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辯證地看待儒家思想？_風聞

儒家思想作為我國最重要的傳統文化之一，在現當代社會里有許多爭議，批評之聲不絕於耳，甚至被視為封建餘孽。我覺得這有失公平，所以寫作本文説一下我對儒家思想的辯證思考。

我認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以下幾點：

1、就有道而正焉。 

此句出自《論語》第一篇《學而》，意思是向有道德、有學識的人看齊，去匡正自己。這和“三人行必有我師”類似。它説明儒家有明確的是非觀，有闡明標準的理想和建構秩序的目標。為此，儒家好學務實，始終強調糾錯、覺悟和改正，格局較為開放和開明，思想上不迷信，行動上較靈活。 

2、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就是不走極端，拒絕僵化，明白轉換。這是有大局觀和長期觀的表現，是懂得平衡與協調的反映。 

3、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就是在認知社會，理解財富和經濟時，知道源流，曉得輕重，明白利害。這是“公利”思想的重要體現。

4、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此句出自《論語·季氏篇》，意思是，遠方的人不歸服，就發揚文治教化來使他歸服。這是在提倡和平競爭，否定武力攻伐，體現了“和平主義”、“人道觀念”和“大同思想”。 

從這幾個思想可以看出儒家理解的良性社會應該是——上下有序，皆合於“道”的。 

“道”是世界運行的規律。它體現在萬事萬物運行的方法、規則和秩序中。

方法如果是正確的、先進的，就是“智慧”的。智慧的方法因其正確性和先進性而表現為“德行”，擁有“德性”。 

有德，有智的方法在實踐中形成規則和秩序，儒家用“三綱五常”來總結。 

“三綱五常”以皇帝為核心，為剛領，但是“民貴君輕”，以民為本，為重。

在“三綱五常”中，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各司其職，各盡其道。 

如果無道無德就會呈現出“工具理性”，表現為自私、狹隘、短視、極端……這就與上述儒家的核心思想相牴觸，難以“中庸”，無法做到謙虛好學、和平主義、公利主義，最後無法實現“大同世界”。 

“道與德”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關係。“道”是世界運行的規律和樣子。“德”是正確的、智慧的方法。它使生命的存在符合“道”的規範和要求。 

荀子説，“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我理解，這就是説“道”包含“德”與“非德”。按照“德”去行動，就會帶來好的結果。反之，按照“非德”去行動，就容易導致兇的結果。 

有德行，有智慧的方法，儒家總結為——仁義禮智信，温良恭儉讓等。

這些方法運用於實踐，就使得生產生活有規則和秩序，就是“三綱五常”。其核心與其説是“皇權、父權、男權”，不如説是“道、德、智”。 

皇權、父權、男權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不是自在的、天然的，而是由符不符合“道、德、智”的要求，是否有“仁義禮智信”來判斷和確權的。權力是否能夠確立和延續，就看國家治理和社會運行是治是亂，是吉是兇。

換言之，儒家推崇的不是皇權、父權和男權，而是“正確的方法”，符合於“天道”的方法。這些方法能將萬事萬物統領好，安排好，使之穩定運行，井然有序。 

儒家為什麼會有這些想法和要求呢？這要從它的三個重要發展時期中找原因。 

1、春秋末期。

“春秋末期”孔子創立儒家思想。此時的社會特點是“亂”。 

禮崩樂壞下，僭越失序司空見慣。周王朝分崩離析，戰亂頻發，民不聊生。 

2、西漢中期。

“西漢中期”漢武帝獨尊儒術。此時的特點還是與“亂”有關。

秦統一後不久，由於苛政等原因導致國家大亂。經秦末農民起義和諸侯戰爭，漢朝初立。漢初，用道家思想治國，但是狠亂了一陣。有“諸呂之亂”，也有“七國之亂”。這為漢武帝繼位後罷黜百家，恢復秩序，提供了民心所向和社會基礎。

3、北宋時期。 

北宋時期，儒學復興，“新儒家”思想產生。儒家思想開始理學化和道學化。此時的特點還是與“亂”字有關。

這次的亂是從儒家失勢的東漢末年開始的。然後是三國、兩晉、南北朝，以及短命的隋朝，這都是國家分裂動亂的時期。唐朝較為安定，但是唐末和“五代十國”又亂套了。在這700餘年時間裏，大部分時間是國家解體，紛爭四起，戰亂不已的。史書中關於這個時期的很多記載都令人不寒而慄。百姓生活堅困，苦厄，甚至是悲慘的。其間，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是主流意識形態，但是很顯然，它們沒有起到助力國家，穩定社會，安撫百姓的作用。

因此，當宋朝結束紛亂的歷史後，統治階級想皇權永固，國家統一，百姓想社會穩定，長治久安，這些心願最後合力促成了儒家的復興。

從這三個歷史階段中人們不難發現，儒家思想是作為“防亂治亂”的解藥出現的。每當歷史出現一次大動亂，社會上上下下對動亂的恐懼，對私慾氾濫的痛恨，就加深一層。於是在反反覆覆的動亂中，在許多滅絕人性的恐怖事件裏，儒家思想最終從“百家思想”中脱穎而出，成了主流意識形態。 

即便儒家曾經被冷落，在東漢末年之後被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排擠，但是它終究還是會回來的。只要人們厭惡戰亂，儒家就會復興。人們越是恐懼戰亂，越是會，遲早會，通過“理學化和道學化”改革使儒家思想一步步走向“存天理、滅人慾”的程度。直到最後，出現對封建皇權、父權和男權的“愚忠愚孝”。 

這種“愚忠愚孝”的產生，不是儒家的本意和本質所導致的，而是封建社會，或者説私有制社會始終無法克服週期性大動亂所導致的。

當反覆嘗試各種方法都不能徹底根治之後，訴諸於迷信，進行洗腦，用神明的神秘權威來壓制民眾的個人思維，樹立“愚忠愚孝”的盲目信仰（宗教信仰），去規範言行，穩定秩序，就是極容易發生的事情了。 

儒家思想也不例外。早期它的思維是比較清醒的，偏重依靠理性來建設理想社會。但是在後來的發展中，不斷髮生的歷史性大動亂也迫使它走向了僵化死板的道路，強調通過修煉心性來約束慾望，乃至用“存天理，滅人慾”來實現社會安定。這就把儒家“儒教化”了。至此，人們的思想被規訓，言行循規蹈矩，慢慢演變出“愚忠愚孝”。這讓社會秩序得到進一步穩固和加強，但是氛圍也如同一潭死水。社會內部的安全性、穩定性提高了，但是國家也失去了活力，以致不能很好地抵禦外敵。

所以，客觀地看待儒家思想的衰變，與其説是儒家思想錯了，不如説是封建社會或私有制社會沒有能力治療自身的“絕症”，所以強迫儒家惡變了。儒家為封建社會，為私有制社會背了黑鍋。對比明、清兩朝就不難發現，它們都以儒家思想為主流，但是異族統治後，社會壓制忽然變得極深重，這是政治原因導致的，可是卻讓儒家變質，然後去分擔罵名，做替罪羊。

換言之，儒家的失敗是私有制社會無藥可救後，採取反智、無德、無道的馭民術的表現。只要私有制不變，其框架內的一切意識形態都將失敗，並不只是儒家會失敗，百家思想以及宗教都會失敗。

這種失敗是由私有制的兩個本質特徵導致的。它們共同註定了私有制社會的動亂和滅亡結局。它們是： 

1、私有制的經濟與社會始終把追逐“私人利潤”放在首位。 

2、私有制的經濟與社會始終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

由於經濟運行有周期變化，一時加速上升，利潤快速增長，一時又減速下降，利潤不斷減少，這是人類無法控制的，所以當經濟進入利潤減少的週期後，私有制就會走向自毀。 

此時，私有制經濟越來越無法從新增財富中獲利，就轉而從勞動者和普通百姓的損失中獲利，導致“零和博弈”。由於私有制經濟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將人羣分為“資方和非資方（勞動者和普通百姓）”，所以只要出現零和博弈就會造成貧富分化，使資方富有，非資方貧困，很少反例。 

於是，勞動者和普通百姓的生活不斷惡化，使得“勞動力再生產”越來越無法完成。這在古代表現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在現代則表現為消費低迷，生育凋零，產能過剩，產銷失衡，經濟循環被毀壞。最後，古代、現代的私有制社會都走向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 

簡言之，一邊是人類控制不了經濟週期的變化，另一邊是人類可以控制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變化，但是人類就是堅持不變，堅持不改。即，堅持追逐“私人利潤”為首要目標永遠不改，堅持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永遠不改。

這種經濟週期變化了，而社會制度和經濟模式不改的後果就是，財富分配規則僵化死板，不適應經濟週期的變化，導致財富錯配。財富錯配毀掉了“勞動力再生”產，毀掉了經濟循環，造成經濟自毀和社會動亂。 

原本，經濟週期變化只是經濟“增速”下滑，“利潤”下滑，財富“增量”下滑，它完全不會導致經濟危機。因為科技未倒退，自然資源也可以供給，生產力水平足夠養活原有人口並支撐良好的人口結構。但是，由於私有制破壞了“勞動力再生產”，破壞了“經濟循環”，結果搞出了財富“總量”下滑，這就平白製造了經濟危機，引爆了大動盪和大毀滅。

所謂違背天道就要大難臨頭，“應之以亂則兇”，主要就是指私有制社會的頑固不化導致分配規則僵化死板，不能跟隨經濟階段的變化而變化。結果財富錯配毀掉了經濟，被人類無法控制的經濟週期（它是天道的表現之一）所懲罰。這在古代就是“王朝週期律”現象，在近現代就是“週期性經濟危機”現象。 

所以，只要私有制不改，此框架下的任何意識形態，任何防亂治亂的方法，都會失敗。 

失敗的意識形態要麼被淘汰，要麼走向愚民的宗教化。或者，乾脆什麼意識形態都不要了，亂套之後就大開殺戒，以血腥暴力的手段重建“叢林法則和叢林秩序”。 

如果還想要秩序，相比較來説，儒家思想已經算是私有制歷史中最好的、最先進的思想了。它比法家更温暖、仁厚；比墨家更靈活和調和，更符合時代特徵；比道家更強調秩序和節制，而非任逍遙；比佛家更接地氣，更適合大多數人的真實生活。 

更重要的是，儒家強調“中庸”和“民本”。

“中庸”隱含的目標是治療私有制的“非理性逐利”。它若能實現，就可以調和各階級階層的關係，修復勞動力再生產和經濟循環。 

“民本”隱含着“公利”思想。它若能實現，就可以用“勞動依據”去平衡私有制社會里的“資本依據”，從而使分配更有利於財富生產的主力軍之一——勞動者，保護好勞動力再生產，以及產銷平衡和經濟循環。 

所以説，中庸和民本，再加上“就有道而正焉（開放、自省）”與“遠人不服，則修文得以來之（和平主義）”，它們都是針對封建社會和私有制社會的重要缺陷的。儒家雖然沒有明確覺悟到公有制社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卻在治理私有制社會的動亂中，不知不覺也自然而然地提出了類似的社會理想。“大同世界”確實是“社會主義”理想的重要源頭之一。 

只是，儒家的階級侷限性和時代侷限性讓他們無法突破私有制的藩籬，因此它寄希望於把天下的財富和權力主要都交給皇帝一人掌握，從而把“大私有者”變為“父親”，以“家長”的身份去發揮“公利”的作用 ，以此制衡和約束中小私有者（權貴和百姓）作亂的衝動。 

這個想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實際效果是不好的，不穩定的。“大私有者”並不會變為“公利”的代表。因為“私”就是“私”。 在私有制社會里，它始終以追逐利潤為首要目標，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或控制權的“公有化”，不把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大私有者（皇帝）是否為公利服務完全取決於其人品和個人意志。這些都是不可靠的，尤其是在擁有了巨量的財富和生殺予奪的權利之後。

所以，儒家最後還是失敗了。它沒有改造好私有制，而是反過來被私有制改造了，走向了宗教化，繼而催生了愚忠愚孝。而那些真正的儒者，尤其是認同早期儒學的人，只能是孤獨地、憤懣地生活在權力的邊緣，社會的邊緣。 

縱觀私有制的歷史，“儒家思想”堪稱意識形態中的頂級存在了。很少有比儒家思想更好的思想了。 

有人認為西方的近現代思想，如人道思想，人權思想，自由思想，民主思想……是比儒家更先進的思想。我不這麼認為。 

一來，西方近現代社會沒有解決私有制的本質問題。週期性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國際衝突和歷史悲劇仍在上演。

二來，由於私有制的固有問題沒解決，所以它在近現代化之後，所謂的進步性表現得極不穩定，且十分虛偽。

“不穩定”就是指那些“進步性”會在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中消失。西方人的“文明”在此時會隱遁不見，忽然換成另一幅面孔，變得充滿仇恨，面目猙獰，言行具有攻擊性，且異常兇惡。 

“虛偽”就是指他們所謂的“進步性”，是以全球經濟的不平衡發展，財富的不公平分配為代價的。在經濟增速進入下滑週期後，更是以廣大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衰敗為代價。這種建立在“廣泛不公平”基礎上的進步性，在損人利己後才能擁有的“進步性”，是虛偽的。但凡非西方國家要討回公道，西方就會以破壞世界秩序為理由來制裁別國，維護美西方領導的“資本秩序”，即以西方資本為首要依據的財富分配規則。如果制裁失敗了，那麼西方國家內部就會亂套，它們所謂的先進性就會崩塌。人權、人道、自由、民主……都成了口號和畫皮，背後盡是陰謀，滿是交易。西方國家底層的老百姓也會受到極大傷害，尤其在新自由主義國家更是如此。

所以，相較於儒家思想來説，西方近現代思想的進步意義其實是有限的，被誇大的。它對於人權和人道的強調是基於私有制的，因此它主張的自由和民主帶有極大的副作用。 

它所説的自由，往往包含放縱，因而具有侵略性。而它所謂的法制，其實主要是約束弱者和弱國的。這在經濟增速下滑期會表現的特別明顯。私有制基礎上的自由，以及服務於“私人逐利”和“私有資本”的法制，最終都會把“私利”作為自己的本質，或者視為自己的客户“上帝”。這就容易把自由和法制變為“面具”。由此，虛假的自由，變態作惡的自由，就隨處可見。而鑽法律的空子，以守法之名違法，也會稀鬆平常，見怪不怪。社會生活中的“黑幕”會特別多，特別沉重。 

“私有和自由”本來就是陽奉陰違，貌合神離的一對關係。私有制社會是競爭逐利的，它甚至不會給對方留下後路。這怎麼能不侵犯自由呢？特別是在經濟從上升轉為下降後，私有制就會因為逐利而陷入零和博弈中。此時，它就扯下自由的面具，露出專制的真容，要置對方於死地，造成大沖突和大動亂。這會有它曾經標榜的美麗自由嗎？ 

西方所説的民主，一到經濟下滑週期也會有名無實。程序正義絕對好看，但是背後不可告人的秘密極多，且性質異常惡劣。嚴守程序正義的假面下，隱藏的都是生意，而且還是為了私利。它甚至連黨派私利都算不上，而是純粹的個人私利。此時，民主就與其初衷相違背，不再體現公利和公共意志，而是在各種私利的複雜鬥爭中，成為大資本互相交易，互相妥協，出賣公共利益的工具，即“民主畫皮”。各個大資本都會高喊民主，爭奪民意，然後挾民意進行“私鬥”。最後的結果絕不會是解決私有制經濟的本質問題，而是在調和大資本之間的矛盾之後，將民意用完即棄。大資本集團的利益被最大化，而民眾的利益被出賣，扔在一邊。經濟危機不會得到解決，而是繼續惡化，甚至進一步演變為國際衝突，直接引爆戰爭。

這就是所謂先進的近現代西方“私有制意識形態”。它與儒家思想相比，更沒有大局觀和長期思維。它的“進步”極度依賴“經濟上升期”來塗脂抹粉。而它隱藏的本質其實是以強陵弱，分化打擊，用吸血的方式獲得鉅額財富，然後去維持西方這少數人光鮮亮麗的“自由民主”。在西方之外，或者一旦全球經濟走入下滑週期，私有制製造的零和博弈就會引爆內、外部矛盾。西方所謂的進步性就蕩然無存，露出兇暴可怕的真實面目。這也是西方模式只屬於西方，在非西方的廣大地區難以複製，無法良好運行的原因。在被經濟掠奪之後的地區搞私有制是難有好結果的。 

因此，認為近現代西方的意識形態是巨大的進步，這個觀點難以令人信服。相較於封建時代，近現代西方歷史更像是對錯誤的社會形態又做了一次更惡劣，或者有失偏頗的推進。只不過在這個過程裏，資產階級比較會投機取巧，善於掩蓋真相，不斷把自己偽裝成先進罷了。這個將少數人的幸福美滿建立在多數人被不公平、不公正地對待之上的文明，而且這個幸福美滿還是虛偽和不穩定的，這種文明應該被稱頌為極大的進步嗎？

所以，當經濟下行週期再次出現的時候，從更宏大的人類歷史高度去審視私有制下所有的意識形態，就會發現西方的近現代意識形態，尤其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相較於儒家的“大同思想”來説，不能算是一種進步，而是更像一種無藥可救後的破罐子破摔行為。反正私有制的週期性危機解決不了了，“大私”也壓不住“小私”了，那就乾脆不解決了，用“自由”來偽裝一下“自私”，然後把私有制的潛力發揮到極致。於是，殖民掠奪開始了，黑奴貿易開始了，世界大戰開始了……畢竟，別人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 

至此，私有制的本質缺陷暴露無遺。它無力自救，只好由“喪心”走向“病狂”，極力擺脱約束，把“自由”矯飾成“民主”，去掩蓋私有制最後的瘋狂。資產階級革命頂着人道和人權的名號，把私有制的短視和自私表現得淋漓盡致，繼續製造各種人間災難。而這些災難逐漸讓人類對私有制的自我療救喪失信心，失去耐心，最後催生了重大的歷史轉向。 

這個重大的歷史轉向就是順着“民本思想”和“大同思想”的思路發展出“公有制”和“社會主義”來。 

西方確實進行了這樣的嘗試，但是文化積澱導致他們缺乏實現這一理想的能力。因此後果就是，傳統社會主義因為缺少“中庸思想”的啓示和歷練而走向失敗，讓資本主義又復辟了。

西方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以及哲學家們，大多沒有從儒家思想中汲取智慧，有些人甚至貶低中國古代思想和古代哲學。他們無法真正理解中國經驗的歷史意義，不能真正瞭解中國歷史的獨特價值。所以，西方搞專制的能力不怎麼樣，在古代專制國家的排名中成績平平。搞自由西方也不太聰明，其近現代歷史給世界，也給他們自己造成了深重的災難。西方在沒有治癒私有制毒害的時候就把自由釋放出來，這已經可以算是整個西方哲學、西方意識形態失敗的有力證據了。

在西方，他們習慣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極端的專制走向極端的自由。極端自由之後，左派就難以進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化，而右派更是不會改變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傳統。於是，西方無可救藥地走向了“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形態。其特點就是“去中心化”——去掉了除“私人資本”之外的所有中心。

而這種去中心化的操作顯然是錯誤的。“去中心”是錯誤的。用“自由”來掩飾，然後“以私人資本為中心”還是錯誤的。 

“道”的存在，或者説歷史發展規律的存在，都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種客觀性來自“物理規則”的客觀性。物理規則是人們無法改變，只能遵守的。只要人們想過好生活，就必須研究和遵循物理規律。由此，財富生產，經濟生活，政治活動，乃至歷史發展就必須圍繞物理規則進行，圍繞能夠揭示物理規律從而大量生產財富的方法進行，圍繞能把財富分配好，運用好的方法、制度和秩序進行。這就是從物理規律衍生出經濟規律、政治規律、社會規律，乃至歷史規律的過程。制度和秩序孰好孰壞，判斷標準的重要源頭在物理規律。 

由此不難看出，萬事萬物的運行是有“中心”的，而不是“去中心”的。“道”或“規律”在基礎層面決定了萬物的運行不是自由的，而是不自由的，甚至是專制的。在平等問題上也類似。這世間並沒有絕對的平等。對和錯不可能平等。符合“道”，符合“規律”不可能和違背“道”，違背“規律”平等。 

道和規律體現在萬事萬物的運動變化中。對於人類歷史來説，道和規律集中體現在那些能夠維持人類生活，維護社會良好運作的事物上。這個事物顯然不是“資本”。因為，作為自然資源的資本自己不會變成財富，而作為人類勞動成果的資本，自己也不會產生新增財富。 

財富是由“正確的方法和勞動”聯合生產出來的。所以，科技與勞動，或者説創新者和勞動者，才是人類社會的核心。沒有他們，財富不會產生，社會也無法存在。而沒有資本和資本家，社會依舊可以存在和發展。因為，自然物就在那裏不會消失。有創新者和勞動者就可以生產財富。把財富用於投資就可以形成資本。 

換言之，“創新依據”和“勞動依據”才是財富分配的主要依據。“資本依據”不應該成為分配的主要依據。它作為主要依據就會導致不公平的分配，從而毀掉經濟，毀壞安定的生活，直至葬送人類歷史。即，資本，尤其私人資本，不應成為社會運轉和歷史發展的核心。

當然，歷史發展的基礎是專制，它是有核心的，並不意味着“自由”就不需要了。人類對自由的需要源自“道”的晦暗不明和曲折起伏。 

正因為“道”是看不見的，不走直線的，所以人類才不能輕鬆地、明確地把握它，不能一勞永逸地抓住它，跟隨它。由此，人們才需要“自由”來進行多方向、多方式的連續探索。然後，自由就催生了“平等”的觀念。平等的意義就在於更好地探索“道”。 

但是，探索歸探索，嘗試歸嘗試，最終人們還是隻能依據“道”來生活。所以，摸索和嘗試的諸多“自由”最後會被收回，只讓符合“道”，追隨“道”這個核心路徑前進的事物得到生存發展的機會。其他嘗試則被摒棄，驅趕向社會邊緣，歷史邊緣，直至被剝奪存在的必要。

因此，“道”中，“規律”中，就包含了“中庸”的道理，“辯證”的道理。人類的所有意識形態，以及經濟、政治、法律……等規則、標準和秩序，都必須以“不自由”，以“中心專制”為基礎，但同時要保有靈活性，以便有限度，有智慧地運用“自由”。這就是中庸之道。 

“去中心化”只有在失去“道”的方位後才短暫使用。一旦再次找到了“道”，那麼“中心和專制”就會回來。因為，不符合道的事情，就是錯誤的、落後的、醜陋的……事物。它們不可能有自由，不可能不被“中心（即正確的、先進的、美好的事物）”集權壓制。 

正確的、先進的、美好的……事物，就是那個能夠恰當地運用物理規律，使自身穩定，健康，持久地運行，而不產生內、外部毀壞因素的事物。 

《中庸》裏説，“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意思是達到了中和，天地便各歸其位，萬物便生長發育了。這裏就隱含了集權與自由的辯證關係。

儒家思想產生於亂世，士人發奮努力尋求自我實現，取得功名的同時也有利於國家的發展。孔子作為小知識分子和小官吏，也沒有甘居平凡，而是努力想成為賢德之人，有大作為的人。所以，“天地位焉”雖然有各歸其位的意思，包含了集權和秩序的內容，但是早期的儒家思想並沒有很強的“龍生龍，鳳生鳳”的家庭出身觀念。孔子是知道周文王怎麼取得大位的。孟子也説民貴君輕。因此，“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是人身依附、人身約束才能良好發展的意思，而是依據才華，得到恰當的位置，獲得公平的回報，才能實現良好發展的意思。所以，儒家對集權的理解，對政治秩序的理解，對自由的理解，是基於“個人的能力被恰如其分地運用才符合“道”的要求，使社會健康運行”這一思想形成的。儒家的中庸思想，“致中和”，以及孔子對《周易》的深入研究，都説明儒家思想既堅守社會秩序，反對“去中心化”，同時又明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然後社會才能良好發展的道理。即，集權和秩序屬於“道”，而不是哪個人。能夠實現集權，維持秩序的人，只能是言行符合“道”的那個人。

儒家思想的這些特點顯然在西方思想史中是不顯見，不常見的。首先，西方古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宗教，是直接掌握政治權利的。教皇比皇帝權威還大。宗教思想説一不二。異教是不被允許，沒有什麼生存空間的。而儒家思想即便儒教化也沒有催生宗教國家。儒家思想一直與其他思想共存。儒家思想的開明程度顯然更好一些，比古代的西方文化更寬容、更自由。其次，西方在近代化、現代化的過程中有矯枉過正的問題。一邊是糾正宗教的極端專制，結果變成了自由主義的極端化。另一邊是追求自由的左翼運動，在轉換身份後又變回了過度集權的社會主義。

西方總是在極端之間變換，以“矛盾對立”的方法思維，缺少儒家的中庸思維方法。所以，西方解決不了私有制社會的週期性動亂，在實踐公有制後又陷入僵化教條的集權專制中，結果向無頭蒼蠅一樣失去正確的方向，走了回頭路，去復辟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社會。只有我國繼續前行，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將公有和私有，計劃和市場，集權和自由做了調和與融合，並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 

當代中國所取得的成績説明，無論什麼思想離開了“中國化”就不容易搞好。如果説儒家思想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形態，那麼“中國化”就不能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甚至主要就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

儒家思想沒有跳出私有制的藩籬確實是一個失誤和遺憾。它對中庸的闡述也不夠完善和精確，以致後世使用時犯了不少錯誤。這與儒家先賢沒有克服階級侷限性和時代侷限性有關。但是客觀來講，儒家思想內化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後，確保了我們在千年之後依舊是“廣土巨族”，文化一脈相承。這樣的例子在全世界沒有第二個。 

其他國家要麼有廣土，沒巨族，廣土多是荒涼之地，要麼有密集的人口，但是小國林立，政治關係鬆散，缺少廣大且統一的社會合力。這些都説明在沒有儒家思想的地方，人類社會更不容易擺脱私有制的桎梏，更不容易取得真正的歷史性進步。這附帶着“自由”也無法廣泛，持久，健康地得到實現。而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在沒有儒家思想的支持下，也很容易走偏走錯，非死即殘。因此，儒家思想對世界歷史的發展，尤其對時代先鋒——社會主義的發展來説，是十分重要的。它正以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範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人類歷史，為社會主義運動，提供模板和根據地，提供燈塔和火炬。

總之，西方資本主義的舊病再次復發，要重演歷史悲劇。而西方的社會主義已經失敗，私有制已經復辟。目前只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還保持活力，堅守社會主義的理想，堅持公有制的歷史地位，並維持住了歷史要從私有制時代向公有制時代轉變的大趨勢。 

在這個過程中，儒家思想帶來的“中國化”力量，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對於儒家思想不能簡單草率地進行批判和拋棄，而是要客觀、理性、辯證地加以分析、判斷和運用。既要將它與私有制聯合起來認識，也要將它與私有制分開來認識，這樣才能將它的歷史作用、歷史意義和歷史價值完整完善地呈現出來。然後，人們會發現它不僅在數千年的私有制意識形態中名列前茅，而且還有跨越千年，跨越不同時代和社會形態，一直為人類提供重要智慧支持的獨特先進性和進步性。 

社會主義，説白了就是儒家“大同世界”的現代版本。中國要想走向光明的未來，世界要想擺脱現代西方的極端思想、變態思想、宗教思想、邪教思想……等對歷史發展的阻礙，就必須明白人類思想“中國化”的重要意義。也就是世界上的思想都要研究和借鑑中國思想，尤其是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古代“百家思想”，去粗取精，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因為只有中國思想在私有制歷史中建立並維持住了“廣土巨族”的社會形態。這種社會形態雖然還不是大同社會，但是相比較於其他思想來説，更接近“大同社會”。中國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在實踐中比其他文化更有利於維護公平，彌合矛盾，建構秩序，維持統一，並較長時間地保持和諧。這已經被數千年的文明史之後，只有中國基本保持了“廣土巨族”這一形態歷史性地證實了。 

並且，當代中國以“廣土巨族”的身份走進公有制時代後，沒有像許多國家那樣退回到私有制中去。這種堅定地要把“廣土巨族”推入社會主義時代的國家也只有中國。而廣土巨族的治理經驗與公有制社會主義結合後，才真正為“自由”打開了歷史大門。 

“自由”只有在社會主義中國化之後，在借鑑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之後，才能在大同世界裏，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裏，得到真正地、良好地實現。 

參考文章：

《百年變局的經濟、歷史和哲學內涵》

《人類歷史並未現代化》

《近代中國落後的原因與歷史發展的“節奏”有關》 

2024.11.09