圍繞能把財富分配好,運用好的方法、制度和秩序進行。這就是從物理規律衍生出經濟規律、政治規律、社會規律,乃至歷史規律的過程。制度和秩序孰好孰壞,判斷標準的重要源頭在物理規律。
由此不難看出,萬事萬物的運行是有“中心”的,而不是“去中心”的。“道”或“規律”在基礎層面決定了萬物的運行不是自由的,而是不自由的,甚至是專制的。在平等問題上也類似。這世間並沒有絕對的平等。對和錯不可能平等。符合“道”,符合“規律”不可能和違背“道”,違背“規律”平等。
道和規律體現在萬事萬物的運動變化中。對於人類歷史來説,道和規律集中體現在那些能夠維持人類生活,維護社會良好運作的事物上。這個事物顯然不是“資本”。因為,作為自然資源的資本自己不會變成財富,而作為人類勞動成果的資本,自己也不會產生新增財富。
財富是由“正確的方法和勞動”聯合生產出來的。所以,科技與勞動,或者説創新者和勞動者,才是人類社會的核心。沒有他們,財富不會產生,社會也無法存在。而沒有資本和資本家,社會依舊可以存在和發展。因為,自然物就在那裏不會消失。有創新者和勞動者就可以生產財富。把財富用於投資就可以形成資本。
換言之,“創新依據”和“勞動依據”才是財富分配的主要依據。“資本依據”不應該成為分配的主要依據。它作為主要依據就會導致不公平的分配,從而毀掉經濟,毀壞安定的生活,直至葬送人類歷史。即,資本,尤其私人資本,不應成為社會運轉和歷史發展的核心。
當然,歷史發展的基礎是專制,它是有核心的,並不意味着“自由”就不需要了。人類對自由的需要源自“道”的晦暗不明和曲折起伏。
正因為“道”是看不見的,不走直線的,所以人類才不能輕鬆地、明確地把握它,不能一勞永逸地抓住它,跟隨它。由此,人們才需要“自由”來進行多方向、多方式的連續探索。然後,自由就催生了“平等”的觀念。平等的意義就在於更好地探索“道”。
但是,探索歸探索,嘗試歸嘗試,最終人們還是隻能依據“道”來生活。所以,摸索和嘗試的諸多“自由”最後會被收回,只讓符合“道”,追隨“道”這個核心路徑前進的事物得到生存發展的機會。其他嘗試則被摒棄,驅趕向社會邊緣,歷史邊緣,直至被剝奪存在的必要。
因此,“道”中,“規律”中,就包含了“中庸”的道理,“辯證”的道理。人類的所有意識形態,以及經濟、政治、法律……等規則、標準和秩序,都必須以“不自由”,以“中心專制”為基礎,但同時要保有靈活性,以便有限度,有智慧地運用“自由”。這就是中庸之道。
“去中心化”只有在失去“道”的方位後才短暫使用。一旦再次找到了“道”,那麼“中心和專制”就會回來。因為,不符合道的事情,就是錯誤的、落後的、醜陋的……事物。它們不可能有自由,不可能不被“中心(即正確的、先進的、美好的事物)”集權壓制。
正確的、先進的、美好的……事物,就是那個能夠恰當地運用物理規律,使自身穩定,健康,持久地運行,而不產生內、外部毀壞因素的事物。
《中庸》裏説,“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意思是達到了中和,天地便各歸其位,萬物便生長發育了。這裏就隱含了集權與自由的辯證關係。
儒家思想產生於亂世,士人發奮努力尋求自我實現,取得功名的同時也有利於國家的發展。孔子作為小知識分子和小官吏,也沒有甘居平凡,而是努力想成為賢德之人,有大作為的人。所以,“天地位焉”雖然有各歸其位的意思,包含了集權和秩序的內容,但是早期的儒家思想並沒有很強的“龍生龍,鳳生鳳”的家庭出身觀念。孔子是知道周文王怎麼取得大位的。孟子也説民貴君輕。因此,“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是人身依附、人身約束才能良好發展的意思,而是依據才華,得到恰當的位置,獲得公平的回報,才能實現良好發展的意思。所以,儒家對集權的理解,對政治秩序的理解,對自由的理解,是基於“個人的能力被恰如其分地運用才符合“道”的要求,使社會健康運行”這一思想形成的。儒家的中庸思想,“致中和”,以及孔子對《周易》的深入研究,都説明儒家思想既堅守社會秩序,反對“去中心化”,同時又明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然後社會才能良好發展的道理。即,集權和秩序屬於“道”,而不是哪個人。能夠實現集權,維持秩序的人,只能是言行符合“道”的那個人。
儒家思想的這些特點顯然在西方思想史中是不顯見,不常見的。首先,西方古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宗教,是直接掌握政治權利的。教皇比皇帝權威還大。宗教思想説一不二。異教是不被允許,沒有什麼生存空間的。而儒家思想即便儒教化也沒有催生宗教國家。儒家思想一直與其他思想共存。儒家思想的開明程度顯然更好一些,比古代的西方文化更寬容、更自由。其次,西方在近代化、現代化的過程中有矯枉過正的問題。一邊是糾正宗教的極端專制,結果變成了自由主義的極端化。另一邊是追求自由的左翼運動,在轉換身份後又變回了過度集權的社會主義。
西方總是在極端之間變換,以“矛盾對立”的方法思維,缺少儒家的中庸思維方法。所以,西方解決不了私有制社會的週期性動亂,在實踐公有制後又陷入僵化教條的集權專制中,結果向無頭蒼蠅一樣失去正確的方向,走了回頭路,去復辟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社會。只有我國繼續前行,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將公有和私有,計劃和市場,集權和自由做了調和與融合,並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
當代中國所取得的成績説明,無論什麼思想離開了“中國化”就不容易搞好。如果説儒家思想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形態,那麼“中國化”就不能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甚至主要就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
儒家思想沒有跳出私有制的藩籬確實是一個失誤和遺憾。它對中庸的闡述也不夠完善和精確,以致後世使用時犯了不少錯誤。這與儒家先賢沒有克服階級侷限性和時代侷限性有關。但是客觀來講,儒家思想內化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後,確保了我們在千年之後依舊是“廣土巨族”,文化一脈相承。這樣的例子在全世界沒有第二個。
其他國家要麼有廣土,沒巨族,廣土多是荒涼之地,要麼有密集的人口,但是小國林立,政治關係鬆散,缺少廣大且統一的社會合力。這些都説明在沒有儒家思想的地方,人類社會更不容易擺脱私有制的桎梏,更不容易取得真正的歷史性進步。這附帶着“自由”也無法廣泛,持久,健康地得到實現。而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在沒有儒家思想的支持下,也很容易走偏走錯,非死即殘。因此,儒家思想對世界歷史的發展,尤其對時代先鋒——社會主義的發展來説,是十分重要的。它正以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範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人類歷史,為社會主義運動,提供模板和根據地,提供燈塔和火炬。
總之,西方資本主義的舊病再次復發,要重演歷史悲劇。而西方的社會主義已經失敗,私有制已經復辟。目前只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還保持活力,堅守社會主義的理想,堅持公有制的歷史地位,並維持住了歷史要從私有制時代向公有制時代轉變的大趨勢。
在這個過程中,儒家思想帶來的“中國化”力量,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對於儒家思想不能簡單草率地進行批判和拋棄,而是要客觀、理性、辯證地加以分析、判斷和運用。既要將它與私有制聯合起來認識,也要將它與私有制分開來認識,這樣才能將它的歷史作用、歷史意義和歷史價值完整完善地呈現出來。然後,人們會發現它不僅在數千年的私有制意識形態中名列前茅,而且還有跨越千年,跨越不同時代和社會形態,一直為人類提供重要智慧支持的獨特先進性和進步性。
社會主義,説白了就是儒家“大同世界”的現代版本。中國要想走向光明的未來,世界要想擺脱現代西方的極端思想、變態思想、宗教思想、邪教思想……等對歷史發展的阻礙,就必須明白人類思想“中國化”的重要意義。也就是世界上的思想都要研究和借鑑中國思想,尤其是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古代“百家思想”,去粗取精,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因為只有中國思想在私有制歷史中建立並維持住了“廣土巨族”的社會形態。這種社會形態雖然還不是大同社會,但是相比較於其他思想來説,更接近“大同社會”。中國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在實踐中比其他文化更有利於維護公平,彌合矛盾,建構秩序,維持統一,並較長時間地保持和諧。這已經被數千年的文明史之後,只有中國基本保持了“廣土巨族”這一形態歷史性地證實了。
並且,當代中國以“廣土巨族”的身份走進公有制時代後,沒有像許多國家那樣退回到私有制中去。這種堅定地要把“廣土巨族”推入社會主義時代的國家也只有中國。而廣土巨族的治理經驗與公有制社會主義結合後,才真正為“自由”打開了歷史大門。
“自由”只有在社會主義中國化之後,在借鑑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之後,才能在大同世界裏,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裏,得到真正地、良好地實現。
參考文章:
《百年變局的經濟、歷史和哲學內涵》
《人類歷史並未現代化》
《近代中國落後的原因與歷史發展的“節奏”有關》
2024.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